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冤案昭示的岂止是黄苗子们的龌龊

聂绀弩冤案昭示的岂止是黄苗子们的龌龊

                     2009年3月27日

何必

近日，《南方周末》刊发了一位作家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下简称《谁》），指出著名画家黄苗子正是当年的“告密者”……（略。）

这几天，有关聂绀弩冤案的事件风生水起。

随着又一个历史片段被揭示，国人又一次遭遇到了信念的摧毁。

让咱们来看看相关的内容吧。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在美国的大学执教的王飞凌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白祖诚老现实发来了当局已经收回了的发表有关聂绀弩刑事档案的文字。

（何必注，略。）

嘿嘿。

怎么样？看了这些，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情？

聂绀弩冤案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题材，其原因很是偶然，有着太多的巧合。一个聂绀弩的崇拜者，正好又具有能够掌握聂绀弩案件所有文本文件查阅并据为己有职务便利，而且还敢于将如此内容公诸于众。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这个冤案恐怕都难以真相大白。

当局之所以封杀如此内容，实在是做贼心虚呀。对陈年往事的追忆，竟然也会成为稳定压倒一切的对手，如此说来，还有什么不可以成为封杀对象呢？这也怪不得，网络上草泥马文字的无处不在与甚嚣尘上。杜光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是对文化专制主义无可奈何的反抗。本来嘛，当局背负着太多的历史债务，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几千万死亡者、文革、1989年事件……到现在，当局为哪一个心悦诚服郑重其事地表示道歉和悔过自新来着？也因此，与星罗棋布各式各样的事件一样，聂绀弩事件也可以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因此如此内容也被噤声，在所难免吧。

而在这种偶然性很强的冤案被放到大庭广众之下的情况下，咱们也会思忖，到底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内幕没有被揭露？又有多少让人悲愤不已的冤情也许永远被带进了坟墓？现如今光鲜靓丽趾高气扬的公共人物，哪一个不是恶贯满盈？咱中国社会还有所谓德高望重威风八面无所不能者的问题可能就是在于，老底还没有被揭穿，或者知情人缄口不言？

这就是砸碎偶像的运动的一部分，是去偶像化的必要内容。按照骚人墨客给出的说辞，叫做消解神圣。在中国社会已经彻底迷失了信仰的大背景下，所有的图腾都被拿来嬉笑怒骂，任何权威性都已经变得苍白无力。“草泥马”的流行，就是对公权力直截了当的污言秽语吧。（我不知道看了“草泥马”如此不胫而走，萧功秦对我文字里的脏话是不是还会那么忍无可忍义愤填膺？）

看着形形色色的人物针对聂绀弩冤案的说三道四，我就很是啼笑皆非：洗洗睡吧，先看看自己是什么模样吧。

这就像郭跳跳对范跑跑指责上那样，处于先天的劣势。情境迥然不同耶。如果郭跳跳也在灾区，并有与范跑跑截然相反的表现，那么还可以势均力敌。

同理，现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黄苗子对聂绀弩告密行为指手画脚者，也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如果那时候换了是指手画脚者本人，又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确保不比黄苗子们干的更缺德？

中共人物当中，叶剑英就是最擅长告密的。

通看中共历史，会发现其中告密无处不在。

顺理成章，从小，咱们就是在告密文化下成长起来的。

狠都私字一闪念，换来的就是六亲不认。家庭里互相揭发，同床异梦。这比以邻为壑可要好看多了吧。

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在家里孩子们互相之间的告密，是家长管理的一种手段，更是孩子争宠的方式。对于他人隐私权利的不屑一顾，表现出来就是告密。

独生子女政策更是将这种祸害演绎到了极致。因为，独生子女们干脆可以向祖父母们告自己父母的密。

1983年严打，还找碴儿把俺给弄进去咧。

在圈（念去声）儿（指劳教或劳改场所）里，咱太知道告密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啦。

俺所在监舍的犯人头目，就是个地地道道明火执仗的告密者，而且从来不为自己的告密有任何别扭。那是个上海籍老头，家住景山东街。他告密到了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地步，以至于狱警知道他秘密汇报的内容真真假假，听了他的告密，也不置可否。

这种人，在圈儿里被称之为“针儿爷”，就是扎针、打小报告者的意思。

我曾经被他多次告密。有一次正好赶上其他分场有犯人逃跑，所有犯人都不出工，狱警们夜以继日地蹲守抓捕逃犯，而分管我们的狱警饱受了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之苦怒不可遏，听了告密，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到我就破口大骂，我不服，招致的当然是电棍的伺候，而且连续换了四次电池，到现在，我背上还留下了烫伤的痕迹。

为此，我阅读了相关的书籍，从心理学上，认为告密者是属于“心智发育不全”，来让自己在监狱里得到些许解脱。

最近因为“躲猫猫”事件而被人们关注的牢头狱霸，其实都是“针儿爷”。看守所、监狱管理当局乐得有这样的人为自己分担工作量，于是乎，管理当局与牢头狱霸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管理当局对牢头狱霸在监舍里为非作歹的行为视而不见，换取后者对监舍秩序的维持，以及对其中任何风吹草动无时不刻的信息传递。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延伸，管理当局将部分公权力交付给牢头狱霸行使，以获得管理者的清闲自在。

这种默契，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告密。

这还不算什么。

劳教、劳改场（被看守所里在押的人们称之为“执行单位”）里，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在我所服刑的茶淀农场这个时间通常是安排在农闲季节），几天当中犯人们什么都不做，就是被关在监舍里苦思冥想。

想什么？

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罪行。

我所在的茶淀十分场二中队，有个牢头狱霸被判处七年徒刑。在如此例行活动当中，因为检举在社会上的他人所犯的罪行，立功受奖，被减刑三年。

减刑三年，差不多是他刑期的一半啦。

要知道，他已经到了执行单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检举他人，对他自己的定罪量刑没有任何影响了。

而且，他所减的这三年，是要以那个（或者那些）被检举者的被检举行为得到侦破证实并判处最高可能是死刑的代价换来的。

知道中国警方的破案率是怎么提高的么？很大程度上，就是采取这种圈儿里无人能够躲避的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告密运动。

应该说，圈儿里是展现社会最为肮脏丑陋龌龊腌臜的圣地。那里集中的没羞没臊的告密风潮，很是能够展示中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性。

看了聂绀弩冤案，咱们还是先别忙着现在公开化的立场，还是应该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个告密者？从心底里，我对告密所换来的利益是不是垂涎欲滴？假如我也能够用告密换来三年刑期的免除，我是不是也会如法炮制？在现如今的中国，有什么样的道德或者规范能够抵御、禁止乃至制裁告密者？中国现行的所有政策法规，有哪个不是对告密行为推波助澜的？中国文化（如果还有的话）发展到现在，告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品格，如此情况下，我们有什么资格与气力对在聂绀弩冤案当中狼心狗肺的黄苗子们说三道四呢？毕竟，这个国民性所致。在诸如三年自由那样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换了那些说三道四者本人，就能够安之若素？

面对聂绀弩冤案，咱们还是照照镜子，或者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是什么德行样吧。别老是那么站着说话不腰疼。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