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罗姆反公地悲剧论不研究中国就无法成立

奥斯特罗姆反公地悲剧论不研究中国就无法成立

                2010年9月5日

何必

在部门利益驱动下，一些政府部门考虑问题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略。）

“种种权力招商、公共利益受伤现象，说明招商有时只是一个幌子，其实质已变成获取利益的平台。”

这是本文论述的焦点和主题。

这又是个公共性的问题。

来看看相关的说辞吧。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传统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何必注，萧功秦如此分析当中竟然没有传统左派的一席之地。很是让人诧异。）

而去年有关公共性讨论，还登上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

（何必注，略。）

可以对着奥斯特罗姆分析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人们也对奥斯特罗姆喋喋不休。

（何必注，略。）

呵呵。

咱们先来看看洋鬼子中文媒体的如此内容。

（何必注，略。）

由是，咱们也就知道，公地悲剧在中国是个什么样了。

崔之元持反对公地悲剧的立场，这是情理之中，或者也可以说是主题先行的政治正确。左派主张公有制，当然会为公共性击节叫好。

同为新左派的汪晖也曾经就中国文化与公共性问题滔滔不绝过。可是，还是无法像奥斯特罗姆这样对公地悲剧釜底抽薪。

而中国国内外的右派嘛，在这个问题上就更是很疏离了。来看看被逮着谁骂谁的传统左派命名为“美国鹦鹉”的耶鲁陈志武的论述。

（何必注，略。）

可以看到，陈志武在其专业领域之外是何等无知。有关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公有制，我说得已经太多了。结论就是，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公有制或者国有制，只不过是一党专制下的官家私有制，或者简单地是就是官有制。而说到公有就会遭遇不珍惜，这属于公共管理领域。陈志武应该知道英国人哈丁有关公地悲剧的论述。如果说国有成分多的就会满目疮痍，这种推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当中都很难成立。至少，陈志武应该知道，日本很少出现所谓公地悲剧现象，而国有成分很多的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私有成分多的中欧北美更被人们认为适宜于人类旅居。

而日本很少出现公地悲剧现象，也一直是到现在我都对日本如此公共性和国民性现象大惑不解的原因之一。

崔之元支持奥斯特罗姆，这并不奇怪。左派主张公有制，必然对反对公有制的任何理论都加以排斥，也会对奥斯特罗姆赞颂有加。

同为新左派的汪晖曾经就中国文化与公共性问题喋喋不休过，可却无法企及奥斯特罗姆的高度。

那么，奥斯特罗姆的分析是不是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呢？

奥斯特罗姆的实验和调查，是在政府控制的区域。这种区域，与哈丁的区域，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个人成长为组织，并且具有对周边的影响力，这是奥斯特罗姆推论的核心。

但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作为例外和反证，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麻烦。

其一，去年年底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这是个政府间的峰会。这也就使得政府作为全球治理主角的现状成为现实。而这次气候大会，最终在各国政府的揽权卸责当中，全球气候改善被延迟了很久，或者说就像会前媒体惊呼的那样，这次是人类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就这么被像美国、以及搅屎棍子的中国给废了。

就目前的状况来说，主权国家还是这个世界的权力最为重要的边界。

这也就给公共性提出了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曾经就陕西神木公费医疗现象涉及过公有制边界问题。如果神木以外的人到神木无法享受公费医疗，那么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也涉及，如果公有制只存在于主权国家之内，在主权国家之外不允许其他国家的人们有福同享，那么这就成了主权国家内部公有制而主权国家之外私有制这种状况。这也是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只能在全世界实现的逻辑背景。

于是乎，奥斯特罗姆个人成长为组织，与主权国家的治理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与主权国家的治理模式相共生和协调，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哥本哈根会议能够等待容忍个人成长为组织并且对全球气候变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力，咱们恐怕都看不到了。

其二，就是外层空间的垃圾化问题。现如今的太空，已经成为人类的垃圾场。轨道卫星所面临着的被无处不在而且越来越多的垃圾所摧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外层空间并不在主权国家的权力控制范围之内，虽然美国一直想把太空攫为己有，可目前的情况却是那里依然是个无人治理的空间。与此，奥斯特罗姆的实验和调查如何应用并达成功效？这显然是个问题。

如果奥斯特罗姆之说在实践当中具有例外，那么其理论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就是大可存疑的。

而且，奥斯特罗姆的调查，涉及到了全世界很多地方，但又是像美国读者在全世界调查人们在遇到地上丢失的钱包后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反应那样（我曾经数次引用过这个调查及其结论，也就是中国《读者文摘》上王四四的《地上的钱包》的文章），把中国遗漏了。

中国的情况如何？毛泽东或许比奥斯特罗姆更早地意识到个人成长为组织的现实性，并从中嗅到了危机共产党权力存在的危险性。因此，我党自从开始活动以来，就在干着与奥斯特罗姆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也就是破坏任何个人成长为组织的基础和条件。如果说最开始我党的如此行径还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下，那么到了邓小平以降，这就成为我党经年累月不择手段和不计代价的所作所为。就目前情况来说，中国已经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

而这种现象的根源又在哪里？

当然是家庭。

中国的家庭制度曾经为全世界艳羡。可是现如今的状况惨不忍睹了吧？

为什么？

公共性的丧失，已经现如今的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坏的。

家庭是什么？是一个共同体。既然是这样，就必须具有公共秩序和公共权力。于是乎，腐败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人对于公共秩序的蔑视、嘲弄和践踏，使得家庭内部秩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颠覆。

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基层组织，其稳定性越来越差，是有目共睹的吧。

这就是中国家庭破碎率（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制度性根源。

所有人，在家庭当中都要揽权卸责，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才有了现如今中国家庭的乱象。

要知道，中国的家庭制度，也就是在我党统治的这些年里迅速土崩瓦解的。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我党在破坏家庭上，不遗余力。

计划生育政策、房地产政策、个人所得税政策、公共卫生政策、教育政策、等等，无一例外。

家庭之外，就更不用说了。抛开兰德评论对中国人血缘关系依赖性的分析，家庭以外的组织可以看作是家庭的扩大和延伸。但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到现在的风雨飘摇一片狼籍，是我党摧毁社会以扫荡任何可能形成自组织资源的杰作。

而我党痛下杀手取缔并法办那个什么功、以及严厉打击传销，本质上就是歼灭任何可以形成自组织的机会，防止这种组织具备资源动员能力对我党的统治构成威胁。

这也才造成了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发生后，社会完全失去了自我救助自我修复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完全依赖于政府的现状。

中国委府打压民间组织，破坏非政府组织的形成和运作，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

为了自身权力的稳定和无法无天，我党消灭所有其他组织资源，就是其统治逻辑所必然要求的。

如此，如果奥斯特罗姆在中国进行了反公地悲剧的实验和调查，结果会是什么样？会不会让其改变初衷和结论？

奥斯特罗姆反公地悲剧并无法让人信服。而奥斯特罗姆忽视的是，中国才他妈是全世界公地悲剧最为严重的地界儿。如果反公地悲剧不研究中国，那就叫扯蛋。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