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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九章 初抵上海

(2009-03-02 16:37:31) 下一个



 

    踏入上海的码头,戴德生看到远处飘扬着英国旗。他朝着国旗走去,来到上海的英国领事馆。他希望在领事馆内有他的家信,也盼望有差会给他的证明书。这样他可以到本地分会领取一些钱。

   「邮务处的办公时间已过,你明天再来吧!」领事馆的人员说。

    戴德生惟有带着推荐信到上海的伦敦会见麦都思教士(Dr,WalterMedhurst)。在英国向华传教的宣教士中,麦都思可说是年资最深的了,他在上海也充当英国领事的顾问和翻译。

    领事馆的职员把麦都思的住址告诉戴德生。他就沿着黄浦江的外滩走,然后往右转,走过泥泞满布的路,旁边是很深的臭水沟。约走了一哩,便来到麦都思的住宅。开门的是个中国人,一句英文也不懂,但戴德生很快便从他那里知道安都思夫妇不在家。

    然而戴德生找到另外一位年轻的英国传教土,名叫艾约瑟(JosePhEdkins)。他还把戴德生介绍给其他住在伦敦会宿舍的传教士,包括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医院的雒魏林医生(Dr.William Lockhart)。

    雒魏林说:「你不如暂时在我家住下来吧!」戴德生很感激,但也有点尴尬,因为身为中国传道会的宣教士,却需接受伦敦会的招待,实在说不过去。雒魏林也答应戴德生的要求,让他分担房子的支出。

    同样住在伦敦会宿舍里的,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约翰(JohnBurdon)夫妇。当天晚上,他们邀请戴德生到家中晚餐。这对年轻的夫妇健谈而好客,家中充满温謦,使戴德生有宾至如归之感。后来包约翰成为圣公会第一位到北京传教的教士,以后更成为香港圣公会的会督。

    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雒魏林医生家中。从他的房间往窗外望,可以见到城外清兵与城内小刀会对峙之局。右面是满清军队的营帐,左边是上海县城的城墙,上面挂着灯火,不时还可见到城上巡逻的守卒。虽然枪炮声不住地响,但戴德生还可勉强地睡着了。黎明时一阵隆隆的炮声,把窗户也震得格格作响,但炮声过后,却是一阵晨鸟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凭窗远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摇曳起舞,园中的草木吐着新芽,树丛中散发出来的花香,扑面而来,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早晨啊!

    早餐后,戴德生立刻前往领事馆查看邮件,但只有一封信,是家中五个月之前寄出的,还有一份《海外杂志》。至于中国传道会则什么消息都没有。没有钱,没有邮汇,没有指示,什么也没有。或许他们要等到他到达上海之后,才寄下指示和和经费吧!果真如此,差会真是不懂为人设想,或者是太笨了!

    那天下午,他到「敦费士号」取回行李,在码头上找来一批苦力帮忙搬运,成群结队,行李在挑夫肩头的竹杠上摇摇摆摆地在闹市的街上走,由戴德生领着路,好不威风。

    戴德生也参观了伦敦会的医院,听麦都思教士用上海话对病人讲道。麦都思热烈地欢迎他,说:「你可以选择学习上海话或者官话(国语)。上海话只用在本地,官话虽然在某些地方口音稍异,但全国通用。我劝你还是学官话好,我可以给你找个教师。」

    戴德生回答说:「我想你的话很对,就劳烦你给我找个教师吧!」

    接下来,戴德生要做很多事:找自己的房子,与中国传道会取得联络,并向它支取费用,学习语言以及生活上的习惯,免得总是倚靠伦敦会和圣公会的朋友。

   「没有接到你的信,我十分失望,」他写信给皮尔士先生,说:「但我盼望下次邮件到时,会收到差会的消息。上海现时十分不安宁,乱党和官军打个不停。……」很难租到屋子,连房间也不容易。空屋都给城中逃出来的商人住满了……城中的传教士也离开了,我现时暂在租界的友人家中栖身。如果不是雒魏林医生的好意,我可能会一筹莫展。目前我真不知应做什么。……」

    第一个礼拜日下午,他和伦敦会的传教士伟烈(Alexander Wylie)进城察看。伟烈知道中国人素来重视读书人,所以他下过一番功夫研习中国经典,也写过不少中文文章,试图吸引中国人相信宇宙的创造主。跟他学习,戴德生觉得很兴奋。

    伟烈带他去到县城,指给他看城外的一排排破屋,告诉他中国人的生活有多苦。他又和守城的兵士说话。他们穿着满是刺绣图案的帽子,领上围着红巾,身上穿着颜色鲜艳的织锦,还有绿色的裤子和长靴。

    他们进城后,伟烈有时会停在街上和行人交谈,戴德生也帮忙分发单张,他们甚至走进寺庙跟和尚谈道。来到城内伦敦会的教堂,他们发觉里面竟挤满了人,原来麦都思正在内里讲道。之后,伦敦会的教士还分派白米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

    在县城北门外,他们看到一群人在欧斗,一个死人被抬着进城。另一个的胸膛被枪轰开了一个大洞。戴德生替第三个人察看伤口。他的手臂被炮火打中,子弹穿过臂膀,连臂骨也折断了。他痛苦地嚎叫,但除非把他带回医院去,否则戴德生也爱莫能助。

    麦都思说:「如果我们在此为他调理,只怕有人会把我们的衣服都剥个干净!」

    再行不远,他们又见到兵士抢到一台大炮,另外一队兵士则掳获一批战俘,拖看他们的辫子走。俘虏大声地嚷着,向戴德生等求救,但他们也无能为力。

    上海的其它传教士多数来自圣公会或别的大差会,他们均受过高深的教育。只有戴德生的差会很小。它风闻太平之乱便仓猝地决定派遣教士来华,所以戴德生还来不及完成其医学课程就接受差遣了。中国布道会的乐观及策略,在许多有经验的传教士看来,实在有点荒谬,有些甚至公开指责中国传道会及其《海外布道杂志》。

    戴德生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传道会的种种缺点,他本人亦因为差会办事失效而受害。然而,他仍尊敬他的差会及其干事,他敬重他们的灵性、他们对神的爱心,以及他们布道和带人归主的热心。

    当时的上海还有不少欧洲人,他们发展工业和贸易,生活奢华。在戴德生眼中,部分传教士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他们常和租界的官员和炮舰的长官往来,并且权充翻译。这种社交应酬的风气,令到这个在保守和严谨的循道会环境中长大的戴德生,时常感到惊讶。

    虽然戴德生受过不少教育,人也聪明,但他并没有大学文凭,而且还没有拿到医学学位。他希望从事医疗服务的工作,但他并非正式的医生。他能讲道和牧会,但他没有受按立为牧师。虽然许多人硬要称他为「牧师」,他却一直拒绝接受这头衔。从中国传道会那里,他每年的薪金只不过八十元,非常微薄。圣公会的单身教士每年薪俸是七百元,而且差会还替他们付房屋租金、医药费用,另外还有语言教师及书籍津贴。在这些同工之中,戴德生显得颇有点寒酸。

    当他整理行李时,发觉墨水瓶在旅途中打破了,把书籍和纸张都弄脏,而且海水也把鞋子和一些衣服弄坏了。「敦费士号」在回航中,于澎湖群岛(Pescadores)附近触礁而沉没,船员则幸而获救。

    三月初,戴德生的中文教师抵达上海。他是北方人,每天教导戴德生官话,而戴德生则每天为他祷告,希望圣灵带领他归向耶稣。

    四天后,师生两人已经可以用最基本的中文对话。戴德生用中文与街上的士兵或店铺的商人谈话,他发觉自己已能勉强用中文跟人沟通。

    当时负责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将领是吉尔杭阿(Koer hanger)。他下令封锁城池,但城北接连租界,城内的人皆从租界的外国人那里得到军械和粮食的供应,所以封锁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有些外国商人更为城内叛党提供经济及各种援助,期望太平军能取清朝而代之。传教土则在城内分发白米和肉类,调济贫苦大众。

    1854年4月4日,是上海史上有名的「泥城之战」。戴德生早上就被枪声吵醒了,他走出屋外,头上飞过一枚炮弹,轰隆一声,竟落在慕维廉牧师(William Muirhead)的屋墙上。慕维廉属于苏格兰长老会,是戴德生来到上海后认识及仰慕的一位教土。

    清晨六时半,戴德生和慕维廉一起走过租界,来到黄浦江畔。满清的兵

船正在起碇,要沿江而下经过租界向南城进攻。英法兵舰齐起制止,但清朝水师并不理会,强要直驶苏州河,引起一艘英舰发炮攻击。

    岸上英法领事也和满清军队斡旋,要求他们的营寨和炮垒撤离租界。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并且派人送给吉尔杭阿一份最后通碟,说:「若果清兵在当日下午三时之前还不撤退,英国舰队即派兵上岸;若到四时不撤,英兵便开始进击,不再容情。」

    下午三时,清兵还是没有动静。英美军舰分别派兵土及水手上岸,摇旗擂鼓,并由阿礼国率领,一直操向清兵驻扎的跑马场。

    四时,戴德生听到美国士兵那边发出枪响,并且看到炮弹横飞。果然,英美军队开始向清军进攻。满清士兵到处逃窜,然后戴德生又看到一片红巾——原来城内的党羽也趁机出击,大杀清兵。

    在此一役,英法军队大获全胜,只损失了两个兵士。当清兵忽忙逃窜之际,乱党拥出城门,把清兵遗留下来的火药枪炮,来个混水摸鱼,抢掠一空。

可是,传教士却要承受后果。经此役后,清军对外国人极表不满,一直到秋天还不让传教士到城郊的村镇传教,也不准外国人在租界之外居住。因此,戴德生也不得不寄人篱下,在租界内伦敦会的宿舍里继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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