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人时空
不求逐浪多沉起，但愿随风永荡飘
正文
很多人说，六四不能用感情去谈，六四也不能用功利得失去谈，也有人说，六四本不用去谈，也不用去想，就让其在我们的脑海里慢慢消失。不过，我还是想就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六四时候，我还在北京的校园里。虽然不是积极分子，但还是参与了中间的很多过程。没有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很难理解当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记得六四事件两年后我到了广东，单位的同事背后问我关于六四的事情。有两个问题让我印象很深，第一就是有没有开枪，第二就是你们学生游行时候有没有人给你们发钱。这两个问题很让我难受，所以当时我只是沉默以对。后来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才慢慢理解了发问者的思维初衷。
客观地说，六四是不理智的，政府和学生双方都是这样。现在大家都可以总结，说如果学生怎样怎样，政府怎样怎样，就不至于发生那样的悲剧。我觉得不必把悲剧发生的责任算在某些个人的头上，而是应该考虑一下当时参与者的心态和感情因素。
18年前的大学校园与现在不同，那时候学生对国家政治的关心程度是很强烈的。一方面，邓小平掌权以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那时候的大学生都有着一种无形的优越感。另外，学校里的政治学习制度让学生对国家所要实行的各种改革制度有很多的接触。 尤其在北京，加上一些传出来的内部消息，平时学生之间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交流很多。那时候，你很容易就能从普通大学生中找出一个能对国家政策长谈阔论的人。可以这样说，当时学生的政治热情与现在股民的股票热情是可比的。
另外，当时共产党的改革已经在农村取得了成功，并在乡镇小企业中初见成效。可是，在国营大企业以及经融领域进行改革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时候，你无法预测到现在经济的腾飞，你无法预测如果让国营大企业破产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让大量工人下岗去吃社保是多么不可思议。你也无法预测可以让老百姓自己到开发商那里去买自己的住房，而不用单位去管他们的吃喝拉撒。换句话说，就是邓小平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走。但是他知道，唯有不断改革，中国才有希望，才能强大。 其实，学生们和知识界和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某些政策要是涉及到本身的利益，大家就对如何进行改革就有不同看法了。
先看看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不错，文凭和学位在哪里都很吃香。可是当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地位因改革措施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的不满情绪就出来了。当时的一些口号，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心态。其实，现在想一想，卖鸡蛋凭啥就不能比你搞原子弹的收入高，生活好？你当教授凭啥就应该拿最高工资？改革的目的不就是让所有的人在公平制度下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吗？这些虽然不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但还是能看到改革涉及到个人利益后人们的自然阻力。
如果说对这种“脑体倒挂”现象的不满和反对还不能理直气壮，那对另外一种现象的反抗就有了无比强硬的理由，那就是当时的“官倒现象”。 现在看起来，官倒现象是价格体系改革时期的一种暂时现象。不过在当时确是影响人们情绪的一件大事。当时邓小平和赵紫阳他们也想尽快让价格从计划体系到市场体系快速过渡。
1988年秋天，政府想就价格放开试验过几天，最后竟然失败于各地老百姓的一场莫名其妙的抢购风暴中。为了稳定，政府只好采用价格双轨制，以便对国家的重要资源进行控制，这也是邓小平他们摸着石头过河没办法的暂时办法。有了这个不合理的价格双轨制，一些有权力的人，或是能和这些人有密切关系的人就有了一本万利发财的机会，从而就形成了“官倒”阶层。现在，如果理智地看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必过多地谴责这些人，至少他们把这个价格双轨制不合理办法的弊端展露了出来，从而逼迫政府只能二选其一，要不回到计划经济，要不就允许价格放开。 实际上，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价格市场化就开始了，到了那时候，拿着钢材批条换银子的“官倒现象”就寿终正寝了。
大家还可以发现，18年前的年轻人和现在年轻人相比，比较偏“右”。其实 这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极少数以外，都在尝试抛弃自己原有的经济模式。中国是从经济制度开始改革，苏联则从政治制度开始改革。现在你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腾飞和苏联经济发展的滞后的事实中来庆幸中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可是，当时谁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理由让大家信服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的好处。人们只是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模式不行了，我们要向发达国家学习。而当时的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样一来，直接把发达国家的所有东西都拿进来，搞“全盘西化”无疑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民主”，“自由”这两面大旗一直有着绚丽多彩的光环，共产党也经常在青年节把它们那拿出来示给中国的年轻人。那样的环境下，你说那时候广大学生群体如何能抵制某些民主人士慷慨激昂的声音？
如此的社会态势，如此的知识分子心态，再加上一些激进分子的宣传，你还会在那样的时候冷静地坐在教室里好好读书，耐心地等待邓小平他们处理改革上的事情？另外，学生和知识分子这种情绪在当时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表达，上街游行示威似乎就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功利得失来评价历史事件。这种评判虽然很冷酷，但从教训总结方面却对将来有很大的教益。 为了对六四的功利得失有个正确的评判，我们不仿看看“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
戊戌变法作为清政府为适应时代发展采取的重大改革尝试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深刻影响。但是最后的悲剧结果至今想起来还让人惋惜。当初慈禧太后是默许光绪皇帝搞宪制改革的。可是康有为他们没有谋略，在处理各种利益方面做得太粗糙。以至于很多利益受损者的官员们天天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状。另外，最不可思议的事，当慈禧太后表示要对政局有所干涉意图的时候，康有为竟然篡改光绪皇帝的旨意，计划对慈禧太后下手，想要除掉她。这种情形下，谁要是慈禧太后，谁都会对康有为谭嗣同他们下手。结果，慈禧太后不仅杀了谭嗣同他们，还软禁了光绪皇帝，并且以后再也不搞宪制改革了。现在想一想，要是光绪皇帝有谋略一些，康有为冷静一些，也许结果就不同了。但是反过来想一想，要真是那样，会不会我们现在还是大清的臣民呢？
再看看“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当初并不是国内因素，而是由于中国太弱，国际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国的一次莫名其妙的欺负所造成的。但是事件发生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局。
五四之前，中国的政体和国体上都算是民主国家。有议会，有政党。虽然政府中掌权的这帮家伙不怎么样，可他们还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统治这个国家。军阀和政客们都在设法怎样去抢夺总统职位和总理职位，而不是去想推翻这个制度。但到了五四以后，情况不同了。人们都去琢磨采取何种制度才能让中国强大，怎样不受外国人的欺负，怎样才能避免以后在国际上以战胜国的身份领受战败国的待遇。
从结果来看，五四不是悲剧。相比之下，当时的政府还是很克制，最后学生基本上是胜利了。胜利了的学生后来都投入了推翻现有制度的革命中。有些人跟随共产党去引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强国路线，有些人到南方去跟随国民党搞北伐革命。后来，中国历史上两个独裁形式的政党成立了，并且还演绎了几十年的相互争战。
现在再来看看“六四”， 虽然事件性质不同，但和上面提到的两个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学生认为邓小平是改革的，他治国的方略是对的。但可能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做得不好。可是当学运发展到最后，学生似乎都站到了邓小平的对立面。后来，邓小平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共产党没有退路了。现在再看看当时高自联所提的要求，就拿承认高自联的合法地位来说，如果政府答应了，共产党的一党制度就结束了，高自联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的反对党。如果，还有人激进一些，邓小平他们的安全都成问题。这种情形下，他只能采取非常行动。
不过，邓小平只是镇压了学生运动，并没有动摇他的改革决心。他没有说胡耀邦赵紫阳的坏话，也没有继续整学生。后来给王丹的四年徒刑同魏京生的20年比，还是显示了他对学生并没有多少仇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至少理解了学生参与这个运动的初衷。而且，两年以后，他在那次有名的南巡中彻底地粉碎了党内走回头路的观点，并且不再坚持自己原来提出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一百年不动摇”地发展经济的口号。现在思考一下，邓小平92年南巡时候的很多想法的形成是不是有“六四”事件的推动因素呢？
有人说，“六四”事件改变了人的心态，使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大家现在都不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而是人们认识到了，以８９学运那样形势去参与国家政治的行为，是一种行不通的不理智行为。有过“六四”事件，现在的大学生可能都理解这一点，可是，18年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道理。如果那时大家都有这个共识，18年前的那个早晨北京就不会有那样多年轻的尸体了。
８９年六月四号那天下午，我到学校医院去看一个中弹死亡的环境系的学生。当他从停尸房的柜子里被拉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惨白的脸，鼻孔和耳朵上还塞着棉花。后来，有人描述了他遇难的经过。当时他在西单附近的长安街上往回走，突然他说了一句：“我中弹了”，然后就捂着肚子倒下了。旁边的同学说他死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天空。想给大家说明的是，他不是狂热的学运领袖，和我一样，是个极普通的人。那天从医院回来以后，我似乎看见了中弹那一刻他脑子里的无奈和后悔。我当时想，难道就没有一条和平的道路让大家都能平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学生和政府本来都是支持国家改革的，谁让他们走到互相对立这一步？
顺便说说纪念“六四”的事情。说实话，六四以后，每年到了那一天我都不愿意主动回忆当时的情景。直到９４年“六四”５周年，我在澳门看到了纪念六四的照片展览和烛光晚会。参与者平静的神态深深地感染了我。人们脸上没有愤怒，只有凝重和惋惜。我第一次能够以平静的心情观看那些本来十分激动，愤慨和惨痛的照片，第一次不再用怨恨去回忆那血色的夜晚。
那天回去以后，我坐在阳台上抽了一晚上的烟。当年喧闹的天安门和长安街以及六四事件都离我很远，我也不再有心情去追思谁该为这个悲剧负责，似乎，我应该将“六四”忘记，让记忆永远封存。可是当东方的晨曦驱散我手中的烟雾时，我又看到了那位同学年轻和惨白的脸。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责任，我们应该要让以后的年轻人知道这张脸。为了不再有年轻的生命被暴庚所吞噬，有流血的地方，我们都该纪念。
六四时候，我还在北京的校园里。虽然不是积极分子，但还是参与了中间的很多过程。没有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很难理解当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记得六四事件两年后我到了广东，单位的同事背后问我关于六四的事情。有两个问题让我印象很深，第一就是有没有开枪，第二就是你们学生游行时候有没有人给你们发钱。这两个问题很让我难受，所以当时我只是沉默以对。后来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才慢慢理解了发问者的思维初衷。
客观地说，六四是不理智的，政府和学生双方都是这样。现在大家都可以总结，说如果学生怎样怎样，政府怎样怎样，就不至于发生那样的悲剧。我觉得不必把悲剧发生的责任算在某些个人的头上，而是应该考虑一下当时参与者的心态和感情因素。
18年前的大学校园与现在不同，那时候学生对国家政治的关心程度是很强烈的。一方面，邓小平掌权以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那时候的大学生都有着一种无形的优越感。另外，学校里的政治学习制度让学生对国家所要实行的各种改革制度有很多的接触。 尤其在北京，加上一些传出来的内部消息，平时学生之间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交流很多。那时候，你很容易就能从普通大学生中找出一个能对国家政策长谈阔论的人。可以这样说，当时学生的政治热情与现在股民的股票热情是可比的。
另外，当时共产党的改革已经在农村取得了成功，并在乡镇小企业中初见成效。可是，在国营大企业以及经融领域进行改革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时候，你无法预测到现在经济的腾飞，你无法预测如果让国营大企业破产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让大量工人下岗去吃社保是多么不可思议。你也无法预测可以让老百姓自己到开发商那里去买自己的住房，而不用单位去管他们的吃喝拉撒。换句话说，就是邓小平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走。但是他知道，唯有不断改革，中国才有希望，才能强大。 其实，学生们和知识界和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某些政策要是涉及到本身的利益，大家就对如何进行改革就有不同看法了。
先看看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不错，文凭和学位在哪里都很吃香。可是当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地位因改革措施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的不满情绪就出来了。当时的一些口号，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心态。其实，现在想一想，卖鸡蛋凭啥就不能比你搞原子弹的收入高，生活好？你当教授凭啥就应该拿最高工资？改革的目的不就是让所有的人在公平制度下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吗？这些虽然不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但还是能看到改革涉及到个人利益后人们的自然阻力。
如果说对这种“脑体倒挂”现象的不满和反对还不能理直气壮，那对另外一种现象的反抗就有了无比强硬的理由，那就是当时的“官倒现象”。 现在看起来，官倒现象是价格体系改革时期的一种暂时现象。不过在当时确是影响人们情绪的一件大事。当时邓小平和赵紫阳他们也想尽快让价格从计划体系到市场体系快速过渡。
1988年秋天，政府想就价格放开试验过几天，最后竟然失败于各地老百姓的一场莫名其妙的抢购风暴中。为了稳定，政府只好采用价格双轨制，以便对国家的重要资源进行控制，这也是邓小平他们摸着石头过河没办法的暂时办法。有了这个不合理的价格双轨制，一些有权力的人，或是能和这些人有密切关系的人就有了一本万利发财的机会，从而就形成了“官倒”阶层。现在，如果理智地看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必过多地谴责这些人，至少他们把这个价格双轨制不合理办法的弊端展露了出来，从而逼迫政府只能二选其一，要不回到计划经济，要不就允许价格放开。 实际上，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价格市场化就开始了，到了那时候，拿着钢材批条换银子的“官倒现象”就寿终正寝了。
大家还可以发现，18年前的年轻人和现在年轻人相比，比较偏“右”。其实 这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极少数以外，都在尝试抛弃自己原有的经济模式。中国是从经济制度开始改革，苏联则从政治制度开始改革。现在你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腾飞和苏联经济发展的滞后的事实中来庆幸中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可是，当时谁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理由让大家信服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的好处。人们只是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模式不行了，我们要向发达国家学习。而当时的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样一来，直接把发达国家的所有东西都拿进来，搞“全盘西化”无疑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民主”，“自由”这两面大旗一直有着绚丽多彩的光环，共产党也经常在青年节把它们那拿出来示给中国的年轻人。那样的环境下，你说那时候广大学生群体如何能抵制某些民主人士慷慨激昂的声音？
如此的社会态势，如此的知识分子心态，再加上一些激进分子的宣传，你还会在那样的时候冷静地坐在教室里好好读书，耐心地等待邓小平他们处理改革上的事情？另外，学生和知识分子这种情绪在当时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表达，上街游行示威似乎就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功利得失来评价历史事件。这种评判虽然很冷酷，但从教训总结方面却对将来有很大的教益。 为了对六四的功利得失有个正确的评判，我们不仿看看“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
戊戌变法作为清政府为适应时代发展采取的重大改革尝试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深刻影响。但是最后的悲剧结果至今想起来还让人惋惜。当初慈禧太后是默许光绪皇帝搞宪制改革的。可是康有为他们没有谋略，在处理各种利益方面做得太粗糙。以至于很多利益受损者的官员们天天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状。另外，最不可思议的事，当慈禧太后表示要对政局有所干涉意图的时候，康有为竟然篡改光绪皇帝的旨意，计划对慈禧太后下手，想要除掉她。这种情形下，谁要是慈禧太后，谁都会对康有为谭嗣同他们下手。结果，慈禧太后不仅杀了谭嗣同他们，还软禁了光绪皇帝，并且以后再也不搞宪制改革了。现在想一想，要是光绪皇帝有谋略一些，康有为冷静一些，也许结果就不同了。但是反过来想一想，要真是那样，会不会我们现在还是大清的臣民呢？
再看看“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当初并不是国内因素，而是由于中国太弱，国际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国的一次莫名其妙的欺负所造成的。但是事件发生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局。
五四之前，中国的政体和国体上都算是民主国家。有议会，有政党。虽然政府中掌权的这帮家伙不怎么样，可他们还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统治这个国家。军阀和政客们都在设法怎样去抢夺总统职位和总理职位，而不是去想推翻这个制度。但到了五四以后，情况不同了。人们都去琢磨采取何种制度才能让中国强大，怎样不受外国人的欺负，怎样才能避免以后在国际上以战胜国的身份领受战败国的待遇。
从结果来看，五四不是悲剧。相比之下，当时的政府还是很克制，最后学生基本上是胜利了。胜利了的学生后来都投入了推翻现有制度的革命中。有些人跟随共产党去引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强国路线，有些人到南方去跟随国民党搞北伐革命。后来，中国历史上两个独裁形式的政党成立了，并且还演绎了几十年的相互争战。
现在再来看看“六四”， 虽然事件性质不同，但和上面提到的两个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学生认为邓小平是改革的，他治国的方略是对的。但可能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做得不好。可是当学运发展到最后，学生似乎都站到了邓小平的对立面。后来，邓小平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共产党没有退路了。现在再看看当时高自联所提的要求，就拿承认高自联的合法地位来说，如果政府答应了，共产党的一党制度就结束了，高自联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的反对党。如果，还有人激进一些，邓小平他们的安全都成问题。这种情形下，他只能采取非常行动。
不过，邓小平只是镇压了学生运动，并没有动摇他的改革决心。他没有说胡耀邦赵紫阳的坏话，也没有继续整学生。后来给王丹的四年徒刑同魏京生的20年比，还是显示了他对学生并没有多少仇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至少理解了学生参与这个运动的初衷。而且，两年以后，他在那次有名的南巡中彻底地粉碎了党内走回头路的观点，并且不再坚持自己原来提出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一百年不动摇”地发展经济的口号。现在思考一下，邓小平92年南巡时候的很多想法的形成是不是有“六四”事件的推动因素呢？
有人说，“六四”事件改变了人的心态，使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了。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大家现在都不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而是人们认识到了，以８９学运那样形势去参与国家政治的行为，是一种行不通的不理智行为。有过“六四”事件，现在的大学生可能都理解这一点，可是，18年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道理。如果那时大家都有这个共识，18年前的那个早晨北京就不会有那样多年轻的尸体了。
８９年六月四号那天下午，我到学校医院去看一个中弹死亡的环境系的学生。当他从停尸房的柜子里被拉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惨白的脸，鼻孔和耳朵上还塞着棉花。后来，有人描述了他遇难的经过。当时他在西单附近的长安街上往回走，突然他说了一句：“我中弹了”，然后就捂着肚子倒下了。旁边的同学说他死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天空。想给大家说明的是，他不是狂热的学运领袖，和我一样，是个极普通的人。那天从医院回来以后，我似乎看见了中弹那一刻他脑子里的无奈和后悔。我当时想，难道就没有一条和平的道路让大家都能平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学生和政府本来都是支持国家改革的，谁让他们走到互相对立这一步？
顺便说说纪念“六四”的事情。说实话，六四以后，每年到了那一天我都不愿意主动回忆当时的情景。直到９４年“六四”５周年，我在澳门看到了纪念六四的照片展览和烛光晚会。参与者平静的神态深深地感染了我。人们脸上没有愤怒，只有凝重和惋惜。我第一次能够以平静的心情观看那些本来十分激动，愤慨和惨痛的照片，第一次不再用怨恨去回忆那血色的夜晚。
那天回去以后，我坐在阳台上抽了一晚上的烟。当年喧闹的天安门和长安街以及六四事件都离我很远，我也不再有心情去追思谁该为这个悲剧负责，似乎，我应该将“六四”忘记，让记忆永远封存。可是当东方的晨曦驱散我手中的烟雾时，我又看到了那位同学年轻和惨白的脸。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责任，我们应该要让以后的年轻人知道这张脸。为了不再有年轻的生命被暴庚所吞噬，有流血的地方，我们都该纪念。
评论
飘人
2007-06-13 08:03:17
回复
悄悄话
历史中偶然因素有时候也能左右时局。
areader123
2007-06-04 18:07:44
回复
悄悄话
Yes, evolution is usually better than revolution. But, it is hard to avoid revolution.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