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25：羊城军火走私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125：羊城军火走私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7年第03期

 作者：易明佳、甄临冬、常言婴

一、雨夜谋杀

1951年1月22日，腊月十八。距过年还有半个月，千家万户忙忙碌碌置办年货、打扫卫生，准备迎接广州解放后的第二个春节。当然，对于生意人来说，只要有机会赚钱，他们还是着力于业务的。这天一大早，“万家西药店”的老板赵胜杰叫了一辆三轮车，从药店所在的桂花岗南街赶到了署前街。

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经济封锁，西药货源甚为紧俏。赵老板的药店别说当时第一紧俏的盘尼西林了，就是磺胺也已断货一个多月。他跟在羊城西药界小有名气的经纪人包瘦彬合作数年，听说包瘦彬手里有货源，三天前就跟他约好今天见个面，说是请包瘦彬喝早茶，其实是想瞅准机会，好歹也要抠几箱货出来，不为赚钱，就为装点门面。赵老板相信，凭着他跟老包的交情，对方不会拒绝的。

一路上，赵老板反复思量，考虑了数种针对不同情况的应对预案，只觉得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哪知，他的这番心思都白费了。倒不是没见着包瘦彬，见是见到了，不过，他见到的是包瘦彬的尸体！

包瘦彬是单身，住在位于大东区署前街道士巷29号的一个小小院落，有前后院子和四间平房。赵胜杰到得宅前，走上台阶，按下了门框上的电铃开关，却没听到里面有铃声，以为电铃出故障了，于是敲门，半天没有反应，下意识地一推，门竟没有拴上，被推开了一条缝。赵胜杰扯开嗓门儿唤了两声，也不管里面有没有应答，径自入内，不到一分钟，他又慌慌张张退了出来，站在门外台阶上大叫：“来人哪！死人啦！”

街坊邻居闻声赶来，先是一拥而入，继而惊叫着纷纷退出，一片混乱。有人大叫“快报警”，赵老板便去巷子口对面的一家机修厂往大东公安分局署前街派出所打了电话。这时派出所还没上班，只有三个值夜班的民警等着交接班，接到电话，一人留所值守，另二位骑着自行车一路铃声叮当急急赶到。

入内一看，只见客堂当中的桌上放着几样卤菜，一个酒瓶，一个酒杯，一双筷子，正对门户那一面的藤椅上，坐着主人包瘦彬，身躯仰靠在椅背上，脑袋耷拉一侧，脸色灰白，显已断气多时。至于死因究竟是什么，一时还难以断定。这两位民警，一个是刚参加工作三个月的小青年，另一位年龄倒是不小，不过是留用警察，面对这种现场，都不敢作主。当下双双退出，一个留下守护现场，一个去打电话向所里报告。所里只有那个留守民警在，也作不了主，遂把电话打到分局。这位兄弟生怕分局值班领导对此不重视，就动了“危言耸听”的脑筋，报告情况时加了一句“疑似他杀”。这句话一加，分局果然重视了，立刻指令刑侦队出动。

大东分局刑侦队的刑警其时也还没上班，就由值夜班的副队长老刘带了三名下半夜因处置突发案子还没休息的刑警去了署前街。一行人刚要进入现场，忽然从巷口奔来一个中年男子，一边跑一边大叫“等一等”。老刘闻声驻步，寻思这是什么人，在这当口儿让刑警“等一等”是什么意思？

中年男子是巷口对面“福森机修厂”的门卫，竟是来传达市公安局刑侦处命令的。原来，分局值班领导听派出所民警报告说发生了疑似谋杀案，按照规定，立刻致电市局刑侦处报告。也是巧，市局刑侦处接听电话的正是当晚值班的副处长薛云倚，听说署前街道士巷29号发生疑似命案，立刻一个激灵，随即往“福森机修厂”打电话，要求派人给大东分局前往现场勘查的刑警捎话，让他们立刻停止行动，等候市局派员处置。

半个多小时后，薛云倚率领一干刑警以及刑技人员、法医风风火火抵达现场。老刘跟薛云倚经常见面，当下迎上前去简单说了说情况，薛云倚只是点了点头，又问了报案人赵胜杰几句，便示意最先赶到现场的两个派出所民警随市局刑警入内，竟把分局那几位弟兄撇在外面担任警戒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月前，广东省公安厅获得一份情报，称香港有不法分子准备把一批美国制造的枪支弹药走私入境。这份情报引起了省厅的充分重视，当即上报公安部。三天后，省厅接到公安部的指令，要求广州市公安局对此进行专案侦查。于是，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市局刑侦处副处长薛云倚主持的专案组。这案子让薛云倚等专案成员有些头疼——情报信息就这么点儿，没有涉案人员的哪怕一丝一毫的情况。军火走私又不比一般商品的走私案，要么查不到线索，而一旦在社会上露出些端倪，那八成就有血案发生了。

专案组辛苦查摸了一个月，一周前，终于发现了一个疑似涉案对象，正是包瘦彬将这个疑似对象的情况反映给公安机关的。包瘦彬本已答应充当警方的线人，与那个疑似对象接触，没想到，还没等专案组做出进一步安排，包瘦彬就已成了一具尸体。可以想象，专案组长薛云倚面对这个突然发生的变故，该是怎样的震惊。如果包瘦彬死于那伙军火走私分子之手，那就意味着他向警方的举报行为已经被对方所察知，这案子往下就更不好查了。但消息是怎么走漏出去的呢？目前还没头绪。因此，薛云倚眼下也就不敢对大东分局出警的刑警兄弟给予充分信任。薛云倚平时行事一向小心翼翼，干这一行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好暂时不让分局刑警接触该案。

当下，薛云倚指挥专案组刑警及刑技人员勘查现场，同时向第一个发现死者的赵胜杰和周围邻居了解情况。

现场已经受到严重破坏。赵胜杰发现包瘦彬死亡后，跑到大门口狂呼乱叫，引来众多邻居，昨晚又下过雨，屋里砖地上到处是带着污泥的脚印，即使包瘦彬死于他杀，凶手的脚印混在其中，也根本无法分辨。刑技人员只好寄希望于提取桌上和其他家具上的指纹，并把桌上遗留的三碟卤菜、包瘦彬使用过的餐具以及喝剩的小半瓶酒一起带走，准备回到市局后进行检验。

那么，包瘦彬究竟是不是死于他杀呢？如果确实是被人谋杀的，凶手采用的是何种手段？现场勘查完毕，两位法医就地对尸体进行解剖，得出的结论是，死者死于心脏骤然停止跳动。这就显得奇怪了，从尸检情况判断，包瘦彬生前身体健康，心血管并无硬化迹象，心脏亦未见肥大症状，可以排除突发心脏病的可能——除非人为制造这种意外，比如使用了某种药物，导致心搏受到影响，加上包瘦彬当时正在饮酒，由于酒精的作用加大了这种影响，直至心跳骤停。

稍后，市局技术部门对死者的遗体进行了进一步检验，在其肠胃内发现了具有神经抑制作用的化学物质残留。也就是说，死者生前摄食了掺有疑似毒药的食物。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摄食可以是他自己的故意行为，也可以是他人在其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悄然实施的谋杀。鉴于包瘦彬的线人身份，专案组刑警都倾向于后者，当然，干刑警的凡事都须严谨，谋杀的判断还需证据支持，薛云倚便把希望寄托在刑技人员对现场提取到的那些酒菜和餐具的技术鉴定上。

当天傍晚，鉴定結果终于出来了：包瘦彬用来下酒的酱牛肉、熏鱼、芹菜拌花生三样卤菜以及喝剩的那小半瓶黄酒中并无药物成分，而酒瓶和酒杯上竟没有包括死者本人在内的任何人的指纹，显见得是被人擦拭过的。

薛云倚马上作出判断：不但擦拭过，而且已经被调包了。案犯用未投放过毒药的酒具调换了包瘦彬生前接触过的酒瓶、酒杯，这说明包瘦彬确实是被人谋杀的。这个结果使薛云倚不由得叹息：“这样一来，老三的线索就断了……”

二、神秘的老三

这个老三是何许人？他乃是专案组眼下要查觅的第一主角。要把这个人的情况说清楚，先得从包瘦彬其人说起——

包瘦彬系广州本地人氏，早年曾上过卫生学校，还没毕业，学校却关门了。正遇上“南天王”陈济棠招兵，他便前去投奔，被任命为军医助理。干了两年，包瘦彬发现跟着军医上前线比较危险，就找了路子转为野战医院的药剂员。他在这个岗位上干得比较卖力，而且自律颇严，从不像其他同行那样做那些暗地里偷卖药品的勾当，因此颇受上司称道。到1937年初，他已是上尉医官，手握师野战医院采购药品之权。那年7月，包瘦彬奉命前往上海采购西药，由于北方发生战事（卢沟桥事变），运输渠道不畅，他只好盘桓沪上等候进口药品运至，不料，直到淞沪会战爆发也没等到。

战争打响时，包瘦彬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招待所，当晚即被警备司令戴戟将军一道“旅沪军人紧急征召令”征召，根据各人的军务特长分派使命，或前线或后方就地参加抗战。包瘦彬的特长是医药，就被派到前线去救治伤员。三天后，包瘦彬在日寇炮击时负伤，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方才能够下地。包瘦彬寻思，如果继续在上海待下去，肯定会被再次征召，而且还是上前线。他觉得自己已经为抗战出过力负过伤流过血了，也算尽到了军人兼医务人员的职责，没必要把性命丢在上海滩。于是，他偷偷离开医院，辗转返回广州。

到了广州才发现，自己所在的部队已经不知去向。包瘦彬打听了数日，方才得知是奉调去了江西，据说准备视战争态势，随时可能往上海开拔，援助坚持抗战的张治中部。包瘦彬暗吃一惊，干脆脱下了身上的军服，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老百姓。这下包瘦彬算是失业了，不过，比之数年前卫生学校关闭的时候还是有天壤之别。此时，他已经有了还算到位的药剂知识，足可胜任任何一家医院的药剂师或西药商店营业员的岗位，其外科医术也相当于一个普通外科医生的水平。在那个年代，这种医药皆通的两栖人才实属凤毛麟角。包瘦彬很快就被广州市卫生局聘为西药稽查员，相当于如今药品质量监督部门的技术人员。

干了没多久，广州沦陷，包瘦彬便离开广州前往香港。之前任职广州市卫生局西药稽查员那段时间，使他有了结交海外西药厂商的机会。此刻虽已离职，人已离粤，但关系还在。那些商人也都超级精明，他们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战后老包肯定还会回广州，仍旧当他的西药稽查员，还可以互相帮衬。即使他不做稽查员而是做西药生意，那也不错，有一个知根知底况且跟卫生局有关系的下家总归比一个寻常下家要稳妥。所以，当包瘦彬提出他想当一名西药经纪人，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时，那些厂商都一口答应。

就这样，包瘦彬在香港站稳了脚跟，开始了其西药经纪人的生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包瘦彬干脆重返广州，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西药经纪公司，专门为医院、药店介绍货源。由于战争原因，当时的西药货源非常紧张，需求量又大，许多西药品种都是紧俏货。在广州，只有七名经纪人手头经常有货源信息，他们经手的中介生意成交的概率通常都在九成以上。在这七大掮客当中，包瘦彬名列第四，可想而知其社会关系之广。一般医院、药店当然不在话下，他的客户中，甚至还有日军野战医院的后勤采购军官，以及国共两方游击队的秘密交通员。包瘦彬从中赚取的利润自然也比较可观，他买了三套房子，离婚时把两套花园洋房给了妻子和女儿，自己住进了署前街道士巷的那个小小院落。

包瘦彬离婚的原因很简单，但在羊城这个地方，但凡有点儿动静都会被小报记者作为花边新闻登上报纸——

抗战胜利后，包瘦彬觉得钱赚得差不多了，人也折腾得很累了，可谓身心俱疲，就想退出西药行业，先休养一段时间，以后做什么再作计议。这个想法遭到了妻子江玲珑的坚决反对。江玲珑出身没落富家，自幼养成一副大小姐脾气，惯于颐使气指，向来说一不二，包瘦彬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哪知，这回河东狮吼不起作用了。包瘦彬不顾妻子的反对，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很快就把公司注销了。江玲珑遂以离婚相威胁，包瘦彬干脆恭敬不如从命，叫了辆车把江玲珑拉到民政局就把婚离了。

从此，包瘦彬过起了单身汉生活，独自居住于道士巷的那个小宅院里，白天在家侍弄花草，接待朋友，喝茶聊天;晚上喝酒，听收音机，极少外出。这样的悠闲日子一直过到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包瘦彬听说新政权讨厌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再说他的积蓄毕竟有限，不能坐吃山空，便决定再找份工作做做。做生不如做熟，他打算继续以前的西药经纪行当。可是，那时候政府已经取消了所有行业的经纪，一律纳入政府控制之下。如此说来，包瘦彬岂不是干不成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还可以干，不过是转入了地下。

包瘦彬跟香港的一些西药厂商恢复了联系，要求人家发些紧俏货过来。为防止政府对他与香港频频通信产生怀疑，问也不问先拘了再说——以他的旧军人经历，这个“再说”肯定是没有好结果，公安局不会承认他们胡乱怀疑抓错了对象，那就硬装斧头柄追究他的旧军人历史，扣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就够他喝一壶的——包瘦彬考虑到这一点，跟香港通信就使用明信片，三言两语把情况写明白了投进邮筒。上文说过，政府已经取消了行业中介，把各行各业纳入政府统一管控之下，包瘦彬这样做不也是违法的吗？再者，寄往香港的信件是要检查的，明信片检查起来更省事，语言过于简练，就容易让人怀疑使用的是暗语，这种通信行为会否被认为是与海外特务机关联络的地下活动呢？

这个，包瘦彬也考虑到了。他的第一笔生意是跟驻广州部队的野战医院做的。当时的盘尼西林是头等紧俏药品，次之的是美国生产的老牌抗菌药长效磺胺，国内没有生产，完全靠进口，而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经济封锁，上级配给野战医院的这两类西药数量有限。广州驻军后勤部负责采购药品的军官老曹辗转打听到包瘦彬有海外关系（也可能是包瘦彬让圈内朋友故意放的风），于是登门拜访。包瘦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两人商定，由包瘦彬为军方联系购买这两样西药。

公安局尚不知道这个情况，得到邮局方面的通报，说包瘦彬经常与海外互通明信片，便找其谈话。包瘦彬便将前因后果告知警方，警方跟军方一核实，自是无话可说，便转给职能部门工商局去处理。工商局一看“军方”，哪敢折腾？既然公安局核实过了，他们也不去问了，干脆装作不知道。如此，包瘦彬的第一笔生意做成功了，接下去也就顺理成章了。

 

要说包瘦彬的思维还真不是一般掮客可比的。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政治、法律专业，仅仅根据解放后新政权的那套做法，就能准确无误地设计出自己作为中介经纪人的路数。他跟军方、官方做生意，把收费标准降得低而又低，有时甚至不收任何报酬。但是，他却有另一种获取更大利润的办法——在军方、官方所要货量之外增加若干，要求经办人把增加的品种、数量列入报关单子，通过海关之后，他留下多余的货物，高价卖给那些经常盯着他要货的西药商和私营小医院。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收入，比给军方当掮客高多了。

然后，就要说到包瘦彬跟老三的交往了。老三是广州郊区江门人氏，这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角色，年龄跟包瘦彬相仿，两人结识于抗战初期。

淞沪会战打响后，包瘦彬从上海返回广州，不愿再去找自己的部队，遂在广州市卫生局当了一名西药稽查员，经常骑着一辆摩托车在全市各区明查暗访。那时的医院、西药房，卖假药的现象很少见，倒不是受行业自律约束，主要是药品工业技术落后，难以制造出真假难辨的假药。那么，稽查员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还是有的。假药虽然不卖，出售过期药品或抬高价格欺骗患者却是经常性的动作。包瘦彬要查的就是这个。

有稽查就有防范，通风报信、私下勾兑就是有效手段。市面上形成了一个专门替医院、西药房效劳的帮伙，老三就是这个帮伙的头目。包瘦彬上任后，先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一心要学千年前的同宗名人黑脸包公。于是，老三出场了，几次三番软硬兼施，包瘦彬终于就范。这样，老三就成了他的江湖朋友。不久广州沦陷，包瘦彬去了香港，跟老三见面的机会不但没少，反而多了——老三在广州杀了人，据说是协助国民党地下人员锄奸，自然成为广州日伪特务机关的追捕对象，没法儿再在广州立足，只得逃往香港。他在香港干的还是老本行，跟包瘦彬算得上是同行，又是老熟人，两人经常凑在一起喝茶饮酒。包瘦彬返回羊城后，才跟老三断了联系。

广州解放后，包瘦彬重操旧业。一次和朋友喝酒，席间有人谈及老三已经定居香港。过了没几天，他竟然在广州街头偶遇老三，着实吃了一惊。两人久别重逢，寒暄几句，就去附近一家咖啡馆小坐。老三说他确实已经定居香港，不过由于干的活儿跟广州有关，时不时还要到广州来转一转。使包瘦彬意外的是，对方对他这几年来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知道他现在又开始干老本行了。

老三說兄弟经常在海外跑，消息比内地灵通，知晓一些国内不清楚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分析下来，共产党的政权肯定能够站得住、坐得稳，那些什么“韩战发生，老蒋即将反攻”之类的小道消息纯属梦呓。但是，共产党为了坐稳江山，肯定会按照苏俄那一套来搞，现在不是已经在镇压反革命了吗？老兄你有一段在国军当军官的经历，尽管没上前线真刀真枪跟共产党打过仗，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医官，但根据苏俄的情况以及老解放区的先例，恐怕以后你也是在劫难逃，终有一天会成为阶下囚。因此，兄弟认为你还是要考虑留一条退路——还是去香港吧。香港是自由世界，凭老兄的能力，在香港肯定比在羊城混得好。如果老兄有意，兄弟可以伸手相助，帮你在香港物色安身之处。

包瘦彬听了有些心动。他当然不敢马上答应，只说容自己考虑一下。当晚，包瘦彬在床上翻来覆去，反复考虑下来认为此事不妥，即便是要离开，也不能让老三帮忙。这些年老三在外面做什么，自己并不知晓，万一他另有所图，那岂不是正好入了他的套？不过，这事已经在老三那里留下了一个话柄，万一以后老三跟别人提起，再被添油加醋一番渲染，传到公安局那里可就说不清楚了。因此，得跟老三说一下，关照他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不要再提。

这时，包瘦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疏忽——昨天分手时竟没有问一下老三住在哪里。老三倒是知晓他的住址的，问题是如果老三不来找他，那就成了一个心病。如此思来想去，包瘦彬几乎一宿没睡，直到黎明方才合眼。睡到午前，被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不由一喜——来的竟是老三。

老三说他接到香港朋友捎来的口信，那边有生意上的事情急需处理，这两天就要回香港了，过六七天再来广州，问包瘦彬对去香港之事是否有兴趣，有的话，他好开始安排。包瘦彬虽已打定主意拒绝，却不好直接说出口，毕竟人家是主动帮忙，自己若是说得太直白，未免伤了朋友感情，便邀请老三一起到外面吃午饭，边吃边聊。

两人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点了几个菜，要了一瓶老酒。老三酒量甚大，包瘦彬就陪着他多喝了两杯。席间，老三滔滔不绝地说起香港的近况，包瘦彬几次想找机会说明自己的想法，却又不便打断对方。不觉间，两人都喝了不少，包瘦彬已有几分醉意，老三说话也没了顾忌，终于说出了他此番的来意：他有一批货要运进广州，出手可能需要些时间，一时无处存放，想跟包瘦彬商量，是否可以把包瘦彬在淘金路用来堆放药品的库房辟出一角，让其借用一下，他可以加倍支付租金。

在包瘦彬来说，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如果存放时间不长，不收费用也是可以的，以后说不定还有事求老三帮忙呢。包瘦彬便问对方要存放的是什么货。老三大概是真的喝多了，随口说是受朋友之托运来的一批“硬货”。所谓“硬货”，指的就是枪支弹药。包瘦彬听着，立马惊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这事可是要吃官司的，弄不好掉脑袋也不是危言耸听，我得赶紧报公安局！

不过，他的江湖经验比较丰富，心里这么盘算，脸上却不动声色，问一共有多少货，因为库房并不算大，占的地方多了，自己的货物就放不下了。老三说货不多，老兄你若是怕出事，干脆把库房转租给我，我加倍预付一年租金，你可以另外再租库房。包瘦彬说倒不是害怕，只是想问清楚，万一有人问起，也好有个合适的回答。至于货物，你只管来放就是，租金就不必谈了。两人随即议定，待老三从香港返回广州后，一起去看一下库房，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堆放“硬货”。

离开饭馆，包瘦彬叫了辆三轮车，先向自己家的方向走了一段，估计老三也走远了，便吩咐车夫拐弯直奔市公安局。他在距市公安局一箭之地下了车，步行过去，对门卫说要求面见领导，有要事报告。秘书处出来一位工作人员略一询问，即把包瘦彬领到刑侦处。

对于刑侦处来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早在一个月之前，这个线索就已由上级指令要求组建专案组进行调查，以副处长薛云倚为首的一干刑警忙活到此时，也没有查摸到任何线索。正当众刑警对情报的准确性产生质疑时，包瘦彬突然登门报告此事。那就毋庸置疑了，情报肯定是准确的，而且对方已经开始行动了。当晚，专案组开会制订计划，决定将包瘦彬发展为线人，具体联络人是副组长史滔。

专案组这样布置是有原因的。起初他们曾考虑过专门调查老三其人，以便万一老三由于某种原因舍弃了包瘦彬，专案组也不至于因此失去线索。可是，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包瘦彬竟不知道老三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只是从口音判断应该是江门一带，江湖上对其称谓一向都是老三，包瘦彬多年来就这样称呼对方。至于住址，包瘦彬更是从来没打听过，即便曾经知道也是白搭，老三在定居香港前一直混迹广州黑道，这种人物，不会有什么固定的落脚点。

专案组商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即1951年1月15日，史滔根据专案组制订的计划与线人包瘦彬约定，再次跟老三见面的时候，不管对方提出什么要求，只管答应，当然不能答应得过于爽快，以免引起对方的怀疑。这是底线，至于其他情况，尽可不管不顾，甚至包括自己的安全——专案组已经对此作出了周密的安排。

这绝对不是在忽悠包瘦彬。包瘦彬以及他的住所昼夜二十四小时均处于秘密监视之下，为此，市局从各区分局刑侦队抽调了十二名便衣协助专案组开展这项工作，并配备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没想到，还是出事了，一个星期后，包瘦彬死在自己的住所里，而周围负责监视的便衣竟然毫无察觉，直到赵老板清早登门，发现包瘦彬已经死亡，奔到门外大呼小叫，监视人员方才意识到不对头，赶紧上前查看究竟，待确认包瘦彬果真出了事，那边专案组已经接到分局的电话了。

包瘦彬这条线断了。专案组要侦破这起大案，就得设法续上因包的被害而中断的线头——找到老三。在偌大的广州城，想从茫茫人海中寻觅一个不知真名实姓、没有具体住址的对象，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老包的丧事

当晚，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负责联系包瘦彬和一应监视事宜的副组长史滔一上来就作了检讨，请求领导处分。

专案组年龄最大的老刑警任桂雄说，这也不能全怪老史，而且，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想办法另找突破口才是当务之急。刚才我听几位同志闲谈，似乎都倾向于认为包瘦彬是被老三一伙灭口，我却不是这样想的。我认为包瘦彬的被害可能跟老三一伙无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為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老三已经知道了包瘦彬向公安局举报的事。包瘦彬当时做得是很到位的，和老三分手后，他先是兜了个大圈子，确认没有“尾巴”跟踪，这才进了市局。我们的监视更是小心翼翼，而且这几天里包瘦彬这边并未出现什么情况，他没有向我们发过任何信号，我们也没有跟踪过任何人，老三一伙凭什么怀疑他呢？退一步说，即使老三发现包瘦彬向公安局报告了，他也不必对其下手，因为包瘦彬的举报并没有对他们的计划产生实质性的破坏作用——大不了不再跟包瘦彬接触就是，反正包瘦彬也不知道他们的底细。杀了包瘦彬反倒更坏事——发生了命案，公安局的侦查力度肯定升级，他们那伙即使逃亡香港，也做不成军火走私买卖了。

专案组长薛云倚认为任桂雄的分析有道理，关于包瘦彬的被害原因，暂时可以不作结论。不过，包瘦彬在家中被害，监视哨却没发现任何端倪，确实有些古怪。那么，当晚负责监视的民警究竟有没有漏掉什么情况呢？

当时专案组的分工是，史滔负责线人联络和监视接下来会出现的老三或者其同伙，摸清他们的落脚点；薛云倚则率领专案组其他刑警查摸有关老三的线索，万一老三一伙不再和包瘦彬联系，专案组也不至于失去侦查方向。根据刑侦工作的惯例，史滔指挥的那十二名便衣是报请市局批准后从各区分局临时借调的，他们并不知晓案情，只负责在史滔指定的位置监视，如果发现包瘦彬发出暗号，即对目标进行跟踪。

监视哨位分固定和流动两种，固定的设于包瘦彬的住所附近，使命是监视有什么人在什么时间进出包宅，予以记录，如果主人送出大门时手撑门框，那就表示此人是老三或其同伙，固定哨应尾随此人出巷子，示意设在巷口的流动哨继续跟踪。据两个固定哨的值勤记录，当晚九点五十五分，有一身穿黑色薄棉袄和藏青色裤子的人进入包宅，但那人打着伞，看不到面容。此人只待了两三分钟就离开了。由于主人并未发暗号，所以也就没有通知流动哨跟踪。之后一直到天亮，再无任何人进出包宅。

史滔介绍完上述情况，薛云倚问大家对此是否有什么疑问，众刑警都摇头。薛云倚说既然如此，这事就报请上级甄别了，如有疑问，上级会另行调查。现在进入下一个议题，请大家都说说，接下来的调查应该怎么搞。

老刑警任桂雄首先发言：“现场勘查记录里面写得很清楚，厨房的垃圾桶里并没有丢掉的酒瓶酒杯，客堂和厨房中也没有发现抹布。包瘦彬虽然是单身汉，可生活还是有些讲究的，你们也都看见了，他的住所是经常打扫的，所有物品也都放得整整齐齐，就像有主妇的家庭一样。试想，这样的住户家里，怎么其他打扫卫生的用具诸如扫帚、簸箕、拖把甚至鸡毛掸子一应俱全，却单单没有抹布？很明显，是有人在包瘦彬药性发作后潜入现场，我怀疑就是昨晚打着伞进入包瘦彬家里的那个家伙。他用随身带去的酒具调换了掺有毒药的酒瓶酒杯，调换时，这人想起带去的酒具上有自己的指纹，临时抓了块抹布擦干净，担心抹布上也会留下他的痕迹，干脆把抹布带走了。我这样推断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老风在走访邻居时也听到过相关反映，老风，你谈谈。”

被点到名字的刑警风游天其实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只因长得老相，故被大家在姓氏前缀上了一个“老”字。这人外表虽然有些木讷，说话也像是不大利索，心眼却玲珑剔透，当下一边点头一边慢慢腾腾地开腔，说了他走访邻居老刘家获得的情况——

老刘在火车站上班，昨晚下班回家时已是将近十点了。他把自行车推进自家院子，停放在与包瘦彬家紧挨着的杂物小屋前，无意间透过竹篱笆缝隙瞥见隔壁客堂方向还亮着电灯。七八分钟后，当他再次来到院子里倒洗脚水时，隔壁院里已是漆黑一片。由此可见，就在他洗脚的这七八分钟时间里，有人把包瘦彬家里的电灯关掉了。这个“有人”，显然不会是包瘦彬本人，据法医鉴定，包瘦彬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昨晚七点到八点之间。也不会是某个邻居，如果是邻居的话，进去后肯定会发现主人出事了，那就轮不到第二天早晨赵老板来狂呼大喊了。

这个神秘人物在午夜前进入包瘦彬的住所关闭电灯，当然不是出于节约用电的好意。那个年月，夜生活非常贫乏，别说电视，寻常家庭连收音机都没有。如果不是休息日或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是早早入睡，没有特殊情况，很少有夜里十点来钟还开着灯的。凶手是担心电灯再开下去，没准儿会引起其他像老刘一样晚归的邻居的怀疑，以为单身居住的包瘦彬出了什么情况，从而上前敲门询问。万一惊动了夜间巡逻于大街小巷的军警，那就更麻烦了，这起谋杀案会被提前发现。这当然是凶手不愿看到的——大凡做了歹事儿之徒，总是希望他制造的案子被发现得越晚越好。

风游天慢吞吞发表完上述意见后，众刑警均表示认可。这样，专案组对此的观点达成了一致：包瘦彬死于谋杀，凶手的作案方式是在包瘦彬所饮的黄酒内投入了某种含有强烈神经抑制功能的药物;作案后，凶手曾潜入现场调换酒具，并关闭了房间里的电灯。

 

那么，往下该如何进行侦查呢？一番讨论后，专案组决定三步同时进行——

一是向邻居和路人调查，是否见到过那个在包瘦彬死亡后潜入现场的家伙，其时间段以老刘昨晚下班前后为准，当然，也包括在其他时段甚至白天在包宅附近出现的可疑对象;此外，还要调查最近一周曾去过包宅的人，邻居也在其中。

二是到包瘦彬生前经常买酒的商店，了解包喜欢喝什么牌子的酒，多长时间来买一次，以及最近一周内是否有值得注意的对象前往购买过包瘦彬常喝的那种酒。

三是向派出所、居委会了解包瘦彬有何亲属，选择其中的合适对象，刑警登门做工作，邀其出面为包瘦彬操办丧事。这样做，既是公安局对线人包瘦彬遇害的一个态度，同时也是为了解包瘦彬生前究竟有些什么亲朋好友，看其中是否有可疑对象。操办丧事的开支，可暂由公安局出，待事后对包瘦彬的遗产评估清算时予以扣除，如果资不抵债（不能排除包生前有债务，死后债主追索的情况），那就只能算到公安局账上。

次日，1月23日，死者包瘦彬的妹妹包瘦鹃，以及妹夫郁守俊出面操办丧事。其实，两人不过是出面而已，具体相帮的是众多邻居和街道工作人员——都是由居委会发动的，背后支持的是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总后台是专案组。试想，有这等背景，丧事自然是办得特别顺利，交通工具、炊事设施、搭建灵堂的材料、人手等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不知情的見之都不由得感叹包瘦鹃夫妇能力强、有办法，竟把丧事办得这般排场。

这边丧事办着，专案组的调查工作也同时在进行。一路由史滔率两名刑警宋永年、张博虎走访邻居；一路由薛云倚和刑警丁渭君调查在现场发现的那瓶三十年女儿红的来路；第三路则由老刑警任桂雄和一副憨厚相的风游天化装成相帮操办丧事的亲友，待在现场暗地里观察前来吊唁的人。不过，任桂雄对这种调查路数是持保留意见的。在他看来，包瘦彬的被害很可能跟老三无关，应该是另有其他原因。

任桂雄是羊城本地人，干了二十来年的老刑警，对于广州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而且人脉也广，手头还有若干眼线，所以专案组领导就指派他暗地访查老三的线索。一个星期下来，虽说没有查到老三本人，但已经有了调查方向。他认为只要照这个路数追查下去，很快就会柳暗花明。不料，这当口儿发生了包瘦彬被害案。按任桂雄的想法，目前专案组应该采取“两手抓”的工作方案，即一面调查包瘦彬命案，一面继续盯着老三那条线索往下查。可惜的是，任桂雄尽管是个有着十年党龄的老同志，职务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刑警，人微言轻，此刻他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份儿，乖乖地叫上老风同志相帮料理丧事。

对于这种暗访、蹲守之类的活儿，任桂雄非常熟悉，到了现场后四下一观察，就对自己和风游天的工作作了分工：他相帮接待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宾客;风游天脸黑人粗，就让他里里外外到处转着干些杂活儿。任桂雄没想到，薛云倚将其安排到现场来明察暗访，竟然轻而易举就破获了这起命案——

上午十一时许，包宅来了一个吊唁的宾客。此人是坐三轮车过来的，四十来岁年纪，西装革履，外罩风衣，头戴黑呢鸭舌帽，拄着一根白铜镶柄的红木手杖，挺胸凸肚，肥头大耳，一看便知是资本家一类的角色。这人来到设在大门内的签到桌前，冲着负责登记收礼的包瘦彬的妹夫郁守俊微微点头。郁守俊站起来，冲对方鞠躬，示意对方签到。那人用毛笔在签到簿上签下“俞飞腾”三个字，把笔搁回笔架，掏出一个内装钞票的信封双手奉上，口称“聊表哀思”。

一旁站着的任桂雄把准备好的黑纱递给他，同时目光炯炯朝他脸上扫视。其实这只是老刑警的职业习惯，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平时他在家看妻儿时也是这种眼神。不料，俞飞腾与他对视的瞬间，竟然流露出一种胆怯的神色，目光迅速回避。对于任桂雄来说，就觉得这似乎有些蹊跷了。目送俞飞腾被人引领着前往灵堂方向，他欠身低声问郁守俊：“这人跟你那大舅子是什么关系？”

郁守俊说：“这是飞腾西药公司的俞老板，跟我妻兄是好友，据说还拜过把子。”

任桂雄凭着老刑警的直觉，觉得此人似乎可疑。稍一思索，抬眼见风游天正拿着扫帚在大门处扫地，遂点了支烟踱出门去，手一招，风游天便靠了过来。任桂雄低声交代，让风游天待俞飞腾离开后暗中跟踪，看他去了哪里，跟什么人接触。

风游天跟踪的结果是，俞飞腾没回他经营的西药公司，而是去了同泰路黄金巷，进了巷内8号一户民居，待了两三分钟，离开时有一穿黑色薄棉袄和藏青色裤子的三十来岁男子陪着出来，一直送到巷子口。分手时那男子对俞飞腾连声说：“您请放心，我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就走，保证没事！保证没事！”

风游天在马路对面的一家烟纸店背身而立，佯装买烟，听着这话，又瞄着说话的男子，见其穿的服装跟案发当晚监视哨看到的那个打伞进入包宅的男子相似，寻思没准儿这人就是杀害包瘦彬的凶手。他也顾不上继续跟踪俞飞腾了，立刻打电话将此情况报知任桂雄。

电话是打到道士巷口对面“福森机修厂”门卫室的，让速去包宅，请门口签到台一位姓任的先生接听电话。任桂雄一直在等候消息，接到这个电话，指令风游天留在原地监视那个可疑男子，如果对方出门，不管去哪儿都要盯住。接着，就是向专案组领导报告了。组长薛云倚正在外面访查三十年女儿红的来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好在副组长史滔就在周边走访邻居。史滔听了汇报，说莫非这个姓俞的指使那个可疑男子杀了包瘦彬，现在发覺什么地方不对头了，赶紧让对方离开广州去外地躲风头？看来得赶紧采取行动了。说着，便把和其一同访查线索的刑警宋永年、张博虎叫来，一起赶往同泰路。

三人与风游天会合后，直扑巷内8号，把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逃的可疑男子当场抓获。随即对现场进行搜查，查获一把红色夹绿条纹的油纸伞，与昨晚监视哨的描述一致。接着，又在门边找到了一个破旧的布袋子，看上去像是准备出门时带出去顺手丢掉的，刑警在这个袋子里发现了与道士巷命案现场一模一样的酒瓶和酒杯。

四、义兄义弟

把该男子带回市局后，立即讯问。该男子叫赵鸿兴，三十一岁，早年曾在“飞腾西药公司”的前身“飞腾西药房”当过学徒，满师后留店做了店员。不久，他因酒后斗殴伤人被捕，判了两年徒刑，还赔了一笔钞票。老板俞飞腾听说他出不起赔偿金，遂替他垫付。入狱后，俞老板替他上下打点，不但让他少吃了许多苦头，还疏通了法院关系，使他以就医为名提前获释。

吃过这场官司，赵鸿兴突然转了运，竟然继承了伯父的三套房子和一家商铺。店铺虽然只有一个门面，还是需要人管理的，他就辞去了西药房的工作，安心经营自家的生意。不过，赵鸿兴懂得感恩，拿了一份房契去拜谢俞飞腾，但俞老板坚不接受。赵鸿兴于是跪地磕了三个响头，说您老从此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日后若有事差遣，纵然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

一晃七八年过去，俞飞腾并无什么事情麻烦赵鸿兴，反倒是每逢节庆公司请员工吃饭时，总要把赵鸿兴叫上，临走还送一份礼物，让赵鸿兴很过意不去，总惦记着找机会报答。半个月前，俞飞腾突然登门，见赵鸿兴妻儿都在家里，遂把赵叫到外面去喝咖啡。赵鸿兴料想对方必有要事相托，果然，俞老板一开口，尽管他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暗吃一惊。俞飞腾说，以前那个经常到我们药房来的包先生你还记得吗？他跟我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没办法，他不死，我就过不下去了，只能把他打发到阎王爷那里。事情我会安排妥当的，只是请你帮一个小忙，到时候你到包宅去一趟，替我收一收尾。

赵鸿兴寻思这件事虽有些凶险，好在不是杀人，估计是转移尸体什么的，就问一个人怕搬不动，是否可以另叫一个人相帮。俞老板知道他领会错了，解释说不是让你料理包老板的尸身，而是到他宅上做一桩事情，不过举手之劳，至于具体做什么、怎样做，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过了数日，1月22日下午四时许，俞飞腾冒雨再次来找赵鸿兴，说小赵今晚得麻烦你做这桩事情了。说着，递上一个小包袱，里面是一瓶三十年的女儿红和随同赠送的酒杯，让赵鸿兴把酒倒掉三分之二，润润酒杯，晚上九十点钟带上这些东西前往包宅。接着俞飞腾又叮嘱道，包瘦彬今天晚饭喝的酒跟这瓶一模一样，也是三十年的女儿红。不过，你去的时候他应该已经赴阴曹地府拜见阎王爷了。进去后，你什么也不要动，用带去的这小半瓶酒和酒杯替换下他桌上的酒瓶酒杯就行了，记得要把自己的指纹擦掉。估计他那里是开着电灯的，你离开时把电灯关了。

赵鸿兴听着，觉得还真是小事一桩，立刻点头答应。当晚，赵鸿兴冒雨赶到道士巷，顺利完成了俞老板交代的事情。因为俞老板没嘱咐过替换下来的酒瓶酒杯怎么处理，他也不好擅自扔掉，便带了回来。

午夜，“飞腾西药公司”老板俞飞腾落网。俞飞腾对其策划并实施谋杀包瘦彬的罪行供认不讳——

俞飞腾出身富家，年轻时曾去日本留学，学的是西医。没毕业就因家道败落辍学回国，伪造了一纸毕业文凭申请到西医执照，开了一家诊所。不久，给人动手术时失手，病人死在手术台上，诊所被砸，他还被警察局逮进去关了几个月。出来后，执照已被吊销，不能再行医，只好另谋出路，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只有半个门面的西药房。他学过西医，虽然做手术这种技术活儿拿不上台面，但药物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又能说会道，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三年后，西药房就扩展为两个门面。

这时，他认识了刚刚从淞沪战场上逃回来，在广州市卫生局任药品稽查员的包瘦彬。包瘦彬在吃了商人们暗地里针对他的一些苦头后，打消了仿效同宗老前辈包青天秉公执法的念头，开始跟不法奸商同流合污。俞飞腾趁机大套近乎，两人交往渐多，越来越投机，遂对天八拜结为兄弟。俞飞腾长包瘦彬两岁，是为兄，从此两人就称兄道弟，不但个人来往密切，两个家庭也时不时走动，逢年过节搞个聚会什么的。后来包瘦彬去了香港，改行做起了西药经纪人，跟俞飞腾生意上的合作就更多了。

抗战胜利后，俞飞腾因为战时曾跟日本军方做过买卖，被人告发，国民党当局将其作为汉奸逮捕。其妻胡佩珍哭哭啼啼到包瘦彬门上求助，请包瘦彬想办法搭救。从包瘦彬跟俞飞腾的关系来说，即便胡佩珍不开口，他也是要伸手相帮一把的，现在被他称为嫂子的胡佩珍上门哭求，那当然更是要竭尽全力营救了。

当时执掌这方面大权的是奉命前来接收的国民党党政军以及其他部门的所谓代表。惩办汉奸由军方和“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分别负责，而俞飞腾是被军方逮捕的。包瘦彬打听下来，巧了，抓走俞飞腾的部队正是他在抗战爆发前担任上尉医官的那个师。这就有了说话的基础，当然还得破费金银。这个胡佩珍拎得清，早已准备好了，分三次送上黄金二十两、银元一千两百枚，还有其他一些贵重礼品。包瘦彬用这些金银请客送礼，方方面面一一打点到位，自己还贴进了几百大洋，总算把俞飞腾捞了出来，不但没判刑，连抄没的西药也照数发还，还通知市卫生局、社会局让“飞腾西药房”照常营业。俞飞腾遂把药房改为“飞腾西药公司”。

经此一番折腾，俞飞腾更是把包瘦彬视为亲兄弟一般。可是，俞老板忘记了“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老话，对包瘦彬费心费力还破财的全力营救之恩竟然没说一个谢字，甚至连包为他贴进的大洋也没偿还。包瘦彬生性还算豁达，也未生计较之心，可是，俞飞腾的老婆胡佩珍却觉得过意不去了，遂提醒丈夫要有所表示。俞飞腾却说，我同他是结拜弟兄，关系比嫡亲兄弟还要亲，我若是对他有所表示，反倒显得生分了。

尽管如此，胡佩珍还是放不下这件事，想来想去总觉得对不起包瘦彬。如果她有私房钱，只怕早就拿出来偿还给包瘦彬了，可是，她的私房钱都在营救丈夫时花光了。她实在做不出丈夫那种受人大恩不但不予感激还心安理得的事儿来，总想着应该对包瘦彬有所补偿。这时包瘦彬已经离婚，妻女分家另住，他独自一人住在道士巷。胡佩珍寻思他一个人过日子，在饮食方面肯定不善料理，自己这方面正好是特长，就隔三差五给包瘦彬送些精心烹制的菜肴、点心过去。两人接触得多了，暗生情愫，终于有一天越过了那道界线。

包瘦彬與胡佩珍的地下恋情持续到1950年6月下旬，终于有人给俞老板通风报信。俞飞腾自是大吃一惊。不过，他行事倒还注意尺度，没想来一个“捉奸捉双”，寻思先看传言是否属实再作下一步打算，就对妻子佯称出差，实际上就躲在位于自家住所对面的公司楼上秘密监视。傍晚，果然看见包瘦彬鬼鬼祟祟溜入家里，直到次日拂晓才离开。

证实了奸情，俞飞腾自是大怒，包瘦彬之前对他的所谓“大恩”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反复思量下来，他决定把奸夫淫妇一并干掉。当然，他并不打算为此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他终于制订了方案，先干掉包瘦彬，拟采用下毒手段。选择什么毒药呢？俞飞腾留洋学过医，回国后又长期从事西药销售业务，对于只要超过一定剂量就可以致人死命的药物了如指掌，他把数种对神经有麻痹作用的西药混合在一起，准备用它来对付包瘦彬。

包瘦彬嗜酒如命，每日三餐都要喝两杯。对酒的品种倒是没有特别的要求，白酒、黄酒、果酒、啤酒、药酒都能接受，不过对质量要求很高，寻常的酒是一口都不喝的，必须是名牌。俞飞腾也能喝一点儿，两人有时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还互赠名酒。于是，他把珍藏的一盒两瓶装的三十年绍兴女儿红找出来，在其中的一瓶里下了毒（用注射器把毒药从瓶口的软木塞注入）。1月21日下午跟包瘦彬见面时，他把那瓶毒酒连同一只附赠的酒杯一起送给对方，包瘦彬毫不起疑，连说“今晚有口福了”。其实，那天俞飞腾拜访包瘦彬，负责监视的民警也是记录了的。但因为是白天，包宅又经常有访客，再加上主人并未发出跟踪暗号，所以，监视民警并未把这次拜访归入可疑之列。

俞飞腾对包瘦彬比较了解，知道他当天晚餐时必定打开这瓶好酒品尝，就把另一瓶黄酒连同酒杯送到赵鸿兴那里，吩咐赵应该如此这般行事。对于这个方案，俞飞腾非常自信，认为绝对稳操胜券。当晚回家后，他吩咐妻子炒两个菜，开了瓶葡萄酒邀妻同饮。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轻松谈笑。胡佩珍绝对不会想到，她的情人留在人世的时间只能以分钟来计算了，而她自己也被丈夫列入了死亡名单，在俞老板的计划里，最多半年，她也会和包瘦彬一样走上黄泉路。

 

今天上午，俞飞腾在公司接到报丧电话，没跟胡佩珍说，独自前往道士巷吊唁。没想到，这一去竟会露出马脚。老刑警任桂雄不认识俞飞腾，可俞老板却是认识他的。前面说过，俞飞腾在抗战胜利伊始曾被国民党方面以汉奸的罪名逮捕，送往市警察局看守所关押了个把月。那时任桂雄是以旧刑警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案子较多，他又是警察局的业务骨干，天天去看守所提讯人犯。因此，俞飞腾已经看熟了他那张脸，不时听那些同囚的江洋大盗、小偷骗子私下对任桂雄议论纷纷，说这人怎么怎么了得，凡是被他盯上的对象十有八九要穿帮。

当时，俞飞腾也是听过算数，怎会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竟会作下命案，而且作案后竟然在被害人家里与任桂雄狭路相逢，进门签到时劈面碰上这个老刑警，对方还目光炯炯地扫视自己。想起关于对方破案如神的传说，不禁心下一阵惊惧，连忙移开眼神，避免跟任桂雄对视。就是这个微小的瞬间动作，使老刑警起了疑心。

俞飞腾原本是要留在包宅相帮料理丧事的，但被任桂雄这一盯，心里就不踏实了，寻思得立刻让赵鸿兴离开广州，只要找不到小赵，警方就没有证据指控他。想到这儿，他赶紧离开包宅去通知赵鸿兴，这一去，反倒让刑警得来全不费工夫。

讯问过俞飞腾后，专案组又传讯了俞老板的妻子胡佩珍，了解下来，她与包瘦彬的婚外恋属实。这个女人对包瘦彬还是蛮痴情的，听说包瘦彬已经被害，号啕大哭，一口气回不上来，当场昏厥。刑警将其急送医院救治，苏醒后就留在那里，开了间单人病房，由管段派出所联系其子女到医院看护。

五、老三到案

1月24日，专案组开会重新讨论军火走私案案情。正式开会前，组长薛云倚宣读了局里对专案组迅速侦破包瘦彬命案的嘉奖决定，接着又代表刑侦处对老刑警任桂雄进行表彰，大伙儿鼓掌祝贺。任桂雄却非常低调，说那属于瞎猫撞上死老鼠，凑巧歪打正着罢了。这也不是上边儿交下来的正差使，还是赶紧商量怎么把军火走私案破了。

薛云倚说老任说得没错，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原先的线人老包死了，眼下的情况，重新物色一个线人也不太可能，大家说说，这个案子往下该怎么整？

副组长史滔说，之前老任一直在负责暗查那个老三，就先请老任把调查情况讲讲，然后我们再讨论。

任桂雄介绍，这一个星期里，他和风游天调查了七十九人，涉及二十三个行业、三十个公家机构和单位，这些人大多见到或者听说过老三其人，有的直接跟他有过业务来往。可奇怪的是，竟然真如包瘦彬生前所说，没人知道他的姓名和籍贯，只是听其说话口音好像是江门一带的。为此，任桂雄和风游天特地跑了一趟江门，调查了一天，没有任何收获，不管是派出所还是各个行业协会，提到老三这个外号，倒是都能报出几个来，但没有一个对得上年龄相貌。两个刑警不甘心，又去找了几个旧警察（解放后未被留用），自己掏钱请他们喝了一顿老酒，询问是否知道老三的情况，还是没有线索。

第二天，两人回到广州继续调查。根据之前了解到的此人曾涉及七个行业中介经纪的情况，他们跑了西药、中药、纱布（此指棉纱和棉布）、百货、五金、染料、营造同业公会，找到了三个曾由老三作为中介人介绍过生意的老板。这三个老板的公司、店铺眼下还在继续经营，任桂雄、风游天问他们是否还保存着当时的中介书，上面是否有老三的签名。三个老板均完整地保存着以前所有的商业档案，只是，这三份中介书上的签名笔迹虽然相同，姓名却是不同的，分别是“陈养君”、“索宝山”和“金志汀”。哪个是老三的真名呢，或者这三个都不是？正准备继续往下查，包瘦彬命案发生了，调查暂时中止。

介绍完上述情况，任桂雄说，这个老三既然做经纪人，那自然得申领经纪人执照。国民党旧政权广州市社会局工商处的旧档案中应该有他申领执照的记录，还得留照片以及保人名址。下一步，他们就准备调查工商处的旧档案。不过，有一点让老任想不通——按当时的规定，一张执照只能经营一个相应的行业，不能串用，这个老三怎么能同时拥有数个行业的执照呢？退一步说，即使他本事再大，拥有不同行业的经纪人执照，那上面的姓名也应该是同一个呀？所以，老任怀疑这家伙的执照是假的。

薛云倚说，真的假的，一查就清楚了。他当即下令，专案组全体出动，一起去翻查原国民党社会局工商处的档案。

众刑警参照老三与三个老板签署的中介书上所显示的时间，翻遍了旧档案中每一份相关行业经纪人执照的底卡，竟然没有和中介书上老三所用的名字相符的姓名，照片也没有能对得上号的。难道真如任桂雄所料，老三的经纪人执照全是伪造的？接着，刑警又去了广州市工商局，找留用人员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一问方知，这种事在当时不算稀奇，要说执照，肯定是真的，钢印、小印全都是原社会局工商处敲上去的，证件也确实是工商处发的，不过，底卡是没有的。为什么？很简单——这种执照是工商处私自卖出来的。

刑警寻思，既然是工商处卖出去的，那就并非私人行为，应该有账目，那就可以查到老三的真名实姓了。哪知询问之下，对方连连摇头，说这种买卖确实是工商处私下进行的交易，所获钞票都进了小金库，头头儿贪污了大部分，剩下的给全处的公务员搞点儿福利，账单是有的，但不进档案，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销毁一次。

这样一来，想通过旧档案获取老三信息的打算就落空了。专案组一番讨论后，又琢磨出一个办法：老三曾亲口对包瘦彬说过，他已经定居香港，这次是从香港来广州办事的，又说因另有事情，暂时回香港六七天，办完事情再到广州来。为此，专案组已指派那十二名从各分局抽调来的刑警在道士巷蹲守。虽然包瘦彬已死，但监视哨还没有撤，以防老三突然出现。现在，老三依然没有露面，不过，专案组可以到边防检查站和海关进行调查，看最近这段时间内是否有老三那样的角色出入境。于是，专案组指派三名刑警前往深圳边防检查站查看出入境记录。

深圳边防检查站成立于1950年7月1日，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人民政府边防局深圳检查站”，正团级建制，站设罗湖、文锦渡两个检查大队，分别负责罗湖、文锦渡边境通道的边防检查任务。刑警宋永年、张博虎、丁渭君奉命前往深圳，先去罗湖调查，无甚发现，又去文锦渡，总算不虚此行。

当时因对敌斗争防奸防特工作的需要，规定首次从检查站入境的中外人士须交留本人两寸照片两张，如果事先没有携带，可以在检查站所设的照相室拍照。三位刑警谁也没见过老三，不过，包瘦彬生前向专案组侦查员详细描述过老三的相貌特征，此外，侦查员也向其他曾跟老三打过交道的人——比如那三个曾与老三签订中介协议的老板——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还请专业人士画过多张素描，直到获得三个老板的认可为止。在文锦渡检查站的出入境旅客记录中，他们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其照片与老三的素描比较相似。该旅客名叫朱老三，四十二岁，籍贯广东新会，现居香港。

尽管相貌相似，但三位刑警还不敢断定这个朱老三百分之百就是正主儿，得请那三个老板辨认才能吃得准。当时传真机倒是已经发明了，但还没进入民用领域，国内只有南京到上海有线路可用，还是民国时留下的，所以，传真就不用考虑了，只有跑一趟。可是，交通也很不便。从深圳到广州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况且刑警也并非驾车过来的，搭乘长途汽车回去一趟实在太费时间。怎么办呢？他们跟边防检查站商量，请对方设法找可靠的便车，帮忙把翻拍后的朱老三的照片捎到广州。

边防检查站属于广东省公安厅管辖，刑警跟他们算是一家子，一说就通。很快，检查站联系到一辆连夜开往广州的军车，说车上还有一个空座，也不用托人捎了，你们直接去个人吧。于是，刑警丁渭君搭乘军车连夜返回广州。

次日上午，丁渭君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经三个老板仔细辨认，一致认定照片上的人即是他们打过交道的老三。

广州这边的专案组刑警早已讨论好方案，接到電话，当即分赴各区调查宾馆、饭店的住宿登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当时广州已经有了外宾来羊城必须下榻于指定宾馆、饭店的规定。来自香港、澳门的旅客也被列为“外宾”，因为他们所持的是外国护照。那个年代，来广州的外宾还不算多，指定外宾住宿的宾馆、饭店也少，刑警不过排查了小半天，就在越秀区沿江西路爱群大厦查到了朱老三曾经下榻的记录。广州解放后，他曾四次下榻于该饭店，一次是1950年2月15日入住，2月20日退房，一次是1950年9月25日入住，9月28日离开;还有两次就是最近了，1951年1月4日入住，两天后退房，1月14日再次入住，也只住了两天。

当晚，赴深圳出差的另外两名刑警宋永年、张博虎回到广州，专案组立刻举行案情分析会。把朱老三入住爱群大厦的日期与宋永年、张博虎带回的出入境记录一对照，前两次的时间对得上，后两次的时间就不符合了：朱老三于1951年1月4日从深圳文锦渡边防检查站入境，1月16日出境，一共在内地待了十三天。可是，在爱群大厦的入住记录却是两次，加在一起不过只有四天。难道这段时间他曾经去过广州以外的地方？

专案组刑警这下有点儿头痛了。如果朱老三这厮还去了广州之外的地方寻求藏匿走私军火的地点，甚至跟下家见面洽谈交货事宜，那广州这边的侦查就得泡汤，后果严重啊！专案组长薛云倚沉思良久，亮出了一个观点：朱老三在广州或者新会应该有亲戚，在广州的可能性更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前两次返回内地的时间节点，一次正好是1950年春节，另一次则是1950年中秋节，很有可能是回来与亲属团聚。至于这一次，他在宾馆里只住了四天，其他时间可能是住在亲属家里。

任桂雄对此表示赞同，他提出应该去新会调查朱老三的老底。朱在深圳边防检查站留下的登记资料表明，他的籍贯是新会，据包瘦彬及其他见过朱老三的人反映，他说话带有江门一带的口音。江门曾是新会县辖下的一个镇，口音相似是有可能的。大伙儿听了，都认为老任的这个推测靠谱，这事就定下来了。

次日，1951年1月28日，任桂雄和风游天、史滔三人前往新会调查，终于确认朱老三确实是新会人氏，目前在香港定居。据说朱老三在香港混得还不错，至于具体做什么，那就无从知晓了。反正他在1948年春返回新会时，把年迈的父母和最小的妹妹朱七姑带到了广州，花三十两黄金为老人置办了房屋，还替三人办了广州户口，让老人和妹妹在广州定居，说是以便自己今后回乡省亲时，在广州也有个落脚的地方。可能是生怕新会这边的亲戚朋友日后去广州麻烦老人，对于父母和妹妹在广州的住址，他一直守口如瓶，就连其他几个嫡亲的兄弟姐妹也没有透露。这些人跟刑警说到这一点时，无不一致谴责。

情况反馈到广州的专案组，因为不知道朱老三的父母和妹妹落户在哪个区，一时没法儿划出范围进行寻找。大伙儿想到了两条途径，一条是由专案组以市局名义向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下发协查通知进行查询，另一条则是查阅旧政权留下的税务档案，那上面应该有朱老三当初买房子时交税留下的记录。讨论下来，众侦查员认为后一条途径更快捷。因为目前已经知道朱老三买房花了三十两黄金，也知道买房时间是1948年春，那就有了筛选条件，比如三十两黄金的市价可以购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当时哪个区的什么地段有这样的房子，等等。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众侦查员先从长寿、太平、西禅三个区查起，长寿区没有查到，继而转往太平区，竟然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查到了——房产登记在朱老三父亲的名下，但买房纳税的时候用的是朱老三的真名。

2月1日，刑警去了该处房产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朱老三的情况。派出所方面说最近朱老三从新会来广州看望父母，在父母处住了近十天，他是凭新会中西药业公会出具的出差证明报的临时户口。这就奇怪了，这家伙明明是香港居民，怎么拿着新会那边的出差证明来报临时户口了？

接待刑警的副所长老张立马唤来管段户籍警小唐介绍情况。小唐说，朱老三是1月5日由其母亲、妹妹陪同着前来报临时户口的，出示的确实是新会县中西药业公会出具的出差证明，这个在登记簿上有记录。朱老三说自己是新会县中西药同业公会聘用的药品稽查员，负责稽查药品质量，这次来广州，是为了了解最新西药的情况。因为父母住在广州，所以就陪二老住一段时间。他具体居住的时间是1月5日到1月14日，临走前按照规定向派出所注销了临时户口。

刑警当即打电话跟新会县中西药同业公会联系，那边对此毫不知情，同时向刑警说明，新会县所有的同业公会虽还在继续活动，但会章已经全部封存，出差证明之类一律由县工商联负责出具。由此刑警判定，朱老三用来报临时户口的证明是伪造的。

那么，这十来天时间里，朱老三是一直在陪伴年迈的父母呢，还是曾离开过广州市去了外地？刑警决定查个明白。小唐通过居委会唤来几户邻居，刑警分别询问下来，得知朱老三在这段时间里没有离开广州，因为他们每天都看见他出出进进，有时还和妹妹一起上菜场买菜。至于他单独出去时去了哪里，跟什么人见面，那他们就不知道了。这段时间，也没有人看见过朱家有什么人登门拜访。

眼下，专案组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已经查明了涉案嫌疑人老三的真实姓名和落脚地，可这厮已经出境返回香港了，找不到本人，下一步的调查就很难进行。

专案组两位组长薛云倚、史滔交换了意见，决定迎难而上。众刑警继续分析，终于找到了调查的切入点——朱老三住在父母处的这段时间里，出出进进的次数不少，但颇有规律。他总是在每天上午七点左右出门，大约在外面逗留个把小时才回来。几位邻居反映，偶尔跟朱老三的妹妹朱七姑聊天时，朱七姑曾经提到，她哥哥总是在外面吃早饭。刑警推测，朱老三每天早上出门个把小时，应该就是在外面解决早饭问题。在哪儿吃的呢？应该不是馄饨摊之类，在这种地方吃饭，用不了那么长时间。那就只有茶楼了。

众刑警决定到朱家附近几家茶楼碰碰运气。正在对谁上哪家茶楼进行分工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有邻居向户籍警小唐報告称朱老三出现了，刚刚进了父母家门！接听电话的副组长史滔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好运气，一个劲儿问小唐：“看准了吗？真是他吗？”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出差深圳的刑警在文锦渡边防检查站调查朱老三最近的出入境记录时曾经关照过，如果再发现此人入境，请不动声色放其过关，然后立刻电告专案组。现在，专案组并没有接到深圳方面的电话，朱老三怎么在广州出现了呢？

小唐回答说肯定没错，他再三问过那位邻居，对方说还跟朱老三打过招呼，刚刚朱七姑给几家邻居送来了大红柑，说是她哥哥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史滔叮嘱小唐，千万不要惊动目标，先稳住他，往下怎么进行，专案组自有安排。

挂断电话，史滔即向专案组长汇报了这一情况。薛云倚稍一考虑，立刻用内线电话请总机接通了深圳边防检查站，他要弄清楚朱老三究竟是合法入境还是偷渡过来的。片刻，深圳方面回电，说朱老三是合法入境的，不过他这一次走的是罗湖边防检查站，没从文锦渡走，而专案组刑警只是通知了文锦渡检查站注意此人的入境信息，罗湖那边对此毫不知情，便按照规定正常放行了。

薛云倚让史滔再给小唐打电话，关照他不要离开派出所，一会儿朱老三肯定要去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照常给他办理就是。接着，薛云倚派出四名刑警，穿便装前往朱家附近蹲守，不是为抓捕朱老三，而是要查明他在广州干些什么、去了哪些地方、跟什么人见面。

诚如薛云倚所料，朱老三果然去派出所找小唐报了临时户口，用的还是新会县中西药业公会出具的那纸证明。可能是为表明他确实是从新会来的，他还带了一袋子大红柑过去请小唐他们品尝。小唐照例谢绝，又佯装捱不过，收下了两个，当场剥开，和在场的几个民警分着吃了。

专案组原本的计划是对朱老三进行跟踪，弄清他跟什么人接触，视情决定是否动他。可是，当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偶然情况导致专案组不得不放弃这个方案。

这天下午三点，朱老三去了荔湾区西关大义巷，进了巷内19号的一户人家。逗留了一刻钟左右，又去商场买了一些年货，看来是准备在广州过年了。从商场提着东西出来，他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家，在巷口下车时，遇到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是朱家邻居老耿家的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天生活泼，嘴很甜，见了朱老三就叫“伯伯”，朱老三便拿了几颗糖果给她。小姑娘不知轻重，吃着糖果，顺嘴就把从家里人那里听来的户籍警小唐正在调查朱老三的事情说了。朱老三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但表面上声色不露，还是笑呵呵地随口胡乱应付了两句，把年货送回家后，转身就出了门。

这一幕没逃过执行监视使命的刑警任桂雄、风游天的视线，立刻尾随其后。朱老三马上意识到身后这两个人的身份，也顾不得许多了，改步行为小跑。这样一来，刑警就必须动手了，否则让他跑没影了，这些天来的辛苦岂不是鸡飞蛋打？

老刑警任桂雄于这一行实践颇多，经验丰富。此时抓捕朱老三，完全是计划外的行动，不能闹出太大动静，以防惊了朱老三的同伙。朱老三家门口这段路人来人往，不便在这里动手，他冲风游天使个眼色，对方会意，两人不紧不慢跟在朱老三身后。他们相信，朱老三是跑不过他俩的。既然跑不过，就要钻小巷摆脱刑警的跟踪，等他进了僻静些的小巷再下手也不迟。

果然，朱老三跑了一阵，已是气喘吁吁，慌不择路拐入了一条巷子。刑警立马加速，他还没来得及窜到另一头的出口，已经被两个刑警一左一右逼到了墙角。风游天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老三啊，着急忙慌地跑啥呢？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好好说啊？老老实实跟咱们走，就让你脸面好看点儿，不给你铐手铐了。”

朱老三到案后，交代了这桩军火走私生意的始末。

六、钓鱼方案

当年朱老三移居香港，是因为他手头有一些关系，可以介绍数个行业的生意。不过，他落户香港却是做了手脚的。那时香港对这方面的管理比较松，朱老三买通了警察署的一名英国警官，使用伪造的证件办理了手续。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混不下去的人纷纷逃港避难，为避免造成混乱，香港当局下令卡住就业通道，逃过来的人都送难民收容所。与此同时，当局还对外来人员比较集中的行业进行整顿，从业者须持有当局核发的从业执照才算合法。

朱老三是有执照的，不过那是临时执照，每隔半年要去重新登记。整顿开始后，当局取消了临时执照，朱老三只好去申领正式执照，可递交上去的材料经不起审查，被发现当初的定居手续作假。结果，朱老三被警方拘捕，如果不是当初那个被他收买的英国警官伸手搭救，他已经被遣返大陆了。那个英国警官已经升职，手中有些权力，不但帮他摆脱了官司，还补齐了当初的手续，朱老三摇身一变，成了合法港民。当然，朱老三也知恩图报，以一件价值不菲的古董作为答谢。

不过，经此一折腾，朱老三在中介行业的信誉毁于一旦。香港是个注重商业信誉的城市，中介一旦失去信誉，那就寸步难行。在香港混不下去了，朱老三又动起了回内地的脑筋，他在广州还有些根基，可以作为活动的平台。这就是他在1950年春节回乡过年的原因。

那次回乡，他发现广州解放后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政府取消了所有的行业经纪，这一行根本就干不下去了。不得已，他只好返回香港，仗着人头熟做起了二手中介——就是把信息、人脉关系介绍给有执照的正式中介，或是替人家跑跑腿，收入自然和以前没法儿比，但至少能混个温饱。1950年中秋期间回广州，就是替一个从事染料经纪的朋友把一批德国染料倒腾到内地，又把内地的一批猪鬃倒腾到香港。

让朱老三没想到的是，他的这次中秋节之行，引起了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构的注意。当时西方国家联手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染料、猪鬃都属于“战略物资”，前者禁止进入内地，后者不准从内地输出。朱老三参与的这笔生意，属于双料违禁，香港当局对此是不管的，但台湾驻港特务机关却要过问。朱老三返回香港后不久，就被台湾特务秘密绑架，颇吃了些苦头。临了，对方跟他说，你已经上了我们的黑名单，我们会一直监视你，如果以后再干这样的事儿，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死里逃生，朱老三自是噤若寒蝉。不过，他干这一行是为了养家糊口，如果断了这条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一家人吃什么？那还不如让对方直接把自己干掉算了。对方似是看出了他的心思，说你先回家，过几天我们再找你。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乖乖听我们吩咐，肯定不会让你一家子饿死的。

朱老三以为对方只不过说说而已，哪知一周后真有特务登门，请他上附近饭馆喝酒。闲聊了几句，对方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大家都在江湖上混，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样，我们给你介绍一份工作，薪水不算高，勉强糊口而已，不过呢，工作也很轻松，你可以一面上班，一面揽点儿其他的事儿干，我们手头如果有合适的活儿也会介绍给你。朱老三正为今后的活路发愁呢，有这等好事儿，自是感激不尽。

没几天，一家运输公司果然通知朱老三去上班，干的是押车的活儿，副驾位置上坐坐就可以了，收入也还过得去。朱老三很珍惜这份工作，干得很卖力。他寻思着，目前这份薪水基本够开销了，以前还有些积蓄，可以留着应急用，所以还是安全第一，從此不再干违法违禁的事儿了吧。他对那个给他介绍工作的特务心存感激，很想谢谢人家，可人家没留通信方式，这件事也就只好搁下了。

这样一晃就到了1951年元旦。新年第一天上午，上次请他喝酒的那个特务忽然拎着礼物登门，说是正好路过，给朱先生拜年。稍坐片刻，喝了杯茶，来人提议一起出去吃个饭，朱老三心想对方找自己估计是有事要吩咐，便随他去了附近一家小饭馆。

对方这回自报了姓氏，说姓汤，朱老三便以“汤先生”称之。在饭馆坐定，点了几个菜，上了一瓶老酒，两人小酌几杯，汤先生便说到了正题——

旺角有家“大煌商行”，老板姓李，是他的朋友。李老板那商行跟警务处有关系，跟黑道也有交往，最近准备跟内地朋友做一笔生意，是“硬货”，只等从海外运到就可以发货。运往广州的船只也落实了，船家经常跑这条线路，安全料想不必担忧。不过，货运到广州后，还有一个在内地跨省转运的问题，在交通工具的衔接上不一定扣得那么准，需要在广州找个小库房暂时安置一下。

按说像李老板这样的角色，在广州应该有不少叫得应的朋友，这本不是什么麻烦事。可今非昔比，广州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原先的关系躲的躲、抓的抓，已经联系不上了。无奈之下，就请汤先生帮忙。汤先生有点儿为难。倒不是因为他在广州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但这是情报机构的秘密地下关系，不能用于私人跑单帮，一旦被发现，按团体纪律制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死无葬身之地也不夸张。

介绍完上述情况，汤先生说：“李老板的忙我不能不帮，想来想去，就想到老兄你了。你是老广州，地熟人熟，那边还有家，找这么一处库房应该不成问题。当然，这事不是无偿的，租借库房，加倍支付租金。至于你个人的酬劳，人家愿意支付辛苦费五百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差旅费另付。这边运输公司的活儿，我负责替你请假，薪水的损失由李老板补偿，回来后照常上班。”

朱老三心下一合计，觉得这笔交易值得一做。其实，这跟以前来回倒腾紧俏物资的路数是一样的，虽说是“硬货”，不仅内地的新政权，换作香港警方也肯定是要严禁的，可朱老三本人并不沾货，只不过替货主租借临时库房罢了。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但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其一。其二，眼前这位汤先生可是台湾方面吃特务饭的，如若不答应帮这个忙，只怕来一个翻脸不认人，丢了这份舒服的工作还在其次，说不准小命都不保！朱老三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一口答应。

汤先生说如此就好，我给你写个条子，明天你直接去“大煌商行”见李老板即可，具体怎么做他会关照你的。从明天起，你暂时不必去运输公司上班，也不必跟那边打招呼，我会通知他们的。

次日下午两点，朱老三前往“大煌商行”。原以为那个李老板既是混黑道的，必是五大三粗虎背熊腰的一条莽汉，哪知见面一看，竟是个四十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斯文男子，一口粤语中不时夹杂着英文单词。李老板很客气，说这事仰仗朱先生帮忙了，这边的货已经落实，尚未运到，时间比较宽余，我们尽可从容进行。我考虑下来，想请朱先生先以探亲加贸易为名去广州跑一趟，到了那里怎么做，可以找董太，她会告诉你的。董太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你一切照办就是了。如果遇到困难，也尽可以跟董太说，她肯定会相帮解决。朱先生，你看这样安排妥不妥？

朱老三知道这是客套话，不可能说不妥，以他的江湖经验，也不会天真到提一个改进建议什么的。这事就这样定下了，李老板当场掏出钱钞和那纸伪造的新会县中西药业公会的出差证明交给他，又口述了董太的地址，关照说必须牢记于心，但绝对不可用笔记录。

接受使命后，朱老三于1月4日离开香港，从文锦渡口岸进入内地，抵达广州后入住越秀区沿江西路爱群大厦。当天，他就去荔湾区西关大义巷19号见了董太。那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富婆，白白胖胖的，一看便知是长期养尊处优。董太显然已经知道朱老三要过来，见面就唤“老三”，那口气俨然主人唤佣仆。朱老三听着心里很不爽，不过看在钞票的分儿上，还是毕恭毕敬的说，李先生让我听您的吩咐，一切按您说的办。

董太点头说很好，你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物色一处可靠的房子租下来，只要安全可靠，租金多出点儿无所谓。你先去打听，有了意向就过来告诉我。接着，她又问朱老三下榻在哪家宾馆，叮嘱说公安对境外来的人比较注意，不要总在一家宾馆住着，时不时换换地方。朱老三说行前李先生已经考虑到了，让我先住几天宾馆，然后就回家去住，住一阵再回宾馆，他连报临时户口的证明都给我准备好了。董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说还是李先生办事稳妥，這么多年来，从来不曾出过纰漏。朱老三由此推断，董太跟李老板肯定是老相识。

朱老三头两天待在宾馆里没出去，在白纸上划拉着可能有空闲房屋的熟人朋友，一个个考虑是否合适，然后，从划拉出的二十个名字中选择了七个。第三天，他退了房，先去父母家一趟，又去派出所申报了临时户口，这才开始寻访那七个朋友。

没想到，朱老三一连跑了数日，原定的七人中竟然只见到了一位。那人姓汪，以前是做房产经纪人的，解放后房产中介被政府禁止了，他由公开转入了地下。老汪跟朱老三的关系只能算是一般，这么多年没见面，就更是疏远了。而且他知道朱老三已经移居香港了，听朱向他打听租房的情况，立刻警惕起来。他告诉朱老三，政府规定不得把房屋租给境外来客，如若违反，房东肯定会吃官司，如果是地下中介介绍的，那就连非法经纪人一并处理。

这个情况是朱老三始料不及的，等于断了他的路。之后几天尽管他还是天天往外跑，但已经属于没头没脑的瞎跑了。正犯愁时，1月13日，他忽然在街头与包瘦彬不期而遇。

以前有段时间，朱老三跟包瘦彬交往颇多，两人关系好到差点儿像包瘦彬与俞飞腾那样结拜弟兄，后来尽管疏远了，但从来没有为利益起过争执。此番见面，两人都是喜出望外。更让朱老三兴奋的是，租房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他跟包瘦彬约定，他先回一趟香港，大约一周后再来广州，届时那批货估计也运过来了。

当天傍晚，朱老三去向董太报告情况，董太一五一十问得很详细，最后说老三你辛苦了，你可以先回香港，过几天再过来就是，李先生那边也该有消息了。朱老三就又去越秀区沿江西路爱群大厦住了两天，留个记录，这才返回香港。

李老板跟董太显然是另有通消息的渠道，已经知晓朱老三广州之行的进展。他详细问了包瘦彬的情况，听说包瘦彬曾在香港待过，立刻动用关系打听。隔天，李老板请朱老三吃饭，说已经了解过了，包瘦彬这个人江湖口碑不错，老三你干得很好。这样吧，你先歇几天，等货到了，我会通知你去广州的。再过去就不用待那么多日子了，跟包瘦彬把租房的事定下来你就回香港，以后的事情董太自会处理好。

就这样，朱老三去而复返，又回到了广州。没想到，这桩事儿已经穿帮，专案组布下了一张网，当天他就被捕了。

对朱老三的讯问结束后，专案组立刻举行全体会议，研究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原以为朱老三涉案颇深，抓住他就可以查清全部案情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这家伙不过是一个跑腿的马仔。别说在香港的李老板那个后台了，就是在广州，他也得听董太的指挥。由此可见，那个李老板心思非常缜密，弄不好，董太也不过是他整盘棋中的一枚棋子，随时有被抛弃的可能。看来，要一举破获本案，截获那批走私军火，甚至追查出下家，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大伙儿一番讨论，终于议出了一个钓鱼之计——释放朱老三，让其继续跟董太联系，把那批走私军火钓到手再说。不过，具体操作时得考虑一个问题，即警方是否控制得了朱老三。毕竟这主儿的妻子儿女都在香港，生命安全可以说掌控在李老板以及那个台湾特务汤先生手里，朱老三考虑到这一点，显然不会真心实意配合警方。为此，刑警必须严密监控朱老三的一举一动，并且将其跟董太的接触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

很快，一套完整的“钓鱼方案”送到了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的案头，计划分为两部分——

第一，让朱老三伪称突遭车祸受伤住院，将其控制在医院病房内。由朱老三的妹妹、并不知内情的朱七姑去给董太报信儿，告知“车祸”情况。董太得知消息后必定会去医院探望朱老三，当然不是真的关心朱，而是为了通过朱老三与下家包瘦彬搭上线。由老刑警任桂雄冒充包瘦彬在医院等候，朱老三把他介绍给董太后，“包瘦彬”就可以直接跟董太打交道了，这样，专案组就掌握了主动权。

第二，立刻对董太实施秘密监视。考虑到此项任务的重要性、特殊性，应调集足够的包括女刑警在内的便衣，并准备好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同时对董太本人的情况进行查摸；并请求上级安排情报人员对香港“大煌商行”以及李老板进行调查，弄清此次军火走私是否有政治背景；准备好合适的房屋，以便“包瘦彬”可以随时带董太去看房。

谭政文批准了这个方案，下令即刻实施。

董太的情况当晚就查清了——

这个女人本名董美雯，五十一岁，籍贯广东阳江，十七岁时嫁给广州黑白两道都沾的大佬麦黄富做了四姨太，人都唤其“董小姐”。在其二十八岁时，麦黄富被人暗杀，董美雯倚仗与其私下有染的帮会头目富有锦的势力，争夺到部分遗产。此后她一直未嫁，却周旋于不少有钱有势的男子之间，熟人朋友改称其“董太”。抗日战争爆发，她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捐献大洋三千，此事还作为新闻上过报纸。但在日军占领广州后，她又频频与日伪头目来往。等到抗战胜利，“军统”以汉奸罪名将其拘捕，没收了大部分财产。出狱后，董美雯没了之前的那份张扬，日常生活也不再奢侈，但滋润的日子过惯了，开销还是远比寻常人要大得多。

董美雯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几乎每天都有应酬。广州解放后，像她这样的人，公安局自然会将其列入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员名单。据派出所了解到的情况，解放一年多以来，她极少外出，登门拜访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连她在阳江老家的亲戚也只来过一次，而且吃了顿午饭就告辞了。专案组因此作出判断，董美雯与香港那个李老板应该是以前的老关系。

专案组的“钓鱼方案”于2月2日开始实施。那天上午八点多，朱七姑匆匆赶到荔湾区西关大义巷19号，向董太说了其兄遭遇“车祸”之事，递交了朱老三的便条。朱老三昨晚入院时，专案组为了装得逼真，让医院给其整条右腿打了石膏，朱七姑信以为真。董太是老江湖，像朱七姑这种毫无江湖经验的角色，在她面前耍花样本是很难的，但此刻朱七姑对哥哥受伤的事深信不疑，其神情语气没有丝毫做作，董太自然看不出任何破绽。

朱七姑离开后，董太立刻出门，去商店买了些礼品，叫了辆三轮车直奔医院。进了病房，询问过朱老三的伤情，她立刻把话题转到了租房的事情上。根据刑警事先的关照，朱老三说他已经请护士给包瘦彬打电话了，估计包瘦彬会来看望，继而征求董太的意见：“如果包先生来了，要不要通知您过来跟他见个面？”

正說着，由老刑警任桂雄假冒的包瘦彬拎着礼物出现在病房门口。

七、峰回路转

“包瘦彬”和董太接上了头，情况的发展尽在专案组的估料之中。众侦查员都以为离破案已经不远了，可接下来却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首先察觉到不对劲儿的是老刑警任桂雄，这种察觉只能说是一种直觉。在医院，朱老三把“包瘦彬”介绍给董美雯，董美雯很热情，上前跟他握手，口称“包先生”。任桂雄不想在病房过多停留，以免言多必失，因为跟朱老三没有配过台词而穿帮，便起身告辞。董美雯也跟朱老三握手告别。朱老三提议让“包瘦彬”带董太去看一下房子，董美雯马上点头说好。任桂雄自然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叮咛朱老三好好休养，就和董太一起离开了病房。

两人并肩走出医院，老刑警用余光从侧面观察，发现董太脸上的神情不像之前那样热情、自然，似是突然落了一层冷霜，阴沉下来了。任桂雄心里微微一颤，当时就有“是否被她察觉了”的担心，但随即，董太的脸上又阴转晴了。任桂雄心下稍安，以为是自己多虑，也没有太在意。

到了医院门口，两人分乘两辆三轮车前往专案组已经准备好的一处库房。看房子时，董太的脸色再次阴了一下。这回，任桂雄开始在意了。看完房子，董太说回头再联系，叫了辆三轮车匆匆走了。

很快，负责跟踪的便衣刑警裘泗铭反馈，董美雯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逗留了二十多分钟。其间裘泗铭进入大厅察看，发现她坐在长椅上，像是在等待长途电话接通，稍后，另一便衣再次入内察看，她果然在电话隔间内通话。隔间的门关着，周围环境也比较嘈杂，未能听清她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离开电信营业厅后，董太就直接回家了。

获知上述情况，专案组长薛云倚果断下令：到电信局查询目标跟何人通了电话。

刑警丁渭君驾摩托车前往市电信局营业厅调查，得知董美雯打的是香港长途，电信局掌握的资料表明，该号码系香港“大煌商行”的电话。如此说来，董美雯这是在与商行李老板通话。具体说了些什么，目前没法儿知晓，不过，根据她之前心急火燎要跟“包瘦彬”见面，当真见了面之后热情大幅度降温的情形判断，她很有可能发现了于己方不利的情况，因而就有了给李老板打长途电话之举。

这时，上级送来了动用在港情报人员了解到的“大煌商行”以及老板李思愚的情况——

该商行成立于民国二十四年，主要经营五金、电器商品，老板原是安徽旅港商人方达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返回内地，临走时把商行廉价转让给帮会头目李思愚经营至今。李思愚五十五岁，广东佛山人氏，少年时随父去了香港，起初在商店做学徒、在工厂当技工。民国十年，他在工厂做技工时加入帮会，多次参与械斗，吃过几年牢饭。后来，他又当过码头把头，直至最后成为老板。

李思愚的社交圈子很广，内地、港澳台、东南亚乃至美国都有他的朋友。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他与“军统”关系密切，为“军统”地下人员提供过帮助。抗战胜利后，至今没有其参与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传闻。由李执掌经营的“大煌商行”，早在其接手伊始就从事走私活动，至今已有近十年历史，却从未被香港缉私署惩处过。经此次我方情报人员的初步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李思愚及该商行起码有不少于二十次的走私活动，均是与内地不法分子做交易。走私的货物以内地紧俏商品为主，涉及西药、照相机、钟表、收音机、五金工具等，但并未听说他从事过军火走私。

专案组据此分析，看来朱老三之前的交代内容属实，此次军火走私活动确是由李思愚在一手操纵，至于其是否受台湾特务机关的指使，眼下尚难以判断。如果有政治背景，那根据规定，该案件就应移交政保部门接着侦查了。专案组立刻把情况向上级报告，请示往下该如何操作。等候批复期间，专案组除继续秘密监视董美雯及监控“住院”的朱老三之外，暂停其他侦查活动。

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大伙儿寻思再过三天就是春节，批復最好是节后下来，这样也可以稍微轻松几天。不料，2月3日上午十点把报告递交上去，下午两点，上边儿的批示就来了，让专案组继续侦查，尽快将该案破获。

专案组刑警随即进行案情分析。凭着老刑警的直觉，任桂雄认为他假扮包瘦彬已经被董美雯识破，她去市电信局营业厅跟香港的李老板通话，就是汇报这一情况。老任的这个意见一亮出来，自然受到众人的重视。薛、史两位组长请他再回忆一下跟董美雯接触时的细节，老任说细节已经说过了，我在想，这问题应该出在朱老三身上——不是我想推卸责任，因为董太之前还一切正常，对我热情有加，可离开病房后，态度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而我的表演跟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董太自进入医院至回到家中，一直受到便衣的监视，未曾发现她与其他人接触，所以，这个变化的原因肯定来自病房。

大家便开始回忆朱老三跟董太见面后的一举一动，在座刑警中，当时有两人化装成病人在旁边病床上躺着，加上任桂雄一共三双眼睛盯着朱老三，都没发现他跟董太有过眼神或者肢体等暗示动作。议到这当儿，昨天化装病人在场监视的小曹恍然大悟：“我想起来了——那个女人临走时曾跟朱老三握手，肯定是朱老三通过这个接触传递了信号！”

他这一说，任桂雄也想起来了：“对，董太的确跟朱老三握手了！我去医院走一趟，问问这家伙！”

薛云倚说：“不必问了，这事待姓董的归案之后肯定会交代的。现在即使朱老三承认也于事无补，咱们还是另辟蹊径吧。”

有刑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不过是推测，万一这种推测是我们“神经过敏”呢？如果因此中断了之前的部署，那岂不误了大事！大伙儿听着也觉得有道理，两个组长对视了一眼，也不敢拍板决定放弃之前的方案，低声商量一番，薛云倚说那就双管齐下吧，一边继续执行原方案，让老任等待董太联系，同时另行寻找破案线索。

之后的五天里，专案组一直在暗查董太的社会关系，指望从中发现她是通过何人的中转完成与香港李老板的沟通的。昨天专案组到电信部门调查，发现董太在此之前从未往香港打过长途电话（当时打长途电话需要填写登记单，由接线员叫通后方能通话，如果是往境外打长途，在填登记单时须附上证件或户口簿），显然，她另有渠道与李思愚取得联系，而这个渠道很有可能是一个起着“交通员”作用的人物。当时专案组诸成员都认为这个推断比较靠谱，从2月4日到2月9日一直在查摸这条线索，直到破案后方才知道，李思愚是用普通邮政平信跟董太联系的。

一干刑警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劳而无功的新年。其中最感到无聊的是任桂雄，根据专案组的决定，他天天住在包瘦彬的家里，等待可能会突然寻上门来的董太（尽管他自己认为已经不可能了），还得为自己张罗一日三餐。平时他在家可是从不进厨房的，这回也真是难为他了。幸亏派出所考虑到这一点，请居委会和邻居对老刑警多加关照，老任总算硬着头皮撑了下来。不过，事后想来，他这几天也没白待，因为闲着没事，白天黑夜考虑的都是这个案子，竟产生了一个于此案来说非常有价值的想法。

2月10日，任桂雄觉得闷得慌，遂出门溜达，在巷子里遇到奉命蹲守的便衣刑警裘泗铭，便驻步与其闲聊了几句。老任说：“小裘我问你个事儿，那天董太从医院出来是你跟踪的吧？”见裘泗铭点头，他接着问，“那么，她在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里待了二十来分钟，一直都在等候接长途电话吗？”

“应该是吧……”

任桂雄一瞪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叫‘应该是？”

裘泗铭跟其他年轻刑警一样，见到喜摆老资格的老任有点儿憷头，他赶紧解释说：“我们进去查看了两次，她都坐在长椅上等候嘛。”

老任放缓了语气：“在你们没盯着她的那段时间，她会不会还打了个电话，或者发了份电报什么的？”

裘泗铭沉吟：“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任桂雄冲他挥手：“不跟你说了，你赶快去对面工厂打电话给老薛，把我的意思跟他说一下！”

薛云倚非常重视任桂雄的这个想法，当下叫上刑警张博虎一起去市电信局营业厅。因为有日期和具体时间，比较好查，而且董美雯是第一回受托做这种事，没有什么防范意识，电报底稿上的落款竟然用的是真名真地址。这份电报对于电信局的营业员来说也比较稀罕，竟是发到广州市区的，地址和收件人是“本市洞神坊项记石灰行项沉开”，内容是：前议已定，近日将行，敬请接待。

该电报的发送时间在董美雯与李思愚通话之后，专案组推断，李思愚之前可能曾与这个项沉开商议过将“硬货”存放于其库房之事，但又觉得存放地点不是十分适宜，打算另择他处，便指派朱老三出面张罗。原以为朱老三已经将此事办妥，不料突然发生变故，他又急于将这批货出手，于是在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刻指令董太通知项沉开准备接货。

当天下午，专案组派员对洞神坊“项记石灰行”及项沉开进行了外围密查。项沉开系石灰行老板，广州本地人，五十挂零，年轻时当过海员，后上岸从事汽车司机工作，曾安家于香港，加入了当时香港势力较大的“金斧帮”——李思愚即是该帮会的中层头目。抗战胜利后，项沉开举家还乡，返回广州定居，从一个姓钟的商人手里盘下了这家两个门面前后两进的石灰行，自任老板。回粤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并未听说他参加过任何党派或内地的帮会组织，在业界口碑也不错，1948年2月营造材料同业公会举行改选时，他被选为区委员。

负责调查的副组长史滔获取上述情况后，并没有到此为止。之前向邻居调查时，得知从2月4日至当天（2月10日）为止，石灰行并未进过货，而且从除夕到年初四这几天也没有营业，今天方才开门。史滔由此判断，李思愚的这批货尚未运达，于是留下两名便衣刑警，并要求派出所派出一名民警一起对石灰行进行秘密监视。

鉴于该案的侦查过程中屡屡出现曲折和意外，不止一个刑警提出，李思愚指使董美雯发这份电报是不是为转移侦查视线的虚晃一枪。薛云倚、史滔、任桂雄正讨论這种可能性时，忽然传来消息，有一条木船停在石灰行后面的临河埠岸边，正把一筐筐生石灰块往库房里抬。老刑警任桂雄马上断定：“肯定是‘硬货。”

薛云倚下令：等对方卸货后，半路上拦截空船，拘捕船上所有人员进行讯问。与此同时，增派监控石灰行的人手，下一步如何行动，待请示上级后再作决定。

一小时后，石灰船上的四个家伙已被押进公安局的讯问室。他们一致供称，船主韩起仁系珠江区小有名气的船行老板，拥有大小运输船只十一条，他们四人均是船行伙计。这批货是昨晚从珠江口海面上的一条机动船上接驳过来的，当时就是这么一筐一筐的石灰。他们以前也装过石灰，但分量好像比以往都要重，显然底下另有沉重物品。至于是什么，他们没敢查看。顺利接到这批货后，他们把木船驶入珠江，经过三神庙时，韩老板已经派人等在那里，让他们下午四点把货送到“项记石灰行”。

讯问结束，船行老板韩起仁、被监控的董美雯以及“住院”的朱老三同时被收监。案情上报后，公安局领导指令：出动公安部队，协助专案组起获走私军火。

当晚，军警包围了石灰行，将该行老板、伙计全部拘拿，从库房内起获了仍藏匿于四十二个竹筐内的“硬货”，计美制M1A1卡宾枪二十支、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三十支、分解成零件的M1903式步枪四十支，以及上述三种枪支的子弹合计一万五千发和MKⅡ手榴弹五百枚。

专案组连夜讯问案犯，董美雯供认其与李思愚曾是情人关系，但已中断来往多年。最近内地政治形势渐紧，董欲移居香港，遂致函李思愚，希望他能帮忙办理。李复函说可以帮忙，但提出了交换条件，即解决一批从香港运入广州的货物的暂存事宜，因怕她泄露机密坏事，只说这是一批走私货，并未说明是军火。由于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走私活动一向猖獗，董美雯也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建议将货物存在自己家里，李思愚当然不同意，让她去租用安全可靠的库房。可是，她并没有这方面的关系，李思愚只好退而求其次，让她暂时待命，一旦需要她做什么，再另行通知。

接下来，李思愚就找到了项沉开。项沉开供述，元旦前几天，李思愚托一个赴广州办事的香港朋友捎来口信，询问是否可以在他的石灰行里临时存放一批“硬货”。帮会出身的项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没有拒绝——因为这种事的报酬都是很高的。他按照李的要求把石灰行的位置函告后，却一直没收到回信。原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了，日前却忽然收到一封电报，一看便知此事已定，就让伙计腾出库房准备堆放货物。刑警问及这批货的下家，项老板说他不知道，李思愚没有交代过货到后怎么处理，只说“暂时存放”。

船行老板韩起仁供称，他跟李思愚早在抗战后期就已相识，建立了贩运走私物资和偷渡出入境人员的固定通道，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也没有收手，没想到这次却“翻船”了。

专案组把一应情况向上级报告后，市局领导专门开会讨论接下来如何处理。最理想的当然是守株待兔，等候前来取货的下家，追查这批军火的去向及用途。于是，不知内情的石灰行伙计当天就被释放，由账房先生负责，维持石灰行继续运转，并安排刑警化装成伙计埋伏于内。可是，一连多日，并无下家前来联系取货，最后只好取消行动，这个案子也就留下了遗憾。

1951年6月7日，广州市军管会对该案进行宣判：韩起仁因长期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被判处无期徒刑；朱老三、董美雯、项沉开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九年不等。俞飞腾杀害包瘦彬一案另案处理，俞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