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接近殷海光的心灵

 

“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接近殷海光的心灵

作者傅国涌

转载自學人Scholar 2022-02-17 23:14

1. 因为此文从微信上转载，格式较混乱，请谅解！
2.  关于殷海光先生，可能有些读者不熟悉，简单地说一下。殷先生（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949年赴台。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和启蒙者。也因此在台湾的戒严时期持续批评国民党政权而遭其打压而广为人知。他的著作很多，更详细的若有兴趣可在网上找到。

一．

      第一次去台北是2009年5月初，到达桃园机场已是黄昏，次日就去了殷海光故居，在台湾大学的旁边，温州街18巷16弄，我是温州人，看见这街名就感到亲切，小巷僻静，院子的门矮小而不起眼，房子也很低矮，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我低头进屋，一抬头就看到墙上挂着殷海光的大幅照片，他笑得那么灿烂。照片的下面有一句话：“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

    这句话，我在他的书中早就看到过，此时此地突然遇到，却有一种撞击心灵的强烈感受，从此便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年正好是殷海光先生离世四十周年，殷海光先生基金会举办系列讲座，当天就有一位学者关于殷海光思想的讲座，听众不多，年轻人更少，台湾已进入一个常态社会，世人的关注点也不在历史、不在思想上面。殷海光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他亲手在这里建起了一个让人羡慕的花园，他的妻子夏君璐称他是“愚公造山”，他们刚搬进来时，院子里到处是垃圾，一棵树也没有，他沿着院墙挖出一条河，取名“愚公河”（其实就是水沟），沿河种上一排树，水中也种了白色、粉红色的睡莲。挖出来的土则堆成了小山包，种上各样的树木花草，他命名为“孤凤山”，他在山头撘了个水泥台，还有一圈水泥凳子，那就是“殷夫子读书台”。山脚也撘有可以休憩的水泥桌凳，还有一个微型的游泳池，供女儿嬉水之处。他女儿说，有几个父亲用他的双手在繁华的台北市为他的儿女创造出这种天地。

     那是他们一家的乐园，清晨他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喝红茶谈天，看天上的浮云，赏他手种的玫瑰。月夜，他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亮的倒影，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的白杜鹃开在山坡上，满院都是茉莉花的香气。他们常常徜徉至深夜。这个院子对于他们一家的意义，尤其在他生命最后那些岁月的意义不言而喻。

    我曾在院中盘桓许久，在他手造的殷夫子读书台上闲坐。他当年种的树已长成大树，高入天际。我当时把院子里的植物名都记在一本笔记本上，可惜后来遗失了。夏君璐回忆，他种的树有圣诞红、咖啡树、榕树、桂树等。我看到的还有高高的椰子树，四十年过去了，也许有些树不是他手植的。但院仍是当年的院，在他1969年离世之前，十多年间，特别是那些最艰难的时光，他在这里呼吸、思想、生活，他在这里和家人一同享受小小的欢乐，看愚公河里的睡莲开放，闻孤凤山上的桂花飘香，最终他的身体被疾病、被残酷的时代吞噬了，我却真实地感受到一个高贵而不屈的灵魂依然活着，透过他的文章、他生平的所思所想与我们同在。他自称像一只寂寞的蜘蛛，躲在一个小角落里，结一个小网把自己封起来。1968年4月，他在写给卢鸿材的信里说：“我安于在这个院落里读书，写作，沉思，看朝阳，望明月，独自徘徊，凝视白云舒展。我觉得我也许属于过去，或者属于未来，但不属于目前。目前的种种，跟我愈来愈疏远了。这个样子的社会，不需我这个脱节的人，我也实在无法参与这样没有灵魂的社会。然而，我并不对人类绝望。我愿意为着人类的未来作思想上的努力，努力的奉献自己的心灵。”

     一个有灵魂的人是不受时代拘束的，在未来的世代依然能激起久远的回响，他的盼望没有落空。这个小院子，进进出出，人似乎不多，但是敬慕他并理解他的人，才是可能走进他心灵的人，是他所要等待的人。

二。

     去年中秋，我第二次去台湾，两次造访殷海光故居，第一次是星期六，门关着。满院的绿色却溢出了墙头，相隔六年，蓝色的小门是我熟悉的颜色，旁边的邻家墙头开满了鲜花，小巷寂静，仿佛殷海光还在里面，正在午休，或在读书，我突然觉得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了几天，我又一次走进这个院子，屋内的留言本上有许多来自海峡两岸的参观者写下的留言。我翻了一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自由”——“自由来之不易，失去却容易。殷先生的话言犹在耳。”“自由并非凭空得来，谢谢你的贡献。” “自由是代代人追求的，也感激前辈的努力与牺牲。”我也顺手留下了自己的敬意：“自由的伦理基础有而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殷海光先生仍在说话。”

     墙上那张殷先生笑得灿烂的大照片还在，屋外的阳光也正灿烂。我看到他于1966年8月15日写给台大校长钱思亮的信稿，有很多红笔或粗黑笔修改的痕迹。这正是他被迫离开台大前的心灵自述，他在信中写道：“我对于我所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在我心灵最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因此，对于参加任何群式活动我都缺乏兴趣。我只渴望到那遥远而静僻的角落著作沉思，作着心灵的安息。”

     他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抗者”，他说自己思想复杂而心思单纯，而那个时代，严酷的政治环境不仅容不下一个反抗者，连他这样的思想者也容不下。他早年在南京《中央日报》执笔，成为令《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头疼的对手，1950年代他长期在《自由中国》写政论，为国民党当局所忌。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跟政治有关的人物，尽管多年来他给世人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他在写给卢鸿材的信里说：“这真是一河水也洗不清的冤枉。不错，我有我在政治想念上的选择。年来我对政治学理也发生一点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但是，这纯粹是把它安排在人类的前程里所作的努力。我也写过有关政治思想的零星小文章，也同若干高谈民主自由空论的人士发生关联，也痛骂过我不喜欢的种种说教。但是，严格说来，这一切的一切，书生式的感情发泄的成分居多。谈不到深厚的学理阐发的。无论怎么说，我这个人不具备从事于政治的任何条件。而且，现实政治的一切我都厌恶。就中国而论，至少近几十年来，各种政治买卖的布景有的颇为堂皇。可是，一看后台，无一不是‘人欲横流’。这种买卖和人事，绝对不是稍有书生气息的人所能碰的。”

     他所走的从来就不是一条反抗者的道路，而是思想者的道路。他所念兹在兹的是怎样保持思想上的纯洁和独立。1967年1月10日，他给香港许冠三写信谈到自己的处境时说：“我的近况之形成，关系乎我个人的得失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这实在象征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没落，和写照着中国学术的悲哀史。如今在台湾，正和中国大地一般，什么真理，什么学术，什么师道尊严，什么基本人权，一碰到现实的政治权力，无不粉碎……我们要忍耐，要作长期奋斗，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在观念上从新铺路。”由他晚年留下的许多书信可知，他竭力在寻找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资料，不顾病体，想在这方面全力探索，没有观念上铺出的新路，现实中也不会有新路。

三。

     时至今日，我们正身临一个激变的时代。这一激变带来我们彷徨、郁闷、不安、无依无靠和进退失据，并且因之对身外之事冷漠。置身这样的情境，最大多数的人患着恐思症(Thinkingphobia)。他们对于关系着自己未来的一切怕去想。因为，他们觉得，去想这些问题，一点也想不通，一点也不能改善情况，反而使自己的剩余心灵更陷入迷茫的深渊。于是，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旋转。他们藉此遗忘过去，也回避不可知的未来。于是，他们失落在琐事之中，忽忽数十年，就这样零星消磨掉了。 1966年7月3日，他在《旅人小记》的自序中写下以上这些话。他并没有被“零星消磨掉”，而是承担了那个“激变时代”的重负，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没有排斥日常生活的细节，正是在那些美好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他感受着、体悟着“人理价值”的珍贵，“社会正义、对人的疾苦之关怀、人的尊严、求知的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旅行的自由、谋生的自由，种种等等。就实际情形观察，广大的东方社会距离这些人理价值之实现，真是还遥远得很。”当他说出这些话时，他连谋生的自由都失去了。自1960年《自由中国》半月刊被关闭、雷震等锒铛入狱之后，他已陷入困境当中，最终被迫于1966年离开台湾大学，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也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的罪名遭“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禁，申请“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六十美元的补助又不得，他在生活上真的已走投无路。

     但他始终没有被现实生活的细节所吞没，他的人生没有沦为“压扁了的人生”，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那些话，依然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没有沮丧，没有屈服，没有折腰，更没有自大和虚浮，而是坚守着思想的纯粹和独立。他谈知识和智慧，谈大脑和心灵，谈独立思想，谈当世人物，一点也不像一个生命垂危之人。他说：“在文化市场上叫嚣的那些人，都是时代的蜉蝣。我们要透过时代的雾，看未来。这样，更能显现知识的光芒。我们需要隔离的智慧，才能显现自己的独特性。”他说自己三十年来，像爬墙的蜗牛似的，付出体液，在思想的生命上蠕进。他认为生命是不断奋进的过程，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他说自己最大的特质就是能否定自己，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以前所写的都算不了什么。当他被政治权势隔离在那个小院子里，被癌症隔离在病床上，他却想到“隔离的智慧”。他说伟大的人物是不谈被迫害的。当他的论战对手徐复观赞许他：“无论如何，你所表现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他的回应则是：“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1969年8月24日，他在写给徐复观的信中说：
……就现实情况看来，今日若干知识分子的处境，似乎天小地狭；但就开辟观念和知识的新天地而言，则无限无穷。今日有心人最重要的事，在于树立一超越现实的自我，对外界的成败毁誉，颇可不必计较。

     不到一个月他就离世了，在极大的逼迫与困境中，他确实树立了“超越现实的自我”，不停地想开辟观念与知识的新天新地，只是没有完成。所以，他说自己不想死：
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时代环境的头脑。三十年宝贵的经验，没有能够写下来，真可惜。这也是我不想死的原因。
……我不想死，乃是对生命有所留恋，乃是一种自我的肯定——这个自我的肯定，不是局限于狭小的个己，而是扩张到自我以外天然的关切人类，是一种责任感，是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基于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被时代环境困住，哪怕落入了贫病交加之中。

     当此之时，海峡此岸，顾准也正在默无声息地做着与他相似的工作，他们所做的都是超越现实的，是不断地开辟观念和知识的新天地。这一切需要时间的证明，需要灵魂与灵魂的回响。我第一次读到殷海光这封信曾大受感动，他所说的“隔离的智慧”与他追求的“超越现实的自我”，让一个高贵的人，即使在一个黑暗时代里依然可以亮堂地活着。但那一刻，他已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其实，对于死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潜意识里都没有一点儿恐惧感。只是我得死不甘心，我的思想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

  四。

        1969年8月21日，他离世前不久，在病榻上口述了一篇《海光文选自叙》，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遗稿：
    “历史的转折”常常不是人智所能预料的。往往在一个时代，声光毕露的运动，不一会就烟消云散；又往往在一个时代，寂然无闻的大思想大观念忽然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震撼着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必须有学人的训练和学术的基础，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方向和重点，毕竟和学院式的人物不相同。这正像康德和伏尔泰之不同一样。 

 

      他的思想诚然是引起后人持久关注的原因，我却同样关心他的生活，尤其是他在台北温州街那个小院子里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不仅没有消磨掉他对时代的深思，反而滋润着他的思想，使他在艰难时世中，依然保持着思想的纯粹和独立。他的妻子夏君璐的基督信仰带给他和他家庭的安慰与祝福，是人们很少提及的，翻开他与妻子的通信，特别是婚后1955年他在美国访学期间，他们之间对基督信仰有过详细的讨论。他妻子曾回忆在他病重之际，他们全家三人一起面向窗前的祷告，他唯愿世界和平。他临终前对信仰的确认，让他的妻子满心欢喜。
    

    他喜欢好糖、好饼干、好红茶，也爱喝咖啡，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交际、不应酬，他在自己的小院里读书、著作、漫步，看朝霞、夕阳，看星星、月亮。爱因斯坦是他心目中完美的典型，头脑复杂而心志单纯，只求真理，不问其他，高兴起来会买一个纸杯冰淇淋边走边吃。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偶有客人来访，谈得投机，他会拿出饼干、红茶来款待，话不投机，他会看表暗示客人离开，如果客不知趣，他只好直言自己要工作了，绝不敷衍。他说敷衍足以腐蚀心灵。他始终看重心灵的感受，胜过其他的一切。

       1967年夏天，他与徐复观相约“一同散步，漫谈，听山林风声，看白云悠悠”。回来之后，他给徐写信：
散步，漫谈，呼吸大度山清新的空气，丰富了我的生命。而际此乱世，遇合又是多么不易！人的心灵是这样奥妙复杂而难以了解。

     他对生活的热爱，对妻女的真情，在在都让我们感受到他是一个心灵丰富的人，一个有着独立生命世界的知识分子。这个小院保留着他的生命气息，他们一家三口生活过的痕迹，那些水泥砌成的桌凳、水池，空间包含着时间，我在这个院子里虽已闻不到1969年以前的桂花香，却真实地体悟到一个生命穿越时间的存在，他的存在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意义。

五。

     死亡终究不可抗拒，殷海光于1969年9月16日去世时，雷震尚在狱中，多年后才得以安息在“自由墓园”。我第一次去台北，就特别想去那里看看，只是时间匆忙，未能去成。第二次赴台终于如愿以偿，从南港出发去自由墓园的一路，找路找了很久，经过深坑老街，到山上已是夕阳西下之时，蓦然发现墓前的桂花在开，天蓝云白，青山满目，寂静无人，殷海光与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国》的同人一同安息于此。
     他对于台湾的意义在他身后已得到充分确认，《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殷海光故居的开放都是证明。他追求的自由价值已在岛上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更在意的是他对于大陆的意义，他三十岁才离开大陆，他临终所说“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待”，显然不仅指台湾岛上，更是包括了整个中国。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他已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在一两百年来中国转型的途中，生于1919年的他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没有赶上“五四”，所以他自称“五四后期的人物”，但他还是有幸在西南联大享受学术自由的氛围，亲炙过金岳霖那一代学者的教诲。

     夕阳下，我凝视他的墓碑，雷震手书的“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几个字分外显眼。自由思想者，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定位。墓前青山，山外是海，隔海相望的老大陆常在他的念中。在他生命最后的年日，他内心说不出的想念西南联大的岁月，在昆明文林街的茶店里，在滇池边上，在山坡的松柏林中，与心灵契合的师友谈东说西。他想到一个寂静的黄昏，他和老师金岳霖一起散步，正在左右竞争激烈的时候，他问及哪一派是真理？老师没有直接答复，沉思了一会，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他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回答：“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二十多年后，经过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他才完全理解老师当年所言。他想追求的也正是成为这一类型的思想者。

     从温州街十八巷他“结网”生活的地方，到自由墓园他的安息之处，我总是想到他对当年西南联大师生问对的回应，他对故国山河的回望，他对苦难中国的忧心。这一切都是从他书生气息的心灵出发的，“在这样一个迷茫、纷乱、而又失落的时代，心灵的相通真实稀有而又十分可贵的事。……我们饥渴的追求心灵，真诚的心灵。”这是他晚年的话。在他身后，台湾岛上发生的可喜变化，也可以视为是对他当年心灵渴求的某种回应。

 

     在台湾的日子，几次寻访与殷海光有关的这些地方，我渴望的也是走近他的心灵，体会一颗曾经为人类、为中国跳动过的心灵。

2016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