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的危险

郭德纲的危险

                                             2006年2月19日

何必

提起郭德纲，的确是太火了……（略。）

现在，郭德纲实在是太火了，火到了各类媒体没头没脑一拥而上，郭德纲那张在北京人群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脸，千篇一律地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或封面。全国上上下下数以千计的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争先恐后地追逐着郭德纲。北京电视台的宠儿《北京新闻》节目不惜连续三天在节目中播放郭德纲现象的解析。现在，随便翻开报章、打开电视，就能看到郭德纲那张迅速撺红并且飞快令人熟悉的脸。

《城市》节目开篇还是用了节目主持人同时兼任在观众中人气渐旺影响力日强因此动员资源能力逐渐扩大的《首都经济报道》节目的主持人、在刚刚过去的元宵节时与郭德纲合说了一个相声小段，以此大大强化了主持人以及节目自身的符号功能。

节目中，这个很有观众缘儿、而且经常能够在节目录制时令所有在场的人猝不及防地冒出点包袱的主持人煞有介事地发问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相声，恐怕不能简简单单地用无奈两个字儿来总结，那到底我们的相声问题出在何处呢？是电视的责任还是小品的责任？还是相声界内部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那这个相声它到底是草根儿艺术还是庙堂艺术呢？是相声抛弃了人民还是人民抛弃了相声？等等等等，这一切的问题，我们都在等待最终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他摇头晃脑地评论着：“很多曾经的草根儿艺术，也上过庙堂，而那些一直高居在庙堂之中的艺术也不见得段儿段儿老百姓都记得住，那现在这个相声，我觉得除了小品对它发出挑战之外，它还面临很多强敌，比如说互联网的出现，手机的出现，我们现在随便发一个短信就能够获得快乐，随便听那么一小段儿彩铃也高兴的不得了。这些既方便又快捷，而且成本还非常的低。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这相声必须与时俱进，如果你不能抖出跟这个时代非常合拍的、非常鲜活的那个包袱的话，那么早晚，老百姓是不愿意陪着您老人家再玩儿了。”

人们从郭德纲的迅速走红、恨不得在吸引社会注意力上一夜暴“富”的热闹场景中乐不可支。不少媒体都采用了颇有些恬不知耻的词汇来描绘郭德纲现象，什么相声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回归、民间艺术的崛起、等等，寡廉鲜耻不一而足。似乎，有了郭德纲，人们自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地颐享天年。

作为一向的悲观主义者，笔者从郭德纲现象中真是看不出来有多少值得令国人弹冠相庆之处。

节目也介绍，九十年代的电视荧屏还属于情景喜剧，此时，作为中国仅有的几个专业相声创作者之一的廉春明已把创作方向转向了情景喜剧。相声的创作似乎只是副业。廉春明：“（写一段相声报酬）标准很低的呀，是吧，有时候给八九百，最多了给几千块钱，三千。”方清平是廉春明的徒弟。主要从事相声与情景喜剧的创作。不过相比之下，相声的年产量要少的可怜。方清平：“俩月写不出一好相声来，而且你还需求量还不大，比如说你真写出十段儿来，不见得能换回钱来，你只能家搁着。”相声的不景气导致相声创作的疲软，而相声创作的疲软又直接导致众多相声演员的生存危机。郭德纲的搭档于谦十年前几乎放弃相声。于谦：“相声进入低谷，它的演出相对少了，演出的酬金也相对少了，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死了，人还是要活的。”

很久以来，坊间都在谈论相声等传统曲艺的创作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寥寥无几的创作者纷纷为了糊口而转向他途，给快餐化的电视剧写本子，导致相声创作的状况惨不忍睹。

有了郭德纲，这种局面就能够得到改观？不可能。要知道，这不仅仅是相声界的事，不仅仅是传统曲艺领域的事，不仅仅是文艺界的事，而是当下全中国无处不在的难点。对于智力劳动的轻蔑与蹂躏，在国际上也是臭名昭著的；而那些老潘从来不看的国内各式各样的破烂电视剧的创作，由于其薪酬尚可，足以吸引各类男女马不停蹄杀奔进去为其打下手，而所谓的传统文艺被搁置在无人问津之处的状况，凸显中国当下浮躁、功利、短视、缺德的时代风尚。

这些，远远不是有了一个郭德纲，或者，出现一堆郭德纲，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的吧。

节目里，找到了那个与其他老气横秋日薄西山风烛残绵的老星星同样已经过气、日渐被公众淡忘、因此乐于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作家肖复兴针对郭德纲现象进行着剖析和评论：“人们现在对郭德纲的相声以及郭德纲本人的感兴趣，实际上除了把掌声给予了郭德纲本人之外，大有弦外之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们对目前的相声现状不满意。……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头，一百多家媒体来进行报道，来进行渲染这个郭德纲的相声，有多少家媒体真正到北京来，或者真正采访过郭德纲，或者是真正的对这种相声的现象呢，引发人们的思考进行一些真正认真的研究呢？不是，大部分的这种媒体可以说是人云亦云。……晚会的相声呢，已经越来越离相声的本源呢，远了，相声那种幽默感，相声那种讽刺的力量，在晚会的相声都把它淹没掉了，因此，人们看不到相声的最有意义的那个价值所在了。”

这种说辞里，看到了很有文革时代印记的上纲上线的做法。

当然，如果考虑到1990年代由于那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之后，已经没有了10年前“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时一切的社会不满都可以归结给刚刚成为的历史，对各种社会现象都可以嬉笑怒骂针砭时弊那种宽松的社会环境，相声界才出现了逐渐贵族化的以歌功颂德为特征的流派，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于政权进行肉麻的吹捧，自此制造出新时代的相声属性，因而距离相声产生的草根阶层渐行渐远，最终走到了大众的对立面；而且那些相声内容里充斥着对自身和家人愚蠢到了近乎呆傻的揶揄揭露，令人作呕得只能选择离弃；而相声演艺人员个顶个的都趋炎附势惟利是图，热衷于利用公共人物的本钱忙不迭地捞取钱财，大的去开网站，小的去把持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数来数去，基本上都是利令智昏，把相声糟蹋成如今这副德行样。

更应该看到，媒体在谋杀包括相声在内的传统文艺上功不可没。相声是否可以上电视并借此传播，成为相声是否成功的一个决定性的衡量尺度。而从形态上说，相声原本就应该是在小剧场里通过面对面传播才能产生艺术效果的门类，就如同话剧如果搬上电视也就注定其死亡一样。从内容上看，相声是否能够担负起当局所要求的道德教化、自欺欺人的作用，更成就了相声的快速衰落。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郭德纲的走红，也令人担忧。媒体一向杀人不见血，把一个人捧上了天，然后也许有了新的题材，也许是宣传部门一纸令下，齐刷刷离去，留下曾经在闪光点下得意忘形的主人公彻底没了把握与自己。或许，现在对郭德纲的炒作，正在上演着一幕谋杀。

节目里，郭德纲：“相声既不是歌颂也不是讽刺，它不是为了用来夸谁，也不是为了用来骂谁。想当初有这门艺术，就是因为艺人家里饿，一大堆孩子那儿哭着喊着吃饭，勒紧了裤腰带上街说相声去，说完之后，人家说美了，给点儿钱，拿回来买面买菜。”作家肖复兴：“我认为郭德纲这样的观点，降低了相声这门艺术啊，经过了几代艺术家他们的努力，使相声这门虽然是撂地摊儿贫民化极强的这种艺术变成了一门真正的艺术，它的真正的艺术的魅力。”郭德纲：“我的能力有限，我现在做的，只能是，怎么能够把更多的观众留住，我们的觉悟可能没有这么高，但目前来说，我们已经难以招架了，大批的观众蜂拥而至，我们都快愁死了，至于说，给它背上一个什么更光辉灿烂的外衣呀或者怎么怎么样，可能目前来说还不是我的功课，找机会吧。”

我倒是感觉，郭德纲说的是实话，并且应该是相声的本位；同时，既然回归了小剧场，那么也给相声的社会功能进行了阶段性的定义，也就是说，与国粹京剧同样的，相声的受众只能是小众群体；那种全民听相声的时代，只不过是改革开放之初万马齐喑娱乐单一时代的特殊社会存在方式，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那种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那个作家的说辞实际上有着移情倾向，总是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与国不分的政治态度与现实权利社会相混淆，并且在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于搅动社稷危及政策之时，只能兜售形而上的危言耸听来实现杞人忧天的梦呓。无论从马斯洛需求层次说，还是功利主义对个人利益的崇拜，都是对中国传统的“大局观”和对抽象的公共利益的怀疑和否定。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宏大叙事，我们瘦弱的肩膀上承载不起如许责任，我们期许的只是温饱。说到底，国家的好与坏，是我们能决定得了的么？在这个社会里，我们除了纳税和被欺骗，还能有其他什么资格？如此，就像相声里那个天津老哥说的：“得了罢！嘛艺术！不就俩人瞎喏喏！”

可以想见的是，媒体会继续追逐着郭德纲，继续把一个相声演员当作救世主，因而使得他距离观众越来越远，他所说的相声的内容距离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接近，说些个无关痛痒不着四六人嫌狗不待见的话，一套套官场用语，一句句“观众朋友，我想死你们了！”这种死乞白赖强取豪夺观众掌声的无聊低能之举，一副副认贼作父丧失人伦底线的段子内容，会比比皆是。

而且郭德纲今年的工作日程里，电视节目主持人、节目嘉宾等等角色已经安排好了。或许，哪天郭德纲把什么当官的或者其七大姑八大姨伺候舒服了，给个什么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干干也是顺水推舟的事，既然别的相声演员可以成为文工团副团长、甚至传闻可能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俺只弄个两会听听、趁着代表委员们劳顿困倦时说个段子让他们提提神开怀大笑未尝不可，而且还弄个好人缘，如果哪天闯红灯或者哥儿们折进去，也好有个豁免权什么的：惟上惟大嘛。

于是，更可以想见的是，郭德纲就这么被强悍的权力从小剧场里拽出来，身不由己地提升到天涯海角，然后杀掉。人们自此再度回归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