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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演讲全文+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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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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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演讲全文

豳风居士 夜雨星风 2022-10-19 08:51 

      高行健,作家,1940年1月4日出生于江西赣州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作家。获奖理由是: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直至2010年,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36种文字。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此外高行健还是出色的戏剧家,翻译家,画家,导演,评论家。

 以下内容为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致辞: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吸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论也同样施加于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要别人跟著牺牲。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后人自会修正。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和**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烟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是个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我以为这倒不坏。作家作为先知和裁判的角色也该结束了,上一个世纪那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成了骗局。对未来与其再去制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见证人的地位,尽可能呈现真实。
这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要知道,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件的过程都能揭示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如果作家如此这般去展示人生存的真实状况而不胡编乱造的话。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那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永远也不会过时。
文学并不只是对现实的摹写,它切入现实的表层,深深触及到现实的底蕴;它揭开假象,又高高凌驾于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观的视野来显示事态的来龙去脉。当然,文学也诉诸想像。然而,这种精神之旅并非胡说八道,脱离真实感受的想像,离开生活经验的根据去虚构,只能落得苍白无力。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诚然,文学并非只诉诸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家也并不囿于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以及在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已经陈述过的,通过语言的载体也能化为自己的感受,这也是文学语言的魅力。如同咒语与祝福,语言拥有令人身心震荡的力量,语言的艺术便在于陈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他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义建构,仅仅以语法结构而自行满足。如果忘了语言背后那说话的活人,对语义的演绎很容易变成智力游戏。语言不只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在说出的词语的背后,说话人的意愿与动机,声调与情绪,仅仅靠词义与修辞是无法尽言的。
文学语言的涵义得由活人出声说出来才充分得以体现,因而也诉诸听觉,不只以作为思维的工具而自行完成。人之需要语言也不仅仅是传达意义,同时是对自身存在的倾听和确认。这里,不妨借用笛卡儿的话,对作家而言,也可以说:我表述故我在。而作家这我,可以是作家本人,或等同于叙述者,或变成书中的人物,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你,这叙述者主体又一分为三。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作家是在找寻他独特的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他的感知。我在小说中,以人称来取代通常的人物,又以我、你、他这样不同的人称来陈述或关注同一个主人公。而同一个人物用不同的人称来表述,造成的距离感也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心的空间,我把不同人称的转换也引入到剧作法中。
小说或戏剧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写完,轻而易举去宣布某种文学和艺术样式的死亡也是一种虚妄。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语言有如生命,如此奇妙,拥有的表现力也没有穷尽,作家的工作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这语言蕴藏的潜能。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他也无力建立甚么新的理想的世界,那怕这现实世界如此怪诞而非人的智力可以理解,但他确实可以多多少少作出些新鲜的表述,在前人说过的地方还有可说的,或是在前人说完了的地方才开始说。对文学的颠覆是一种文学**的空话。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然而,文学,不论就作者的写作而言,还是就读者阅读而言,都□在此时此刻得以实现,并从中得趣。为未来写作如果不是故作姿态,也是自欺欺人。文学为的是生者,而且是对生者这当下的肯定。这永恒的当下,对个体生命的确认,才是文学之为文学而不可动摇的理由,如果要为这偌大的自在也寻求一个理由的话。
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时候,或是写得得趣而忘了为甚么写作和为谁写作之时,这写作才变得充分必要,非写不可,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学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写作变成一种职业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对作家来说,是个十足的苦果。尤其是现今面临的这时代,市场经济已无孔不入,书籍也成了商品。面对无边无际盲目的市场,别说孤零零一个作家,以往文学派别的结社和运动也无立足之地。作家要不屈从于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而影视传媒推崇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作的是广告。
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作家自己内心的需要。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换取别的甚么,自由这鸟儿就飞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作家所以不计报酬还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某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故作姿态,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再说英雄或斗士所以奋斗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便是要建立一番功勋,那都是文学作品之外的事情。作家如果对社会也有所挑战,不过是一番言语,而且得寄托在他作品的人物和情境中,否则只能有损于文学。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慨变成控诉。作家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作品中而成为文学,才经得起时间的损耗,长久活下去。因而,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诚然,这种挑战改变不了社会,只不过是个人企图超越社会生态的一般限定,作出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姿态,但毕竟是多多少少不寻常的姿态,这也是做人的一点骄傲。
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人类不只有历史,也还留下了文学,这也是虚枉的人却也还保留的一点必要的自信。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然而,我想,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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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祖籍泰州

宗和 人文泰州 2023-10-03 11:0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时间。近日,知名女作家残雪的长篇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入围瑞典最佳翻译文学奖名单,并在瑞典掀起了一股“残雪热”,残雪也被国外媒体列为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作家之一。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蛙》。莫言的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

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华人作家不是莫言,而是泰州人高行健。他的获奖作品是小说《灵山》。

首位诺奖华人作家

关于高行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认识。他1940年1月4日出生于江西赣州,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家、导演、评论家。

高行健祖籍江苏泰州,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作家。直至2010年,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36种文字。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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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87年移居法国,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在领奖时发表了获奖感言《文学的理由》: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
高行健的代表作有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戏剧《绝对信号》《车站》等。直至2010年,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36种文字。高行健的作品写的基本都是中国的事情,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中国,他的构思也有一部分在中国。他获奖的时候是法国国家,不过他的大部分作品应该都是以中国作家的身份完成的。
高行健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将这一奖项授予高行健时称:
“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从戏剧到文学
高行健父亲高运同是中国银行职员,母亲顾家骝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并做过抗日剧团的演员,均生于破落的大家族中。父亲经常失业,当过记者,或供职于私人银行及轮船公司,生活仍旧宽裕。幼年的高行健由于体弱,由母亲进行识字教育,并对戏剧、写作和绘画产生了兴趣。
1950年全家搬到南京。1952年,高行健就读于的南京市第十中学(原金陵大学附中,今南京市金陵中学),该校原为教会学校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因此能够接触到许多西方译著,并师从画家郓宗嬴先生学素描、水彩、油画以及泥塑并产生了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愿望,这也得到了恽宗瀛先生的支持。受家庭和外部环境影响,最初的理想是做物理学家或数学家。同时由于从小爱与母亲演戏,也有报考戏剧学院的愿望。由于不符合导演系的报考条件,只得放弃。
1957年,高行健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大学时光中,高行健主要在图书馆中度过,期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及写剧本、小说。课外,他与同学组织了“海外剧社”并曾用法文演戏。
1962年毕业后,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
1969年,与相识12年的女友结婚,两人育有一子高杭。
1970年,下放农村劳动,期间曾到安徽宁国县港口中学任教。
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
1977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
1979年5月,作为全程翻译,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发表散文《巴金在巴黎》、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
1981年,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同年,发表评论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1982年,与铁路文工团编剧刘会远共同创作的剧作《绝对信号》,同年11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引起广泛关注。
1983年,创作话剧《车站》。
1984年,出版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1985年,创作话剧《野人》,出版《高行健戏剧集》。同年,与第二任妻子郭长慧结婚。郭长慧年轻13岁,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两人同在外文局工作。同年,在北京与雕塑家尹光中举办泥塑绘画展,开始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同年,应邀赴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等欧洲五国访问八个月,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举办了个人画展,获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卖画获四万马克,从此开始了以画养文的生涯。
1986年,创作话剧《彼岸》。同年,妻子郭长慧到法国入读里尔高等新闻学校,毕业后成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文化与艺术节目的主持人。同年,《彼岸》被禁演。
1987年底,到法国巴黎,与妻子团聚。同年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
1988年,定居巴黎郊区巴纽里,起初生活艰难,继续从事创作和绘画,创作有舞剧《冥城》(1988)《声声慢变奏》(1989)。
1989年,第二次婚姻失败。同年,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的年展。
1992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期间,高行健同时以中文与法文创作,剧作如《逃亡》(1990)《生死界》(1991)《对话与反诘》(1992)《周末四重奏》(1996)《夜游神》(199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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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取得法国国籍。
1999年,在巴黎参加卢浮宫第十九届国际古董与艺术双年展。
2000年,10月12日,因小说《灵山》(1990)《一个人的圣经》(1999)等获瑞典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2003年,法国举办“高行健年”,以表彰他的成就。
高行健主要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初,高行健以《论现代小说技巧》名噪一时,当时文坛曾把他和冯骥才、李驰、刘心武并称为“中国寂寞空旷天空中飞起的四个漂亮风筝”。高行健对推动中国小说、戏剧的现代化有着相当影响力和积极性,他不但在理论上阐释了现代派小说、戏剧,还创作了《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因而又被称为文坛的先锋人物。”高行健的文学艺术生涯受到他是演员的母亲的影响,高行健自小对对戏剧充满着崇拜之情,对文化工作也十分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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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1、《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实验剧作。1982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92年,在台湾上演。
2、《车站》,实验剧作。1983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84年,在南斯拉夫上演;1986年,在香港由第四线剧社演出;1988年,在英国上演;1992年,在奥地利上演;1999年,在日本上演。
3、《野人》,大型剧作。1985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1988年,在德国汉堡上演;1990年,在香港上演。
4、《高行健戏剧集》,戏剧集 。1985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绝对信号》、《车站》、《独白》(独角戏)、《野人》,以及现代折子戏四篇:《模彷者》、《躲雨》、《行路难》、《喀巴拉山口》。
5、《彼岸》,实验剧作。1986年,在北京文学刊物《十月》发表;1990年,在台湾上演;1994年,瑞典皇家歌剧院出版瑞典文版剧作选《彼岸》,译者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95年,香港演艺学院,高行健执导。
6、《躲雨》 。1987年,在瑞典上演。
7、《冥城》,舞剧。1988年,在香港上演。
8、《声声慢变奏》,舞剧。1989年,在美国上演。
9、《逃亡》,剧作。1990年,在《今天》第一期发表;1990年,在瑞典皇家歌剧院首演;1992年,在德国、波兰上演;1994年,在法国上演;1997年,在日本、贝宁和科特迪瓦上演。
10、《生死界》,剧作。1991年,在《今天》第二期发表;1992年,由法国文化部赞助,在巴黎圆环剧院首演,后参加“阿维农戏剧节”;1994年,分别在澳大利亚悉尼、意大利“当代世界戏剧节”上演,高行健执导;1996年,在波兰上演;同年,在美国上演,高行健执导。
11、《山海经传》。1992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12、《对话与反诘》,剧作。1992年,在《今天》第二期发表,法文版也同时发表;同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首演,高行健执导;1995年,在巴黎莫里哀剧院上演,高行健执导;1999年,在巴黎再度上演,高行健执导。
13、《周未四重奏》,剧作。1996年,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14、《夜游神》。1999年,在法国阿维农戏剧节首演。
15、《八月雪》,现代禅剧、京剧。200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19日,在台北首演。
小说及论著
1、《灵山》,长篇小说。199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1992年,瑞典文版出版,译者马悦然。1995年,法文版出版,译者杜特莱(Dutrait)。2000年,英文版出版,译者陈顺妍(Mabell Lee)。
2、《一个人的圣经》,长篇小说。1999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2000年,法文版出版,译者为杜特莱。
3、《给我老爷买鱼竿》,小说集。1989年,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寒夜的星辰》。
5、《没有主义》,文艺论文集。1996年,由香港天地图地公司出版。
6、《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文艺论著。198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7、《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戏剧论文集。198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8、《高行健戏剧六种》,1995年,由台湾帝教出版社出版。
9、《高行健·2000年文库-当代中国文库精读》。1999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
电影
《侧影或影子》(Silhouette / Shadow),2008年上映。
绘画
高行健的水墨画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表现出了与当代各家不同的风范。
国内外评价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表示:“诺贝尔评委会并没有政治目的,颁奖给高行健是基于他的文学成就,而非他的政治立场。”瑞典文学院在新闻公报中指出,高行健的长篇巨著《灵山》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罕见文学杰作, 也是一部朝圣小说”。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中国大陆引起争议。有些人认为中国有很多作家更加优秀,他的得奖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所致;有的人反对前者的说法,认为这在中国文学有着积极的意义。
著名文艺理论家、散文家刘再复先生这样评论高行健本人及他的艺术作品:最具文学状态的人非高行健莫属。他认为,在高行健的作品中,没有像莎士比亚那种的人文激情,也不是歌德那种的浪漫激情。在他的笔下,同样也没有英雄,没有伟人,更多的则是脆弱的人。在作品中,他强调了人性的脆弱。他写了很多脆弱的人,包括写他自己的脆弱与荒诞。高行健总是用很冷静的眼睛来看世界,包括自己。不仅看到这个世界的荒诞,而且看到自身的浑沌、荒诞。这点是高行健小说及其他作品中最突出的一点。他不断地向自己的内心挺进,不断揭开自己的内心灵魂。
 
高行健开辟了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是他往前走得十分重要的一步。他的戏剧更多体现的是哲学,而不是所谓的哲学戏。他不回避现实,在面对人间苦难的时候,他不突出悲观,而是冷静。他的作品的诗意不是来自浪漫的激情,而是来自冷静的关照。卡夫卡的现代意识加上慧能的禅的姿态、禅的眼睛,这二者加起来,就是所谓真正的高行健,就是与众不同的富有探索精神的高行健。他的作品的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艺术开辟了新的道路。
中国大陆文学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认为“高行健的获奖,在中国文坛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诺贝尔奖抵抗运动”,“无论是余华、苏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个,都比高行健更有‘资格’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和张晓风则认为台湾作家比高行健优秀的不在少数。成功大学教授马森认为高行健获此殊荣是一种幸运,他在《灵山》序中指出“那么一篇小说,既不企图反映社会和人生,又不专注于情节的建构和人物的塑造,还能剩下什么呢?”所以,高行健是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说法,非常荒谬。曾在八十年代初期写文章介绍过高行健及其作品中国文学评论家成晓明认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高行健“太荒唐”。他说:“那时是把他作为戏剧新人向读者推荐他的作品。不知道他到法国后是否写过大作,但要凭他80年代在中国时创作的几部话剧和小说就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就太荒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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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诗人洛夫认为这些负面批评是“酸葡萄作用”。中国文学馆馆长舒乙对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了祝贺,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有数以百计的文学家更应该获奖”。香港作家董桥表示,高行健的作品极具创意,永远不会重复自己,视野广阔,气势不凡,成就是世界级。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方梓勋认为高氏作品着重人性描述,带有个人主义色彩,有时亦会掺入佛学和禅的思想。戏剧方面故事性不强,但因为充满人性,容易令观众投入。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理事长王吉隆则认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民族性,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技巧和东方精神融为一炉,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诠释出来。中国大陆作家王朔认为高行健非常了不起,因为高行健除了中文之外,还能用外语(法语)写作。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表示,高行健得奖是“爆了大冷门”,第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海外的中国作家获奖,与两岸无关,既不是大陆本土作家,也不是台湾作家,这是很公平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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