独啸天 名博

科举、高考、中国教育制度

       从表面上言，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取士制度和现代高考制度，没有任何相同或相通之处。然而，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从精神思想内涵方面而言，延续了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制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方式和教育传统体系，尤其是国家政府兴办教育的思想神髓和兴办教育的最终目的，没有任何改变。

第一节   科举

       再读《儒林外史》，……当六十多岁、久困科场的周进，看到贡院的号板，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人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周进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当中举后的周进回到乡里，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就在几天之前，汶上县的人，谁也没有把周进当着一个人物……）

        ……去乡试时，范进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夫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出了场，范进即便回家。家里已经饿了两三天。被胡屠夫知道，又骂了一顿。

      ……范进不看便罢，看过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胡屠夫作难道：“虽然是我的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胡屠夫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痛将起来，自己看时，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

       ……胡屠夫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夫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胡屠夫）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范进：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的母亲因突然变为富贵，太高兴激动，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在中学的语文教科书里，就有《范进中举》的节选文章，当时老师讲的主要是针对范进在五十四岁时中举后，高兴激动而变疯了，却没有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做些介绍，对范进中举为何变疯，没有阐述。老师讲课时，仅仅是语焉不详地鞭笞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中国历代的读书人，他们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货与帝王家”。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统治的社会里，帝王选择“任人唯贤”的标准，是符合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统治的要求，因此历代读书人只能把自己，变成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的忠实的精神走狗，以符合“货与帝王家”的基本要求。科举制度就是在这种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的土壤里面的必然产物。

       科举考试制度，诞生于隋朝，发展于唐宋，在明朝时正式定型，清朝沿袭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隋、唐、宋初，科举考试主要以诗、赋、文章为主；北宋中期开始、南宋、元朝则以文章为主；在明清时代，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文体。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内容，仅仅限于儒家经典。

       在等级森严、儒家封建神权主宰一切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一个特殊的阶层——儒士阶层。儒士阶层在中国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社会里，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例如，儒士阶层不需纳税，享有政府官员的待遇，普通百姓对他们必须礼敬……

        在唐朝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处于底层的“刍狗”百姓，想进入儒士阶层，唯有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唯一的途径。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即“一举成名天下闻”后，他们立即享有儒士阶层的各种特权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例如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极端贫困的范进，在他中举前，岳父胡屠夫可以随意辱骂范进；中举后，胡屠夫立即毕恭毕敬地称范进为“老爷”……胡屠夫对待范进这种前倨后恭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是等级森严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社会里的必然产物，并非源于胡屠夫是一个势利小人，整个中国历史社会都如此，即所有的中国人都如此。

       而生活在中国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社会底层的周进、范进，他们一旦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儒士阶层后，他们的社会处境立即提升，犹如从地狱进入天堂。像周进这种始终处于社会底层的、赤贫读书人，一生都在为科举考试而埋头苦读、努力奋斗，六十多岁了，连一个秀才都没有考中，当他看到贡院里的号板，能不发狂吗？像范进这种处于社会底层的、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缺衣少食的读书人，一生都在为科举考试而奔波，当他中举后，能不激动高兴得发疯吗？

       在周进、范进的精神思想意识里，仅仅存在科举考试。他们真正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例如，范进连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苏轼都不知道，更不必说其它了。因此像周进、范进他们反常的行为举止，是等级森严的中国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社会里的必然产物。这应当是吴敬梓的据实描写，不是小说家的夸张笔法。而且，当极端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范进中举后，荣华富贵随之到来。“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第二节   高考

       高中时代，每当新学期开学的一、两周内，我的物理老师总是绘声绘色地，重复他的两个同村、同社的女学生的故事：一个出身于村干部的家庭，比较富裕；另一个出身普通农民，家庭比较贫穷。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学生，长相漂亮，酷好打扮，却不喜欢读书学习；出身贫穷家庭的女学生长相普通，读书刻苦用功。高中毕业，酷好打扮的漂亮女生，没能升学，回到农村；长相普通的女学生经过几次高考，最终考上大学。

       几年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女学生，穿着气派，带着英俊潇洒的城市里的丈夫，在回家探亲的路上，遇到当年漂亮的女同学——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村妇：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背篼里背着两头小猪准备到集市上出售……在她们聊天的过程中，村妇怀里的哭闹不休的小孩拉了一泡尿；背篼里的“叽哩哐啷”叫的小猪，拉了一泡屎……当年的漂亮容颜和酷好打扮的习惯都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不可考证，但是它有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土壤。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城镇和农村存在巨大的等级差别，这种差别简直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氛围里，在城镇人口的眼中心中意识里：农村人就是“贫穷、龌龊、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几乎没有城镇人口的女青年下嫁给农村男青年，只有在城镇娶不到女人的男人，才会娶农村户口的漂亮的青年女子。

       当时从农村户口转变成为城镇户口，对于一般的农村家庭而言，简直就是“难如上青天”。唯一的希望就是两条路：一、参军，通过军人生涯转为职业军人，但是绝大多数农村籍军人仍然会回到农村“修理地球”，因此从参军的途径转为城镇户口的几率极低；二、升学，在初中毕业时考上中等师范学校、或中专等，在高中毕业后考上中专、大专、大学等。因此，中考、高考升学，这是农村人转为城镇户口的唯一希望。

       然而，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体系一直向城镇倾斜，广大农村地区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水平，远远低于城镇。而且，国家高校的招生政策也是向城镇倾斜，农村地区的考生考试成绩分数，需要远高于大城市的考生的考试成绩，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农村学生考学的困难！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农村学生，如果从小学开始统计，最终能够考上“国家铁饭碗”的，不到百分之一！例如，我所在的村小学，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启蒙小学生，最终考上“国家铁饭碗”的不到十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比喻，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学生而言，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因此，对于偏远山区的农村学生而言，如果立志以升学的方式，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的命运，那么，读书就是一场费时持久的战争。他们就必须从小学开始自觉努力读书，而且遵循的是一种“野蛮”的自然淘汰法则。

       由于农村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营养严重不良，读书学习的压力超大，从初中开始，我的许多同学的身体就开始吃不消了，各种慢性疾病就开始发生，最常见的是“神经衰弱症”。到高中毕业的时候，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学生得了“神经衰弱症”。然而，这些生病的学生，他们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努力读书……他们只能自我安慰，等到考上“铁饭碗”后，在高等学校里养病……

       在漫漫的艰难坎坷的求学之途中，出现许多可歌可泣、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现象，他们要么成为后继者的楷模，要么成为后继者的反面教材。例如，我的一个中学校友，参加五次中考，最终考上中师；我的一个中学女校友，参加七次高考，进行“八年抗战”，最终考上大学（那时是两年制高中），他们的精神动力一直鼓舞着后继者；我的另外一个中学校友，他参加四次高考，最后一次的高考分数，超过四川省规定的重点院校分数线，却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在九月初选择跳河自尽，没想到他自杀身亡的第二天，其家人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些现代版的“周进”、“范进”的悲剧凄惨性，远远超过周进以头撞号板，哭得口吐鲜血；更超过范进中举后，欢喜而发疯……（当我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我的家人时时刻刻注意着我的行踪，我自己知道他们是在担心我可能“想不通”而“自杀”……因为流传着无数起高考落榜者自杀的悲剧事件，让家长们人人自危）

       像这些悲喜剧，在偏远山区的学生中时时刻刻地发生！我有许多同班同学，他们经过七、八年“抗战”，最终没能考上“铁饭碗”，他们的悲惨人生怎样？因为天各一方，我没有他们的任何音讯……因为流传的大部分是最终“跳出龙门”的故事。有些长期“抗战”的校友，他们的同班同学师范专科学院毕业后，成为他们的补习辅导老师……

      生存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地方小官吏横行霸道，各种各样的“摊派”、“乱收费”蔚然成风，老实巴交的农民们面对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听天由命、忍气吞声……“贪污腐败”已经是农村农民默认的“社会法则”，农村土地上的出产总和，还不够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打工赚钱来养活家人……农民们生活在城镇居民不可想象的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如果农民家庭中有人读中学（初中、高中），这个家庭必然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节衣缩食，来供养“中学生”。

       这些“长期抗战”的农村“考霸”们，他们自己背负着怎样的精神压力，不是“道中人”，很难领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如果说他们的精神思想意识里时时背负着“泰山”，则毫不夸张，而名副其实。一旦他们的最终希望完全落空后，精神崩溃则是必然的结果。

第三节  中国的教育制度

       自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王——黄帝，把“教化治国、礼仪兴邦”作为治理中国“刍狗”的核心主要的方针政策，逐渐形成一套“教化刍狗”的教育制度。儒家圣人孔夫子，把这种教育方式发展和完善，因此，孔夫子被尊为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

       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夫子的儒家经典、教育方式和教学精神，就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基础。

       在西周以前，所受到教育的对象，主要限于贵族、官僚子弟。从春秋时代开始，所受到教育的对象，开始面对社会各阶层，但仍然主要限于贵族、官僚、富裕人家的子弟（奴隶除外）。真正把受到教育的对象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是确立科举考试制度的唐朝，在以后的历朝历代，社会各个阶层，都是接受教育的对象，但是奴隶阶层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

       1905年，清朝政府在大臣张之洞的建议下，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完全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考试方式，兴办欧美式的各种学校。但在教学内容上，仅仅是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增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到1927年前，中国各地的各种学校，大多仿效欧美的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对教学内容没有多大的限制，因此中国出现了昙花一现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潮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各个校园里传播。

       从1927年到1949年，中国各地的各种学校，大多仍然仿效欧美的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对教学内容没有多大的限制，但是对于各种思潮有了一定的限制，中国内部的两大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等，都出现了“思想警察”。

       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各地的各种学校，成为国家的统一财产，被共产党统一管理。教学内容受到共产党的价值观的精神思想意识的束缚，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共产党统治的的其它一切思潮，均被铲除殆尽。中国确立中考、高考等考试制度。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考试制度被废除。直到1977年底，才开始恢复中考、高考等考试制度。

       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都是为历朝历代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儒家封建帝王家族的神权统治服务。因为朝代不同，帝王家族统治的姓氏不同，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上，也会做出相应的修改。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中国“刍狗”的精神思想意识，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方式完全一致，因此这种修改是非常有限而且简单。例如，汉朝的教育，是以对刘氏天下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唐朝的教育，是以对李氏天下歌功颂德为主要目的；明朝的教育，主要是对朱氏天下歌功颂德、维护朱氏皇家统治为主要目的……

       当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后，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都是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统治服务为主要目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是以维护毛泽东个人神权崇拜和神权统治为目的）

       中国历朝历代都对优秀的读书人，给予崇高显赫的社会政治地位和许多特权。而这些受到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儒家经典教育的读书人，他们的思想文化意识，完全被控制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紧箍咒”之内，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统治。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读书人，他们完全被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所武装，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货与帝王家”。

       现代中国的教育，从本质上言，延续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育制度、教学体系、教育精神、教学方式的精髓，虽然废除了儒家经典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教学而已，其实质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为核心教育目的。这与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治国理念完全一致：“教化治国、礼仪兴邦”，“造舆论”，就是这种教育方式的主要表现形式。

       现代中国的高考制度，实际上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政治科”考试就不必多言，“语文科”的命题作文的写作方式，实际上就是“八股文”的现代翻版。这两项的总分高达一百五十分，超过总分的五分之一，任何一个考生都不能忽视。而且现代中国的教学方式方法，完全延续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方法，考生只能死记硬背教科书上的“知识”，不能有自己的精神意识，标准答案是唯一、正确的“真理”。所以现代中国的中学、大学等毕业生，他们除了掌握部分的现代科学技术，他们完全被共产党的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所武装，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能力，没有创新精神，他们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货与共产党”。

       从1998年起的现代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对偏远地区的农村学生而言，不是福音，让他们失去努力读书的原动力。高额的学费，高昂的付出，却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找不到相对应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绝大部分是出身于农村的孩子；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大学生，他们只能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工一样，从事非技术性的工作；更不必说能够在权力垄断的官场上，混个一官半职了。

       现代版的“周进”、“范进”们逐渐走入历史，也彻底地消除了农民们的最后希望，他们的户口永远只能在农村，他们的子子孙孙只能忍受城镇人口，高高在上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