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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中国经济的大腕们在达沃斯论坛都说了些什么?(3)

(2013-10-08 22:30:02) 下一个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中国城镇化的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要根据发展情况进一步推进,但不可能一年之内全部解决。中国人太急,急于改革,急于改善城市存在的问题。对城市的需求、改善、要求也着急。比方,希望一两年内就能解决北京雾霾问题,实质上,伦敦用了30年时间,北京至少得花20年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不能着急,要放长眼光。 风物长宜放眼量,你不宜对一次全会寄望太高。 对于城镇化问题,希望通过一次全会就能解决30年的城镇化问题,这不现实。不过,我们还是寄望新政府能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改革。

我们要解决新城、空城的问题,需要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城市都排斥农民工。

要想遏制房子投机,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中国房地产离泡沫还很远,政府应该允许房价上涨。香港为什么没人投机房子?因为房价太高了,没人炒得起。

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部主席蔡洪平:国企完全可以用30%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只要拿出20万亿就能解决社保体系。

国企里面有许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也盼望改革,只有改革,他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企业家价值。很多优秀的人都在国企之中,通过改革也会激发这些人的积极性。

所有行业都应该向民企提供牌照,提供民企的成长空间。

熙可集团总裁朱演铭:我们长期不看好中国市场,因为在不公平的市场上我们无法竞争。比如,你李正茂你中移动能做的,我就没法做。

中移动副总裁李正茂:我们可以合作。大家总是给我们中移动扣“垄断”的帽子,其实国内三大运营商的竞争非常激烈,在校园市场的争夺简直是白热化。移动的市场份额大约是三分之二,确实比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垄断。现在谁不用微信,微信才是垄断。

北大教授张维迎迎头驳斥:什么叫垄断,垄断是政府在某些行业不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市场。几大运营商之间不是竞争,而是混战,你中国移动就是垄断。人家微信是靠市场竞争做起来的,腾讯做出了你们没做出的高科技产品,很了不起。不像你们中移动,你们是靠行政力量而存活的。

中国移动执行副总裁李正茂:微信是一种新的业务形态,中国移动完全没有产生不安全感,我们更愿意与它开展竞争与合作。

张维迎教授:要合作就必须先打破垄断!

主持人芮成钢:大家不要辩论与主题不合的议题。

李正茂很激动地补充了一句:我要对垄断这个话题好好跟张教授好好说一说。张教授你说出这个观点,我倒觉得可以跟你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在电信行业里面,有许多人老是跟我们扣这顶帽子,说我们垄断,其实我们身处电信行业的同仁都知道,现在中国有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其实我们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大家如果上过大学,或者是有小孩子现在在念大学的话,每年秋季新生入学的时候,在校园市场的争夺,真是白热化,世界其它市场都很少见,这是什么呢?竞争是很厉害的,说它垄断,我们的很多同事、很多员工都不理解,为什么还说我们是垄断。

当然,我还想进一步说一点,我们中国移动在移动用户客户的市场份额方面确实是比较高,大概三分之二的客户份额,三家运营商里面我们是超过一半,三分之二,所以今天在座的很多听众,与会者,我相信也有三分之二是用中国移动的手机,对此我们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但是三分之二并不意味着我们垄断,相反,腾讯微信目前是处在一个垄断地位,在座的有多少人用微信啊?这个比例比我们三分之二的比例要高得多,因为其它产品没有几个能够跟微信相比,目前来讲,什么叫垄断?微信这种才能叫垄断。

张维迎:李总,你说这个,我不能怪你,我要怪经济学家对垄断错误的定义,所谓垄断是什么?就是政府以某种行政命令法律的办法让一部分人做,不让另一部分人做,这叫垄断,而不是市场上有几个企业,如果允许任何人都可以做电信,中国移动是其中一家,你就是竞争的,不是你把别人干掉就是别人把你干掉,所以腾讯不是垄断的,而你是垄断,你们那几家叫混战,不叫竞争。

中移动副总裁李正茂:中国正向消费型国家转变。信息消费是衣食住行之外的第五种消费。如果说衣食住行是身体层面的实体性消费,那么信息和通信类消费就是大脑结构的虚拟性消费。我们要为这类消费提供多种选择。

信息消费是所有消费的实质,逐渐地形成:其他消费都是以信息消费为前提。没有信息的传达,就没有现代的消费意念产生,所以信息消费将是未来开发潜力最大收益最高的消费。

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锋:建议政府对于航空运输市场进一步放开,这可使得航空空中管制资源配制更加充足。在放开航空运输市场的同时,安全问题则要研究放到多少适度,这是国家民航局的责任,我想放开是要放开,安全还必须保证,两条兼顾才行。

新政府要突出一个尽量能够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能够市场做的,尽量让市场做,能够企业做的,尽量让企业做。我觉得,在3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现在对企业发展、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都是必然的。新的全会召开在即,期待全会给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政策,给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带来更加有利的作用。

我们的业务覆盖航空、实业、金融、旅游、物流个方面,至2012年底,总资产已接近3600 亿元,年度总收入逾1200亿元。海航以多种经济混入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公司,有民营成分,但是也有国有成分,也有外资成分。这种企业制度跟传统的民营企业是不太同的,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吸收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所有要素,既有非公经济的灵活,又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进和严格管理,所以我认为在未来这个航空领域当中,只要政策得当,政策有进一步适度放开的话,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的这种前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我们同住一个“地球村”,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变成离群索居的“鲁宾逊”。我想很难找到现代“鲁宾逊”了。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对外开放中获益匪浅。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口将达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4亿人次。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愿与世界共同分享这一巨大的商机,也希望各国能够为中国发展提供更好的合作环境。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户籍问题确实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的情况就是所有农村人口他们都可以来到大城市,他们可以工作,他们可以居留在那里居住,但是他们得不到一些关键的服务,比如他们孩子可能上不了学或者他们医疗的服务不到位,一方面是户籍制度,另一方面是土地制度。假如我们能废除户口制度的话,我们要开始优先的给农民工提供服务,慢慢的把两极化的服务体系,比如城乡的两极化慢慢的让它成为一个统一的统筹的服务网络,不要让农村的社会服务绑定在一块土地上,这在未来的二十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课题。

我觉得,这不可能是一夜间能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公共服务和支出都是跟户口挂钩的,你需要梳理他们的关系。我们对新政府有这方面的期待。本届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新型城镇化,意味着我们会更多的照顾农民工,更高度的重视户口的改革。

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工资水平依然是非常低的。过去几年,有很多人从传统的农业产业转移到了城镇的各个行业当中。当农民离开农业,离开土地进入到城市,从事工业各个产业的发展,个人的收入就会翻一番或者增长三到四倍。但也只是一半贫困的农村人口实现了城镇化,走出了贫困,有70%、80%的人依然还陷于农村的贫困当中。

他们的收入只相当于农民工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也就是说他们的工资水平总体来说是相对比较低。所以,尽管在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工资水平不断上涨,但是根本上来讲,中国的工资水平依然是非常低的。问题是,下一个阶段,收入不均等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中国还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的逆转这个趋势。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事实上,消费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GDP,并且所占比重仍在不断上涨,这是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重要方面。

近日,8月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发布,PMI、PPI、进出口、工业、投资、消费等多项数据表现强劲,超出市场预期。受此影响,市场信心明显提振,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大幅上扬。下半年经济有一定的复苏,能够接近8%,以至于全能可以到达7.8%,一些投资项目的加快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直接提高经济增长。

事实上,消费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GDP,并且所占比重仍在不断上涨,只是官方的统计没有显现出来而已。国家统计局经常会把中国经济图像描绘的非常扭曲,很多公开数据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消费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消费在恢复、增长,很多独立研究表明,消费占GDP比重已经上升到将近42%,近几年还会持续上涨,这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重要方面。”

对于金融改革,我认为已经基本上定型了,争议相对不是很大,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逐步的开放,汇率进一步的开放,还有资产证券化,还有金融领域的整顿,不良资产整顿,金融的改革其实大势已定。值得关注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到底提到什么高度,有什么具体措施值得期待。

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化,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比较高,2010年中国失败率全球第一,并且效益极低。

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必然的大趋势,现在也有一些国际上说中国企业都是为了掠夺资源,实际上我们调查的结果,寻求市场机会的远远大于资源性的去并购的。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邓宁,他说当人均GDP达到4750美元的时候,走出去就成了必然,好像欧美都经历这个阶段。所以,中国这几年,过去十年还是挺快的,年均增长44.6%,即使去年全球下降18%,中国还增长了28%。

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面临很多的困难、阻力,来自几个方面,一个是市场方面的市场风险,一个叫做政治的这方面的风险。刚才李若谷和桑切斯讨论的基本属于后者。

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第一是失败率比较高,2010年中国失败率全球第一,百分之十几。第二是效益比较低,百分之二十几还亏损。第三是我们的跨国经营叫跨国指数,我们才14%,发达国家美国百分之六十几,新兴市场还百分之三十几呢。

在这个背后,第一我们这个企业走出去,我大了就要走出去,缺少一个清晰的战略。所以,有的时候仓促出击。大家知道有一年我们四川有一个民营公司要收购悍马,最后失败了,这个公司都没有做过汽车,根本不知道汽车怎么回事儿,李书福还是一个正面例子,李书福人家做过汽车,人家把中国市场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结果一收购今年转亏为盈,战略不一样。

第二中国创新,低成本的并购,结果你一低当地很反感,低价原则有时候引起当地反感,可能桑切斯有同感。

主持人何刚:有倾销之嫌了。

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人家很反感,说你没有竞争力,就来胡搅。

第三就是文化的问题和对当地制度风险的认识问题,我们当初去美国建分行,我们搞了八年,我们把美国的制度搞的很清楚,跟联储都交了朋友了,美国建代表处都批,英国随便建。所以,我们开始建代表处用了五年,升分行用了三年。

当时若谷是央行副行长,我们俩还共同有一个策略,今天不能说了,还得动点儿心眼,搞并购的时候对准入的问题也得有点儿智慧。总而言之,我觉得并购是个大势所趋,中国现在确实加快了,有喜人的地方,覆盖面也多了,现在不光是亚洲,北美、非洲也占了不少。但是我们确实在新的形势下应该研究走出去的策略,才能持久保持这个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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