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

                                            2006年2月8日

何必

65岁的李大娘是五个儿子的母亲，去年，她最小的儿媳妇生了孩子，李大娘便特意从云南赶来照顾这第五个孙子……（略。）

这期标题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节目，颇有煽情手法地记述了北京若干个家庭中的老年人的艰辛而困苦的生活。往往，接受采访的老年人痛哭流涕，倾诉着自己满肚子的委屈，可还是得继续为儿女做牛做马。而找到类似毛大爷那样的案例并不是很困难，当下在中国社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心酸萧条的范本。而每个个案，都能让人唏嘘不已。孩子生产时发生意外形成智障，2岁时父亲突然辞世，母亲下岗，到了每月只有500元退休金的老人，三代人就这么在一起度量着岁月。

其实，如果看这样的题目，所涉及的内容似乎可以更广泛些，而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人看护隔代人上。在此，中国那句传统的话“儿行千里母担忧”应该成为整个节目的主要脉络，父母为孩子所做的太多太多，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喜怒哀乐，无时不刻都牢牢挂念在心里。为了孩子，任劳任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伟大的父爱神圣的母爱，在中国的家庭里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以至于西方人对中国式的家庭每每艳羡不已。像父母为孩子照看孩子、打理家务甚至公务、担任经济保障、提供疾风暴雨之中安全的港湾、舍生忘死义无返顾，用他们老迈虚弱的肩膀抗起了太多的负担。

节目介绍，北京市409.7万家庭户中，有60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占28.6%，这其中60%的老人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干家务和看小孩。在经济学中，老人属于家庭的资源，当家庭无法从外部获得足够的社会福利时，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家庭资源。如果家中有老人，他们的身体条件尚可，老人便成了义务清洁工，厨师和保育员。同时，专家也分析了老年人成为照顾第三代主力军的另一个原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月宾：“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竞争的加剧，成年人承担更多的压力这是肯定的。”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来自政府和企业的福利骤然减少。同时，职业竞争加剧，成年人在职场打拼中筋疲力尽。所以，对于第三代保卫战，成年人只能依靠老年人来投入战斗。

实际上，我在挪威结识的朋友、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宾对此有过专门的著述。在《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一文中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政策一直以减轻企业（国家）的社会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为主导思想，因此，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由家庭承担主要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并且具有浓厚的应急色彩，它所覆盖的人群只是与国有企业改革直接相关的一部分社会成员以及传统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即失去家庭依托的社会边缘群体，如城市的“三无对象”、农村的“五保户”和孤残儿童等。其他凡是有家庭的社会成员，包括儿童、老人以及其他有特殊需要的人员，则首先必须依靠家庭来满足其相应的保障和发展需要，而家庭以外为家庭及其不能自立的成员提供帮助的渠道几乎不存在，政府和社会只有在家庭出现危机或遇到通过其自身努力而无法克服的困难时才会干预。这一政策取向使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陷入一种明显的政策悖论中：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政策赋予家庭以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使家庭成为满足社会成员保障和发展需要的核心系统，在社会保护体系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家庭变成了儿童、老人以及其他生活在家庭中的弱势群体获得政府和社会支持的一个障碍：一个拥有家庭的社会成员就意味着他将得不到政府或社会的直接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家庭承担社会责任的惩罚，而不是鼓励家庭行使其应有的或希望其行使的职能。它的另一个后果是，由于家庭中弱势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发展需要完全依赖其他成员的帮助，任何与家庭相关的风险，包括家庭照顾者个人的和环境的因素，都会使他们受到直接的影响，特别会使儿童的成长环境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使大多数中国家庭失去了传统的就业保障以及相关的福利和服务，在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完全要靠自身的力量来满足其成员的保障和发展需要。虽然大多数城市家庭的生活水平在改革以来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随着教育、医疗、养老和育幼等基本社会服务日趋商品化的趋势，特别是对于那些承担养老和对未成年人提供抚育和教育责任的家庭来说，普遍面临着如何独立地应对保障和发展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及其成员都是潜在的社会弱势群体，遇到任何风险如失业、疾病或其他天灾人祸时都有可能陷入极端的困境而成为现实的弱势群体。

在整个社会政策设计一直是以加强家庭和个人责任为方向之际，政府责任被一减再减（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却一增再增），政府权力日趋扩大，与此相对应，家庭和个人的负担越来越重，很多时候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从节目所展现的场景看，原本应该安渡晚年的老年人，被推到了安顿家庭生活、打理日常事务、维持家庭和睦进而保护家庭安全与稳定的风口浪尖上。

中国自古就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为之说。老年人到了晚年，希望清静安宁，辛勤劳顿一辈子，到了退休年龄，应该颐享天年，提笼架鸟游山玩水悠哉游哉其乐融融，沐浴人世间的温暖光辉，陶冶性情放松身心，远离嘈杂迷乱的日常琐事。

但是，随着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成果非但没能让老年人体会到，他们反倒成了改革所付出代价的必然承担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为”之中，前三项被别有用心地从他们的生活存在中剥离，只剩下最后这个老有所为充斥着忙碌艰难窘迫迷离的晚年，而这种“为”原本应该是由社会来承担的。

现在的老年人在年轻时，养儿育女的活计全部由自己来干，而且那时还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父母拉扯大三五个孩子是司空见惯的事，并没有什么上一辈人被强拉硬扯到养育孩子的活计当中。那时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能够支撑这么样的局面，使得人们可以应付自如。

社会发展了，经济增长了，改革开放了，老年人没能享受到成果，却被死死地栓在了家务劳动和家庭生计上动弹不得，乃至行将就木之际还要操心儿女以及儿女的儿女们的营生：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就业、他们的健康、他们的保障、他们的前程……万千牵挂弄得很多仙逝者死不瞑目。

中国家庭的传统是，一代人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而劳作奔波，而把自己的全部幸福寄托在孩子身上，如此，一代一代传下去，人们永远是幸福的接力棒，是幸福的传递者而不是拥有者，就这么一辈辈向下交接着，全然没有了自己的幸福。

与西方社会以个人为社会原子（基本单位）不同的是，中国是以家庭为社会最小元素，于是，中国的家庭对于维系社会安定、保障发展甚至政权存在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而目前的社会政策的设计思路，却是在一道道行政指令中把社会责任越来越多地转向已经摇摇欲坠的家庭，进而起到毁灭中国家庭的作用。新华社消息，中国现在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根据调查，自杀者中因为家庭原因导致的占绝大多数。如此，家庭就这么没落下去。

于是，我们看到，可怜天下父母心，在如今的中国，显得空前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