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第二次改革的论调很是让人匪夷所思吧

中国需要第二次改革的论调很是让人匪夷所思吧

               2011年9月19日

何必

下一步的改革任务非常重……（略。）

嘿嘿。

现如今，所有的困局，都要寄望改革来破解。

来看看改革的相关内容吧。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俞梅荪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如此文字还是有趣吧。

（何必注，略。）

呵呵。

迟福林有关第二次改革的说辞，虽然说是两年前发出的。但是，对照开篇内容看，现如今有关继续进行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

比如，在胡德平前不久在京城举办的有百余号名门望族仁人志士专家学者参加的纪念我党有关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座谈会上，马立诚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反对改革的势力正在壮大。（马立诚么，俺结识至少也有二十多年啦。当时，六四刚过，而此前不久的1987年，俺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又找到锒铛入狱之前就认识的王春元（一个高干子弟，1980年代初请俺吃饭时，付账就用外汇券，后来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王朔的很多作品就是他推出来的），王则让俺和马立诚接触上了。俺去了人民日报，和马立诚进行了有关潘晓讨论的长谈，当时，马立诚因为六四，“一边写检查，一边写社论”，对潘晓讨论，则情有独钟，很是认真地记录下了与俺的谈话内容。后来，马立诚在和凌志军合著的《交锋》当中，潘晓讨论被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2007年，俺见了马立诚很多次，都是在博客中国的专栏作家的专题座谈会上，对于俺们初次见面的时间，俺和马立诚有分歧，他说不是六四后。俺也不知道俺俩的记忆是谁出错了。马立诚后来因为中国和日本关系的言论，几乎成为网络上的公敌。这就如同李银河在公开场合讨论同性恋并主张换妻一样，把学术问题放到了大庭广众之下，触犯了众怒。这当然反映出中国公共性的荡然无存，还有公共场所就是不折不扣的垃圾场的现实状况，以及中国学术与公共话语渐行渐远的耐人寻味的趋势。不过，俺对马立诚有关改革的论调还是不敢苟同。）这种论调，现如今依然占据着主流，并且得到了很多骚人墨客的拥戴，像茅于轼、辛子陵、杜光、高尚全、刘军宁、等等。不过，反改革势力确实越来越壮大。老左派几乎成了反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只不过，老左派是要回到毛泽东，认为毛时代后来的所有变化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对所有变化都“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而左派之外，反对改革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其中，以陈永苗的后改革论调最为突出。

迟福林么，俺没有打过交道。不过，对于他，俺早有耳闻。2002年，俺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合作方是国家发改委下面的中国宏观经济基金会，由他们来推荐专家，当时有着中国经济百人论坛，迟福林于其中赫然在列。只不过，迟福林在海南，而俺们当时光是在北京的经济学家还用不完呢。

迟福林在海南成立了一个改革研究院，并且自命为院子。俺也不知道该研究院的背景以及来龙去脉是什么。只不过，从该研究院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是何等的趋炎附势附庸风雅。

迟福林也能够参加全国两会。去年，两会期间，俺称之为改革以来中国堕落速度最快的中国所谓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崔之元特意到会帮助迟福林完善提交给大会的建议，这也反映出崔之元对名门望族的穷追不舍。

而迟福林有关中国需要第二次改革的说法，在熟谙中国改革进程的人们看来，显然是一个太令人笑掉大牙的说法了吧。

可以想见的是，骚扰俺有关中国的改革的内容洋洋洒洒怎么着也有上千万字，并且当时也发给了崔之元，但崔之元并没有把现如今中国国内有关改革的评论动态告诉迟福林。而且，迟福林也没有看过那些如果要对中国改革说三道四必须做的必修课。其实，到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告诉增长，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目不转睛的地方，全世界对中国事务、特别是改革后的中国的研究比比皆是，研究成果更是五花八门。有关中国改革的各式各样的论述不计其数。而号称改革研究院院子的迟福林，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就意气风发胆大妄为地提出什么第二次改革，根本不顾人们在中国改革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也可以看到，这种官方学者的治学方面是什么样了吧。

不管怎么样，既然是改革研究院，那么就必须去看看王亚南，看看王力雄，看看袁剑，至少看看崔之元在1990年代的著述，看看加拿大吴国光吧。当然喽，如果把改革放在更大而且更长远的视野里，那么就需要看看梁启超、王国维、顾炎武、鲁迅，李宗吾、陈寅恪、钱穆等等了吧。

毛泽东之后，中国现在的改革是第几次改革？这点，应该不是什么太难以回答的问题吧。

实际上，改革开放，在1989年就溘然作古。六四的枪声，标志着发端于1978年改革的彻底终结。也就是说，比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式，可以说，六四一声枪响，给我们送来了改革的完蛋。第一次改革，以六四我党真刀真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国民作为结束，并且昭示出，我党的凶恶本质，以及改革的终极景象。对于六四与改革的关系，由于六四现如今在中国国内还是绝对禁忌的话题，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近乎绝迹。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基本的演变路径看，我党对手无寸铁的国民大开杀戒是在所难免的，（这两天的消息说，海南三亚南田农场因为征地发生暴动，防暴警察开枪打伤了多人，这个现象太耐人寻味了吧，我党、特别是中南海高层有关开枪换来稳定二十年的焦虑症，在邓小平发出如此铿锵有力但惨绝人寰的话语后，到现在六四已经过去了22年，有效期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越来越丧心病狂，但我党心知肚明的是，开枪必须是在可以对全中国进行震慑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在南田农场，所以，南田的开枪，并不是为了杀二十万换取稳定二十年的应有之义，可是，反映出我党杀人越货的真实本相。）而改革，在这种杀戮之中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邓小平真是个神枪手，一枪就把改革给击毙了。

六四之后，全中国萧疏凋敝，万马齐喑。保守派势力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作为六四事件的起始因素，胡耀邦被彻底否定，赵紫阳被拿下，赵紫阳的势力也如鸟兽散，像什么王若水方励之陈一谘王小强王小鲁等等纷纷逃往国外，改革从组织上被破坏和铲除，从理论上更是遭遇到了空前的诘难。

对于邓小平来说，如果回答毛泽东路线，那么就意味着他的所有功绩都被一笔抹杀。而叶剑英早就说过，邓小平是个权力欲非常强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举国一片萧条之中，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了南巡。那时候，邓小平在北京已经无法撼动六四后向计划经济（也就是秦晖所说的命令经济）回潮的力量，无法阻止这种趋势了。邓小平只能跑到中国的蛮夷之地的广东以及周边地区，借着巡视的机会，发出了继续改革的号令和呼吁。

但此时的改革，已经面目全非，并且已经物是人非。

随着六四的镇压、特别是六四后对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新闻界的整肃，以及对像王军涛陈子明等人的锒铛入狱的收拾，六四前的改革已经灭亡，并且与六四一道成为话语禁忌。

而邓小平所倡导的继续改革，与六四前的改革也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根本不去触动政治体制，而只是针对经济体制。这种所谓的改革，与六四前的改革相去甚远，完全是两码事。

也因此，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改革史上，人们越来越达成共识的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在六四时已经寿终正寝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改革，就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

人们也认识的，如果说毛泽东之后的党国领导人还有什么政治遗产的话，那么邓小平有两大政治遗产，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就是六四。（人们也说江泽民的政治遗产就是法轮功，而胡锦涛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政治遗产可言。）但是，人们却没有将六四前后的改革加以区分。事实上，六四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分水岭，把改革彻底断裂开来，并且让六四前后的改革完全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这样，我们现在经历的，就是中国六四之后开启的第二次改革。也就是说，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根本不是迟福林所振振有词倡导的中国需要开启第二次那么回事儿。

而这第二次改革，其中的千古罪人，非朱镕基莫属。在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触动政治体制的前提和基础之下，朱镕基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到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的，如果仅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去对政治体制动手动脚的话，那么就只能是跛足的改革，就只能的单兵突进却缺乏相应的政治支撑和社会配套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是难以为继的，是不可持续的。

朱镕基的国有企业改制，让5000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朱镕基也在搞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市场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向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而这背后，则开启了江泽民、朱镕基时代的揽权卸责的杀人越货路线，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话语成为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行为准则，更昭示了我党彻底沦为唯利是图的黑社会的嘴脸和实质。也就是从这个第二次改革开始，中国成就财经系主掌中国话语权一下子就是二十年到现在依然风光无限的景象，而有关轮流坐庄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将从财经系转为宪政系的说法，在到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及过去的情况下，成为让人笑掉大牙的谎言。在一个无神论国家里，经济学家掌握着话语权，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还用说么？（当然，法轮功事件后，江泽民开启了意识形态向左转，社会政策向右转，也就是人们所谓打左灯向右转的路线，而这种路线，被胡温发扬光大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朱镕基的能力，有目共睹。但这绝不是中国的幸运，而是中国的悲哀。朱镕基的市场化路线，彻底葬送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并且加剧了温家宝所谓“中国道德滑坡何等严重”的态势，让中国成为郎咸平所谓人吃人的地方。由此，朱镕基的能力非凡，等同于刽子手的技术高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俺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里评价的话，朱镕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坏的。至于说胡锦涛和温家宝，由于中国的权威递减和逆向淘汰机制，不可避免地出现窝囊废掌权的情况，没有任何政治理想抱负和追求，不可能出现什么标新立异的创造，他们丫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延续了朱镕基揽权卸责一以贯之的路线罢了。俺并不是说，胡锦涛和温家宝不坏，只不过这俩窝囊废能力有限，还坏不到朱镕基的份儿上。（因此，现如今中国人里还有大量的主儿们怀念朱镕基，让俺啼笑皆非。朱镕基最近出版新书，实际上只不过是十八大争权夺利战役之中的一个环节，朱镕基要想保住项怀诚、周小川、王岐山、楼继伟、高西庆等一票朱镕基金融人马，就必须和江泽民联手，有所动作。据说，胡温对朱镕基此书问世以及媒体对此的炒作恨之入骨，朱镕基有关“做讨好先生还当什么总理”虽然是朱镕基任上的话，但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与温家宝相提并论，是不是封杀朱镕基此书，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啦。）

所以嘛，中国需要什么第二次改革啊。迟福林红口白牙，会闹出如此滑天下之大稽来。这也表现出，掌握中国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们，在超出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事务上，确实是胸无点墨黔驴技穷了吧。如果仅仅是茶余饭后的私下海阔天空，倒也无可非议，但迟福林在全国两会以及媒体上如此振振有词，就属于以讹传讹误人子弟了不是？

至于说改革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俺连篇累牍说了不少了吧。改革就是绞刑架，改革就是断头台，改革就是火葬场，改革就是毒气室，改革葬送了中国，也葬送了中国人。

由是，俺还是赞同陈永苗在几年前就斩钉截铁的结论，那就是，“给改革判一个死刑”。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