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公园企业化才高收费

海淀公园企业化才高收费

                                   2005年10月4日

何必

海淀公园在10月1号到4号，门票却由原来的2元每人涨到了30元……（略。）

公园不顾游客意愿，擅自抬高门票价格，引起了不少游客的不满，这种事在当今的周边发生得已经让我们见怪不怪了。

这个海淀公园在什么地方？记者出去拍摄这个题材时，办公室里谁都不知道这个神秘的景点到底位于何处。等记者回来介绍，才模模糊糊得悉，建在万泉河路旁，占地40公顷，里面有个科技馆。可到现在，它的准确方位还是让人懵懂不清。

就这么个海淀公园，在节日里却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让媒体盯上，也算是个不错的业绩了。

说起北京的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等等地方，早就是被诟病得一塌糊涂的了。

2004年5月19日该节目报道，5月18日是博物馆日。针对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博物馆的建议，大部分博物馆都采取了定时、定量的限制措施，国家博物馆只有每周五半天免费对中小学生开放、大多数则在每周二；故宫将免费人数限制在200名，据说要求免费参观学生已经预约到今年底。由此招来很多民众的抱怨，认为要享受到这种免费很不容易，规定免费时间学生通常都还在校上课，即使到了假期，这种限制性措施也依然如故，要么别免，要么全免。对此，国家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认为，控制免费人数是为了控制参观者流量而非收入。而每天学生参观上千、节假日更要翻上两三倍的北京自然博物馆却干脆不实施免费措施，其负责人表示如果免费博物馆将为此每年在经济上损失200万。就此，笔者认为博物馆这种惟利是图的做法显然是有违公共空间属性及其所承载的社会使命的，并提及，在发达国家，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并不被馆方看中。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每年门票收入才区区几百万美金，而其主要营业收入却放在了参观者购买纪念品等上，这方面的销售收入达到了每年5忆美元的水平。在我国博物馆方面，缺乏专题性、经营粗放、形式单一，在实力、策展水平、宣传、经营等方面与国外相比都相去甚远。同时，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对于未成年人基本上都是免费开放而且全天候如此，不去规定什么固定时间；而我们的博物馆却不盯住孩子只一味向钱看，在看钱之际又没有相应的市场意识与能力，只能把精力放在“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那点门票收入上。

放眼望去，将公共空间淹没在一派铜臭之中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公园、俱乐部……哪个不是利令智昏地把目光紧紧盯在花花绿绿的钞票上？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质迅速让位于对金钱恬不知耻的追逐上，而达到赢利性层面，透露着我们的社会已经在市场化的喧嚣中被金钱涵盖了包括公共利益在内的所有；哪个地方没有原先免费安上个门就收钱的城市公共空间？哪个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公园又不是在里面还画地为牢再行收费向游客强取豪夺？

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绝不单纯是享受着国家财政投入的那些景区点的惟利是图。海淀公园号称是全市唯一一家“企业化”、“市场化”经营的公园。

我们常常指责国有单位效率低下昏庸无能，可如今海淀公园私有化了，可却还是不能免俗，闹了半天还只能是背靠着科技馆依赖捞取门票收入这么点起子，根本就弄不出什么有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来，到底还是沦为与国有部门沆瀣一气、在经营水平上臭气相投不相上下的货色。

所以，海淀公园现在出现的问题的背后，更是公共品私有化之后的命数问题。于今看来，企业化、市场化、私有化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反而更加重了公共品的提供成本，使得公众难以享受。

而海淀公园交由企业运作，是要经过政府批准的。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无从知晓。只是，该公园已经运营了些年头，可见政府目睹该公园的企业化市场化经营是颇为习惯的。

而作为公共品的管理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管家，管家（政府）没有经过主人（国民）或者其利益代理人（理论上说是人民代表会议，现实状况如何姑且不谈）的许可，并不具有这类公共品所有权的处置资格，不具有公共品的处分权利，不能随心所欲把公园交给企业（也暂且不设想这类企业与政府相关官员千丝万缕蝇营狗苟的联系）去运营。把公共区域（像该公园原本免费开放的绿地、水域等）画地为牢变成与企业狼狈为奸的提款机，显然与现代政府的正常机理相去甚远。

扩大国民文化的公共空间，提升“公共建筑”的“公共性”，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必行之路，而也必然伴随官方意志的淡化。我的朋友、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宾博士在其《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一文中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工党在社会政策领域提出的“第三条路线”中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念即是，任何成功的社会，必须建立在一个强大、积极和活跃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这是社会民主得以落实的基础；如果公民社会软弱无力，权力、利益和社会财富就会毫无顾忌地流向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手中，社会不公平状况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更加严重，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公平和社会民主。

被称之为盛产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的法国，如今也有了皮埃尔•卡蓝默及其《破碎的民主》，其中谈到，政府和企业的两方面做法都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单化。公有部门低估了现代国家庞大组织的运转的复杂性；对私营部门而言，似乎企业的目标就是制造利润，简单而明确，惟一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对于公共行动来说，投入过少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当公有部门最终认识到有关机构运转的思考的重要性，或者意识到管理大型组织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时，又只能赶紧抓住市场上现有的观念和方法，即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要么将其移植到公共部门，而不考虑公共服务的特殊性，要么直接把公共服务交给私营部门去经营。   

卡蓝默有过在法国和国际组织中担任公务员和职员的经历，才得出如此的结论。如果他到中国来，看到不少政府部门已经完全蜕变为利益集团、彻底失去了政府的功能与使命时，大概对于他的表述会进行更改？或者，干脆定义说这根本就不能叫做政府？

公共品私有化进程大张旗鼓，公园企业化经营，警察收取保护费，文教卫生市场化，等等。谁敢说，中国没有市场失灵？谁又敢说，残存的那些比如国防之类的公共品不会被什么与时俱进而先进的官僚一拍脑门就交给市场去糟蹋？

更困难的是，国有的没有什么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心，放逐在逐利的区间里，而企业化、市场化也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生存境况的改善，反而加大了存在成本和恶劣生活质量的频繁出现。于是，国家指望不上，企业更是恶狠狠地只见腰包不见人，我们还能指望谁呢？“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怕是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