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到達澳洲的華人

• 雪梨唐人街雜錄 (3)

之所以起這樣一個標題，是源於我們所說的誰是華夏文明的始祖一樣，得有個探源。

華人旅居在印尼群集及爪哇一帶是早在13世紀左右，這些華人有沒有可能也曾到達澳洲，即使有若干證據卻沒有形成證據鏈，在史學家而言是沒有用的。時下更有無知之徒聲稱“澳洲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份”，聽聽也就算了。

麥世英，通常被稱爲“澳洲第一華人”（ 麦世英是在1818年2月24日乘运载茶叶的“Laurel”号船到达雪梨的Port Jackson港），意指最早在澳洲生活的中國人。對於麥世英是否是澳洲第一個華人，有人曾經質疑，卻沒有能提供公認而合法的證據，這與麥世英不同。麥世英是到達雪梨港口的何日何時何地都是清清楚楚的，至於結婚生子的記錄及證據仍存在省的歷史博物館中隨時可查，子女的情況也有一連串的證據鏈。

在追索誰是第一個抵達澳洲的華人中，發覺是早在1809年已經有3名華人在當年的副總督簽發的離境中出現過。

所截圖中的三個華人並沒有姓名，也沒有所居之處，但確實較麥世英來澳洲的時間為早。

在1814年也有9名華人出現在英文報紙上，也沒有更多的資料提供。

或許他們的資料仍沉睡在澳洲的檔案中有待發掘，也或許在某個角落難以讓人發現，當重見天日之時，又是改寫澳洲華人史的時候。

1821年之前是澳洲最困難的時期，糧食最初是由英國及其他殖民地運來，食用水除靠天外得用白矾沉積使用。假如說1877年到1821年是澳洲的軍管時期並不為過，因為除了被英國配備的建築及宗教等人才外，不是駐軍和他們的家屬，就是囚犯了。

當年罪犯在英國被押送到雪梨，其間經歷了250天以上的海上顛簸而存活抵達的（部份在途中病死），首先是送到雪梨殖民地的海德公園兵營（現在的12 Macquaries Street）。海德公園兵營在1819年建成，開並始作為監押囚犯的地方。

主樓的地下是辦公室，上面有9個房間分別可囚禁50或100人（其密度並不像現在所展示的那麼寬鬆），最高紀錄是囚禁1400人。

囚犯被送到海德公園兵營後，經辦公室登記在殖民地的入境紀錄後，再分配給需要他們的人（包括在殖民地的官兵及有自由身的居民，因為他們都有配給的土地而需要勞動力），被分配的囚犯會記錄在他們的自己的檔案中，所以每個囚犯是有案可查。

被囚犯分配後，由他們的主人領走，並由主人分配工作。其間如果有任何不當行為或離開主人土地以外的地方會因玩忽職守而立即受到鞭刑。主人認為該囚犯不宜使用時會將該囚犯送回海德公園兵營來交換新的囚犯來工作。所有剛到而暫未分配或重新等待分配的犯人會押送做殖民地的公共工程（包括砍樹﹑建房或修馬路等等），重罪的囚犯會帶著鐵鍊來工作的。

或者我們可以從最早年的雪梨地圖（該地圖所標的時間有誤，應不早於1790年）可見當年的環境：

在現時雪梨商業中心的地方能看到的建築物只有三部份：總督府軍營及碼頭。能有可能讓華人有立足的地方不可能在這裡，一如麥世英是遠在24公里之外的Parramatta。

1807年的雪梨已經大變樣了：

從上圖可見已注定了雪梨後來百年的開局：

行政及商業的主要地區在圖中(a)的地方，也就是現在Hyde Park到環型碼頭的部份；圖中所見的大片作物生產區域，下端是目前Marrickville (b) Alexandia﹑Waterloo (c) Zetland到Mascot (d)；圖左上角也有兩片作物生產區域，分別為Haberfield及Five Dock一帶(e) (f)。然而由於氣候和土壤的關係，不論是上述所見的作物區及遠在Parramatta的Rose Hill，1790年的收成還不足來年種子的數量（ Joseph Fowles：“Sydney in 1848”， https://gutenberg.net.au/ebooks06/0600151h.html）。為了糧食能自給，1803年已在現在雪梨遠郊的Windsor及Camden開墾農地，1804年則在Castle Hill一帶（現在是華人聚居地之一）。

糧食的短缺，不得不將相當數量的犯人押往可能生產的地方開墾種植，道路的平整也需要犯人來做，故而此時的建築物不多，幾乎是以帳篷及樹幹與樹皮搭成的棚屋為多。

1821年英國同意公民自願移民澳洲，並承諾到澳洲後給予相應的土地讓他們謀生；同時更歡迎商人到澳洲投資，按投資額撥犯人供予勞動力。實際上雪梨的城市規模已見端倪。

在圖中可見從岩石區到現在的唐人街部份都有明顯的街道，街道兩側也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建築物，既有磚房，也有砂石的教堂等建築。

英國傳統中每個地方都有教堂，一如華人的聚首處必有廟宇。早年的澳洲囚犯是必須隨主人到教堂的，假如不去的話，會被主人“其間如果有任何不當行為或離開主人土地以外的地方會因玩忽職守而立即受到鞭刑。主人認為該囚犯不宜使用時會將該囚犯送回海德公園兵營來交換新的囚犯來工作”（ Joseph Fowles：“Sydney in 1848”， https://gutenberg.net.au/ebooks06/0600151h.html）。按這一傳統，華人也會隨其僱主前往教堂，例如麥世英結婚生子都在教堂。這有個好處，能迅速學會與英國人在語言上交流；這與1850年後來澳洲的華人不一樣，他們中間絕大部份人生活在華人的群體內，許多時候不得不依靠翻譯。

澳洲的人口統計是在1856年才有華人的統計數字，男性1800人，女性6人，合計1806人；但對澳洲本土的人口統計則早在1788年開始年年統計的。然而在1820年時的統計是含半個澳洲（當年僅得New South Wales一個殖民地政府），英國政府還不敢稱現時的西澳是它的屬地，西澳在當時的名稱是New Holland,原因是荷蘭人先到該地並命名，卻從來沒有打算經營。假如不是考慮安置英國囚犯的話，大抵英國人也沒有考慮經營它，歷史的詭異改變了澳洲這塊大地。澳洲其他地方就不必說了，連墨爾砵在1803年開始才有20人。

下圖是紐省的人口統計在1788年到1828年的數據（省去部份年份）：

在上述統計數字中，1815年到1840年間共約有58000人是自由移民者，佔總數的45.5%。

任何統計都有機會出現遺漏，例如在1828年就有4個華人乘船抵達雪梨，並受僱於兩個不同僱主。2008年Maxine Darnell 在2008年出版的“Indentured Chinese Labourers and Employers Identified: 1828 – 1856”一書中就列了出來，而數據來自1828年澳洲統計人口時的細節之中。

這4個人同是乘“Ephemina”船在1827年到達雪梨，其中Ahchun (1828年時為12歲)﹑Ahfoo (1828年時為38歲) ﹑ Ahlong (1828年時為24歲) ，三人均受僱於雪梨的T.G. Pitman；另外一個是Archoey (1828年時為24歲)，職業是木工Carpenter，受僱於Parramatta的G. Hewitt。

翻查雪梨當年的舊報紙，該船在1827年5月21日從廣州出發，所運的是茶葉糖絲綢等物，在1827年9月30日到達雪梨，在運送期間死去11個苦力Crew（見下圖）。

前面所說少量華人的來源地不清楚，然而這4人均來自廣州，也就是說即使滿清有防夷策略，也圍堵不了國人外出的路。華人在當時屬自由身，，在社會上的地位也高於當時的犯人，對他們的評價也為後來建議招收華人來澳洲帶來正面的輿論。

但不同點是自1790年7月始，凡在Parramatta附近授予土地“准予士官，如果单身，准予130英亩;如果已婚，准予150英亩;独身者八十亩，已婚者一百亩;被解放的罪犯，如果单身，三十英亩;如果已婚，五十英亩;在授予时，他们每生一个孩子，就额外增加十英亩”（ Joseph Fowles：“Sydney in 1848”， https://gutenberg.net.au/ebooks06/0600151h.html），囚犯刑滿後恢復自由身，就應該有被授予土地謀求的權益。麥世英是在他的僱主證明他願意留在Parramatta生活，要求總督授予土地，結果是僅得三十英亩，只因為他沒有歸化英籍而特許授予。

回過頭來看自有自由移民來雪梨所產生的變化，這50000人中有建築師工匠等等，20餘年間建起的建築物至今仍具震撼性觀感。附兩圖，前者是公共建築，後者是教堂。

當年被認為建築非常緩慢，原因是多方面的：部份原因是缺乏機械，這些建築要求構件間準確；石材是雪梨附近開採，其中一個大的石礦場在Balmain的Iron Cove Bridge橋邊，開採後用船運到現在的情人港上岸再運到工地（該石場一直空置到近20年才建高層住宅）。磚是在現在的皇家植物園靠Macquarie Street的地方建了個磚廠（該處現為草坪，地勢依然很低）。頭痛的是“缺乏石灰，石灰只能通过燃烧贝壳来获得” （ Joseph Fowles：“Sydney in 1848”， https://gutenberg.net.au/ebooks06/0600151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