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光无限的温州模式于今惨不忍睹的责任区分

曾经风光无限的温州模式于今惨不忍睹的责任区分

            2011年10月17日

何必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最响亮的代名词……（略。）

这些日子，有关温州高利贷的消息比比皆是吧。

温州到底怎么了？

2002年，俺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温铁军是主力嘉宾。就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以及三农问题都做过节目。其中俺还没有传播过、与现如今温州现象有关的文字稿如下。

中小企业找谁贷款？

中央电视台商务电视“经济视点”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经济学家就事伦理，解读新闻和数字背后的含义。这次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温铁军先生。

（何必注，略。）

以城镇化战略实现我国城市化

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温铁军

（何必注，略。）

针对现在温州高利贷恐慌，内容还是五花八门滴。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看到了吧。

要不然俺说，现如今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都是人渣儿呢。

温州现在变成了这幅尸横遍野的模样，温州方面竟然要借此机会申请中国金融试验区。

这就像，美国911之后美国要将这个日子申报为英雄纪念日、今年311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日本要把这当做人定胜天楷模、本月5日中国货轮在湄公河遭到袭击13名船员遇难而中国当局要将此作为国际主义纪念碑……一样，太他娘的让人啼笑皆非了吧。

现在，温州已经有多少人死于去年兴起今年愈演愈烈的高利贷风波了？数以百计吧。就这，温州方面还要以此来作为申请金融试验区，也算是发国难财、死人财的榜样了不？

什么叫坏事变好事？这就是典型吧。

现如今，在咱中国，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天灾人祸，都成了我党树碑立传的大好时机。矿难发生了，地方委府立刻采取应急预案，委府一把手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各个部门快速采取行动，组织了多部门协调配合的救援力量，全力救援……这套磕儿让咱们太耳熟能详了吧，好像那不是矿难，倒是个贪官污吏推杯换盏弹冠相庆的聚会似的；汶川地震，温家宝在现场摔电话机，蔚为壮观吧；7•23高铁事故，温家宝晚去了几天，到了现场的一番话让人浮想联翩吧，影帝就是这么玩儿的——这些个哪儿是什么灾难啊，全部都变成了我党欢天喜地表演的绝佳机会，贪官污吏们巴不得有这样突如其来大规模死亡事件的发生好让自己得到手舞足蹈的机会呢。不是吗？如果1989年拉萨没有发生藏民骚乱事件，胡锦涛也就不可能头戴钢盔威风凛凛青面獠牙指挥当地武警镇压骚乱，也就不可能被邓小平看到，那么胡锦涛也就不可能被隔代指定为接班人。如此，对胡锦涛来说，太天上掉馅饼了吧，什么叫坏事变好事？丫挺的体会得淋漓尽致不？连现如今中国最高领导人一览众山小都是源于始料未及的灾难，官员们当然会以儆效尤亦步亦趋咧。

所以嘛，中国的破败，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吧。

温州，那是什么地方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启的第二次改革以来，温州就一直是个标本，是被各界当做风向标和模板的材料。

温铁军在节目里，对于中小企业找谁贷款的问题谈得不少吧。

实际上，俺也曾经传播过，樊纲也在俺那个节目里谈及了同样的话题。

（有趣的是，樊纲被认为是中国自由派里的重量级人物，而温铁军则被分门别类在中国所谓新左派阵营之中——当然啦，俺一向不认为温铁军是新左派，并且不应该按照左右派来区分。温铁军最近对华西村的分析指出，那是靠“自我剥削”才有了今天的，而华西村是不可复制的，也就是说，华西村并不是个什么模式。这种看法，与新左派大相径庭不？俺与温铁军的接触之中，认为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也由是，与其进行什么自由派的分庭抗礼，不如按照乐观和悲观来结党营私。但无论如何，温铁军和樊纲在民间金融方面殊途同归，如此左右派不约而同的景象好玩儿吧。）

温铁军说到，大银行不会对中小企业贷款感兴趣，因为大银行审贷成本高、组织成本高，就算是对一笔数额非常小的贷款审查，大银行也得按照程序走一遍，这与大银行为大企业做一次贷款的程序一模一样，太得不偿失了，服务于中小企业不经济，因此，让大银行去开辟中小企业信贷服务，那从对中小企业信贷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而对于大银行来说则是自取灭亡。（由此，咱们也可以看到，尤其是今年，我党强制性要求中农工建等银行开设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领域，那才是胡作非为呢吧。）

而樊纲则谈到，大银行就是为了大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必须有与之规模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尤为重要的是，在民间金融领域，基本上都是依靠乡村里的人际关系来支撑，并藉此维持着信用状况。（卢跃刚曾经在此做过专门的实证分析，并且认为，中国的信用根基在农村而不在城市。）邻里之间发生了借贷，如果有人违约，那么以后就别在这里混下去了，遑论想得到借贷。樊纲不是搞社会学的，因此恐怕还没有“熟人社会”这个概念（当然更可能没有“陌生人伦理”的概念了），而且，自由派在倡导市场化现代化的时候，往往对于熟人社会嗤之以鼻。（不过，樊纲在俺的节目里其他专题倒是对自由派食洋不化提出了批评，比如盲目引进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并否定家族企业，这本身就忽略了家族之中沟通成本低而因此竞争力高的因素。）认为城市化就应该逐渐依靠法治不惜以邻为壑。而樊纲没有涉及到的是，告别熟人社会后，民间金融该何去何从。（尤努斯的小额贷款，也是发生在熟人社会，坏账率低只不过是传统的一种影响，甚至仅仅是残余，实际上，小额贷款后来坏账率提高，并让尤努斯饱受诟病，这都给如此领域提出了新的问题。）因此，现代化与民间金融是不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像什么秦晓之类的自由派们口口声声所谓现代性是不是扼杀民间金融的刽子手？陌生人伦理的文化基础到底是什么？如果告别了熟人社会，是不是只能靠宗教和法律来维系？如此等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吧。

温铁军在讨论三农问题时，也多次把温州作为范例。

温州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毛泽东时代，那是三线地区，是严防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最前沿，并且时不常就受到台湾方面飞机、特务什么的骚扰，因此，所有重要的设施都不会建设在那里。（当时中国与前苏联修好，重工业基地都设立在了东三省，与赫鲁晓夫闹翻，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悉数暴露在前苏联枪口之下，不得不赶紧向中国西部转移，这也算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了吧。其实，这种得过且过的现象到现在还比比皆是。比如，杨帆指出，中国沪深股票交易所都把资本市场设立在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沿海地区。嘿嘿，我党的脑袋被驴踢了呗。）福建和浙江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田园经济。温铁军介绍说，在那个时期，温州只有两个国营企业，一个是邮电局，一个是烟酒公司。其他没有国营机构。这意味着什么？全都是民间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改革之后，温州如此缺少国营经济成分，却因祸得福。民营经济异军突起，民间金融非常发达。以至于那个时期，人们总是拿温州模式与其他地方的模式进行比较。结果呢？华西村模式，中国在其他地方不可能提供如此的资源让吴仁宝们挥金如土断子绝孙，难以为继；苏州模式，被人们称之为追求骨架而没有肉的模式，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模式，是卖国求荣的模式，（曹建海曾经进行过跟踪，发现苏州委府历任一把手都崇洋媚外祸国殃民，却步步高升，比如现如今的深圳市长，比如现如今的商务部长，等等。）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比深圳富士康好不到哪儿去，只不过苏州就算有员工跳楼也不会有南方报业集团近水楼台分分钟赶到深圳现场来报道此事。

温州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勤劳勇敢，任劳任怨，（当然喽，从中国人国民性的角度看，这种秉性也让全世界恨之入骨，中国人可以夜以继日没有休息日地干，全世界谁可以与之竞争？这也是形成全世界新一轮排华浪潮的一个因素。）反应机敏，动作迅速。温州人曾经占领了欧洲小商品市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玩具、鞋帽、箱包、首饰、……一应俱全无所不包。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发布最新流行款式或者潮流，话音未落温州人就能够把依照如此款式设计制造进入量产的商品公诸于众并且捷足先登。如此，无论是好吃懒做的欧洲人，还是茹毛饮血风化未开自由散漫的非洲人，抑或怒发冲冠颟顸刻板的伊斯兰世界，都不是温州人的对手，让温州人兵不血刃分分钟干掉，高下立判。全世界，温州人已经自成体系，并且滚雪球似的不断扩充，对此，全世界目瞪口呆。

温州人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温州及其附近地区，富豪之多令人咋舌。（当然，富不过三代的宿命还是挥之不去。挥金如土恶贯满盈，以及到现在自杀如麻。）

2003年，俺就曾经就浙江省派委府要员去温州执掌大权之事说过，温州完蛋啦，我党的魔掌触碰到哪里，哪里注定就家破人亡。怎么样？现如今又让俺不幸言中了吧。

呼吁让民间金融合法化，作为官方金融的补充甚至竞争对手以提高国有银行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如此声音，早就是嚷嚷得满世界都是了吧。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不说别的，从官方媒体看，央视《经济半小时》几年前，还在栏目呼号的片头宣传片里口口声声“打击地下钱庄……”作为一个矢志不渝的目标呢（俺对此嬉笑怒骂过多少次了吧），媒体尚且如此，遑论我党的衙门乎？

胡温当政后，花拳绣腿没完没了，非公三十六条曾经让人们耳目一新奔走相告吧。结果怎么样？国进民退有目共睹。民营经济的江河日下成为人们经久不衰忧心忡忡的话题。

此次，温州高利贷悲剧愈演愈烈，温家宝是怎么说的？必须符合法律。这意味着散漫？民间借贷不是合法的，不受法律保护。

嘿嘿。

你妈的，温家宝也算是顶天立地的影帝了吧。这孙子祸国殃民，从这点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吧。

说温家宝是改革的倡导者，说丫挺的是中国人们的大英雄（胡星斗），是为温家宝鼓一个掌（吴国光），等等，俺真不知道这些人都长着眼睛看什么呢。

胡温们为了刺激经济，大量印发钞票，制造了通货膨胀。我党当然心知肚明，通货膨胀是我党最大的敌人。国民党就倒在了通胀之下，1988年通胀直接导致了六四的发生。所以，我党宁肯让经济失速，也不能坐视通胀愈演愈烈。

因此，所谓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绞索越拉越紧，银行信贷的圈套逐步收缩。

而俺也一直说，中国无论发生什么大事小情，最先倒霉的，就是民间。

所以，中国的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企业成员大规模失业，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

为了活命，中小企业不得不在“非法”地带寻求资金，进入到高利贷的雷区。

这原本就是胡温倒行逆施的结果。现如今，温家宝挥舞着魔爪，以法律的屠刀来应对高利贷人群——不管是放贷者还是借入方。

2007年，郎咸平就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提出，在中国不要做实体经济，那样只能自取灭亡，如果有钱又还没有转移到海外的话，那么只能在比如股市、房地产、信贷等虚拟经济领域辗转腾挪。

这种话，逐渐被传得尽人皆知。与其说是一种未卜先知，不如说是对中国经济现状的评论解说和现场直播。

大量资源都撤离了实体经济，进入了虚拟经济领域。与此对应的，温州实体经济领域迅速破败，曾经的温州模式风光不再，通货膨胀和人民的币升值双重压力下，实体经济越做越赔钱，温州人离开了曾经让全世界艳羡不已的实体经济领域，把优势拱手让人，进入了高利贷领域大显身手。

谁让温州模式完蛋了？

胡温以及中国委府当仁不让罪责难逃。

但是，温州人就可以躲过一劫么？

他娘的，没一个好东西。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