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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经常在文章中看到对文革的控诉，看到被批斗人的文章，看到红卫兵的疯狂，但是，鲜有红卫兵悔罪的文章，鲜有批斗别人者自我分析的文章，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现代不允许那个时候的施暴者的言论出现吗？那个时代施暴者（其也许往往是受害者）又是什么样子的心态呢？
??看看下面章含之与其前夫的对当时自己言行回忆记忆之对比，也许能看到一点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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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1976是我最不想回忆的一年
??2008年01月28日 07:49:4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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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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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的第一天，北京雪后晴朗的上午，章含之在回忆30年前的往事。她一边回忆，一边表示，1976——是她最不想回忆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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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70岁了。她
??不想回忆。她说她不想回忆那一年，因为那一年，对她来说，“非常沉重、非常压抑”，“没有任何欢乐可言，没有任何轻松可言”，仅只意味着——“悲哀、压力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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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纸条改变命运 那一年没有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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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记得新年怎么过的。大概也就是愁吧。年前已经开始批邓，刚刚点燃的一线希望又熄灭了。总理已经病危，外交部老干部的命运难测，乔冠华最让人担心。以老乔一贯的脾气性格，如果总理离去，没有赏识了解他的上头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啊，接下来的事情……果然！我真的不想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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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含之不想回忆的那一年，是她个人家庭、她个人家庭背后中国之命运，急剧变化的一年。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垮台，而10月她的爱人、外交部长乔冠华因为“倒向四人帮”被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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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乔冠华与“四人帮”、与毛泽东、与华国锋、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与谁的利益更契合、与谁的立场更接近；他在哪一件事情上哪一个时段曾向哪一方倾斜；在坚持和摇摆之间，是出于灼灼信念还是无奈的自保；……还原30年前中国高层政治圈内秘密复杂微妙朝夕变化的派系关系，就现在的圈外人来说，还有多重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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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年圈里人——章含之，这位当年的外长夫人、中国最活跃的外交官之一，她当然一方面坚信丈夫的清白无辜蒙冤遭陷（后来她曾为丈夫的冤屈寻找证据）；另一方面，30年时光流逝，洗涤愤懑，让悲哀清澈，如今70岁的乔的未亡人，她说，她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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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的安排！按照章含之的回忆版本，这“命运的核心”是“一张条子”。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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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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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含之确信正是“条子”带来了厄运，“至于其他，比如说老乔不批邓、借刀杀人，后来又说老乔倒向‘四人帮’批邓，那不过是说法而已。事情是同一个，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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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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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世荒谬、命运难测。章含之说，在那个没有一点安全感的年月，什么都是政治——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穿衣打扮都要小心谨慎，甚至女人爱美都要藏藏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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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穿衣。是要说一说穿衣，说说30年前这位章美人的美，以及为了美的小小的努力。那是生活最基本的微小乐趣；那是压抑惨淡的回忆里，明灭的惟一亮色——我们要请眼前这位老人，这位当年非常美丽的女人，说一说她是怎样美的，怎样突破丑的封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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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从事外事工作，每次出国前，都统一到红都时装店去做衣服。红都不是一般人能去的，要么单位开介绍信，要么就是高干子弟。红都是惟一可以挑料子的店。说是可以挑，其实也就那么几种，蓝的、黑的、咖啡的。样式呢，就更没什么了，甚至男的女的都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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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还有个笑话呢。有一回，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开会出来穿大衣，吴桂贤（女）和姚文元穿错了，竟然穿了对方衣服，到后来发现口袋里的东西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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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总想有点变化。我记得去联合国开会那一年，我选了一块没人选的翠蓝的料子，样式上也动了点心思，比如，掐了点腰，方领子改成圆领子，最最过分的是，我还加了个可以拆卸下来的灰皮领，翠蓝配灰，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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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型呢，当时也都是北京饭店做的，一个样。我呢，还是稍微变换一下。结果，哎呀，据说，有人去做头发，专门点名要做‘章含之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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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当然要批评了，说我标新立异。我还有更‘过分’的呢。大会堂大厅衣帽寄存处边上有个镜子。每次存了衣服，进会场之前，我总是在镜子前照照，整理一下。这就不得了了，成了罪状了，说我资产阶级作风。但我不明白镜子如果不是用来照的，放在那儿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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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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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一直身处政治旋涡之中。可是30年后的今天，章含之，却怀疑自己原来对政治茫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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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头来看，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懂政治的，是不可能懂那个时候的政治的。老乔也不在行，他也是个性情中人。而在当时，搞政治是要懂很多技巧和手腕的。很多事情，我们当时以为是懂的，还非常认真，非要较个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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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挺复杂的。我们稀里糊涂被弄得团团转，你以为你是在捍卫什么，你以为你是在反对什么，可是后来发现都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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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把老乔赶下台，说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是毛主席说，乔冠华借刀杀人。毛主席真会这样说吗？他怎么会这样说呢？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毛主席对我们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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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多崇拜毛主席啊。1976年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悲痛万分，以为天要塌下来了——那时候人真是那么想的，包括我自己。毛主席真是我们心中的神啊。你怎么可能怀疑神？如果有问题你想不通，你不会怀疑是神的错，而肯定会认为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思想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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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1976年之后，章含之还是迷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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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们有个在军队的朋友，‘文革’时被抓进监狱。先让他交待怎么反对林彪的。他是林彪的部下，怎么能反对林彪呢？但是不行，他要交待。于是他冥思苦想。等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反对’林彪的证据，关押他的人又不干了，改让他交待如何协助林彪谋反叛乱的。他赶紧否认，说，不不不，我是反对林彪的。可是这时候人家不准他反对林彪了。他想来想去，忽然有点恍悟——哦，是不是外面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林彪出事了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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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轨迹错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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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含之的惘然里，有对过往岁月里周围世界的迷惑，也有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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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章含之在毛主席的钦点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到1976年受乔冠华下台牵连离开，对于那风光短暂的5年，章含之如今的自我评价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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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幸运的一面，比如参与了像中国加入联合国这样的重大的外交事件，新闻纪录片也常会有你的影子……；但是，这风光背后的苦衷谁能理解？我可能还是走错了路。我这样的人，可能最适合的还是留在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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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含之回忆起在北外做学生做老师的时光，她和同学朋友们用英语演出《奥赛罗》。她是戴丝苔蒙娜，她是莎士比亚的女主角，不知政治权术为何物，她是美是真是爱是一切浪漫想象一切光明希望的追随者。“那时候，真是一腔的热情，为和家里划清界线，搬到学校里住，还一心要参加抗美援朝。那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得到，只要真诚努力，以为世界是玫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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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很快，“文革”来了。“一切都变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在挨斗，我的师长挨斗，我的同事跳河。我害怕、迷惑，人也变了。我天性本来是非常温和快乐的，可是却变得非常容易激动，容易哭，恍恍惚惚的。有一次从北外出来，走着走着，走到天安门，竟然都不自知。得了轻微的癔症，就是歇斯底里症，要去医院的精神科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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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章含之说她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明白。她不明白那个特殊的时代生活对个性的扭曲怎么谁都不放过；她不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说她的人生没有意义，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生，那她最初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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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地剖析是很难的。比如这么多年，你以为你忠诚，可是你忠诚的（对象）是什么？你的忠诚里有多少盲目的成分？我是1957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了，当年也似乎参与了国家的核心，政治局的会议也参加过，但是我真的弄明白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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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到我自己。我看到原来的大学同学出书带博士，真的很羡慕。可是除了带着伤痛的记忆，我得到了什么？就连爱情，也是转瞬即逝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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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岁的章含之回忆30年前，是这样悲观，也是这样安详；是这样迷惘，也是这样清醒。她的往昔、她的那一年里，有一个女人心碎梦破的悲哀，有整个中国山雨欲来的愁惨。（记者 刘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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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专家洪君彦: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Local Access打往中国电话卡1.3￠/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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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几曾回首 于 2008-01-27 10:54:21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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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专家洪君彦: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几曾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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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他与近代闻人章士钊之女章含之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中共主政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坎坷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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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今起连载洪君彦的回忆文章，从中不难看到中共建政、反右、文革等时代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冲击和人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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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前妻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 年(1949-1973 )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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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至2003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风雨情》)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她离婚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完全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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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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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而且她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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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竭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谋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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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10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统统为我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5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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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已年过70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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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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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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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1959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经济，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并担任了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当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认为洪君彦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言论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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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我，从早到晚都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连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用皮带抽打我。晚上我拖著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凌辱和折磨。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明白，时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镛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后来一次红卫兵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向周围望一眼，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统统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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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连累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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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 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著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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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著红卫兵对著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著，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著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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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今年七月，我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月第27期：〈洪 晃几年未见凯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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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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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态度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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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著女儿也整天戴著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 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著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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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捱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但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著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著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觉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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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阕灾难之曲，「知识分子」这不幸的身分猁猁事业、爱情、婚姻以至生命……往往只能是其中一个悲伤的音符，与苦为伴，有难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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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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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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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著搂著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里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寻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简直无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她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 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线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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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中，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著，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自杀、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缠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我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著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不要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著想。而她却背著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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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我回家，我如蒙大赦地飞也般回到家中。她就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借种种藉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回外国语学院去了。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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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掉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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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那是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戴领带的结婚照，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著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统统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掉。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而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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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和她理论，她一时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了。」 (指她生 母)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 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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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此事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著，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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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著天花板。即使每晚吞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对党对人民做过坏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所以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8 年，结婚10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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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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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两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像章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拖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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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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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相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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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著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锺。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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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1950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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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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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8 个年头。8 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过，闹过分手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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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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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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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鱼雁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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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 1950 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 1951 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在校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总之，从 1950 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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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大（ 52 年院系调整，燕京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 1964 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思念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勉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 1966 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著。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著我遭到家变，早已打消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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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当户对定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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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章含之随著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 1952 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 53 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退休。 1953 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 1952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 53 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与奚夫人。章老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 1953 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著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作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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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1953 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 40 □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著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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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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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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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章含之 18 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找了址。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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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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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 1953 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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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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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面章含之与其前夫的对当时自己言行回忆记忆之对比，也许能看到一点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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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1976是我最不想回忆的一年
??2008年01月28日 07:49:4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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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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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的第一天，北京雪后晴朗的上午，章含之在回忆30年前的往事。她一边回忆，一边表示，1976——是她最不想回忆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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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70岁了。她
??不想回忆。她说她不想回忆那一年，因为那一年，对她来说，“非常沉重、非常压抑”，“没有任何欢乐可言，没有任何轻松可言”，仅只意味着——“悲哀、压力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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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纸条改变命运 那一年没有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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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记得新年怎么过的。大概也就是愁吧。年前已经开始批邓，刚刚点燃的一线希望又熄灭了。总理已经病危，外交部老干部的命运难测，乔冠华最让人担心。以老乔一贯的脾气性格，如果总理离去，没有赏识了解他的上头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啊，接下来的事情……果然！我真的不想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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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含之不想回忆的那一年，是她个人家庭、她个人家庭背后中国之命运，急剧变化的一年。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垮台，而10月她的爱人、外交部长乔冠华因为“倒向四人帮”被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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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乔冠华与“四人帮”、与毛泽东、与华国锋、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与谁的利益更契合、与谁的立场更接近；他在哪一件事情上哪一个时段曾向哪一方倾斜；在坚持和摇摆之间，是出于灼灼信念还是无奈的自保；……还原30年前中国高层政治圈内秘密复杂微妙朝夕变化的派系关系，就现在的圈外人来说，还有多重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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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年圈里人——章含之，这位当年的外长夫人、中国最活跃的外交官之一，她当然一方面坚信丈夫的清白无辜蒙冤遭陷（后来她曾为丈夫的冤屈寻找证据）；另一方面，30年时光流逝，洗涤愤懑，让悲哀清澈，如今70岁的乔的未亡人，她说，她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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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的安排！按照章含之的回忆版本，这“命运的核心”是“一张条子”。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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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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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含之确信正是“条子”带来了厄运，“至于其他，比如说老乔不批邓、借刀杀人，后来又说老乔倒向‘四人帮’批邓，那不过是说法而已。事情是同一个，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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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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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世荒谬、命运难测。章含之说，在那个没有一点安全感的年月，什么都是政治——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穿衣打扮都要小心谨慎，甚至女人爱美都要藏藏掖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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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穿衣。是要说一说穿衣，说说30年前这位章美人的美，以及为了美的小小的努力。那是生活最基本的微小乐趣；那是压抑惨淡的回忆里，明灭的惟一亮色——我们要请眼前这位老人，这位当年非常美丽的女人，说一说她是怎样美的，怎样突破丑的封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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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从事外事工作，每次出国前，都统一到红都时装店去做衣服。红都不是一般人能去的，要么单位开介绍信，要么就是高干子弟。红都是惟一可以挑料子的店。说是可以挑，其实也就那么几种，蓝的、黑的、咖啡的。样式呢，就更没什么了，甚至男的女的都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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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还有个笑话呢。有一回，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开会出来穿大衣，吴桂贤（女）和姚文元穿错了，竟然穿了对方衣服，到后来发现口袋里的东西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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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总想有点变化。我记得去联合国开会那一年，我选了一块没人选的翠蓝的料子，样式上也动了点心思，比如，掐了点腰，方领子改成圆领子，最最过分的是，我还加了个可以拆卸下来的灰皮领，翠蓝配灰，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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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型呢，当时也都是北京饭店做的，一个样。我呢，还是稍微变换一下。结果，哎呀，据说，有人去做头发，专门点名要做‘章含之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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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当然要批评了，说我标新立异。我还有更‘过分’的呢。大会堂大厅衣帽寄存处边上有个镜子。每次存了衣服，进会场之前，我总是在镜子前照照，整理一下。这就不得了了，成了罪状了，说我资产阶级作风。但我不明白镜子如果不是用来照的，放在那儿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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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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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一直身处政治旋涡之中。可是30年后的今天，章含之，却怀疑自己原来对政治茫然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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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头来看，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懂政治的，是不可能懂那个时候的政治的。老乔也不在行，他也是个性情中人。而在当时，搞政治是要懂很多技巧和手腕的。很多事情，我们当时以为是懂的，还非常认真，非要较个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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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挺复杂的。我们稀里糊涂被弄得团团转，你以为你是在捍卫什么，你以为你是在反对什么，可是后来发现都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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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把老乔赶下台，说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是毛主席说，乔冠华借刀杀人。毛主席真会这样说吗？他怎么会这样说呢？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毛主席对我们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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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多崇拜毛主席啊。1976年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悲痛万分，以为天要塌下来了——那时候人真是那么想的，包括我自己。毛主席真是我们心中的神啊。你怎么可能怀疑神？如果有问题你想不通，你不会怀疑是神的错，而肯定会认为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思想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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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1976年之后，章含之还是迷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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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们有个在军队的朋友，‘文革’时被抓进监狱。先让他交待怎么反对林彪的。他是林彪的部下，怎么能反对林彪呢？但是不行，他要交待。于是他冥思苦想。等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反对’林彪的证据，关押他的人又不干了，改让他交待如何协助林彪谋反叛乱的。他赶紧否认，说，不不不，我是反对林彪的。可是这时候人家不准他反对林彪了。他想来想去，忽然有点恍悟——哦，是不是外面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林彪出事了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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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轨迹错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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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含之的惘然里，有对过往岁月里周围世界的迷惑，也有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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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章含之在毛主席的钦点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到1976年受乔冠华下台牵连离开，对于那风光短暂的5年，章含之如今的自我评价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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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幸运的一面，比如参与了像中国加入联合国这样的重大的外交事件，新闻纪录片也常会有你的影子……；但是，这风光背后的苦衷谁能理解？我可能还是走错了路。我这样的人，可能最适合的还是留在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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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含之回忆起在北外做学生做老师的时光，她和同学朋友们用英语演出《奥赛罗》。她是戴丝苔蒙娜，她是莎士比亚的女主角，不知政治权术为何物，她是美是真是爱是一切浪漫想象一切光明希望的追随者。“那时候，真是一腔的热情，为和家里划清界线，搬到学校里住，还一心要参加抗美援朝。那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得到，只要真诚努力，以为世界是玫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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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很快，“文革”来了。“一切都变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在挨斗，我的师长挨斗，我的同事跳河。我害怕、迷惑，人也变了。我天性本来是非常温和快乐的，可是却变得非常容易激动，容易哭，恍恍惚惚的。有一次从北外出来，走着走着，走到天安门，竟然都不自知。得了轻微的癔症，就是歇斯底里症，要去医院的精神科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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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章含之说她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明白。她不明白那个特殊的时代生活对个性的扭曲怎么谁都不放过；她不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说她的人生没有意义，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生，那她最初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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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地剖析是很难的。比如这么多年，你以为你忠诚，可是你忠诚的（对象）是什么？你的忠诚里有多少盲目的成分？我是1957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了，当年也似乎参与了国家的核心，政治局的会议也参加过，但是我真的弄明白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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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到我自己。我看到原来的大学同学出书带博士，真的很羡慕。可是除了带着伤痛的记忆，我得到了什么？就连爱情，也是转瞬即逝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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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岁的章含之回忆30年前，是这样悲观，也是这样安详；是这样迷惘，也是这样清醒。她的往昔、她的那一年里，有一个女人心碎梦破的悲哀，有整个中国山雨欲来的愁惨。（记者 刘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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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专家洪君彦: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Local Access打往中国电话卡1.3￠/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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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几曾回首 于 2008-01-27 10:54:21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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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专家洪君彦: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几曾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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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国家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他与近代闻人章士钊之女章含之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中共主政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坎坷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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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今起连载洪君彦的回忆文章，从中不难看到中共建政、反右、文革等时代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冲击和人格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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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前妻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 年(1949-1973 )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
??自1993年至2003年，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已故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风雨情》)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她离婚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完全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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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沉默
??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要把我扯进去？而且她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竭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谋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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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10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统统为我鸣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5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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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已年过70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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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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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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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1959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经济，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并担任了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当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认为洪君彦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言论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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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我，从早到晚都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连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用皮带抽打我。晚上我拖著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凌辱和折磨。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明白，时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镛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后来一次红卫兵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向周围望一眼，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统统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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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连累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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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 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著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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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著红卫兵对著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著，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著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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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今年七月，我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月第27期：〈洪 晃几年未见凯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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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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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态度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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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著女儿也整天戴著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 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著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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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捱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但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著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著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觉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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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阕灾难之曲，「知识分子」这不幸的身分猁猁事业、爱情、婚姻以至生命……往往只能是其中一个悲伤的音符，与苦为伴，有难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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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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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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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著搂著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里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寻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简直无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她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 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线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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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中，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著，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自杀、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缠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我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著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不要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著想。而她却背著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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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我回家，我如蒙大赦地飞也般回到家中。她就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借种种藉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回外国语学院去了。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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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掉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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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那是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戴领带的结婚照，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著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统统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掉。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而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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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和她理论，她一时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了。」 (指她生 母)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 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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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此事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著，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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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著天花板。即使每晚吞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对党对人民做过坏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所以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8 年，结婚10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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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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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两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像章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拖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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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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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相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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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著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锺。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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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1950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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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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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8 个年头。8 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过，闹过分手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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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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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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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鱼雁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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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 1950 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 1951 年，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法学院在校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广西省土改工作。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总之，从 1950 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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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大（ 52 年院系调整，燕京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 1964 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思念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勉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 1966 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著。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著我遭到家变，早已打消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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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当户对定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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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章含之随著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 1952 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 53 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来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退休。 1953 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 1952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 53 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与奚夫人。章老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认为是门当户对。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 1953 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著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作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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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1953 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 40 □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著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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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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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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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章含之 18 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找了址。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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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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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 1953 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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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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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看了叫人心痛。 只望qiao的kids一切都好。谢谢你的叙述， for the record。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我只能这么说。
斯人已去，留给后人的是更多的回忆和思考。一切都会过去，让故人安息，让生者忘却那些不愉快的记忆。
文笔真好，细腻平和得像池水，文字生动地像看电影似的。
信源：《传记文学》｜编辑：2008-01-30｜ 网址：http://www..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http://www..org 查理彭 吴霜
(一)
中共外交史上有位著名的才子，他就是70年代做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我与乔冠华沾点亲带点故．我的姐姐嫁给了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我算是宗淮的内弟。由于这点特殊的关系，因此当朋友告诉我乔的第2任太太章含之写了一本有关乔冠毕的书时，便找来看．
章含之与乔冠华的婚姻当初就是北京从高层到民间广泛流传的闲谈话语。至今看来，乔、章二人的结合称得上珠联璧合。章含之是个有才华的女人，尤其是她对乔冠华的感情，深沉真挚．只是，俗语说“金无足赤”，自古至今十全十美的故事从来就没有。虽然《我与乔冠华》一书给人的印象是主人公的纯真与追求，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它还有另外的一面不乏甫俗而不为人知。 下面我讲的只是那另一面的一部份而已。
70年代的中国，一个30几岁的女人选择了一个有着两个成年子女的60岁男人作为终身伴侣，这种婚姻的悲剧性质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乔、章两人违反世俗常规的婚姻遭到了子女的反对。
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是一个沉着、聪敏并具备知识分子气质的青年。女儿乔松都是父母的宠儿，单纯而任性。父亲要娶一个只比宗淮大8岁的后母，这令宗淮兄妹十分尴尬。
很早就具备政治家气质的乔宗淮知道章含之不是出身于政治圈中，年纪既轻且个性突出，曾以“章政治上不够成熟，父亲应考虑全面，挑选一个能在政治上帮助并保护父亲的配偶”为由表示过反对。这对当时正值热恋的乔、章二人无疑是火上再添一勺油，宗淮的做法其实有些愚蠢。女儿松都更是激越而单刀直入：“你对不起我妈妈!”是她送给父亲的回答。
长时间的拉锯战使双方都有点失去耐心，最惨的是乔冠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当宗淮最终对父亲表示只得接受父亲的决定，接纳章含之而试着与她相处时，章似乎已失去可能与乔的子女和平共处的信心。父亲给他的回答是：乔、章的结合只能是两人世界．
子女必须搬出。
这里面有一个在70年代的中国无法解决的难题，子女搬出，搬向何处?试想那是多事多秋的1973年，中国大陆有哪个人能轻易找到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屋?租一间?设可能．
循例向单位去要?至少等几年，凭借工龄、贡献，级别而有幸分到房子的人们把搬家当成天大的事去处理，宗淮兄妹都受到过外交部运动的牵连而f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刚刚调回北京不久，他们决没有工龄贡献之类的优势．父亲的决定使宗淮十分迷茫，他问：“爸爸，您的意思是……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乔冠华的回答具现代意识；“我年轻时很早就出家独立，我自己离开父母外出闯世界的时候比你现在要小得多啦。”
紧跟着的一件事逼使宗淮兄妹不得不被迫仓促搬迁。
一天，松都下班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插入锁孔却久久不能转动……她惊诧地发现门锁已被换过了!她不知所措地呆立门外，直到老保姆梅阿姨买菜回来，为她开了门，无奈地支晤；“松都，是乔部长……唉……’事实十分清楚，父亲已破釜沉舟，新的家庭是一把厉剑，要将已失去母亲的旧家庭斩断情缘．被隔离在换了新锁的大门以外的成员是：儿子乔宗淮、女儿乔松都、儿媳也就是我的大姐彭燕燕，还有她怀孕8个月还未出世的儿子、我的小外甥乔小澎．
迫在眉睫的情势，使得子女们在最短时间内想出解决办法；松都必须搬入她当战士的北京262医院集体宿舍去．哥哥宗淮已有家庭，不可能去住集体宿舍．于是军人出身的生性爽直的我大姐提出搬到我家去，但父亲的绝情伤进了子女的心，宗淮决定搬家而不必通知父亲．
1973年9月底的一天，是中共第十次党代合召开的前夕，忙碌的乔冠华不在家里．宗淮、我大姐．还有一位宗淮和我兄蛆共同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王立行，三人乘坐一辆卡车回到北京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准备搬家．车子的提供者也是宗淮的朋友，当时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铮的儿子王苏民。
哐哐当当的搬家举动惹来了外交部宿舍一大群人驻足围观，两个男丁和一个孕妇从屋子里吃力地搬动物品，人们只是看却不帮忙．后来当时驻日大使韩克华的儿子韩燕生走出人群帮一把手，再后来驻捷克大使曹英的儿子曹吉东也帮了忙。大约一小时后，装得挺满的中形解放牌卡车呼啸着绝尘而去．车上装载着我姐姐姐夫的小家当：一张木制双人床及被褥，一套桌椅，宗淮的—个箱子，松都的两个箱子和我姐姐结婚时作为陪嫁的四个箱子，外加属于他们去世的母亲龚澎女士的两个箱子，还有一个红木双门玻璃柜，那是在宗淮结婚时外交部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作为礼物送给宗淮的．哦，还有宗准和我大姐睹气拿走父亲的一打唱片，但顶多是二三十张之多而并非像章含之书中所说的500张。
有一件东西没能搬到车上去，而这造成了松都一生不能摆脱的痛苦．那是在她幼年时代母亲送给女儿的一架浅色钢零．很快在她父亲结婚搬出外交部宿舍时这架钢琴不知下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乔冠华遗弃了这件属于他们私人物品的妻子的遗物．直到多年后，松都再见到父亲时仍含着泪水直斥：“我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弄丢了妈妈送给我的钢琴！”
卡车上的物件除了松都的箱子外全部运到了我家。那时我家情况并不好，母亲带着除大姐二姐外的3个孩子住在父亲留下的位于北京北海后门的一座小小四合院里．父亲死后，靠母亲一人的工资支撑一家的生活，记得那时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房租了．
然而姐夫一家人仍然受到母亲展开双臂的拥抱和我们全体兄弟姐妹的欢迎．宗淮曾对母亲说：“妈妈，如果不是您收留我，我会像街上的一条流浪狗一样走投无路。”
而这次相当鲁莽的搬迁显然使乔冠华及章含之怒火中烧，因为很快，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的儿子知会我家：乔部长的夫人(其时章还未嫁入乔家)打电话找到他父亲，称：在党的“十大”期间，外交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乔部长家被盗，所有东西洗劫一空．
犯首是乔宗淮，要求公安部立即拘捕乔宗淮．记得宗淮十分紧张。而我母亲，平时十分和悦乐观的一个人，突然间把手向桌上“啪”地一拍，操着她的湖南音儿大声说：“他敢!公安部不是他乔冠华家开的!”当时我被母亲的举动吓了一跳，从没见过她发那么大的火。
紧接着，松都也遭到报复。
松都那时已通过天津医学院的入学考试，正在准备从北京军区262医院升入大学。
而在此时北京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记录上这样写着：外交部乔部长家里一位妇女来电，转达乔部长对女儿上学一事的意见，要求军区领导改变乔松都升入大学的决定，希望乔松都继续留在基层锻炼。北京军区领导的意见是尊重基层的原有决定，这个电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之所以我们得知了这个电话的内容，是因为当时北京军区副政委陈正湘中将恰巧是我二姐的公公．
从那时起，宗淮一家在我母亲的小院里度过了幽幽七个年头。
光阴似水，22年悄然流过，从1982年出国至今，身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元老后代的我竟然变成了美国公民，有时自己也觉莫名其妙。不过自认见过一些世面，决非持僵化观念之辈．想当年的乔，章之恋，其实是天之使然，俗话说命里注定，而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棍本无法辩其谁是谁非。我写这篇文章，并非要埋怨任何人，也不想澄清什么事，只是有一种想述说往事的冲动．而我所说的这些内容在章含之的书中未见记载．
我以为，乔、章二人有权提出婚后必是“二人世界”的条件。
乔冠华有权将子女驱出门外．
乔宗淮有权回家将属于自己的物品撤走．
乔、章二人有权只顾自己而漠视子女的存在．
章含之有权按照自己的感受和角度去写回忆丈夫的文章。
而我，也有权将我想说的往事叙述成文。
就让熟悉这些人物的读者们从这些事件的回忆中去寻找各自的体会与心得吧。
(二)
乔冠华，那时候我是叫他乔叔叔的。
在人们的记忆中，乔冠华的奕奕神采，潇洒硕长的风度是最深刻的印象。从1970年左右我的大姐变成了他的儿媳，这前后我曾有机会见到乔叔叔很多次。但真正构成我写这篇乔冠华印象的，却为数仅有4次．第一次，是在1970年的初春时节，那一天，渐浙沥沥下着蒙蒙细雨……
那时，乔家唯一的儿子乔宗淮正值中国大陆许多年轻人都面临的一个关键时刻：毕业后的出路何在?宗准当时是北京清华大学数力系学生。身为副部长的乔冠华一面要主持外交部的日常工作．同时在部里还要接受批判；“文革“初期的极左派们批判以陈毅为代表的外交路线余波未平．那段时期大概整个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日子都不好过，乔冠华也不例外。由于父亲是受批判对象，宗淮的前途很渺茫．当时宗淮在东北国防工业办公室所属的一个农场劳动，面他已得知自己将被分配到外地工作。记得我大姐心急火燎的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那时她也在张家口劳动。我母亲一向视宗淮为亲子一般，立刻发动了全家人为她未来女婿的工作出路奔走．终于从过往的记忆中想到了一位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位叔叔作出多种努力，终于打通了调宗淮回京的关卡。当时国防工办通知我家急需一份宗淮的简历，这件任务落到了只有13岁的我的身上。
当我蹬着自行车穿过初春的雨水来到乔家在北京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时，浑身已淋得湿漉漉，乔家的老保姆梅阿姨为我开了门．进入书房时，感觉光线很暗，烟雾缭绕，一只小小的桌式台灯从一张深红色的写字台上发出幽柔的光芒。一个人背冲门的方向俯在写字台上读着或写着什么，在他头上方的灯光里，一股股渺渺的烟雾轻盈飘舞着向上翻飞，这孤独的灯光和屋子里弥漫着的薄薄云雾给我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觉。我试着叫了一声：“乔叔叔?”那人转过头来．立刻，是那个熟悉的富有生命力的嗓音：“哦！是细毛来啦!”(细毛是我的小名)他站起身走向我，是那个阔步向前的一贯姿态，书房的光影里，一个瘦长的影子腰着墙壁延伸．
我那时是个唇红齿白的小男孩儿，乔叔叔一向对我很慈爱．每次见到我他都会为我拿糖果，和我说几句话，这一次也不例外．我简短地把来意讲了，他十分欣喜，把他的妻子龚澎阿姨也叫了出来．龚澎阿姨是个风度幽雅姿态文静的女人，她和乔叔叔有个共同的习惯；嗜烟．当她从里屋走来时，和乔叔叔一样手里夹着一支烟，只是她拿烟的姿态是手指紧闭，，烟夹在指尖部位，而乔叔叔却是五指张开，烟卷被拦腰夹在指根部分．龚湃阿姨摇头叹道：“瞧这孩子衣服都湿了，赶快歇歇，吃点东西．”我说不行，材料必须尽快送到国防工办，我得马上走．乔叔叔这时将我的头按入怀中，在我的前额处亲了一下，说：‘真好孩子．’之后他拿来资料并送我走出房门，那虚幻的烟雾从始至终缠绕着他，随着他步子的向前移动，那个瘦长的影子便从墙壁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去了．
再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几个月之后．那是乔家历史上一个不幸的时期，龚湃阿姨脑溢血病发后陷入深昏迷，终日躺在北京医院．那天，我和大姐一起前往医院去探望我一向尊敬的龚湃阿姨，在病房门口遇到了推门而出的乔冠华．乔叔叔的状态和以往大有不同，他背脊微驼，脸色已投有往日的光彩，平日喜欢大笑的嘴巴紧闭．医院里不能抽烟，他周身失去了缭绕的云烟，因而使他的存在显得真实．当我低声喊他“乔叔叔”时，他抬起头来，
我一下摄到他深色的秀琅眼镜后面泛着泪光．我开始抽泣，用手掌要抹眼睛，却被他一把搂向胸口，另一只手抚摸一下我的头发，之后又在我前额上亲了一下，哺喃说道；“好孩子。”他抬腿走了，缓慢，失意，欠缺一贯的敏捷与自如。我望着那瘦长的背影，感觉到我所熟悉的风度中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是随着龚澎阿姨的离去而消失的……
一晃就是9年之后．
多难的中国穿过雨雪，踏过泥泞，是1979年的初夏了。乔冠华第一次肺癌手术后出院不久．我去他北京史家胡同的居所探望，是和我的二哥一起去的．那时我已是22岁的青年，9年中经历过参军、复员、工作、学习，已非昔日的小儿童．面乔叔叔自失去龚澎阿姨之后，又已建立了新的家庭．史家胡同的居所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舒适清幽，养病是绝好的地方．进入北屋时，见乔叔叔坐在一个宽背沙发里面，我首先感觉到他的头发已有灰白，消瘦是当然的，双唐陷在沙发靠背里，衣着却依然规整．他看到我们进来时，似乎眼前一亮：‘呵!小毛，细毛，长这么大了!’当我们向他问候时忽听得他长叹了一声：‘唉……你乔叔叔……犯错误啦。”我心中暗吃一馆，见过他挥着手高谈阔论．见过他拧着眉毛发脾气，见过他面无表情摆架子，见过他手执香烟朗声大笑，可就是没见过他摇头叹息。
这时他的第二任太太章含之端着两杯冰淇淋苏打水走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乔太太．章含之正当盛年，一头厚厚的黑发，笑意盎然，她的体态苗条面不乏丰满，给人玉树临风之感．我们从她手中接过饮料，大家坐下闲谈．谁知我二哥与章含之间爆发了一场极不愉快的争执，使和谐的气氛为之改变．话题似乎是从乔叔叔的女儿松都身上谈起的。
乔、章的婚烟造成了乔与子女的分离，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事情．1973年之后的乔冠华似乎异常忙碌，他很少和子女联系。松都曾因淋巴腺肿瘤作切除手术，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医院时，父亲竟从未去看望过她．想到昔日松都在家中被父母娇宠的情形，每个人都觉于心不忍，记得个性刚直而绝不圆滑的二哥说；“如果没有你，松都会失去父爱吗?你们想到过她的情形有多可怜吗!”章含之试图解释她对乔家子女从无恶意并十分关心，这之间误会太多，而二哥不想听她的解释，最后章含之泪流满面，而乔叔叔在一旁长吁短叹，我赶紧拉着二哥知趣地撤退，我没有强行去阻止二哥的责难，因为内心深处我有着和他同样的感受。
回去的路上，我们默默无语，我没有心思再说话，脑际里充满了乔叔叔的叹息之声最后一次见到乔冠华，是1982年初我赴美留学的前夕。乔冠华已是第二次住院治疗癌症．我自知这次离国或许为时很长，不知何时能再见到乔叔叔了，便去探望他。
这一次，乔叔叔是躺在病床上和我谈话了．重病中的乔冠华精神已不复从前，他的手臂吊着点滴，章含之在一旁照顾他。进入他的单人病房，只觉一片白色袭人，白墙壁，白屋顶，白被单。加上乔叔叔苍白的胜，这无处不在的白色将世间的一切隔绝在病房之外，繁杂的熙攘换来了洁白的宁静，使我意识到一种反朴归真的意义．当他得知我即将远赴美国时，用一种不再有力却是柔和的嗓音缓续叙述起当年他赴日本及德国留学的往事。我注意到他的目光有些迷惘，思绪仿佛走得很远，声音逐渐减弱，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静穆的病房中，只有他微弱的声音轻轻回荡。我忽然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个雨夜，那个被烟雾缭绕的浑身充满虚幻的身影．
我离开了医院，后来又离开了中国，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乔叔叔，我再也不可能见到乔叔叔。我早就知道，我心目中的乔叔叔已不复存在了．
后来看到她前夫的文章，看到一些人写的报道。才对她时时挂在嘴上的“名门之后”有了新的认识.她的一些做法还是很像她美丽但是出生不好的生母...
信源：《我的伯父周恩来》｜编辑：2008-01-29｜ 网址：http://www..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http://www..org 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章含之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帐？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