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轶事
平凡人生活中的趣事，或引起不平凡的你的共鸣
凡人轶事 之 高利贷
文／剿匪出关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卷入了较深的派性斗争。我市1967年7.19 夺权运动的公告，还是出自父亲之手。夺权运动很快发展成了武斗，父亲就觉得不对劲了。在外公和母亲地鼓励下，父亲决定退出派性斗争。那月正好我刚出生，父亲就以“要照顾新生儿”为理由，没有去武斗，算是彻底地从派性斗争中脱离出来，成了无派人士。
父亲对这段经历，说得很少。我知道，这是父亲的一段痛，是父亲十年不得志的根源。我隐约记得父亲说过，不管当年哪派当权，都不会提拔他。原来的战友，视他为逃兵叛徒。原来的敌人，因为他写过的公告，对他也没有好感。父亲得到了心安，不需要再违心地去整人夺权，但也得到了十年的冷板凳。从67年到77年间，父亲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写新闻稿。
当父亲的名字，作为新闻稿的作者，越来越频繁地在省报，省电台，甚至人民日报，半月谈杂志出现的时候，父亲开始得到当时的市委书记朱先生的赏识。很多人开始喊父亲“曾科长”， 而父亲每次都要解释：“我不是科长，我就是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的干事！”
80年代初，省日报想调父亲去工作。朱书记坚决不放人，其理由是要留父亲筹办市日报。作为补偿，朱书记破格任命父亲为副总编，副社长，从无官职直接到了副处级。
我记得市日报发行的第一天，父亲和他的同事，亲自上街卖报纸。那天，父亲回到家里，还激动地和我们讲起市民争先恐后地买第一期市日报的热闹场面。
市日报成功地办起来后，父亲开始有了所谓的权力。找父亲办事的人也多起来了。父亲始终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不接受任何金钱和贵重礼物的贿赂。原则上能办的事，不用送礼，也给你办。原则上不能办的事，送再多的礼，也不会要你的礼，也不会办你的事！”
我记得84年暑假的一个傍晚，有位30岁左右的男士，找到我家，说要找父亲谈谈。当时父母不在家，他坐了一会儿后，说要送我一个公文包，作为我考上大学的贺礼。我坚决不要，说我父亲每次出去开会，都要带回一个新公文包，现在家里的公文包都堆成小山了，哪里还要他破费送一个公文包？
那人道：“我是化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我想上夜大，拿个文凭。但工厂三班倒制度，使得我无法上夜大。我求厂里，准许我只上白班，这样我就能读夜大了。但厂里坚决不同意。我后来找到你父亲，说明情况后，你父亲給我们厂长打了电话，厂长就同意了。我是来感谢你父亲的。你父亲和我素不相识，却愿意帮我，我非常感谢。就一个公文包，不值什么钱，请务必收下。”
我一想，确实，就一个公文包，也许是他在哪里开会得的免费赠品，那就收下吧。他离开后，我打开公文包一看，里面有一块手表和一张发票。我连忙追了出去，在大楼门口追上了他后，我把公文包和手表还給了他。我说：”如果我父亲知道我收了这块手表，肯定不高兴。请你拿回去。”
父亲回来后，我和父亲说了这事。父亲坚定地说：“你做得对！人不要贪小利而失大义。”
又记得90年代中，报社修宿舍大楼的时候，父亲已经是总编辑和社长了。很多包工头找到父亲，送来各式红包，并许下各种好处。有的甚至承诺用工程款的5%在他处給父亲修一栋房子，保证没有人知道。
父亲拒绝了所有的贿赂，公开招标，并从外面请来了五位议标专家把关。招标合同里，对各种建筑材料的质量，比如，必须用哪个厂家的哪种水泥，哪个厂家的哪种钢筋，等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最后中标的建筑队，按照合同认真施工，使得宿舍楼如期完成，还被评为了省优工程。
宿舍楼验收后，建筑队的负责人，来到父亲家，拿出一个两万元的红包，要送给父亲。他说：“曾老总，我这不算是行贿，因为我已经不求您办事了。从中标到完工到拿到全额工程款，您没有收过我一分钱的礼，也没有喝过我一次酒，也没有吃过我一餐饭 。这是我承建的最舒心的工程！不用扯皮，不用送礼，不用求人，只要按合同认真做。我很开心！这两万元钱，是我得的省优工程的奖金。我用它来真心地谢谢您！请务必收下。”
父亲想了想，道：“您这是给我放高利贷啊。您想想，如果我收了您这两万元钱，那么，我每天都心不安。半夜三更，警车一响，我就要担惊受怕。这样，起码少活五年。就算我一直是现在这三万块钱一年的工资，五年就是十五万啊。我现在收您这两万，将来损失十五万，您这不是高利贷害我吗？”
那负责人听了后，喃喃地道：“您都这样说了，那我也不好意思送了。”后来父亲退休，接受市纪委鉴定的时候，这件事被调查后，被市纪委写进了公告。市纪委对父亲的“高利贷”理论评价很高，认为这是非常有智慧的见解。
这“高利贷”理论，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听父亲说。今天和父亲视频时，我就记忆中的一些事情，向父亲求证，好写这篇文章。我以前的印象中，只记得父亲曾经轻描淡写地说过，在宿舍工程招标过程中，他拒收了很多贿赂，但从来没有透露过今天这样的细节。
还是那句话，我非常开心我能写这个《凡人轶事》系列。这使我有机会更深地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的智慧和人格，是我人生路上的指引，我要好好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