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墟
廣漠寒山碧海蒼天，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新疆的流沙坠简，我写得起劲，写了吐鲁番，又写喀什。吐鲁番和喀什的人口，种族融合如百溪归川，源远流长，不从中断。伊犁可不同，这里流沙不多，却有坠简，人口流变有清零之时、断裂之痛。1755-1758年，清乾隆帝平定准噶尔瓦剌叛乱，对准噶尔人口进行大规模清洗，伊犁几无人迹，须要重建人口。
先秦时期伊犁由乌孙占领。人类学考古表明，乌孙人基本是高加索人。他们跟塞迦的关系，我们不清楚。上古音，乌ag孙su?n。有识之士可以据此推测乌孙人的语言。实际上他们到底讲突厥语、波斯语、还是别的什么印地语，我们并不确知。进入南北朝时期，乌孙人干脆从史籍中消失。
伊犁之名，有不同写法。自汉及唐“伊列”，唐朝“伊丽”，西辽“益离”，元代“亦剌八里”，明朝“亦力把里”，清代“伊犁”。但伊犁之名来自什么语言、什么含义，我们不明白。当然这并不妨碍伊犁河的水流，和伊犁一带的人流。
元朝短暂，但其他蒙古政权还在继续。瓦剌，又作卫拉特、厄鲁特，就是其中一支，一直陪伴着明朝。其中发展出的准噶尔部又陪伴清朝，不断在漠北、西域和西藏兴风作浪，历经康熙、雍正，直到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755-1758）彻底清剿，前后七十年。其间俄罗斯是一个影响战事发展的因素。
其后北疆普遍实行屯田制，通过多种方式补充人口，包括兵屯，绿营汉兵，须缴纳公粮；旗屯，八旗子弟，自给自足、不缴公粮；回屯，维吾尔；户屯，关内贫民；遣屯，充军流放人员。历史资料显示，伊犁人口恢复相当缓慢，兵屯到乾隆四十四年也才2500名，旗屯到三十六年也不过7675人。一直到四十二年，户屯还没拓展到伊犁。遣屯直到四十八年也只达到三千多名。伊犁屯田的主力，是来自南疆的维吾尔，到三十三年，回屯达到20356口。见成崇德《清代西部开发》（2002）。
跟屯田人口不同，哈萨克人到伊犁是自愿的。一开始清朝还驱逐，到三十一年清朝开始来者不拒，此后根据形势变化，迎拒不一。但哈萨克人口真正的大量涌入发生在民国时期。1916年，为反抗俄罗斯因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征兵政策，十数万哈萨克人涌入新疆。1930年代，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哈萨克斯坦发生饥荒，又有十数万哈萨克人进入新疆。不曾想共产主义光芒照耀四方，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新疆和平解放、土地改革即将到来。伊犁是哈萨克人的主要居住地，伊犁号称哈萨克自治州。
乾隆二十七年开始设伊犁将军，统管南北疆军政，一律由旗人担任，从一品。从一品，放今儿，就是政治局委员。总督也才正二品。这是军府制，说白了就是军政府，地方行政事务由军队管辖。
按理说，伊犁将军的人身安全应该有保障。但信仰的力量无穷尽。咸丰六年（1856）云南回变，清朝镇压后，云南回民人口减少大约九成。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陕甘回变，战争、饥荒和疾病导致陕西人口减少710万、约48%，甘肃1455.5万、约74.5%。同治三年至光绪三年（1864-1877）新疆回变，北疆人口减少34万、约72.6%。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2001）。这些数字，是人类文明和中国历史的耻辱。
回民相互串通，回变四处蔓延。参加新疆回民起义的，不光包括信仰伊斯兰的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黠嘎斯）和回族，也有汉族。新疆回变爆发时，陕甘回变已让清朝应接不暇。时值新旧伊犁将军交接，前任将军常清遭戮，现任将军明绪携家小、侍从在官邸自尽。伊犁将军尚不能自保，何谈定边封疆？
如何看待清代回变？如果站在儒家大义名分的角度，那当然是违反秩序、大逆不道。但是儒家的君臣之义，对君臣各有要求。《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的本义是尽心，而不是无条件愚忠。《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未始不可以看作君臣之间的一种契约。孔孟并没有格外谴责武王伐纣，因为纣王无道在先。
将回变归结于伊斯兰教的看法，不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主张，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决定政治。而在回变前后，民众反抗已经此起彼伏。川楚白莲教乱（1796-1804）、太平天国（1850-1864）、河南山东捻军（1853-1868），其关键既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种族。
马克思不马克思，孔孟不孔孟，清代回变确有其深刻而直接的经济根源。两次鸦片战争失利，不但是清朝治国无方的确证，而且战争赔款造成沉重财政负担。太平天国兴起，清朝失去江南税收，国家财政依赖北方。但北方偏又河南山东捻军起事。财政负担进一步向其它北方省份转移，尤其陕西、山西这样相对富裕的省份。给列强的战争赔款，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回变的军费开支，全依靠这些个数不断减少的省份。民众不堪税赋，是大规模回变在陕甘和新疆爆发的根本原因。所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清代回变，跟其他农民叛乱，并没有根本不同。这些叛乱都利用真真假假的宗教作为道具，回变也完全一样。
清朝的统治已经难以为继，只能靠大规模屠杀民众来替自己续命。它既没有实行仁政的意愿，也没有实行仁政的机会，已经失去了执政的道德合法性。回变、汉变，都是反抗满清专制的正义行动，天早该变了。回变四起，反映了中国穆斯林的先知先觉和超凡胆识。
有人赞颂乾隆平定准噶尔，在盛唐之后再次统一新疆。但康、雍、乾是清朝最伟大的三位皇帝，清剿准噶尔耗费了整整七十年时间。北疆人口清零重启进展缓慢，人矿并不好挖。这样的社会代价，是不是太高昂了一些？种族灭绝，跟华夏教化不符，更违背现代观念。杀人手起刀落，但人的生产成长可没那么快。皇帝老儿，去你的“霹雳手段”！
有人赞颂左宗棠平定陕甘、新疆回乱。左宗棠是一员干才，更是一名恶魔。他以十数万汉人之血，洗千万中国穆斯林之血，血债累累，只是为了挽救一个政治、经济、外交已经全面破产的满清政权。他在为一个根本不值得他效劳的政权肝脑涂地，既为走卒，枉为英豪。
有人为左宗棠杀回民大声叫好。其实对左宗棠这样的满清走卒，镇压太平天国、杀汉人，也是完全一样的。那些为杀人叫好的人，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在《我的教育》中写到的，湘西军阀杀人砍头时，千百看客对人犯风度、智识的品头论足。有经验的看客知道，有经验的人犯会以特定姿态迎接砍头，结果可以胸部朝天，而不致屁股朝天。砍头看多了，就会懂得其中门道。轮到砍自己头时，就驾轻就熟。
当你为独裁者杀人叫好时，专制的屠刀已经悬在你的脖颈上。
左宗棠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他的才干罕有其匹。平定新疆回乱时，伊犁将军只是他的副帅。所需一千万两白银军费，有一半是向列强借国债。清政府一方面要偿还国际冲突战败导致的战争赔款，另一方面要为平定内乱不断向列强举新债，本来难以为继。多亏了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走卒，才支撑到辛亥革命。
清朝为平定新疆大型叛乱，康熙曾御驾亲征，乾隆曾殚精竭虑，非出动左宗棠这样的精锐不能竟功，反映治理新疆巨大的社会成本。回顾历史，最早西汉在新疆驻防。东汉已意识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见《汉书·西域传》。宋、明两朝态度就更消极了，元朝也没为新疆大动干戈。唐朝设安西大都护府，在新疆实行军府制，但安史之乱后无以为继，证明内部完善，远比对外扩张重要。同治回变，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后进一步消耗清朝国力，加速其衰落和灭亡。
但是当今社会有不同。比如阿富汗，现代文明的退导致消灭残忍的野蛮蒙昧统治。到底对那里的人们是福吗？难道一句阿国特色就代表了那里每个人的意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