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麻子

王麻子是我们电视台的人才。那是96年，我进台第二年的事情，当时研究生还不像今天这么遍地横流，本科在我们台就是最高学历。我们台长那时不知道动了哪根筋，引进了三个硕士研究生。王麻子即是其一。

王麻子，高密人，英文专科毕业后随漂亮的媳妇去了诸城做了高中老师。忍过三四年后，以同等学历报考了南京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96年毕业后，本可以在留在南大教书，但估计是本着家庭团聚的心思，也进入了我就职的这家地市级电视台。

台上的人，对王麻子褒贬不一。有的同事觉得王麻子“不像个文化人儿”，因为他时不时就带领着一帮小年轻在办公室打牌，吆三喝四，不务正业，还口称，不为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呢。

一天，负责上字幕的小王姑娘告诉我发生在南楼剪辑室的一件趣事。我们那个南楼，横竖不过两三层高，却是有门卫值守，挂着“闲人免进”牌子的重地，记者们从各处摄录来的影像，皆在此制作编辑完成，然后从一楼技术部播出面世。这天的新闻，有一条是当地的一个书画展。按说这类消息上不了当地的新闻联播，因为既无领导人参加，又不是知名大画家的展览。但负责新闻的韩台长是个书画爱好者，结交了各个档次的书画家，中间有没有互相赠予的交情我们不得而知，但书画展览的新闻就常常占据一席之地。说是新闻，不过是给这些书画家们一个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满足下“上过电视新闻”的虚荣心，提高下知名度罢了。韩台之下，编辑之上，还有个张主任，负责把中间这道关，签字时见到列表上有这类新闻，往往嘴一撇，今天又有韩台的书画展呢。

这日，王麻子被派去拍摄这则新闻，回来剪辑好后交给值班编辑。新闻串联好后，韩台坐在剪辑室角落的沙发上和编辑及字幕员一干人众逐条审看。看到这条时，发现除了一些书画特写和寥寥的几个观众外，并没有书画家们的镜头。韩台长发话了，这是谁拍的，镜头不行，叫他来，重新剪辑。王麻子家就在电视台院内，一个内线电话就叫过来了。进门就问，哪里不行？台长说，该上的镜头一个都没有。麻子心知肚明，却说，哪个该上，哪个不该上？台长顿了下，反问道，你说呢？麻子回到，依我看，哪个都不该上。如果这些人都叫书画家，那阿猫阿狗都是了。台长语塞，怒道，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麻子莞尔一笑，掏出原始的摄像带，哦，那当然是你说了算，你说了算，来来来，你说哪个上咱就上哪个。字幕员说他们一群人强忍住笑，差点憋出内伤。

再有一次，99年十一过后，麻子开始筹备跑路，新闻业务也就不怎么上心了。有天主任安排他，明天去开个农业方面的会，你跟金凤去一下吧。麻子心里不想去，就说，一个会还用俩人去？金凤去不就行了？主任说，金凤一人办不了。麻子就说，那我要去的话就不需要金凤去了。主任说，那就你去吧。麻子接着说，我不去，明天有其他事，扭头就走。到门口时，主任不悦，说了一句，你现在连个初中生都不如了。他回道，别说初中生了，我连你都快不如了。

麻子说话幽默，嘴巴利索，又热衷和小年轻们混在一起，来台不久，各个部室就都串熟了。除了我们新闻部，专题部和国际部也是我们那个小台主要制作节目的部门。一天，麻子酒后兴起，跟牌友们说，我看这电视台呢，就是个大妓院。新闻部呢，就是青楼，对方还车来车往地接送，稍算体面。专题部呢，就是路边店，自己送货上门，还常常白干。国际部呢，是包房，明面上自云卖艺不卖身，背地里也不乏行些苟且之事。这话后来居然传到我们大台长耳中，麻子就是他引进来的。后来麻子离台赴京读书，坐台长专车去喝送行酒，车上还被问起，听说是你编排的？搞得麻子怪不好意思，连声说，都是醉话，醉话。

麻子在台四年，第三年光景，麻子新闻明显没有以前产量高。部里人窃窃私语，说麻子要辞职去考博士，有人信有人疑。当时电视台正如日中天，我们被称为政府台，吃公家饭，奖金比工资高，出去采访，各种纪念品礼品券收多少完全看你胃口有多大，或者脸皮有多厚。据说我们部有个记者，出去混吃都是一绝。比如说，上午的新闻，到中午时分，采访单位管个饭是正常操作，这厮往往喝到下午三四点还不叫停，直接把午饭拖到晚饭光景，还把他也在电视台做播音员的媳妇也叫来一起同吃，二醉方归。采访单位的接待人员常常叫苦不迭，几番下来，只得委婉地告诉新闻部主任，派记者的时候，能不能别派那位姓啥的记者来？我们都很忙。让主任颇失颜面，大光其火。问题是，这厮也是爷，得罪不起。其父是当地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按理说胆识俱有，可惜生的这个娃不是孙仲谋，高中都未能毕业，只得送到部队去，打算曲线救国。从军期间，老爹托关系把他安排在央视军事部，发挥他膘肥体壮的优势，帮忙扛扛摄像机，抬抬设备箱啥的，就这样，混上了一两件印着央视字样的马甲，整日穿在身上，就成了有央视工作经历的人，然后就这么下凡到我们地市级台了。当然背后的故事一定不这么简单。他来台前夕，我们台一百多号人，每人都被赠送了一套他爹那个上市公司的毛料西服，还有写着我台字样的茄克衫，据说总价值近百万元。

刚才说到他那个播音员媳妇，也是颇有故事的人。那姑娘原本是他爹公司的厂花，在厂里面的电视台做播音员的，按一些老江湖的话，是他爹帮他看中先占下的媳妇，人确实是很漂亮，很狐媚的那种，身材也是一流。那厮入职后不久，媳妇也搞进来了，毕竟政府台听起来比企业台要高大上一点吧。他们进台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忽一日，我们部主任室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模样俊俏，却满面悲戚，说是被我们那记者欺骗了，又不肯给名分，还脚底抹油开溜了，所以她要当面讨个说法，于是整日坐在主任屋的沙发上哭诉不走。主任人嘴拙心善，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常常到我们编辑室躲避，念叨着，又来了，又来了，这可咋办？这家伙，真把我们害苦了。

待这家伙终于露面，却跟我们满腹委屈地说，他是被设计了，而且是被他那个正希望成为前妻的媳妇设计的。他承认他是有个小毛病，就是成龙说的那个全天下男人都有的那个小毛病，所以这个阴险的前妻就派人给安排了这个姑娘，然后再抓现行，现在就要以此为借口要和他离婚。而且他自己计算了一下，他们从结婚到现在，刚好六年多几天，按当时中国的婚姻法，婚姻满六年，家产就要对半分。这婆娘，太精明了，他恨恨地说。我们编辑们一时间居然对这个人充满了同情。不久后，我们台广告部有人去一外商家谈合同，看见他的前妻从浴室里穿着丝质浴袍出来。

按说，他前妻这样的人，我一般是敬而远之的，听听故事就好了。但好巧不巧，我们居然还做过室友，尽管一晚都没同居过，而且还因为做室友闹了沸沸扬扬的一出。那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会值晚间新闻的班，所以在单位有个集体宿舍，是一套公寓中的一个小间，左右不超过十五个平方。而且还有一个赵姓室友。赵姑娘和我同年进台，是民航局局长的儿媳妇，有豪宅居住，不会常来。我呢，家离台骑车也不过十分钟，除了打牌晚了不想回家打扰家人，也很少住在宿舍。宿舍里什么都没有，除了台上配的两张简易的单人床。赵姑娘爱美衣服多，自己就搬了个大衣橱立在她床头，正对门口。播音员入台后，离家比较远，求一间宿舍，台上一时没地方，就把她安排进了我们宿舍。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好奇，这么小的宿舍，如何安得下第三张床，下班后就到宿舍去看看情况。进门一看，有些吃惊，我的床被拆了，床板和架子立在墙上，床上的被褥被胡乱卷起，堆在地上，冲门的大衣橱被挪到了我的床原来的位置。衣橱原来的地方，摆上了一张新床，粉色基调，整洁有序，一看就是个讲究人，想必就是那个尚未曾谋面的播音员的新居了。我有些恼火，觉得这姑娘有些不客气，我的办公室就在她楼上，动别人东西，不能知会一声吗。又一想反正自己也不常用，和这种素质的人一起住也没啥意思，就锁上门走了。晚上和男朋友见面时，说起这事。没成想，男友反应非常激烈，说，这不是欺负咱吗，找她算账去，拔腿就要走。我苦劝硬拉未果，他骑上摩托车一路绝尘而去，留我一人在夜色中凌乱，只好小跑着跟到宿舍去。

等我到时，过了也就二十分钟光景吧。宿舍在五楼。我到一楼就听到上面传来的嘈杂声。爬上五楼，就见播音员穿着丝质睡衣，露着香肩，脸上还敷着面膜，楚楚可怜地站在公寓的客厅里不知所措。宿舍里已是一片凌乱，大衣橱被胡乱推到角落里，漂亮的橱柜上，已经刮花了一大片。男友正努力要把我的床重新支起来，还一边大声训斥着播音员，以后再敢动我女朋友的东西，小心我连你一起扔出去。

我还惊魂未定，住在四楼的姜书记走了进来。她是我们台的党委副书记，为人非常平和低调，说话做事从不逾矩，连个子都长得很配合，娇小玲珑，让我们那个身高不到一米六五的王台长兼党委书记显得很有气势。姜书记问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把事情经过简单说了下。姜书记思忖片刻，说道，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我家孩子还要睡觉，要不今晚大家先散了，明天我们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样？这话一说，大家就各各散了。想来这姜书记真是个聪明人，在电视台这样的地方，大家都是哪路神仙，必须先得回去好好理理，当场若下断语，事后恐不好补救，不如回头做做功课再说。

我当时刚进台不到一年，自觉还没出成绩呢，男友这一闹，先让自己出名了，那尴尬，班都不想去了，就称病在家休息。据男友说，我们台把这事通知了他们单位，他们的大队长被请去一起参加会议。大队长先是代表男友道了个歉，说他不该那么冲动，然后就说，事出有因，这事对方是不是处理得也不太尊重人？年轻人，女友受了气，替她出头是不是大家也能理解。男友是个刑警，他的大队长我见过，四十左右，平头短发，皮肤黝黑，脸上极少看到笑容，平时说话的腔调，说不上是叫霸气还是匪气，掉地上砸个坑的那种。他这样一定调，我们台也不好说别的，就把播音员批评了一下，说她应该先和我打招呼再搬床，然后被损坏的大衣橱，本来就不应该放在集体宿舍，所以由物主赵姑娘自己承担损失，并搬出宿舍。这件当时在我看来极伤面子的大事儿，居然就这么了了。我呢，从此大家也都知道了，有个不好惹的男朋友，在人事复杂的电视台，说不上这对我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扯远了，继续说王麻子。他就在大家的猜疑中，在台待了四年后，2000年，考上北大历史系的博士，辞职走人了。据说他辞职着实让大家跌了一次眼镜，放着好好的电视台工作不干，去读什么博士。有意思的是，2001年，我又让大家跌了一次，我也辞职去读书了，不过我的原因众所周知，大家也都理解，主任真诚地说，虽然不舍，也只有祝福。送行的酒会上，主任跟我说，你来新闻部六年，干得非常出色，六年里，我只批评过你一次，你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但在那热烈又伤感的气氛中，我必须很困惑，就说，主任你批评过我吗？我怎么不记得？

主任缓缓地说，你可能不记得了。那时你刚工作，你母亲在虞虹桥头有个冷饮摊，你经常在那里帮忙。我其实心里是很赞赏的，觉得你这个孩子很踏实，很孝顺，不因为自己在电视台工作就放不下架子。问题是，马路对面就是咱们广电局的大楼，从楼上就看得清清楚楚。我去局里开会，每次王平副局长都说，你们部的记者怎么那么有时间，是不是工作不忙啊。时间长了，我也觉得这个影响不好。所以有天我车从那里路过，看见你又在那里，你下午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叫你到我办公室来，说了一下你，还记得吗。

我继续装糊涂，还有这事？真不记得了。我就记得主任这六年特别关照我，我在部里待得真得很舒心，如果不是家庭出了问题，真不想离开亲爱的同志们。

从小到大，我被人批评的次数，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所以，那次来自主任的批评，至今记忆犹新。

在我刚工作的前两年，我妈还在我家楼下的路边继续她的事业--摆了个冰柜卖雪糕。风雨无阻，任谁说都不听。妈妈一生辛苦操劳，觉得不工作就是罪过。我爸爸从县城里调到市里工作后，她只好从所在工厂办理了内退，跟随来到市里，那时妈妈还不到50岁，自觉还身强力壮，天天闲在家里看电视，心下着急，每天思量做点什么。妈妈文化不高，但情商超群，来了不到半年，就搞清楚了我们文化局大院里谁家的谁是谁，做什么的。和我爸爸出去散步，一路都是和她打招呼的人，连我爸爸都半惊叹半讥讽说道，你幸亏没文化，要不得是个外交家了。慢慢地，我妈妈把目光锁定在了剧团拉二胡的那个人的媳妇身上了。那小媳妇是个南方人，身形瘦小，说话语速极快，妈妈叫她“小娘们儿”。小娘们儿的男人因为年轻时犯过生活作风的错误，在当地找不到对象，就七拐八弯地到南方找了她。她没什么文化，男人也没什么过硬的社会关系，没能力给她找个正经工作，小娘们儿就在大院门口的街道上摆了个冰柜卖雪糕冷饮。我妈妈刚来城市，也没什么故知，就常常坐在她的冷饮摊上和她聊天，由此迅速了解了大院里的各种人物和掌故，同时也摸清了她的“商业秘密”。什么地方进货，什么口味的冰激凌受欢迎，妈妈都默默记在心里，自己还专程骑车去实地考察几个进货渠道，看哪家的价格更便宜。来到城市的第二年夏天，妈妈就跟爸爸要求，也要去摆个冷饮摊点，地点她都看好了，就在大街的拐角处，既不和小娘们形成竞争，背后又靠着一个叫”奇丑”的照相馆，可以从里面接水接电，妈妈都和他们打好招呼了。看妈妈决心已定，爸爸也就同意了。

爸爸在市文化局做办公室主任，业余写小说，还出过几本书，在当地的文化圈里多少也有些名气，按说这个面子是要的，自己的家属要去摆摊，而且还就在自己单位院门口，人来人往，不怕旁人笑话吗。可爸爸心态好得很，谁愿笑笑去吧，我才不在乎。我现在还记得，每天晚上，妈妈收摊回家，客厅地上摆满零钱，爸爸帮妈妈五毛一块地在数钱，感觉那是他们的幸福时刻。

妈妈从1992年，我去大学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她的“事业”，想来那正合了小平同志南巡的号召呢，妈妈居然比我这个大学生都更懂得时代的脉搏。那时候，哥哥和我都在读大学，家里只有爸爸一份公务员收入，经济确实不那么宽裕，所以想有点额外的收入也能理解。93年我哥哥大学毕业，就提议妈妈不要再做了，可妈妈刚尝到自己赚钱的甜头，正干劲十足，哪里肯听，说比她在工厂时赚钱轻松多了。 95年我也大学毕业了，家里所有孩子都经济独立了，实在不需要妈妈再做事了。几次我坐车出去采访，路过妈妈的冷饮摊，看到她在烈日下的遮阳伞下打盹，就觉得心疼不已。开了几次家庭会议，要她停，但妈妈死活不肯，说闲着的话，她会闲出毛病来。妈妈一向是个很随和的人，但这事却很执着，我们三个做儿女的听她这么说，也就由她了。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摆摊这活，虽然不累，但离不开人，得有人时时刻刻守在那里。妈妈总得有人替班回家吃饭和休息一下吧。于是，我们三个孩子，就常常轮流去冷饮摊值班。我最小，觉得前几年哥哥姐姐做得多，就主动多去一些。刚开始的时候，也觉得颇不好意思。拿本小说坐在冰柜后面打发时间。妈妈见了很不满意，说，你这样可不行，这怎么能有生意？我说，这么大冰柜，打老远就看得见，难道我还需要站起身来吆喝不成？想买的，看见了自然买，不想买的，你拉人家也不成呀。妈妈说，那你可太不懂行了。人家本来可买可不买的，看见你在这里看书，想叫你一声你还不一定听见，人家就往下一个摊点去了，你就失去了一个买卖。还有，你要注意观察来往的行人，大老远就知道谁可能停下来买。我说，这么神？说说看。妈妈说，你看那些挂外地车牌的车，开到这里问个路的，一般都会买，也不会计较价钱。骑车带着孩子的，到了这里，你只要看着他们，他们就会停下来买。晚上电影散场的时候，会是一个小高峰，很多搞对象的小年轻都会来买。妈妈笑着总结道，看他们付钱的架势，我就知道他们处到哪个阶段了。要是男生要买，女方拉着他不要买，说明刚认识不久。要是女方要买，男生拉着她走，就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很久，打算谈婚论嫁了。

我不得不佩服妈妈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社会经验，跟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相比，我的经验值接近零。我对人没有戒心，也很少怀疑别人的话。一天，我在值班的时候，走来了一个南方人，看起来又累又渴，来买汽水喝。我妈妈很周到，在摊位放了几个马扎给客人坐。这人就边喝边和我聊天。说他是做好大的外贸生意的，有自己的公司，规模多大，员工什么的，他这次来这里是要谈一笔大买卖的，数字都很天文。我没有多少经商的朋友，但觉得那人真有本事，就问了他很多问题。还在聊天时，妈妈回来了，在一旁听了一会。那人走后，我有点激动地跟妈妈说，那人是个公司老总呢，做大生意的。妈妈白了我一眼，叹口气，哎，也就你信。你没看到吗，他的凉鞋都是塑料的，断了一根带子还穿着，还做大买卖呢，我的闺女呀。

在替妈妈值班的有限时间里，我帮妈妈丢的一定比赚的多。怎么说呢？就是收到了假钱，还都是大额的，让妈妈哭笑不得。我每次的描述都大同小异。都是对方匆匆来，要一大堆各样冷饮，在我好不容易找齐全的时候，对方忽然掏出张百元大钞来，我担心冷饮化掉，往往就着急忙活地给他找零钱。等人走后，我才发现手里拿的是假钱。时间久了，有时候钱拿到手里的瞬间，也会感觉不对，但往往是我刚一迟疑，对方就会拉长声音说，小姑娘，不是假的，不用看了。我就不好意思继续当人家面仔细检查了。妈妈辛苦一天，一般也挣不到一百块，一下都让这张假钞报销了。收了几张这样的假钞后，妈妈去问她的生意同行，那个小娘们儿。小娘们儿轻描淡写地说，不要着急，拿来给我吧。我妈妈很诧异，都是百元大钞，你能有什么办法？小娘们神秘一笑，拿出一个验钞机来，把假钞放上，绿灯闪烁，顺利通过。这也能行？把我妈真是看楞了。小娘们儿说，这有啥不行，假钱流通开了，就和真钱一样了，我有一次从银行取的钱里还有假的呢，没关系的。

日子就这么流水一般地过去了，无波无澜。直到那天中午我替妈妈值完班，匆匆骑车赶到办公室，路过主任室时，主任忽然喊住我，小秦，进来下说个事好吧？好呀，我笑着应着走进去。主任一般对我都很客气，那天脸色明显有点不悦，你看看现在几点了，都快2点半了，你要知道，你上班的地方是电视台啊，不是别的地方。我心下立刻明白主任在说什么，耳朵都热起来了，就收起笑容，低眉顺眼地小声说了句，好的，不好意思，我以后早点回来。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事也一直记在主任心里，我倒有些感动。新闻部30多口人，多数不是省油的灯，加上还得照应那些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个主任位子也不是好当的。

好，继续说回王麻子。再次跟王麻子联系上，就是我已经回到山大读研究生了，刚入学不久，接到他的电话，他已经在北大读博二了。他说，我听说你也出来读研啦？祝贺你啊，这个选择是对的，电视台那鸟地方，不值得留恋。其实我当时心里并不明确地知道，离开电视台之后，我将何去何从。年届三十，孑然一身，还有家难归。

研一暑假，叔叔家的堂弟楠楠拿到美利坚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要去读研，来我家告别。席间叔叔婶婶一顿眉飞色舞地炫耀，让我爸心底那攀比的小火苗熊熊燃烧起来。以前说过，我爸爸这人，清高是有，但真不虚荣。他四岁丧母，从小寄人篱下，在农村的大伯家长大。亲生父亲在外干革命，顾不上他，虽说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狼狈不堪，但文革后迅速官复原职，又再婚生子，有儿有女，日子红火。爷爷和我爸爸的唯一联系，就是每月定时寄到的伙食费。孤独和苦难带给爸爸的不止是坚韧的勇气，还有对生命的思考，他将这些诉诸笔端，寄给远方的杂志社，居然慢慢积攒起了一些名气，先是带领全家走出了高崖老家，把家安到县城，年近不惑，又举家搬到市里。但我想，爸爸的心底里，一定在跟同父异母的叔叔家做着比较。

叔叔家的这个堂弟，比我小五六岁。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可谓锦衣玉食。爷爷是当时县里的计划委员会主任。计划经济时代，那是个炙手可热的位子。他们家住在一栋两层别墅里，70年代家里就有了冰箱和电视机，而我家70年代末才刚刚能填饱肚子。我们刚搬到县城的时候，我才六七岁，去奶奶家，她正抱着一两岁的堂弟楠楠，稀罕得不行。我不识趣，跑过去举着小手跟她说，奶奶，奶奶，你知道吗，我的手有十个斗呢，妈妈说，十个斗纹的人有福气。奶奶笑了，把她的亲孙儿楠楠高高举过头顶，哎，别说十个，就是有二十个斗，也比不过我家楠楠有福啊。我小，这话我不太懂，一旁的妈妈却红了眼圈，放下给爷爷的生日礼物，拉着我就回了家。

我家住在城南，爷爷家在城中，相距不过几里路，但我们去爷爷家的日子每年都是固定的，一是生日时给他祝寿，二是春节时给他拜年。但即便是这两天，我也没有机会跟他单独说话。他在位时，这两个日子里从来都是高朋满座。我那时想，如果走在路上，我想爷爷是认不得我的。唯一有记忆的一次和爷爷的对话，是他退休后的那个春节。我依照惯例，来给他拜年问候，这是爸爸立下的规矩，不管喜不喜欢，都要去走个过场。走进他家的那条巷子，我就觉得有些不一样。往年，来给他拜年的车辆，早就将巷子塞得满满当当，那年却一辆车没看见。走进大门，院子里花草依然，他种的佛手、金桔像往年一样富态安详，但屋子里居然一片寂静。我走进去，只有他一人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手里转着两个石球，神情落寞。我轻轻地问了声，爷爷过年好。他半眯着眼，微微点点头，好好好，坐坐吧。我坐下，也不知说些什么，就随手拿起旁边茶几上的一本杂志，假装翻看起来。那时我应该是在读高中了。不要看那些东西，爷爷忽然说道，全是假的，骗人的。我很愕然，翻到封面，写着《红旗》，现在已经改名叫《求是》了。这是我记忆中和爷爷的唯一一次对话。再次见到，他已是病危，二度中风后住院，已经不能言语。

我的这个叔叔生于50年代，被叫做新中国最不走运的那一代，长身体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学知识时赶上上山下乡和“文革”；壮年时赶上下岗分流；退休时又赶上了退休双轨制。但亏了爷爷的荫护，虽然没正经读过多少书，但并没有吃过多少苦。在那个小县城里，先后搞垮过几个工厂，自己的口袋却从没空过。可能缺少苦难的洗礼，他的性格也比爸爸要达观得多。从来见到他，都是笑嘻嘻的，说话还很幽默。爷爷葬礼上，爸爸伤心欲绝，一度昏厥，叔叔却蹲在地上看蚂蚁打架。让妈妈很不理解，你爸从小都没在他父亲身边待过几天，哪来的那么多感情，人家那边那个整天围着转的，倒是想得开。

堂弟家人一走，爸爸就问我，他们说美国那么好，你咋不去？我说，我一个学中文的，去美国能干啥？他学生物的，奖学金机会多。爸爸不甘心，说，我记得你说你大学宿舍老六，叫什么莎的，不是整天吵着要去美国吗。

我有点后悔什么都和父母交流了。宿舍老六那几年确实在忙着考寄考托，一心要出国。也是从她那里，我才知道文科也可以出国，还可以申请奖学金。我后来的美国导师沃克，说起来还是她先套磁认识的。她写电邮，说自己对他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希望到他门下攻读，然后问能给奖学金支持不。老教授很激动，马上发给她一篇最新力作，要和她讨论。可怜的老六，读了几遍，不知所云，就转发给我，让我帮她看看。我当时在读研一，正有功夫，读了一下，虽说也是半懂不懂，但觉得这老教授的研究挺有意思的。就在某次和父母的通信时，当作趣事讲给爸爸听，没想爸爸还放心里去了。

我从来都是不愿辜负父母的乖乖女，于是，02年的暑假，我就打点行装，提早返校，开始了我的出国留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