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观时事

潘晓来信的作者之一。老么咔嚓眼的。不迎合不争论,不自以为是否定其他,不以为掌握真理,只是口无遮拦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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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到现在已经无法避免瘸鸭现象的熠熠生辉咧

(2023-06-25 01:41:37) 下一个

改革到现在已经无法避免瘸鸭现象的熠熠生辉咧

               2011年9月12日

何必

中央纪委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在深入调查研究……(略。)

这种货色,咱们看到的太多了吧。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及其所发被删除文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呵呵。

开篇那种玩意儿,太屡见不鲜了吧。

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控制,是我党的一贯作风。

但是,这种做法,走到现在已经不灵啦。下面的人根本就不买账啦。

其实,朱镕基的财政分灶吃饭,从政治上说,已经打下了中国四分五裂的财政基础。中央财政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这种丧尽天良的做法,让地方财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另辟蹊径,最终只能依靠土地财政来维持地方财政收入,惨淡经营,出现了太多城市里强制性拆迁和农村征地所酿成的悲剧。(最近,最高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拆迁过程中遇到自焚者应该停止拆迁。这种从最高法院出来的通知让全世界笑掉大牙——人类历史上,有这种官方文件么?拆迁可以,可如果被拆迁人自焚,拆迁就应该停止。那么,该如何界定自焚呢?是准备了自焚用具,还是已经把身上倒满了汽油,还是已经点燃?如果因为自焚就可以停止拆迁,那么拆迁本身的合法性和严肃性又何在?而且,这种最高法院文件的公诸于众,告诉全中国什么呢?只要遇到拆迁,就去自焚,要保住自己的房屋,只能用死亡来威胁。这是不是太可怕了?更何况,各地是不是能够遵从最高法的旨意,还是回事儿,如果地方当局面对自焚视若无睹,继续拆迁,又能够怎么样?而且,这种事情,注定会出现。不信?咱们走着瞧,用不了几天,就会被报道出来。并且,城市拆迁遇到自焚得停止,农村征地遇到自焚是不是停止?以此类推,其他维权抗争活动如果遇到自焚是不是也应该如法炮制?中国每年自杀者有25万,如果都去自焚,最高法该怎么办?……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最高法院居然出台如此弱智的政策,这个国家的未来,还用说么?)从责权利格局上看,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就是北京方面揽权卸责的表现,但为此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那就是面临着中国以省市区为单位四分五裂的前景,画地为牢,自行其是,各自为政,以邻为壑。事实上,在朱镕基分灶吃饭之前,中国省际之间的贸易成本已经高出了中国的国际贸易方面的成本,也就是说,中国的内部贸易难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对外贸易,这种迹象,让人胆战心惊,担心长此以往地方分治最终独立的情形的出现,而朱镕基财政分灶吃饭的政策的出笼和推行,让这种行政区划自立门户在财政上始料未及地实现了。就目前情况看,全国各地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再听命于北京,自作主张,除了防务和外交,其他方面都是自己打理。而这种状况,与自由派呼吁的联邦制很有些类似,歪打正着地朝着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规划(当然,是不是兑现了另当别论)阔步迈进。地方割据蔚然成风,而分灶吃饭则从政治上肯定了这种做法,并且赋予地方横徵暴敛的政策许可和自主权。

麻烦的是,这种分灶吃饭的路数并不仅仅停留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上。在我党一以贯之无处不在的揽权卸责大背景下,省级财政对于地市级财政、地市级财政对于县级财政,也都效仿中南海的做法,采取了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政策路线,如此,层层盘剥,到了最基层,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政策法律规章制度都必须经由最基层来实施,但却是穷得叮当响的基层,事情不计其数,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基层官员为了乌纱帽,更为了中饱私囊,不违法乱纪等什么呢?实际上,这又是个制度杀人的典型。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中南海。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里,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会设想出财政分灶吃饭的馊主意。北京对地方说,钱都给我,但事情你们还得干,并且事情还越来越多。这种路数,毛泽东大概也会瞠目结舌的。而这个招数,就是所谓中国的新左派里的胡鞍钢和王绍光设计出来的。十多年前,王绍光没完没了连篇累牍地吁请中南海加强中央汲取财政的能力,得到了朱镕基心花怒放的首肯和采纳。对朱镕基来说,这种揽权卸责钱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少的局面,何乐而不为?这才有了什么国税地税的划分。但是,这种表面上看经济上的分权,在政治上却有着极大的隐患。当地方财政被剥夺得所剩无几、而各式各样的责任却节节攀升不堪重负时,与中南海乃至北京的离心离德也就在所难免,出现陈良宇冲着总理温家宝拍桌子,也是顺理成章,而全国各地其他地方当局看到温家宝现如今已经彻底没有了官场里必须的政治威信,后果还用说么?

更不消说,加强对基层官员的控制,谁来干呢?当然是各级委府;可各级委府的官员是不是需要控制呢?当然;谁来呢?中南海;可中南海的官员是不是需要控制呢?当然,谁来呢?没有。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里三起三落,吃尽了毛泽东一股独大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苦处,咬牙切齿地要改变个人崇拜和一个人独裁的局面,发明了集体领导体制,试图通过群体性决策的方式,形成在最高决策层内部权力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局面。但邓小平没有想到的是,这种集体领导最终演变为集体不领导。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制度因素,类似囚徒困境那样的货色俯拾皆是,在揽权卸责的前提下,权力被分解了,责任也随之分解,并且销声匿迹了。最高层集体领导的成果无法监督、评估和制约,这种状况依然如故。没有人能够对最高层兴师问罪,没有人能够对最高层的政策等治理手段说三道四,集体领导并没有改变最高权力不受约束的状况,只不过隔靴搔痒地从一个人变成了几个人。麻烦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公共性的缺乏,产生了公共秩序的荡然无存,在集体领导内部,也没有任何公共意识、公共权力和公共文化,更不用说公共规范了(如此局面下,中国除了举世闻名臭名远扬的公共厕所之外,没有了任何冠以公共的事物),没有共同体原则和精神,使得俗话里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在政治局常委里也比比皆是,在集体领导之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政治局常委里,所有人都进行着中饱私囊的自我利益盘算,但却没有人去承担责任。一旦出了问题或者麻烦,就推卸责任。

因此,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人未走,茶就凉”,问题的根源远远不在当下,也不能完全由胡锦涛、温家宝来承担,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我党自身与生俱来的痼疾和顽症的必然产物。

当然,胡锦涛、温家宝在此并非一干二净。

俺连篇累牍地说,中国的悲剧,就在于转型过程中,人知和法治并存和胶着,权力出现真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政治强人。

相形之下,几百年来一直是世界强国的俄罗斯,比中国要幸运得多。沙俄之后,列宁、斯大林、(当然还有那个时代里像普列汉诺夫、斯托雷平等等大名鼎鼎的主儿)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特别是现在的普京,个个都身手不凡,个性鲜明。尤其是,当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性地选择了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让俄罗斯能够躲过一劫。(当然,老毛子现如今的麻烦越来越大,是不是能够渡过难关还很让人目不转睛。)可以说,俄罗斯实在具备了政治成熟的强国风范,当世道混乱需要强人之际,就能够去选择普京。

中国则不然。1949年之前的状况也就不说了。我党亲政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一路看下来,是不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权威递减,到了胡锦涛任上已经跌入了低谷。

对中国充满乐观者说,现如今中国的言论自由还是非常充沛滴,比如,老左派乌有之乡上指名道姓骂温家宝的文字比比皆是,余杰著书立说把温家宝称之为中国影帝,出版后余杰并没有为此付出什么自由的代价,而网络上骂胡锦涛的文字更是无处不在,这就是言论自由的表现。

俺对于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胡锦涛温家宝面对汹涌澎湃的嬉笑怒骂,真的就是虚怀若谷良药苦口?不是。他们丫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到现在,民怨沸腾到了如此地步,胡温们已经根本无暇管控民间的冷嘲热讽。当然,如果触碰了他们丫的权力,那就会惹得什么刘晓波啦黄琦啦胡佳啦艾未未的待遇。其他时候嘛,骂就骂了,反正他们丫抢钱时颇有些心无旁骛。

邓小平在胆略和能力上,无法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吧;江泽民比不了邓小平吧,胡锦涛无法与江泽民划等号吧,中国最高权力掌握者的状况,就这么一路看跌飞流直下,迅速跌落到了谷底。

因此,出现前面最后引用文字里所谓的“瘸鸭”状况,也就在所难免。

中国的不幸在于,被我党掌控了如此多的时日,而我党的政治生态场域里,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威递减的格局和趋势。可能有乐观主义者认为,这种权威递减并不是个坏事,会让我党今早离开政权,但俺坚定不移地认为,现如今中国国内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我党,因此,我党经过了六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滴联系、啮合、捆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唇齿相依玉石俱焚。我党完蛋,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完蛋。

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否定毛泽东,试图用改革开放让我党能够起死回生。中国开始了剧烈的经济动荡。前三十年毛泽东一手遮天,后三十年在改革的名义下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而在中国剧烈的转型过程中,却没有了普京那样的强人,而是被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样越来越自私自利胸无点墨缺乏政治诉求理想抱负的王八蛋所执掌,到了胡温任上,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窝囊废执政。并且,这种执政,一干就是十年,无人能够撼动权位。

胡温们没有任何政治主张,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追求,击鼓传花,中饱私囊,浑浑噩噩,混吃等死。

人们越来越共识于,胡温大势已去,没有人会对胡温抱什么希望。

而这背后,则是中国在胡温时代浪费掉的整整十年。

胡温们这种无所作为的统治方式,害死了多少人,有目共睹,从温州高铁,到汶川地震,从杨佳,到三聚氰胺。

人们说,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是改革开放和六四,江泽民的政治遗产是法轮功,而胡温呢?竟然没有任何主张遗产可言。

中国进入了窝囊废时代。

邓小平、江泽民也知道胡锦涛们无能,但却不得不视若无睹。毕竟,我党已经成为何清涟所谓自我服务集团,形成了政党政治下非常怪诞的利益共同体,成为中国国民乃至全世界的公敌,他们当然会誓死捍卫自己的利益。邓小平、江泽民也不会例外。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人未走,茶就凉”的话,那么,后胡温时代中国又会怎么样呢?是不是会改变权威递减的状况呢?习近平、李克强是不是就能够峰回路转别开生面呢?是不是可以从袁剑“奇迹的黄昏”之中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呢?或者,是不是可以出现王力雄所谓的“超越者”呢?他们会不会是我党乃至中国得以延续苟延残喘垂死挣扎过程的顶天立地的主儿呢?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话题,另当别论于此不赘。不过,简略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还不说习近平李克强们的经历和政治能力,只是看我党的生命周期表,就知道他们丫、我党那种中国都离死不远啦。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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