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的形态一一政治或你死我活（中）
面临社会阶级阶层矛盾和思想认识分歧时动辄以多数名义施行强制，推动暴力斗争，其所以能通行长达数十年以至如今全仗这样两条：一、革命说教；二、心理积淀。二者互激互淈，腐蚀扭曲着群众对社会斗争和现代政治的认识。 心理积淀比较容易识别，也容易发人鄙夷。那是一种与 “史官文化”相伴、同样朽而未绝的“狱吏心理”——只要“上面”说某人是“敌人”、“坏人”、“有问题”，便可由我对之轻蔑、侮辱、苛待、出手教训以至残杀。毛泽东主席在文革后半段的1972年有一条批示：“这种法西斯式审查方式，谁人规定，应一律废除。”质问的对像应是当时高高在上生杀予夺的“中央专案组”。可毛主席岂会不知：在他老人家认可的革命口号煽促之下，种种法西斯式非人手段原来不用“谁人规定”就准保会由要“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下层各级自动发明发挥。可是，如此陋下的心理，说起来简直就是劣根，何以竟能驱动万众？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背后有一套革命说教——凭仗“主义”为冠冕的“崇高理论”——作祟。时至今日，对此不能不察。 暴力革命的号召不难追溯到马列（至少是其来源之一）。当马克思暴力革命理论出炉之时世界上还未有过以无产阶级领导为名义的政权。因此，客观而言，“用暴力夺取政权——对资产阶级（后来实践中竟是对一切‘非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彻底改造旧世界——全人类进入无阶级社会”，这一套学说初属推想与假说，要待革命实践证实才能成立（后来竟然是不需证实已成信条）。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显示的则是：一、用流血掉头得来的东西终必用流血掉头来保；二、这一保（必由专政机器为国中一部分人的组织所专）造就了特权和特权阶级；三、消灭阶级差别因此反而愈加遥不可及。与消灭阶级的宏大理想对照，一味崇扬暴力革命的结果其实是南辕而北辙，缘木以求鱼。 马列导师的暴力革命学说有个中国版助说，谓古来征战皆是“以不文明的方式推进了文明的发展”。如果此句前后两个“文明”含义相同，那它就是在搧自己嘴巴。显然，前一个“文明”当与野蛮及不开化对举，而后一个“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可宝贵的事物。那么，闻听此言就必须睁开眼睛细看其“推进”的机制——实际在历史上起了作用的究竟是野蛮还是吸取了野蛮带来的痛苦教训之后得到的开化智慧？如果人类历史中竟然没有开化智慧，没有文明理性，那么不文明的争斗是果真推动过历史进步呢、还是无非在拨转千年循环？要之，“一言不合落草为寇”、“胜者王侯败者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等等，都不足以夸饰成什么“历史前进的规律”，那不过是两千多年来只能哀之不能鉴之——不能学到教训跳出失败怪圈——的无奈记录。 以施暴为“政治斗争”行为另有一道学术装饰，是舶来品。列宁曾细读十九世纪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其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或由其“军事是政治关系的延续”一语转出）表示激赏。盖此言本来谅无深义——人类之间有争有斗，当求同的高级形态崩裂时，就会落入你死我活不容存异的低级形态。所谓“延续”者，卑之无甚高论，就是讲理讲不合了就比胳臂粗，而原来的矛盾仍在。作为职业军人，思不出其位，克劳塞维茨此说原无非份之处。但他的话遭到曲解，变成了另一种名言，谓“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把原论指出的人群相争的形态有时不免由高向低的堕落美化为由低向高的升华，必欲鼓动人类斗争向低端潴涨，反将斗争的高端形态贬为“不革命”、“不彻底”。如此高下颠倒，愈滑愈远，原本是一个军人对战争因果的观察与思考，竟尔成为鼓动战争的高头信条。（注：果真讲学术，则应知暴力原非政治学课题，故历来未闻将动刀动枪称为“政治解决”的情事。）这样似是而非的格言在不准怀疑不准思考的氛围下灌输传播，落实在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误我子弟祸我国家深矣。 以上都只是在说国内阶级斗争应当采取政治途径而警惕以施暴为能的冲动，似乎犹如一九六六年就听到过的老调“要文斗不要武斗”。那就让我们这些过来人想想当年那些真想坚持文斗的人，他们遭到了怎样的嘲弄和出卖？文斗为何被认为根本不算是“斗”？为何一场大规模“政治斗争”终于要流向赤裸裸的“你死我活”（与此伴随的百姓生活状况是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的将及温饱掉入“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时的普遍匮乏）？为何我们一时高扬“政治挂帅”一时咒骂“政治肮脏”、却到底没能学会如何判断政治并厘清守护公民的政治权利范畴？我们要把这一切想个明白，不让惨痛难堪的教训重演。 这个关于阶级斗争的想法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之所以要紧，是因为斗争方式终会影响到民主的运作。民主制度本是为保证人民共同寻求政治智慧的手段。孙中山分析政治二字时所言“政是众人之事”也应在这一意义上理解。民主的成功表现为牢固的宪政原则和能够不断因应不断完善的宪政程序。民主的运作过程就是一些（成组织的）人（族群全体中的一部份，社会各方中之一方）接受全体委托施行领导的过程，其委托中必应包括监督、评议，也必应包括经过改选解除委托和重新委托。民主要保障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有边界的——说到底，同一社会中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就是你的自由和权利的边界——民主要保障大家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这保障就必须经由政治秩序，而绝不能是以无秩序为奋斗目标与归宿（形像说法是“斗散了拉倒”）。 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的课题、理解和操作政治的课题有那么多那么复杂，令人不禁想起“‘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谰言梦呓——仿佛“立”是水流就下的易事，但事实是哪怕很简单的好事要真正立住也得经过一两代人以上的不懈努力。在面临如许重大课题之际，我们该先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那就是上面所说的：要解决国内阶级矛盾，怎样做才算是政治行动，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 我们五零后耳熟能详的语录中有：一、“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这是要催人动心。二、“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应是启人动脑。毛主席六十多年前就说了，“要造成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怎样达到目的？是每过七八年就来一次你死我活、把理想局面推到遥遥无期？还是“立”字当头，艰苦共商，包容互利，建成制度？以后者为方向需要持久努力，需要有基本素质的公民参与，需要对“社会主义”当中的“社会”二字念念在心、唤起同舟共济讲理容人也容人讲理的责任意识，需要习惯于用政治斗争与妥协化解社会矛盾达成真正相互理解和人际互信的和谐，而不是动辄诉诸“阶级专政”而后留下万马齐喑噤若寒蝉再而后困在麻秆打狼两头害怕的死局。 主张唤醒人类理性以应对国内阶级矛盾，是说在寻求解决之道时，但凡有选择，我们要选择止戈息兵，勿将应对外敌的强力机器用于国内政争（无论其是否阶级之争），有如人民和国家的武装力量唯尊宪法而不得直接干预竞选执政或间接影响其结果。这与发扬同入侵之敌血战到底的民族尚武精神不矛盾，与制止杀人犯罪和恐怖活动时的强力施用不矛盾，因为此二者显然都是我们没有选择时的局面。“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其非道。”这里的君子之方是非暴力（“可欺以其方”——主张非暴力者或难免遭暴力之欺），君子之道是人类理性。有道并非迂执，欺罔终必失算。毛泽东说的“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不止是诅咒预言，其中有个道理：对思想者言论者欺以钳禁压制，那就是在有选择时选择了暴力，必欲将内部矛盾的局势逼入没有选择，驱使各方一同陷入无明愚昧的生存之斗，最终难免有一天要垮台的既是以恃强为夸的权势者，也是一味崇拜强力只图异见息声的整个稗制。新的有效制度与新的争胜方式相辅相成，而新的争斗方式产生于新的思维。惯于诉诸暴力，打倒一个专制再来一个专制，民族思维长留往古，现代化云乎哉？正常国家云乎哉？ 任何国家的改革，如果走向提高的方向，必然要体现为制度的建立，而不只是门面之新。一百多年以前开始变革时，中国是挨打之后不得不改的，因此，在变的过程中每一触及根本的比较，民族感情总不免被伤害而感觉压抑，如果这就是我辈民族主义和自立复兴诉求的来源，那就还几乎谈不到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自尊。以一个学生为喻，大家都知道，“要我学”和“我要学”的结果会相差很大。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同样，被动改变和主动选择改进是完全不同的境界。本文建议用于指导行动的一点思路改变应当是清醒认识之下的主动之事，这个清醒认识就是：救国和发展的道理既不能靠“精神原子弹”，也不能只归为技术和财力。无论讲励精图治还是和平崛起，那“治”和“起”的固当为人文理性之邦。技术和金钱实力在手但政治方向错误，致使国民上穷碧落下黄泉，恒惧祸从口出，不是敏感就是风波，累世不见毛主席倡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恐怕结果非但不是民族复兴，反而难逃自扼生机，有如某些强人领袖和强横帝国的前车之鉴。如果一个民族面临关键选择时偏易受非理性的冲动支配，她的能量付出会收获什么？她的慧根又究竟何在？ 笔者敢向同龄人及其上下之辈请教：终将进入暮年成为过去的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点责任可尽？与其反复思量“青春无悔”、满足于此生终于“又跟上了”权势主流，莫如敞开头脑和胸襟，做到对自己和天下后世不欺不罔，不把真话都带到盒儿里去。说了归齐，本文啰嗦的这点东西，如果还有点道理，也未必是后代人想不到的，因为时代要前进，占据主流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一旦被大众认清是反理性的，那就要被新思维取代。如果连说些真话的努力也不要做，忌讳改革成长，悠悠岁月一再回首到底不成其为学习思索根源，那又岂不活该要被后世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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