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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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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北京搜查俄使馆之经过》
·沈云龙·
提示和简介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北伐军攻入南京。二十四日，南京发生大规模排外抢劫，英、美领馆成员及其家属被杀戮和强奸。英美军舰向北伐军开炮，北伐军还击。事态平息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将“排外抢劫”的罪责，推脱到北京政府的直鲁联军身上。但是，这一指控当时就被在南京的领馆人员和幸存外侨否认，因为根据他们的指认，当时抢劫者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他们的口音来自湖南、广东和江西，并不是北洋士兵。
是年三月，张作霖派遣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和列强驻华公使接洽，要求北京政府军警可以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四月四日，公使团的首席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列强公使依据《辛丑条约》一致同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两天以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公使团的签字批准下，率领军警对苏俄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九个小时的搜捕，逮捕了藏匿在旧俄卫队兵营的李大钊等六十余名中国人以及十五名苏联人，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被苏俄武官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
那些秘密文件却引起了英、美等列强及世界各国的震恐。四月十八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其中的一份〈致驻华武官训令〉，尤其激发世界瞩目：这份文件指示，苏俄下属组织可以“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当时的政界和媒体一致认为，这个训令就是不久之前发生的南京事件的直接原因和最终动机。
搜查之动机及其实况
民国十六年春，北京政府形式上以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摄大总统职务，实际上则为驻节天津、自称安国军总司令之奉军首脑张作霖所掌握。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底定东南，克复沪宁。苏浙皖赣闽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暨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所部，均已败退苏北。而奉军十万人则进入河南，会合吴佩孚残部，谋窥武汉。此时张作霖仍奄有直、鲁、奉、吉、黑、察、热数省地盘，足与国民革命军相抗衡。惟顾虑及京津一带国民党（包含共产党）人之活动甚烈，后方安全堪虞，乃于三月间大肆逮捕北京各大学学生百余人，以为防微杜渐之计。无如事实上自先一年春，冯玉祥之国民军第一军受奉军及直鲁联军之逼，退出北京开往南口以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即翠花胡同之左派）及其负责人亦即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俱已迁避东交民巷中的苏俄大使馆，藉外交庇护，作为华北党务发号施令之根据地，亦久为公开之秘密。迨大捕学生案发生，凡平素从事学运之活跃分子，多已迁入俄馆居住，益促安国军方面之密切注意，于是而有搜查苏俄大使馆之决定。
此项决定办理之初，由安国军方面派员密商驻京各国公使，诸使虽皆无异议，但以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城东交民巷，宜由外交部出面协商，较为郑重。安国军总部遂通告兼外长顾维钧。顾不敢负此重责，下其事于次长王荫泰及条约司长钱泰，咸推诿延宕，久无定议。适京津谣言大炽，外人纷纷撤退，中外群目俄馆为阴谋策源地。安国军总部乃决意自负责任为断然之处置，更派人商之英、法两使。两使初有难色。安国军代表谓吾人前方正与敌人对垒，今总司令部所在地，即有敌人之一大本营在，危险孰甚，无论如何，非办不可。两使乃谓事涉变更条约，容约辛丑条约国各使会议。迨会议结果，允以相当条件，许可中国军警前来，至具体方法，委托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主持。由是乃成安国军总部与荷使之交涉，其事均极秘密，除关系国公使本人而外，参赞武官间有知者，其他馆员殆无一人与闻。
安国军方面与荷使商定办法后，于四月五日晚，总部乃召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字介卿，奉天海城人），授以方略，定翌日早晨准备军督三百余人，赴东交民巷备用。便衣人等，则以带红线为记。同时令其备一正式公文，声称使馆界内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党人阴谋暴动机关，事机迫切，立须搜查，请予许可等情。六日清晨，安国军总部外交处长吴晋（字少佑，江苏武进人）赴荷兰使馆指挥。十时以前，军警及宪兵齐集，十时二十分，由荷使就警厅公文签字，随即着手搜查，以路径不熟，事前请某国人为之画图。入门以后，军警按图把守。搜查结果，拘获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及俄人十余人，检出枪械、子弹，及关系苏俄赤化中国之重要文件多起。当是日下午二时，军警正在搜查时，俄使馆武官室突然起火，盖欲毁灭文件证据，经消防队驰往救灭，然已由俄人纵火焚烧重要文件不少矣！（参考《国闻周报》四卷十五期：懒泉著〈俄使馆党案始末记〉及同期〈大事述评〉；《革命文献》第九辑：田鹏著〈从俄使馆案至国民党清共〉）
惟据陶菊隐著《六君子传》，谓搜查俄使馆之先，与英、美，日三国公使交涉者，为前外交总长汪大爕与某某三人。时洪宪帝制派筹安会首领杨度，适旅居北京，思想转变为左倾，对共党表同情，于无意中从汪口中探得消息，亟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支部书记胡鄂公（湖北江陵人，旧国会议员，在台逝世）。于搜查俄使馆前夕，胡驰赴该馆，促匿居俄兵营中之李大钊等速谋走避。李则以为：“消息也许不尽可靠，张作霖无此大胆，即使可靠，只怕便衣侦探早在东交民巷布下天罗地网，要走是走不了，一走反去送死。但是同志中有人愿离开的，不妨离开。”当晚便有数人逃走，而李大钊死守不去，亦可见其笃信共产邪说，而具有殉道精神者。迨次日搜捕时，李即在俄兵营第二十八号房间，与其妻赵氏、女兴华、艳华同时被捕。
搜查后之中俄交涉与全面清党
俄使馆搜查后，北京外交部根据所获各种证物，于七日向俄代使赤尔尼提出抗议，谓收容共产党，谋紊乱治安，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且违反民国十三年五月缔结之《中俄协议》。俄代使亦于同日向顾兼外长抗议，谓军警侵入使馆房屋，事出非常，违反国际公例，侵犯使馆尊严。荷兰公使则以使馆领袖名义，表示搜查使馆界内房屋之不当，作形式的抗议。惟南京某当局曾于八日致电俄代使慰问，为安国军所扣留，原文谓：
“六日军警于贵馆所施空前骇闻之大暴举，显受帝国主义者之间接指挥。彼帝国主义者，最近目赌我国民革命军已奄有沪宁全线，且更将义旗北指，直捣燕云，深知其在华利益及封建势力之行将根本动摇，于是造谣中伤挑拨离间之不足。竟无所不用其极，明目张胆，运用其最凶险之方法，冀图破坏革命团结，分散革命力量，以遂其苟延残喘之谋。在彼为虎作伥者，际兹途穷日暮，甘冒不韪，求荣卖国，原不足齿。第设因此导火线，致引起国际间之纠纷，则其破坏世界和平之一切重大责任，已有所属。今正值我国民革命势力高涨之际，贵馆适以处于帝国主义及许多封建遗毒反革命分子之恶魔区域范围之内，首遭蹂躏。闻警之余，至深驰系，兹敬以最诚恳之友谊，专电奉慰贵代大使曁全体馆负，至希詧照。”（引自懒泉著《俄使馆党案始末记》）
此电发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等检举共党谋叛证据请查办函之后六日，距宣布实行全面清党前亦仅四日，仍对共党幕后制作机构之俄使馆表示慰问，盖其时对“联俄”政策尚无何变更，而武汉之“容共”，犹在鲍罗廷操纵之中。
嗣苏俄代理外交委员长利瓦伊诺夫，于九日向北京政府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致严重之抗议，谓此举侵犯俄使馆人员之治外法权，提出四项要求：①立即撤退监视之军警；②立即释放所拘俄使馆馆员；③交还使馆武官室抄去之文件；④军警劫去之钱物簿籍，即交还原主。在未得满意答复前，拟撤回驻北京之代使及职员。最后谓此事由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以促成战争。北京内阁，已成帝国主义之工具，惟苏俄政府决不屈服任何人之挑衅，拟以种种方法维持民间之和平。北京外交部对上项抗议，经于十六日驳覆，电致郑延禧，转达苏俄政府，谓公使馆之治外法权，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内乱机关。此次未搜查使馆，仅于其附属房屋内，查出军火、宣传物品，并捕获重要党人，足证俄人有意扰乱中国治安，破坏中国秩序，所提四项要求，与事实不符，碍难照办。并声明俟所获宣传共产文件翻译告竣，再提严重抗议。（参阅《东方杂志》二十四卷十二号：〈时事日志〉）
苏俄政府以要求未有结果，遂召回驻京代表赤尔尼率领馆员二十余人，请外交部发给护照，于十九日乘车出京，取道奉天、哈尔滨回国。至是北京政府与苏俄外交关系中绝。及至七月十五日，武汉政权亦决定取缔共党，并遣送俄顾问鲍罗廷返国，而反共与亲共之宁、汉两方遂由分而合，共党则相继于南昌、湘东、海陆丰、广州实行暴动，南京国民政府经先后查封长沙、上海俄领事馆，终且于十二月十四日正式宣布对俄绝交。苏俄亦声明从未承认国民政府为报复，并令上海俄领事下旗归国。中俄关系乃告全面断绝，而所谓“联俄”者遂一变而为“绝俄”矣！
苏俄赤化中国阴谋大暴露
按：此次搜查俄使馆之最大收获，厥为发现苏俄赤化中国之军事、政治秘密文件，达百数十箱之多，经北京当局于四月十二日起，陆续公布，择其要者译为中文，次要者举其目录，都百万言，其后辑为《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行世（此书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一部），于是世人始了然第三国际、俄共与俄国政府、鲍罗廷与其政治、军事顾问团以及中国共产党，均一脉相通，而实以享有治外法权之俄国使领馆为行使阴谋之策源地，其赤化计划之周密狠毒、对华政局之分析精到、购买密探之遍布全国、使用经费之庞大，虽时隔半世纪以上，情异势迁，然从历史观点言，犹足资国人警惕。兹略举如次：
（一）苏俄政府寄驻华武官训令：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此件系莫斯科致驻华武官随员训令，内容关系国际甚大，业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毁，仅余全文二分之一，其译文为：
“兹特附送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通过之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并将根据该项议决案所拟定之训令寄发，仰即遵照办理可也。①现时应全力注意增长中国革命运动之国民性质，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以国民党为中国国民独立党，而为有利国民党之宣传，应扩大利用汉口各种事件，及英国对于各该事件之态度，资为证据。第一可以证明国民党国民工作之进步。第二可以证明欧洲各国对于中国革命战斗力之显然的薄弱。②必须于张作霖军队所占领之地域内，造成排欧之混乱。③破坏张作霖之威信，宣传张氏为国际间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妨害中国国民党自由工作之受雇者。④激动反抗欧洲暴行之风潮及英国计划（以下被焚）。⑤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国民群众之适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⑥现时应暂缓实行共产党纲，因此时实行可使张作霖之地位巩固，并加重国民党之分裂。吾人已向鲍罗廷严重训令，暂时停止对于资本阶级之过激手段。张作霖失败以前，应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国民党内，暂行保留国民之各种阶级，资本阶级亦应保留。⑦实行此种排斥欧人之运动时，保存各国间之不协调，非常重要。日本能于最短期间派多数军队来华，故令日本与各国隔离，尤为特别重要。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于一切运动之中，必须严加监视，务使日本侨民无被害之人。但于激动排外风潮之时，将日本除外，殊足以引起不愉快之观感。故实行激动排外风潮时，必须假托反对不列颠（英国）运动之名义也。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导人员……（以下被焚）”（转引自懒泉著《俄使馆党案始末记》）
（二）苏俄在华密探之组织：其有关文件载于《苏俄阴谋文证汇编》者凡七件，由是可知苏俄当时在华设有军事及政治两种密探系统，而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挥，在华亦通过使馆互相协助。军事密探组织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各地共产国际机构，在国民革命军中苏俄顾问人员，均须协助军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执委会、军委会代表，且接受苏俄训令，参加其北京军事总机关部，以从事研究及计划苏俄在中国之军事行动等项工作。其密探机关部之组织，则规定：“各分机关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机关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员。各分机关部除得消息后，各自报告北京总机关部，由北京转达莫斯科。在中国之各分机关部，得藏设于使领馆等机关内，以托庇护，有时亦得暗设于市上饭店商号之中。现为节省经费工作便利起见，宜正式藏匿于大使馆或商务代表处等机关，因吾俄人颇不易与华人发生关系故也。又如广东俄国技师、顾问能与该司令部有直接关系者，分机关部即可藏彼处，以资保障。惟在此种保护之下，无论如何，须以能保全秘密，及随时探寄消息为要。”至密探分机关设立之地点，按照中国疆城及外国人在中国之势力，区分为：①奉系方面，为东三省，设哈尔滨、奉天两分机关部：前者管辖吉、黑两省分团，如海拉尔、齐齐哈尔及吉林之处是；后者管辖辽东、四平街、安东、大连、营口、锦州等分团。②直系方面，为扬子江流城，设上海、汉口两分机关部：前者管辖南京、杭州、上海等分团；后者管辖汉口、长沙、宜昌、重庆等分团。③国民军力面，为西北各省，京兆区域，亦在其内，设北京中央机关部，管辖天津、烟台、济南、正定、张家口、郑州、北京等分团。④国民党方面，设广州分机关部，管辖广州、汕头、梧州、云南等分团。分团之下，于重要地点，设密探员及递信员，而核编各分机关之报告文件，则为北京中央密探总部。以上系就外勤而言，复于北京、上海、汉口等处，设有内勤密探部，遣派密探员渗透于军政宪警各机关及兵工厂暨各使领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运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谋略之深远，决非它国所能及。（参阅〈苏俄在华密探局组织法〉及〈苏俄在华特务组织系统表〉，均载于《苏俄阴谋文证汇编》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
（三）苏俄在华使用之经费：据北京警察厅公布搜获文件中，有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９３，８５３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５０，０００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１４８，８３０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即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１４０，２４０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即需耗美金３８３，９３３元，约合中国大洋１００万元。以民国十四、五年间物价之低，苏俄所用在华军政及培植共党经费如此之巨，其用心叵测，不难窥知。
捕获共党首领李大钊等之处刑
当搜查苏俄使馆捕获共党李大钊等之初，北京军事当局即有严惩首要之表示，嗣经杨度、胡鄂公、章士钊多方为李营救，均未获许，惟谓当组织军法会审，俾循法律程序，以期毋枉毋纵。李等羁押三周后，至四月二十七日北京警察厅始正式公表，谓：
“党案发生以来，关于审判机关与审理手续，各主管官署业行送次会商，现时当局为谋裁判之公平起见，决定由享有法权之各机关，组织联席会议之审判机关。审理之时，采取证据主义，其无相当证据者，概将从宽免究，并予被告人以充分之自由辩护。参与会审之机关如下：（一）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二）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三）京师高等审判厅；（四）京师警察厅。此外凡无法权之机关均不参与。外交部派定二员，系充任临时迻译之职，外间所传加入法官，实系误会。”
公表后次日，即组织特别法庭，于上午在警厅正式开审，惟审判仍取秘密，不准旁听，亦无辩护人之设置。到庭担任审判者，为审判长何丰林（曾任松沪护军使）、主任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总司令部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舞（均为安国军总司令部执法官）、王振南（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周启曾（京畿卫戍司令部执法官）、杨耀曾（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等七人。法庭除军警外，闲散人等，一概禁止入内，由东北宪兵营长高继五亲自照料。至下午一时许，始审理完毕，经法官合议结果，遂判定情节最重者二十名一律予以绞刑，其名单如次：
一、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及留日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及教授，中共创始人，国民党一届中委。
二、路友于，原名汝悌，以字行，山东诸城人，留日早稻田大学，曾任北京各校教员，国民党一届候补中委，北京政治分会委员，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
三、谭祖尧，广东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毕业。
四、邓文辉，四川人，北京大学学生。
五、谢伯俞，北京师大毕业。
六、姚彦，湖南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七、范鸿劼，湖北颚城人，北京大学毕业。
八、 莫同荣，广东人，北京某私立大学学生。
九、李昆，北京大学学生。
十、方伯务，湖南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学生。
十一、郑培明，山东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十二、吴平地，四川人，北京师大学生。
十三、张挹兰，女，湖南人，北京大学教育系学生。
十四、李银莲，女，余不详。
十五、张伯华，不详。
十六、阎振三，不详。
十七、杨景山，不详。
十八、谢承常，不详。
十九、英华，不详。
二十、陶永立，不详。
判决确定后，立即通知警厅随时执行，其执行地点，亦经商定在司法部后街之地方审判厅看守所执行，由警察雇汽车四辆，将李大钊等押送至行刑地点，自一时五十分起，至四时十分止，执行完毕。警厅备棺木二十具，李棺代价为六十元，余均为二十元。入殓之前，由厅派人将尸身一一拍照，殓后暂厝于定武门外下斜街长桩寺。李之妻女则于当晚释放。越日，李等罪状连同照片公布。其余未经判决之党人，仍押警厅候讯。（参阅《国闻周报》四卷十六期〈大事述评〉及陶菊隐著《六君子传》）
二十九日，特别法庭续判舒启昌、谢光沛、孟祥、郭林一等四名，各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韩子明、赵玉发、吕玉如、张之旺、李云贵、张全印等六名，各处四等有期徒刑二年，即日通知移送第一监狱执行。其余三十九名，由警厅办理，与案情无关者，即予释放。（见《国闻周报》四卷十七期〈大事述评〉）另在使馆捕获待审之俄人，原拟交特别法庭军法会审，而五月二日驻俄代办郑延禧致电外部，谓苏俄政府向彼声明，闻被捕俄员有受军法会审之讯，结果或难免与李大钊等陷于同一命运，如有此等情事，苏俄政府将认为重大之事情等语。驻京外使，如荷、法、美、日各使，均劝告希望依照通常法律手续，公开审理。六日，北京政府会议决定，交由京师高等检察厅依法办理。十日下午二时，警厅派大汽车一辆，开始押解至高检厅，先经检察官略为预审，然后送至司法部后街看守所羁押，计在俄使馆逮捕者十五名，为依里雅申阔、瓦心，法门迟思克、葛利国利夫、豆儿可秋夫、光思覃诺夫、克司乐夫、甘布克、维拉克尔丁、萨木萨可夫，萨阿特清、马勒索夫、奥钮夫、莫洛作夫、图基喝等，以及三月一日在浦口俄轮为张宗昌部查获之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之妻发年、及外交信差阎克哩勒、格雷依布斯、谢列喀拉等四名，经解赴济南，复于五月二日自济南押往北京，遂与前述十五名同受预审及羁押。（见《国闻周报》四卷十八期〈大事述评〉）迨六月十六日，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设军政府，曾于七月二日宣布大赦。十二日，北京高等审判厅推事何隽，遂利用大赦令，擅将鲍罗廷妻及外交信差三各释放（见《民国大事日志》上册），后弃职潜逃；厅长沈家彛于十六日引咎辞职未获准，仅奉命将何隽先行褫职，务速缉获依法严惩而已。（见《政府公报》）至于其他十五名俄人最后如何发落，缺乏数据可考，尚待查证。
李大钊供词全份
来源: MengHua2008 于 2013-01-18 19:44:56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李大钊1927年4月被捕后的口供笔录材料二件，是在京师高等检察厅档案中发现的。供词为抄件，是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 厅的，被警察厅称为“李大钊供词全份”。现予公布，供研究李大钊与国共合作的北方组织和活动情况参考。??
李大钊供词之一
李大钊供：籍贯、年岁同前述。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 理，我不过代管党务。武汉有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北京是分会。从先政治委员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他们已先后离京，北京只有我一人。
问：特别市党部共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
答：特别市党部共有四个：广州、上海、汉口、北京共四处。特别市党部有事直接报告中央。在市党部以下分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 部。各部以下分设之组织部是专管介绍党员，宣传部专管宣传、各种印刷品类，如对于民众方面、学校内学生、工人、农民均有宣传的职任。各部以下有会 务部，专管开会之事。党人对于各地宣传有调查军队及军械的任务，政治委员有训练党员知识及党内主义的责任，对中央党部有介绍、传达、接洽各项责 任。
问：现在你北方区共设市党部若干处?
答：各省设立之市党部表面上有九十处，实际只有十三处。奉天省党部现已划归中央，该省党部执行委员原系朱纪清，系国会议员。后改王有仁，彼因 逮捕，先逃至北京，现已逃赴汉口。如天津、太原、唐山、兰州，均有普通市党部。如陕北及三特别区均有县党部。在各处设立之宣传部，均含有调查的情 形。政治委员会在北方的任务就是专门发展党务。
因为北方与南方情形不同。至由俄使馆内检出的各项文件我不甚详细，因为从先有国民军在内住过遗存的，亦有俄国人存留的。我对于区党部、区分部 情形，我亦说不清。我知道区党部共分九区，学校内有区分部，人数不一定。市党部出席，在区党部召集区分部执行委员开联席会议。如党务有纠纷的事 情，我可以解决。
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李大钊供词之二
问：你的姓名、年岁及何处人?现住何处?是何职业?
答：我名叫李大钊，现年三十九岁，直隶乐亭县人，现住俄兵营内三十号房内。
问：你有亲属几人?
答：我妻李赵氏、我长女李新华、次女李宴华，与我同在俄兵营内居住，现已同时被捕。
问：你是何职业?
答：我前充北大教员。因党员资格，被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现在俄兵营内进行党务工作。
问：你是国民党何派?是何主义?
答：我是国民党左派。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
问：你们党中派别及分合情形?
答：国民党是完全信仰三民主义，共X产X党是共同生产主义。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在广州开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正式议决民党与共党联合。至民国 十四年孙中山死后，民党分有左右两派。左右不同之点：右派不甚注重拥护工农利益，左派是拥护民众利益之外更兼拥护工农利益。当时京内设有两个机 关：右派京党部设在南花园，左派京党部设在翠花胡同。现在右派京党部取消，左派因受压迫，迁入俄使馆进行一切工作，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 命，即是打倒帝国主义，恢复平等地位。现在进行最要工作是发展党员，训练党员。训练之法是要使京内党员均有政治知识、外交知识。俟政局改变可以公 开。我们左派与共产派是混合的，并非分立的。
问：你所抱之目的及近年经过情形?
答：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我们党部中央政治委员会现在汉口， 委员长先是谭延?，现在是汪精卫。当国民军在北京时代，因政治关系允许公开宣传党义，那时我与李石曾、吴稚晖、徐谦、于右任、顾孟余诸人均是委 员，丁维汾是执行主任。我们宣传主义，使民众了解本党宗旨，改造军阀，与民众结合，以便一致对外抵抗。因俄国不是帝国主义者，故主张联俄。因军阀 中国民军与本党接近，故主张联冯。前年群众示威运动，如天an门前、执政府门前、警察厅门前及晨报馆等役，皆由北京市党员诸人及民众团体代表会议 决定，临时委员召集并亲临指挥，一面与冯军随时接洽请其勿加干涉。当时党中只议决参加游街示威运动，至于中途发生意外事故非始料所及。至冯军离京 后，吴稚晖已先期赴沪，李石曾等与我避入俄使馆后，李石曾等亦相继离京，北方左派首领只我一人。因国民党之主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护工农利益之 主脑亦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问：你是左派首领，左派与共产混合，当然你就是北方共产首领?
答：我是左派首领。惟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人所主张不同。例如英国矿山事业极为发达，应用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以免为一二人所垄断。并 不是如外间所说，他人之产业即强为我之产业，我之产业他人强作自己产业。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在手工业时代是个人生产，机器业时代即是共同 生产，在机器工作之人即是无产阶级。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
问：你的革命步骤?
答：中国是世界上很大的一部分，世界上帝国主义认中国为半殖民地，把中国作为很大的市场，销售他们资本制度下所生产之物。其销售之法，恃有关 税特权及领事裁判权。如中国国民革命完成，即将此项特权取消，他们国内资本制度受重大的打击，他们的社会上有发生革命之可能性。所以中国革命紧接 着就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完成即促进世界革命。例如英国，在中国他的经济势力最大，他从中国得去利益安稳他的国内工人，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他失却 所得利益，使英国工人革命加快。此种结果，资本制度与工人发生冲突，在帝国主义国家即行〔形〕成无产阶级革命。
问：你对现政府是反对的了?
答：当然是反对的。
问：你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妥协?
答：苏联为反帝国主义同盟帮，替我们训练党军，军中用俄教员。
问：你们党部第一号通告簿所粘贴之十一月八日三十一号通告一纸，所载使馆方面特别戒严，由党部与使馆接洽，党员出入名单交与门房凭照查验放 行，通知各党员知照，并附记此通告阅转后即应焚毁勿存等字样。此项证据是俄使馆包庇你们党人，当时是谁与俄馆商协?
答：十一月八日三十一号紧急通告，系用党部名义与俄代使方面接洽允可的。
问：你被捕时，由你屋内捡出之手枪是何处得来?
答：是俄国兵送给我自卫的，遇有必要时，俄馆亦可借给我们武器自卫。
问：这搜出之共产印刷品及宣传等项物件是谁制成的?
答：是我党中之物件。
问：你们党的组织?
答：北京市党部与政委会是两个组织。市党部委员是邓文辉、谭祖尧、杨景山、路友于、吴可、刘清扬等诸同志，分任部务。市党部与区党部、区分部 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分体，为一贯之组织。
问：你党经费若干?你的薪金若干及经费之来源?
答：我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我党经费是舒启昌管理。经费议决案月支二千元，向由远东银行、中国银行自南方汇来，请查搜出帐簿便知。
问：你受俄人津贴若干?
答：我党中自有经费，不须俄人津贴。
问：这中苏福龙氏俱乐部部员证书，该部是何组织?
答：福龙氏是苏联已故之陆军总长，现在使馆内仍用他的名字组织一个俱乐部，部员是中俄两国之人。内中有中国旧戏，如打大鼓之类。亦有新戏，所 演者如“三一八惨案”之类。我非部员，我亦曾去看过戏，所扮演不甚良好。内中并有图书馆任部员阅览。这借书字单上所书的花木兰壹本字样是个小说， 书下署文光社李具是个部员，并非是我。
问：这秘密稿簿上所教致冯焕章函稿报告军政情形，内有“本党接济西北革命军之六十万已经陆续汇上，闻本月尚可筹出百万并以附闻”等语。此款你 如何过付?
答：上年九月、十月间，广州议决接济西北革命军费后，党军入湘顺利之时，李石曾等介绍冯玉祥代表刘骥、李鸣钟二人与广州方面接洽，当付接济洋 十万元。最近该代表等两次得接济费洋二十万元，前后三次共三十万元。上年所议之六十万、百万之数实际上未能照数供给。又，冯玉祥由俄回国后，始由 于右任等介绍正式入党，因而党政府议决予以财政上之援助。上年北京政委员会传递消息于冯同志玉祥，将本党在北方最近之工作及北方军阀相互之关系作 成书面，一并报与冯同志。函稿尾署名李大钊，是我自己写的。
问：南北军政各情如何传达?
答：南方军政各情由各党员报告，由南方送至北京党部，分转国民军及各方面。北方军政各情由北方党员报告，分转各方。
问：这件稿簿上载有致顾孟余函，所述用牛乳写密信法?
答：信的正面写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乳书写，接到后用火烘烤，字迹即显。
问：据郑镜秋、舒启昌供言，他们在委员会只经管庶务及零星帐目，至于特别收入支出系你自己经管，这话不错么?
答：不错。
问：现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帐一册，你看是你自己登记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确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问：该帐册一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贰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补助洋贰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义太觉宽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间张罗来的。
问：你素来光明磊落，不必说这不负责任的话，况此款系最近收入，你那有不知道呢?
答：我细看帐册上所登一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又，外友补助费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项均系由俄使馆借来的，经俄使馆管 理财务之俄国人米尼阔夫与我负责交付及接收。至补助费也是借贷性质，将来由会开帐寄到武汉党部与俄人鲍罗廷清结。在去年，我会也常向俄使馆挪用款 项，但只是零用数，不过一二百元，系由俄使馆前管财务之俄国人沙士阔与我交接。
问：据抄出会议录所记历次开会及预会人名所议之事皆甚详，直至四月五号止，当然是按期开会?
答：此是政治委员之谈话会，无定期举行，即在政治委员会内所有政治委员、市党部人员、俄代使及其他俄人同志均可列席，惟俄人只列席过三四次。
问：会议录内车尔尼克、龙瓜、罗克确夫均有提议报告，此三人是何人?
答：车尔尼克是俄代使，龙瓜是俄赞参，罗克确夫是俄同志从广州来的。惟车尔尼克、龙瓜等，须与党会有互商或接洽的事方列席会议，不是每次列 席。如第二十一次会议，车尔尼克、龙瓜参加发表意见，谓“军队宜集中、军需宜独立，国民政府应注意国民军、红枪会二大势力”；第二十五次会议是要 请龙瓜、罗克确夫作一篇“关于广州事变”的论文；第三十一次会议车尔尼克借给我们党会经费问题；第三十八次会议车尔尼克发表“毕庶澄投降消息”； 第四十二次会议车尔尼克批评“上海暴动时中央所持态度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对的”皆是。
问：列席的常、吉力、乔、庄、南、谢、季、达都是何人?
答：常即是我自己，吉力是范鸿吉力，乔是史乔年，庄是杨伯庄， 南是刘耀南，谢是谢承常。
问：列席的于方舟、胡茂公、粟泽皆是何人?
答：三人都是天津市党部的人。
问：你党在天津有何机关?
答：有直隶省党部、天津市党部。
问：所有派赴各县运动工人农人、调查、宣传、报告等工作，当然都是你政治委员会派出去的?
答：都是天津省党部派出去的，也有各县分部党员报告的，因为党章凡是党员皆负有宣传、调查、报告种种工作义务。
问：各文据中所云，军委、地委、北区、国委、工委等名，都是何解?
答：军委是军委代表大会，设在武汉，各处党部皆派员列席；地委、北区皆是指北京政治委员会；国委、工委是由党部指定同志分往各处运动国民及工 人。
问：派人赴各县运动农人、工人，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及联络红枪会，如何办理?
答：是省党部及汉口经办的。
问：俄代使借给你党会办公费是如何情形?共数若干?
答：因为党会办公费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问：cp是何符号?
答：cp是我们共产派的符号。共产派即无产阶级主义，对于政治要达到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
问：延秉昊与你信，请你向俄人设法助军火在东北起事，你如何办的?
答：延秉昊是高丽人，我与他在俄款委员会见过一两次。十三年间他寄我信说此事，我未替他办。
问：国民军退却出京之时，有一〓电稿后署一常字，是寄张之江、鹿钟麟的，说联络各军队在后方起事请国民军不可退却的话，当然是你发的?
答：〓电是寄张、鹿的，我向来与张、鹿不通信电。且此电中所言皆系军事，与吾党无关，故事证明此电非我所发，似系国民军中人所发。又，当是时 李石曾、易寅村、柏烈武皆在京，如我们发电，必共同署名不能由一人署名，且我发电向来不署常字。
问：北京左联会是何情形?
答：左联会是市党部此次改选以前成立的，系联合在京的左派各团体，如cp派、实践社、新军社、青年社、革新社、琼岛魂、协进会、中山学社、新 中学会等，皆在其中。惟新右派不在内。
问：市党部是何时改选?
答：旧历年前。
问：文件内有分电上海、九江、汉口、宁夏、广州电稿二纸，大意是“劝告山西奉攻五原，即可以威胁山西，请晋阎与我军一致动作。晋阎回电历述困 难情形，我方须统筹全局军事计划应如何准备，使晋阎与我军相策应。”云云。此电内幕如何?
答：此是冯玉祥自俄回国后，国民军已经退出包头尚未退出五原。北京党方不愿国民军再退，遂想托由晋阎设法与奉方交涉，请其不进兵五原。乃交涉 无效，晋阎遂令其在京代表与李石曾及我商量。我们于往返电商后，将交涉情形电报中央党部，并未实行分电各处。惟实际上此时国民军业经退出五原，吾 党中央亦主张冯暂行退出五原，冯玉祥此后即开往宁夏等处矣。此是过去之事，虽有计划并未实现。
问：文件内往来通信有署李瑞祥、白永泰、白芳渠、罗耿迪、柏桂等名者，均系何人?在党各任何务?现在各在何处?
答：以上各名全是北方区之代名，为与各地方党部通信之符号，因如此可以避免通信时之阻碍，实无其人。北方区即是北京政治委员会，前已述明。
问：文件中有于永滋，是何人?现在何处?
答：于永滋名于树德，以前是北京执行部委员，现在武汉充当中央执行委员，他系左派。
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幕如何?
答：中国共产青年团是我们党员中之青年所组织之团体，其性质略如青年会，其中亦有不入共X产X党者。团体中以学生为多数，工农人少。此团对于 政治上之理想自然与党部相同，所异者，党部为实行种种政治上之工作，青年团仅在文化上为理论之传导。至其团体之组织及在京出版物我不接头。
问：既是同党当然知其详细。
答：实在不了然。
问：北京政治委员会之组织?
答：北京政治委员会分文书股、庶务股、宣传股，惟现在北京政治委员止〔只〕我一人，组织已不完备。办事之人大略分为英文、日文、法文、俄文、 宣传、庶务等部分。舒启昌管庶务，陈乔年管俄文，杨景山、陶永立均管抄写，陶永立并充当俄人教读，范鸿吉力管搜集材料及研究理论，陈乔年管俄文， 杨善南管宣传，刘伯庄管国民运动，李一鸿即鸿一无一定责任，惟舒启昌是新近接手的。
问：你介绍高桂滋入党是何情形?
答：高桂滋原来是国民二军军人。当中山灵柩在西山停放之时，高之军队在彼照料，因此与我党感情甚好，自愿投入本党。经其同乡人于右任介绍入 党，填写证书时，填入我的名作为介绍人。
问：每月支领款项及发给各员津贴总流水帐二本内，载有入款均由李、邓、顾三人经手。每月领取津贴最多者为彭、道、达三人，月各三百五十元。鲍 姓百元、舒启昌等月六十元、五十元不等。以上所载入款经手及领取津贴均系何人?望逐一详答。
答：李姓即是我。邓即邓飞黄，他是湖南人，现在西安，他是党人，曾办国民新报。顾即顾孟余，他是本京人，现在武汉中央宣传部长及国民政府教育 部长。彭即彭太太(彭若门夫人)，美国人，当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此人现在武汉，应广州陈友仁之约，去办广州英文报去了。道即美国人，因国民报停 版现亦到武汉去。道尔逊系接彭太太手，是以薪水与彭太太同。达即道之变名也。鲍姓系彭太太约同办报副手，我不知其名号。舒启昌原由顾孟余约在该报 社办理庶务，现在政委会办庶务，他是接郑镜秋手。
问：党部常务处帐项收据内载所领生活费、津贴、交通、办公等费，望分晰言之。
答：我之生活费月一百五十元，由中央党部发给。谭祖尧、吴可、姚彦、张挹兰等，每人均不能超过三十元。至津贴、交通等费，系各个人赴各分部往 来车费之类。办公费即各部办公费用。
问：延秉昊函内有公举史可轩为总司令，朱紫青为总指挥，公请先生为顾问，云云。所称朱、史究系何人?
答：史可轩想系国民二军将官，朱紫青或亦是河南方面军人。当时因这高丽人延秉昊很是无聊，故所来函皆置之不理。
问：七月份会议记录册内与会者有于树德，是何人?现在何处?
答：于树德即于永滋，直隶人，现在武汉任中央执行委员。
问：选定路友于、范鸿吉力、郭春涛、李国王宣等为代表及刘清扬等为候补，所称代表是何代表?及郭、李等现在何处?
答：去年一月间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定路友于等充代表，所议事项是改选中央委员，有第二次宣言书可证。党员郭春涛，湖南人，现奉中央党部 命令赴西安。李国王宣现在武汉。刘清扬现亦在武汉。
问：共X产X党会计帐册内多系范鸿吉力、施英二人经手，施英系何人?现在何处?
答：施英湖南人，现在武汉，此人离京已一年有余。
问：杨景山、刘巨全是何职务?
答：他二人是前任市党部委员，所有领款证据自是前任时领据。现在杨景山在政委员〔会〕办事。刘巨全系女子，无事欲回家，前次被捕。
问：cp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所议何事?
答：cp即共产派，所议之事即共产与民党连结。
问：共X产X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秘密通告第一号、第十四号所载运动方略，有发〔双〕十节运动大纲、北方区农村工作计划、联俄反奉等通告，农村 工作计划，篇中有勾结哥老会，使其势力集中之计划，云云。此等计划是何人违议?如何实行?
答：此等报告原由翠花胡同党部移至使馆，内中所存之物甚为复杂，实记忆不清此项报告是何人违议。至勾结哥老会一节，我个人甚不赞同。
问：你党在北方工作应取的态度之宣言，是何人违议?
答：此种宣言是共产一部份所为。
问：青年团所宣传之五一劳动节一种，该团如何组织?分子多系何姓名?
答：青年团由学生结会，无定址，所出之印刷物是共X产X党人一部分之所为。
问：入党团登记簿所载之已入大学或民校等字样，是否系共产与民党之代名词?
答：大学即是共产之代名词，民校即国民党之代名词，亦均是共X产X党人所分晰。
问：报告中央文电稿内有邓文辉、刘巨全、杨景山、莫同荣等分担部务，云云。所担任何事?
答：此是上届市党部执行委员担任执行职务名单。
问：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之议事日程一本内，有共X产X党与各黄色的工团等问题，云云。是何解释?
答：第三国际是共X产X党全世界之组织，在中国有中国部，在英国有英国部。从历史上分晰，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所谓第一国际，是第一次全世 界共X产X党人之结合，由马克斯创起，十余年间归于消灭。后，又发起第二次全世界共X产X党人之组织，存在期至欧洲大战。盖共X产X党人之原则在 反对战争，殴战时各国共党人有因本国之关系加入战争，违反党义，故俄人列宁发起第三国际共党之组织。所谓黄色者，即指第二国际党人不纯正也。工团 即工会，如英国工会，多涉于第二国际以下，故谓黄色工团。
问：这陕西人李银连是否你的同党?
答：他在范鸿吉力等屋内住，是在陕西某中学充当教员，此次来京系代表于右任。因于右任军中连鞋袜都没有穿，他来京，于右任令他亦〔与〕我商量 请国民政府接济款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