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故事我的泪（连载二） ——《龍岸悲歌》一文写作过程及有关细节

/格利　  

 

（三）  

 

我伯外公何文运早年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内任职，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多年，民国18年即1929年曾任职梧州市公安局长，作为吕焕炎（短暂曾任广西省主席）的部下，后与广西军界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意见不合，与俞作柏杨义等桂系将领避居香港多年，后受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委托，做一些广西军政当局上层人物的分化工作，直至日军侵占香港前的1941年底方回广西公营第一矿即南丹大厂锡矿任主任职。 

 

伯外公的冤死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即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前。 　　

 

1944年10月，黔桂交通基本断绝，滞留柳州的万余难民大部以乞食为生。当年广西省政府将全省划分为桂东、桂北两个行署区，代行省主席职权。行署范围内的军政机关，均由行署指挥。桂北行署主任由柳州专员尹承纲升任。桂北行署、 柳州专员公署、桂柳师管区先后迁到罗城三防、龙岸、黄金。 　　 

 

1944年11月，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第十一军的一个师团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加上伪军，共计约3000人，兵分两路，其中一路1000多人往西入侵天河县（现罗城县天河镇），另外一路也是1000多人往东入侵罗城县。 　　 

 

1944年11月22日，天河县城沦陷。  

　　 

国难当头，大兵压境。我伯外公为保卫乡梓，临危受命，1944年12月13日出任国民政府桂柳师管区副司令兼任罗城县县长职务。 　　 

 

三日后，12月16日罗城县城不幸也落入敌手。 

 

一九四四年秋，湘桂告紧，日本侵略军即将侵入广西之际，桂林、柳州一些国民政府的机关、学校疏散迁移到罗城的龙岸乡。当时柳州专员公署驻在龙岸的地隆、地旺两村，后来县城沦陷。罗城县政府也迁到龙岸来。 

 

当时国军四十六军和九十三军曾先后驻扎龙岸，但时间不长即从龙岸撤走。桂北行署则一直撤到罗城最偏远的大后方深山里的三防乡。 

 

龙岸地区一时住满从外地疏散来的大批难民，当时粮食和食盐的供应是一个大问题。 

 

毗邻融县被日军第二次占领之后，龙岸的形势更加紧张，广大群众迫切希望抗日保卫家乡，各乡村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自卫队。 　　 

 

在此时刻，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的桂北行署主任尹承纲[5]、柳州专署专员倪仲涛[6] 强令罗城县政府征缴大量粮食和食盐并要派民夫运至三防。 

 

县长何文运考虑大敌压境，交通断绝，民不聊生，粮食及食盐是民众生活必需品，前段时间不少军队过境已征用过度，再征有很大困难。何况龙岸到三防山路崎岖，当时群众四散逃难，人心不安，要征派民夫谈何容易。何再三请求行署和专署留在龙岸与县府共保乡土，就近供给行署和专署必需的粮食和食盐，合情合理，问题不大，但确实无力将大量粮食和食盐运往三防深山。 

 

他激愤地对尹、倪等官员说到：“想要军粮，请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嘛！” 　　 

 

作为军人，身经百战的何县长认为日军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打到龙岸来（后来事实证明何的估计是对的，日军以后始终没能打到龙岸来）。因为当时是抗战末期，日军的战线拉得太长，同时入侵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缅甸、锡兰和泰国等国，兵员明显不敷所出。而经过珍珠港事件，当时美国已经参战多时，日军疲于奔命，早已是强弩之末。中国民众响应国民政府的焦土抗战的指令，觉得已是退无可退，与其继续向深山仓皇撤退，不如就地抵抗日寇。各地各乡已经自发地成立了抗日自卫队准备就地抵抗，与日本鬼子拼了，与守土共存亡是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不料，何县长的这番有分析、有道理的观点和表态却触怒了尹承纲主任和倪仲涛专员等人。 　　 

 

尹、倪等人知道何县长资历不浅，秉性耿直，又是罗城当地的望族首富，他出任县长完全是出于保家卫国，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故敢理直气壮地顶撞和违抗行署和专署的命令。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这一天阴云密布，刮着冷冽的寒风，天空飘洒着令人讨厌的小雨。 

 

尹、倪等人经过整夜的研究，便以专署的名义谎称要在龙岸开会，通知何县长参会。 

 

何县长骑着的白马在村前湿滑的青石板桥上趔趄了一下，极不愿意往前走，马夫赶忙抓紧了马头的缰绳。村头那颗落了叶的白玉兰树上站着几只老鸦，凄厉的叫声预感着可能有什么事儿将要发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