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忻鼎亮：中国科大的”雄狮“和“井冈山”

中国科大的”雄狮"和“井冈山”

忻鼎亮（645）

在以往文革回忆的资料中，每谈到 1966 年“十二月黑风”，多数人都认为是指“联动”发起的炮打“中央文革” 的一系列事件，其实这一说法是不完整的。大约在那年11月，起初追随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中已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救世主”产生了不满，私下里议论不断：“中央文革比那些老干部还要跋扈”、“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在地院、北大、清华、科大的造反派大学生中都能听到这类的批评声，其代表是地院的朱成昭和科大的“雄师”。朱成昭是当时的首都三司的司令，名声、地位都比较显赫，但他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他在地院东方红两个核心战斗队（“高旗无畏”、“八八”）小型会议中，多次批评中央文革。（因笔者对这些情况了解不够，不能进一步详细述谈。）

科大“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不满中央文革言行的大学师生组织起的一个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其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当时叫朱军）、周平（6431）、冯正永（6443），朱是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有思想，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创办的油印刊物《孙悟空》强调运动中的大民主，认为对领袖人物的批评不应该是有条件的；周平是科大较有名的学生造反派，在运动初期，曾孤身冲上台去打断党委书记刘达所作的动员报告，其后又造工作组的反；冯正永是该班的学生干部，在工作组期间，曾受过不公正迫害。周、冯二人在科大广大师生中均有良好的口碑。在他二人的影响下，这两个班的一些同学高玉敏、王芸莉和许大正、姜作勤等都参加了"雄师"。

该战斗队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成立后的1967年元旦，就贴出首篇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不但贴在校内，而且贴到北京西单闹市区。文章中直接批评陈伯达《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并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两个月来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越来越远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当时他们确实有种“慨当以慷”的心态，周平称这是：“过了个革命化的新年”。大字报贴出后，有相当的反响，毕竟“雄师” 说理式的批评有别于标语口号式的发泄，给对中央文革不满者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于是，支持者和反对者都络绎不绝地来到科大，或是求教或是声讨。在1月3日，他们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语气更趋缓和，但立场仍毫无改变：“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群众对大量的首长讲话越来越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希望中央文革采取必要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当然，为了躲避整肃，他们强调这是善意的批评，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革命运动深入发展，但这类书生气的辩解在政治斗争中毫无用处。

1月11日，他们的总部和住处均被查抄，但他们并未屈服，周平当即提出绝食抗议，同时，他们也做好了被抓的准备，并选出了第二套负责人班子。1月15日凌晨，他们中五个重点人物（朱军、周平、冯正永、江晓东、黄晓光）便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抓进北京公安局。在警车带走他们五人时，科大不少学生居然自发出动，拦截警车，指责抓人者“破坏大民主”、“违反十六条”。当然，这些行为实际上同样于事无补，拦车者既不能阻止抓人行动，反而留下了事后一次又一次检查的把柄。但是在思想上，至少给科大师生留下了很值得回忆反思的一幕：文革时的大学生们并不都是头脑发胀、追名逐利、起哄胡闹，不少人并不屈从于权势，而在认真地独立思考，他们当年的言行是经得住自己良心拷问的。

在“雄师”被摧毁后，科大又出现一个叫“井冈山”的组织，人数也只有十来个人，其主要成员有：刘祖平（近代物理系）、陈玉龙、倪诗茂（力学系）、赵婉如（无线电系）、陆宗伟（化学系）、肖杰（数学系）等。他们在思想上与“雄师”接近，很反感抓“雄师”的行为，当然在策略上他们再也不能公开向中央文革“叫板”，其大字报形式上是批评当时科大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一些专横、不理性的言行，在实质内容上反复强调权力机构的民主建制，隐晦地表示出对文革引导者收回“学生自己解放自己”承诺的异议。毫无疑问，这样的组织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同样很快被取缔，陈玉龙也以“反动学生”名义被抓。直到后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 等一系列教训学生的运动中，当年“雄师”、“井冈山”的主要成员几乎无一漏网地被不同程度地整肃。

科大文革的这段历史从未见人提起，当然，因为它时间短，影响小而被忽略。但我觉得它不应被忘记的理由是：这毕竟是背离文革主旋律的民间自发的一种思想倾向，它一方面是当年年轻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民主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争名图利、趋炎附势的逆向行动。笔者既不是“雄师”成员，也不是“井冈山”成员（他们中间有我许多好朋友），但这一小段历史却使我长久萦怀，觉得应该晓以后人。我的这些朋友们现在大都在自己的专业上成就卓著，他们从不像有些人那样，喜欢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不以此为资本抬高自己的社会身价，但这些都让人深度思考着做人的良知。

在结尾时再顺便说两个小故事。

1、在1978年，我考入科大“物理教师进修班”，遇见了周平（她和我同期考入）。故友相逢，正欲叙旧，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鼎亮，我在一打三反中曾揭发过你，向你道歉！”我当时十分感动，我知道，一打三反时，我和她同为 “反动学生”，都一样失去自由。那时揭发过我的人至少数以百计，事后向我当面道歉的则极少，更何况，我根本无法知道，究竟谁揭发过我，她如果不说，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但她追求的是真诚的良心洗涤，我真想不到，成年人还有这样纯真的心。

2、去年，科大成立五十周年校庆，在校友代表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科大精神，科大校风时，许多代表都强调了科大人追求攀登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我却借文革话题说了一段不太合时宜的话：“在文革前，科大是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全国三大名校，但在文革中五大学生领袖不包含科大，我认为这是科大的光荣，说明科大学生不张扬，勤思考。”那时，我嘴里没说，心里却想起了“雄师”和“井冈山”。

当然，我的回忆毕竟不是亲身经历，只能作为引玉之砖，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完整地补全这段不应遗忘的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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