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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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间】特刊 |《方励之》专辑
修身执教行天下 智慧不息空无人
作者：顾安苏 775
作者（左）与方励之1991年秋在普林斯顿照的合影
我给方励之老师当秘书的生涯，既偶然，又短暂，但至今难忘。方老师在科大经历了28个春秋，而我只是在1985年1月到1987年1月这二年间给当时出任科大副校长的方老师当了秘书。如今，方老师突然离去，但在那敏感的岁月，我跟随方老师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仍历历在目，似乎像在昨天……
我是科大77级力学系的学生，入校时，马大猷院士（声学所）和作为教师代表的方老师曾在我们开学典礼上讲话。其内容已记不得，但方老师的语速简练、声音洪亮以及硕大的眼镜，仍给我们这一届（文革後首届）留下印象。
直到1979年，科大纪念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的活动，听方老师的讲座，才知道他的宇宙学研究已经炉火纯青，颇成气候。宇宙学，一门既古老又现代的学科──复杂起来像是云里雾里。按他的介绍是：“‘宇宙究竟是无限伸展的呢，还是有限封闭的呢？’海涅在一首诗中曾提过一个答案：‘一个白痴才期望有一个回答。’”後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确与这个纠结不清的“白痴”鏖战一生。
大学毕业後，我留校当老师，後被选入校团委。作为即将出任团委书记的我，与管惟炎、方励之等上任不久的新班子接触不多，但对于这些天生充满朝气与“新思维”的校长们以及推崇“精干和效率”使得科大面貌骤然一新之局面，使我折服。特别是为了准备 “一二九”活动，我去拜见钱临照先生——一位毅然将博士帽弃之于英伦帝国而投身中国抗战的前辈。老先生对今日科大的现状来之不易十分感叹，连说“难得，难得，难得”，说到兴奋处，摘下冬天老人常戴的便帽。也是高兴，他向我重点推荐起方励之来。因为我坦承我与方不熟，钱老宽厚地摇摇头，“么（没 ）关系”然後如数家珍，一点一滴从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为什么要用笔名发表说起……至今我还记得钱老当时且浓又轻的无锡方言“方励之同志”。
有了这个印象，我抽空恶补了方老师的学科基础知识，也自然关注着他的行踪。这年（84年）底，当得知学校要为校领导配备专职秘书时，我便陈情要求离开团委，调入校长办公室。几经周折，後经特批，终成为方老师的秘书。
他将“学生”和“学术”视为生命
与方老师共事，许多人会捏把汗。因为他的“严格和进度”是板上钉钉出了名的，这一点就像他走路之快因此被上过“皇榜”也是众人皆知的。物教和天体物理中心有人怕他，无非是进度和效率被“刮胡子”。我与他相处，也经过了数九“严冬”，到了春暖花开之时，我们彼此适应。此後，我们各司其职，彼此默契，似乎相互依存，心境也很舒畅。偶尔能听到方老师哼哼出浑厚的男高音，有人说他是在打盹的时候，我以为他清醒时嗓音更美妙。他最高兴的时候，往往是其小屋里高朋满座（学生居多）畅想科学之际。他最关注和欣慰的事，则是他学生的进步。在谈到英国剑桥大学霍金率先依照自足的框架建立了一个逻辑完整的“第一推动”理论，主要贡献里面有中国人而且是他的学生时，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爽朗的笑声会震动整个楼道。公允地说，他是个“一介书生”—— 终身将“学术”和“学生”为生命的人：唯有这两者或其中一项出彩时，他才会“忘乎所以”。像“花果山上无拘无束的山大王（只是这个‘大王’只有在学术圈小团体里得到‘允然’认可）”；又更像一个“小时候在京剧大师门前戏弄的顽童”，稚气地颦眉癫足，与平时的严肃严谨判若两人。
他是秩序的建设者
方老师科学上是严谨的，容不得半点含糊。我的工作在于非科学领域，我们需要弹性与张力。特别是在管理和服务上，大量的非线性属性的事物甚至非物性的流程对于我或对于他来说，协商与妥协不无道理。即不是求最好，而是求相对公平或满意。举个例子，一个人被安排在某个行政职位并不是他独一无二，而是权衡多种因素的结果。因此，方校长的放权是自然的，不仅对于我也包括他管辖的所有部门。从而，在他手下工作是很容易“称职的”，这不是因他“放羊，而是他充分发挥属下的能动性，使之全方位投入，往往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久而久之，便也锻炼出一支队伍。在这一点来看，他是个秩序的建设者。那种以为方老师只会呐喊，或专门“煽风点火”，对秩序“搞破坏”者，是一种“以讹传讹”。特别需要重申的是，当一种动态的规则建立後，他首先会坚守它、维护它，而不是随便“践踏它、作践它”。比方说，校政公开，开始有难度，方老师首先身体力行。自己管的一摊“透明”，其他人可以旁听。方老师是管钱的，决定预算。开校长办公会议时，谁爱来听谁就来，分配定额一点也不神秘，更不会藏着掖着。职代会上还要向全体员工“如数交待”。为此，校领导们称之为“赶考”。
多年後，笔者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一位东北工学院的知名教授谈起，说方先生对外讲民主，在学校教研室内也很“独裁”。我听後笑着说：“谁都知道他是研究宇宙学的，而且是宇观的、大视角的。物理学讲究自洽，如此不自洽，你信么？”
一场风波的始末
1985年3月他在浙江大学和11月在北大无线电系的讲演，以及他的辛辣文章在《自然辩证法》等众多其他刊物上问世後，因一些言论涉及某些人物与话题，这年冬，被有心人整理成册上报。书记处准备处理，又不知从何下手，就先把球踢到安徽省委。
为此，省委徐乐义副书记找他谈话，记得我陪同他去省委三次。第一次是1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驱车到安徽省委，从後门进时报了姓名，车直接开到省委的小楼门口。徐的秘书领我们上到二楼，方老师被带到里间，谈话持续2个多小时，我则与秘书聊天。事後方先生告诉我（当时是绝密），他捅娄子了，要处理他。我问：都有谁和你过不去？他不想讲太多，要我把嘴封严。
回到学校後，我们一如既往地工作。他忙着上课、搞科研；我忙办公室并兼管着打字室以及任务考评等。据我观察，全校几乎没有人知道此事。管惟炎校长事後见到我们时主动与方握握手什么也没说，看来他知道。两天後，方老师起草了一份“检讨书”，要我复印留底。我一看一页纸，太简单了！估计过不了关。当天下午，我们又去了省委徐乐义处。这次谈话允许我参加，时间不长，主要是讲“检讨书”该怎么写。方老师聊起了文革期间写检讨，诀窍是检讨书的连续性，即後篇可以重复（大段抄袭）前篇，开头与结尾需加改动。检讨书必须越写越长才表示有诚意等等。徐乐义也是文革受整的干部，说到这时俩人颇有同感。
从省委回来，已近年关，学校的事情的确很忙，使我们几乎忘记“检讨”的事情还没完，直到有一天省委打电话来催。这一次先生带去了三页纸的“检讨书”，前两页是叙说几件事件的过程，只有第三页是结论。我一看，乐了，还是上次的一页。其中，醒目或有意思的一点是：年轻人喜欢从前往後──未来的世界会怎样；老年人喜欢从後往前看世界──过去的根本不能丢。教育工作者就是要把“两个世界”变成“一个世界”，或者找到其中的共性。他只不过是个“实践者或发明者”而已。这次谈话自然已经不是如何做“检讨”，而是彼此内心更深一些东西。比如，方老师聊到了讲演中提到的科学院实权人物谷羽是（“胡大人”）的夫人等。徐乐义也发起牢骚，又像调侃凑趣道，说他这一级干部只有中组部知道，准确地说，是中组部的局长“惦记（管）着”。不像方校长，书记处过问，任命也是书记处的。同仁（人）不同命呀！按理，方是副校长，这样的“抬举”是否恰当？
过後，方老师解释道，科大没有党委书记，管校长成为实际负责人。对于方校长的任命一直有争议，因此，此任命通天，一直经书记处过问才妥当。此一说法在一年後，当方校长被解除职务时，不是由中国科学院，而是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得到佐证。
本来此事似乎应该了结，从与徐乐义的第三次谈话中我感到安徽省委的无奈，权当“吃皇粮的苦差事”。但是，元旦後（一月中）的一个电话让我们困惑，也大吃一惊吧！中纪委的王鹤寿书记要到安徽来找方励之谈话。那天，我们已购128次去北京出差的火车票，只得退，全天待命等候。直到晚上7点锺宣布撤销。过後，安徽省委办公厅觉得过意不去，用小车将把我们送到蚌埠。那晚风雨夹雪，天气很冷，四周空无一人，站在月台上我们很孤独。方老师倒是显得很平静，似乎这一切“早已领教过”，我的心情则是糟透了。直到凌晨，直接上了32次列车（好像是杭州到北京的车）。因为是省委送上来的要客，列车长热情招呼，大大地招待了一番才驱散了我心中的凉意。多年後我才知道，王鹤寿临时改辙，是因为当天接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亲笔批示：救人要救三次。这样，一场风波化解了。
不久，政治局常委胡啓立主动示好约见方老师（俩人曾在50年代同在北大有过交往）。因方当时在北京的行踪不定，电话打到北大物理系找方夫人，未果，物理系将通知悬挂在黑板上，一时传为佳话。这次会面，胡啓立给方老师的评价正面象“背书”，为前一段困扰画上句号。见面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胡啓立说，现在社会上下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指社情民意）；同时呢，多重层面上出现了“歪嘴的和尚念错了经”的状况（指大千庸庸碌碌干部，我以为暗指那些卫道士们，可见有鄙视之意）。就这来看，胡啓立是开明的的。
有了胡啓立这次谈话的底， 我去找科学院党组书记严东生副院长，要求为方老师三、四月间去美国、意大利等地的学术活动放行。严院长没想到我这个年轻人敢闯他的办公室，他一面嘟嘟着要科大党委来人；一面谨慎地字字斟酌、解释不放行的原因。当他从我的口中得知中央已经开绿灯时，惊讶地张着嘴看着我，恼羞几近动怒，好在我们曾有一面之缘（前年11月他来科大时，作为候任团委书记在干部见面会上，龚升副校长介绍过我）。此刻，严院长只好把外事局长叫来应付。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外事局长眼睛一转，始终笑容满面的跟我扯，弄得我哭笑不得，“有火发不出，有理无处申”，我们前後进行了三小时的舌战。事後，方老师得知我如何取胜後，狠狠地批评了我，指我是“仗势欺人”，拿“办事人员”“置气”。并给我立下规矩：今後凡任何事情，绝不给办事人员“难堪”。尤其是对“无权无势的基层人员”。
方先生的严格使我自律。不夸张地说，兢兢业业、严于律己、清贫自守、两袖清风，我们做到了。在方校长的任上，他和我从未为本人或对方谋过一件私事。
1987年初，方校长被迫离开科大，他心中的悲愤是无以言表的。难以割舍曾付出自己毕生主要年华和心血的校园以及朝夕相处的研究团队，这应该是他的终身之痛。临走时，他并未忘记我在他名下的研究生学位问题。为此，专门找了钱临照先生，恳求将我的研究生导师从他的名下转给钱先生。就这样，我有幸成为钱先生唯一亲自指导的硕士研究生。
我不当秘书後的故事
1989年初方老师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发出不久，其政治风向不明。但3月中旬，全国天文的换届年会要在苏州召开，作为学会重要成员的方老师在几道金牌的催促下答应赴会。为此方夫人委托正在北京做课题调研的我陪同先生一起前往。
我们从北京先到上海，列车到上海时，车站人满为患，各类人员你推我搡。我私底下问方，是否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江泽民书记？（作为安全考虑，也算是潜规则的保护吧。记得1988年夏天，我去广州看他，广东省委将他们夫妇安置在中央主要领导住过的小楼里──就是当年专为主席等盖的几栋小楼）。方老师答道：“你不是斗蛐蛐么（注），不要添乱了”。一直奉行“认认真真做人”的方总是选择最简单的“谁也不求”的原则。他笑着说：“我们是已经在砧板上了，不要再添乱了！”最後，没打电话。
到苏州後，我和先生住二楼，一楼住的许多人并非同一系统，见面彼此点头打招呼，使我哭笑不得的是：居然有人问我是那个系统的？大概见我整天不离先生左右，以为我是公安或国安部门派来的。天文学年会的代表也对我敬而远之。
会议期间恰逢西藏喇嘛闹事，美国之音打电话问先生的意见。记得他说了两点：1.政府要和喇嘛对话，政府要有智慧处理突发状况；2.看不清西藏喇嘛一定是在闹独立，甚至有部分喇嘛闹独立的行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希望澄清一点，他从不认为，什么事都与达赖有关；西藏从大陆分离不现实。此刻，我正好下楼，亲眼看着有人将电话录音完毕，我告诉他们若有需要，我还可以协助。
尽管方先生已经被二次开除出党，但会议期间方先生和几位挚友休息时，仍然兴致勃勃地议论我国“民主的操作可行性”是否“先从党内开始，一级一级选举或直接从上而下”等模式。直到此时，凡对中国民主化有利的事，他没有落下。
如今，方老师走了，带着他追寻的宇宙学走了。搞宇宙学的人都有一个忌讳，那就是怎样去面对上帝。因为，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有句名言：某些人对上帝创造天地之前说三道四，上帝会为胆敢追究如此高深命题的人，准备好了地狱。
但愿上帝能睁开眼，在浩瀚的星空，为这位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和一切探索科学的人打开天堂之门。阿门！
作者注：方励之首先是科学家，终生以科学研究为生命中第一追求。在政治上“说三道四”纯粹出于一个科学家的良知，而往往出乎意料地被卷入政治并引起政界要人过激的反应，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以他童心未泯的诙谐天性，常戏称犹如斗蛐蛐。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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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老师本人，总体而言， “我心怀敬意”。
(1) 方老师劝改柴玲本人，或许不易。但让她成为少数派，应容易得多。
（2）“往正确的方向上努力过，推动过，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争取民主反独裁”， 国之大事，决定国运与民族命运。 一旦认识到， 值得全力以赴，在所不惜。 谭嗣同贵为巡抚公子，尚能我自横刀向天笑，为十年后和平颠覆清朝，做出有效贡献。 他的从容行为， 无疑拉开了袁世凯及北洋将领 与 清廷间的心理距离。
可惜， 六四数百人流血而死， 却不包括一名高自联成员。
（3）“甚至带来了正面的变化。”
赵紫阳策划推动，邓小平允许支持，温家宝参与（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小组组长）且毕生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 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任期制，基层选举等等， 是有效稳健的， 可行的民主之路。
可惜， 被六四扼杀，中止，或许永不再来了。
显然，我从方老师身上看到更多， 也学到更多。
谢谢您的耐心和体面交流。
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历史无法在假设的前提下通过推论得到共识。例如你认为如果方励之当时去劝说柴玲，有可能会改变后来的事件。有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并不认为方励之当时有能力劝说柴玲。在当时那么多情绪高昂的年轻人面前，谁也无法劝说他们，包括总书记赵紫阳，当时的统战部长阎明复，他们都尝试过，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年轻人的成长绝大多数的情况不是靠劝说，而是靠经历，甚至痛苦的经历。经历那场痛苦的经历，过来人会对当时有所反思，有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当时不会有，因此大概率也不会听任何劝告。
其二：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关键不在于他们是不是完人，是否做了后人们认识到的当时所有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关键在于他们当时是不是往正确的方向上努力过，推动过，尽了自己的一份力，甚至带来了正面的变化。这个标准也适合对方励之的评论。
有关邓朴方尽管作为六四期间学生主要攻击目标， 仍然多方托人试图劝说学生返校的情况， 至少在戴晴的文章或书中有较详细的描述。 但是， 戴晴对此做出相反的， 错误的结论。 另外， 我在别的资料， 不记得是否是高瑜的文章，有见到旁证。所以，此事应该属实。
除了赵紫阳本人的现场劝说无效外， 万润南将高自联请到四通劝说无果，见文学城“万家述评”博客，虽语焉不详，但却清楚提到。由此可见， 学生领袖团体不易说服。
方老师是文革后中国民主的主要倡导者，在多数高自联学生心中是“争取民主反独裁”的精神导师。以他的口才，学术地位，民间身份，尤其与学生们的心理距离， 如果愿意出面劝说， 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难看到。
再有，您提到的“邓小平与其家人都通过很多渠道，做过很多努力，试图劝说学生返回校园”，有啥证据？
您的所谓“当时， 全世界只有方老师一个人，有能力改变柴玲的决定，避免最坏的结果。 但是， 方老师并没有做， 很遗憾。” 只能说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方老师与柴当年互不相识，大概还从未见过面。此“有能力”之说就是信口开河。
再补充一下，方到美国之后，绝无大力指责过营救过他的美国使馆。相反，二十多年后他写的《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 (A) (B) (C) 》表达了对于美国领馆上下的感怀。他只是指责当时的布什行政当局一再地和中共搞勾兑，无原则地帮助中国把经济做大做强，贸易与人权脱钩，以致后患至今！
诚言“反对刘晓波获得Nobel Prize”，更是谈何说起！诚应没有读过方的《奥斯陆四日四记》？请先去补课：http://fang-lizhi.hxwk.org/2010/12/12/%e5%a5%a5%e6%96%af%e9%99%86%e5%9b%9b%e6%97%a5%e5%9b%9b%e8%ae%b0/
谢谢关注。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陆续刊出有关纪念方的文章，这些第一手的回忆及他本人的文章，渐渐还原出一个鲜活的人。大家对方的评论出于对他的敬意，我们深表欣慰。
不过，你的评论有误，或许道听途说。例如，方并未针对美使馆，而是对当时美国政府的双重标准有批评：即布什政府一面支持民主运动，一面与中共勾兑。另外，如果方对刘晓波获奖有异议，他为何专程去瑞典参加刘缺席的和平奖颁奖仪式？
希望此回复能令你消除误会。再次感谢关注。
你们【科大瞬间】发表了很多有关方老师的纪念文章， 缅怀和赞扬他的成就与贡献。 我今天分享一下我的几点不同看法。
（1） 首先，对方老师的科研成就和六四前宣扬民主进步思想的努力，我心怀敬意。
（2） 很遗憾， 方老师对民主理念，只是口头倡导， orally advocated, 没有身体力行的实际推动和参与。
（3） 根据我在美国过去二十多年看到的各种资料以及回忆的汇总和分析，包括万润南，戴晴，苏晓康等很多人的回忆文章里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明确的结论是：六四运动以流血镇压收场的祸首并非邓小平。 恰恰相反， 邓小平与其家人都通过很多渠道，做过很多努力，试图劝说学生返回校园， 都失败了。 是柴玲等人对流血的不懈坚持和追求， relentless insistence on blood shedding， 导致流血收场和整个国家对民主追求的消亡。
当时， 全世界只有方老师一个人，有能力改变柴玲的决定，避免最坏的结果。 但是， 方老师并没有做， 很遗憾。
（4） 方老师逃出中国后，却大力指责费尽辛劳救助他的美国使馆， 以及后来反对刘晓波获得Nobel Prize 等， 也令人费解。 当然， 相比而言， 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