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文化、精神的当下意义的一些思考/钱理群

关于宗教文化、精神的当下意义的一些思考

——《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基督徒见证录》第3册 读后有感

/钱理群

一

2021年感恩节，我突然在网上收到来自美国的一位北大老学生的信，并附上了这部《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基督徒见证录》第3册的书稿。信中深情写道：“我们这一百多名同学现在虽散居在世界各个国家，但是未名湖是凝聚我们的共同记忆，是我们天路历程的起点。老师们是我们成长的引路人。我们始终记得北大百周年校庆的纪念册《精神的魅力》引用的《沙恭达罗》中的这句诗：‘你无论走得多么远，都走不出我的心，正如黄昏时候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感恩老师当年的教导，感恩今天老师再次审阅我们百名学生在离校后几十年的心路历程。我们翘首以待！”

寥寥数语，立刻打动了我的心，不仅是因为这么多不同年代、不同系别的学生还记着我，而且我们依然心心相印，这在这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是多么不容易！我为之写点什么，是义不容辞的。

但在仔细拜读了书中的文章，真要动笔时，却有些犹豫，以至拖了许久，没有如期交稿。原因大概就在我虽然有强烈而自觉的宗教情结，却始终不愿皈依于某个具体的宗教。这背后有复杂的时代、思想、文化的背景，也有我个人思想、性格的因素，一时也说不清楚，不说也罢。这样，我和作为本书作者的这些北大学子，既有精神与文化底蕴上的根本相通，但也确有相隔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不信教，就没有在宗教教义的理解上下过任何功夫，不懂就没有发言权。

思之再三，还是就我们共同关注的宗教文化、精神问题，作一点讨论，尽管我对宗教文化、精神的理解也是极其肤浅的，属于中小学生的水平。但我也有一个内在的冲动，就是我从在北大任教，到如今到养老院休养，始终如一地在关注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有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现实关怀；而我在观察当下的中国、世界与我自己的命运时，都强烈地感觉到宗教文化与精神的重要性。就在2021年年末，我还在养老院里的圣诞节晚会上作了一个发言，不妨抄录一段，算是我的“读后感”的一个开头吧——

二

“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愿意参加‘相约圣诞联欢活动’，并且讲话。原因就在于我虽不信教，但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却对我很有吸引力。而且，我认为，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对于我自己，也许包括在座的居民朋友的养老人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进入老年人生阶段，就要直面一些青年、中年人生阶段可以不加注意，可以回避的问题。我指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以及从生到死，生命的最后阶段的‘自我形象的重塑’，以及对‘死后自我’的主动、理性安置，等等。今天，我想和诸位讨论的，就是‘生前的自我重塑’里的宗教文化、精神问题。

“为什么在人生进入养老阶段时需要一个‘自我重塑’？原因就在于我们每个人的青年、中年人生，在自有意义与价值的同时，也必然充满了遗憾。人到了晚年，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时，需要有一个自我反省、反思，自我调整、完善的问题，把满意的部分保留下来，不满的地方加以舍弃，还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这就说到了人性问题。在我看来，每个人的人性总是有善有恶，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处理：是扬善抑恶，还是扬恶抑善？我自己总结，在我的，或许也是我们这些七、八、九十岁老人生命中，最大的人生遗憾和教训，就是我们在外在环境的支配、影响下，常常是扬恶抑善，而不是扬善抑恶。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这些人在历经没完没了的各项‘运动’时，总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自己斗。斗来斗去，就把人性恶全部诱发出来，把本性中的善压了下去，造成人性的扭曲。我们现在老了，就要总结教训，作根本性的调整。这就是我一再说的要‘宽松，宽容，宽厚’；‘三宽’的核心就是‘扬善抑恶’。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自己的养老人生，定下两个目标：在老年人的自我修养上要扬善抑恶，在处理养老院里的人际关系上，也要坚持扬善抑恶、以善相处的原则。而要实现这两大目标，就需要吸取新的思想资源。

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的资源。在我的理解里，宗教文化、宗教精神的核心，就是扬善抑恶，自觉地追求真、善、美，排除假、丑、恶。在上帝面前，人的一切邪思恶行，都使不出来，而人内在的美好人性却都自然诱发出来。我观察过许多宗教徒，他们的最大长处，就是说话、做事都有底线。我将他们的生命存在方式，概括为真、诚、纯，这大概也是‘返老孩童’，全都是‘可爱的人’。而在我看来，‘可爱的人’也是‘可笑的人’：真诚——但有点傻；没有机心——但不懂世故；天真——但幼稚；有赤子之心——但永远长不大，是个小老孩儿。

可以说，在宗教文化、精神的熏陶下，扬善抑恶的结果，就把我们塑造成了可爱的人、可笑的人。这正该是我们生命的最终追求。我一再地表示，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写下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这也是我今天在这个‘相约圣诞联欢活动’上，我给大家的圣诞祝福：希望我们养老院里的老人，都成为‘可爱的，又有点可笑的老头、老太！’”

我的讲话引来热烈掌声，引发强烈共鸣：这大概不是偶然的。

三

其实，因为这是公开演讲，我并没有把话说完。特别是读了本书的文章后，我更想做两点补充和发挥。

我注意到，好些同学在说起自己的“信仰之路”时，都谈到了“梦碎天安门”的经历。这恐怕是我们“北大人”共同的心结。这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大逆转的开始，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就显出了后果：当今的中国又回到了“文革后期”，我们重新面临“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自己向何处去？”的新的历史选择。

在追问中国为什么会走上“复归”之路的原因时，除了根本性的体制问题之外，不可回避的就是大陆中国人的国民性、人性的被改造。“六四”之后，中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单一化的经济改革路线不仅强化了中国的极权体制，而且把大陆中国人改造成了“没有理想、信仰的经济人”，其基本生存法则就是“趋利避害”，结果就培养出了我一再提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多的是“粗俗的利己主义者”，而日益制度化的极权体制的基本统治手段，就是“跟我走就有利；不跟就不让活”。这样，这些失去理想与信仰的精致、粗俗的利己主义者，就成了当今中国极权体制的群众基础。

这正提醒我们，体制与人性（国民性）正是当今大陆中国的两大核心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我注意到，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是在“六四”之后，逐渐走向信仰之路的，他们的经验就很有借鉴意义。当然，如前文所说，我并不认为，皈依宗教是建立信仰的唯一道路，我自己就是通过自己的路而一直坚持我的信仰的。但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始终不渝地追求信仰，追问“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寻找“回家之路”，则是我们北大人共同的特质、本性。

四

我还注意到，本书的一个重点，是“疫情手札”。单就是《新冠病毒下，我的灵修之旅》《病情中的挣扎与祈祷》《黑夜究竟有多长——新冠疫情下的交集与思考》，这些题目就让我怦然心动。坦白地说，我（或许也包括许多中国与世界的知识分子与普通人）对“疫情后的中国与世界”充满了焦虑与困惑。我最近网络采访中有一个讲话，谈到我们将面临一个“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的时代”，引起了大陆网民，包括许多“90后”、“00后”的青年的强烈反响。坦白地说，处于这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大动荡之中，我们确实有不知所措之感。正像书中的一位作者所说，在我们成了孤独、“失落的人”的时候，就“渴望能够抓住永恒的东西”。

可以说，在动荡不安中，追寻“生命的永恒”，就成了我这两年养老人生的最大课题。我找到了人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大自然”，找到了“历史”，特别是“土地里长出的地方史”；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又唤起了我的新的关注与思考：我也还在继续寻路。应该说，这样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永远处在追求“永恒”的寻路过程中，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基本精神。

让我们这几代北大人，就在培育“扬善抑恶”的人性之美，建构“信仰”与追求“永恒”这三大共识基础上，相互理解、支持，在严寒中“抱团取暖”吧！

于2022年1月18-19日

作者简介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