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26：江城劫金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126：江城劫金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7年第04期

 作者：吴明滔、梁健、孙叔夜

武汉，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唐干元元年（公元758年），李白因永王李璘案被朝廷流放夜郎。途经武汉时，登黄鹤楼听艺人吹笛，有感而发，留下《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名诗，诗中“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遂成为千古绝句。而武汉从此也就有了“江城”之别称。

1949年9月，该市发生一起拦路抢劫黄金案。由于涉案黄金高达百两之巨，影响甚大，中南公安部部长卜盛光指令武汉警方迅即侦查，尽快破案……

一、月夜劫案

如果把这起罕见的抢劫大案从发生、侦查到破获的整个过程作为一台戏，那么，首先出场的这位就是当时居住在武汉市第二区的失业教师梅景道。

三十二岁的梅景道往上五辈至其父亲梅风彪，都是武师出身的保镖，后来，由于有了火车，镖业这一行迅速衰落。梅风彪改武为文，做了一名账房先生。但祖传的那份功夫却舍不得丢下，于是就让独子梅景道跟着老爸习练武艺。不过，梅景道并不是一个用功之人，直到十八岁时老爸因病去世，功夫也还是平常。他先是给舞厅“抱台脚”（保镖），后又去一家公司看仓库，抗战胜利后，又在汉口的一家民办中学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梅景道执教的民办中学停办，无奈失业。当时的武汉，失业者一时比较难觅饭碗。梅景道几经奔波失利后，最终不得不接受新政府宣传的“劳动者光荣”的理念，决定自食其力加入劳动人民的行列——当一名光荣的三轮车师傅。他通过朋友关系，购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喷上红色油漆，上书“镖师后人，承运安全”八个黄色大字。当然，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是想做就可以做的，得向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手续。这几天，梅景道正忙着跑公安局、工商局、人力车同业公会办理手续，这天下午刚刚办妥，准备明天正式上街营业。

8月30日下午三点多钟，梅景道正在自家院子里把新领的牌照和准运证往三轮车上挂的时候，来了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妇——花秋香。花系南京人氏，早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一所学校执教。二十一岁时她曾嫁过一个北洋军官，不久丈夫病殁，遂守寡，一守十年，迎来了第二次婚姻，嫁给汉口古董店“清昌斋”老板董博智做了续弦。董家涉足古玩行业已二百余年，业内人都认为董家生意做得甚好，历代掌柜目光精准，胆大心细，而且敢做外埠生意，东赴上海，西去四川，北上关外，南下两广，收货送款从来不打回票。当然，这需要有得力之人佑护。这得力之人，便是梅景道的祖辈经营的“显德镖局”。董梅两家数代合作，一向默契，梅家护镖从无闪失，董家付款向守信用。因此，一直到梅风彪由镖师改行做账房先生后两家还时有来往，逢年过节董家必请梅氏全家去吃饭，这是累代常年不变的规矩。所以，尽管梅景道没有做过镖师，但他跟董家上下都是熟识的。

那么，此刻花秋香登门所为何事呢？说来简单：今年4月，其夫董博智突发心脏病，撒手西归。花秋香嫁入董家虽已多年，但总归是续弦，而且没有生育。董老板一死，“清昌斋”便由长子董琰昌继承，其余财产，概由次子、幼子接管。旧时结婚早，这三个前妻所生的儿子自己的子女亦已有两三个，尽管还同住一座大宅院，但连花秋香已经是四个小家庭了。那三户的妯娌联合起来，不时给花秋香这个名义上的老妈出一些难题。花秋香是知识分子出身，不笨，所嫁的两任丈夫，一是旧军官，一是古玩商，数十年厮守下来，不说口授身传，光是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一套识人本领，当下一看便知对方的意图——要把她撵走。丈夫死后她也正好产生了叶落归根之念，想回金陵故乡安度残生。被人赶走不如自己提出离开，花秋香便把三个名义上的儿子叫到一处，说了要回南京的想法。对于那三家来说，自然“正合吾意”。于是，三家便积极为花秋香返乡做准备，因其不是被扫地出门，再说她也有一些私有财产，所以准备下来，也有两口硕大的樟木箱子，外加一个大号旅行包。

花秋香到汉口长江客运码头一打听，去南京的轮船的始发港是重庆，按照一般情况抵达汉口客运码头是晚上十二点左右。花秋香谢绝了三子的送行好意，说还是自己解决为好。那么，花秋香想怎么解决呢？她不但考虑了如何去码头之事，还考虑了旅途的安全。思来想去，最后就想到了梅景道。于是，她就在这天下午踏进了梅景道的家门。

花秋香对梅景道说明来意，梅景道听后马上点头，说花姨我义务送您去南京，一直送到家门口，不要一文钱。花秋香说小梅你答应出这趟差阿姨就非常高兴了，不要说什么义务。梅、董两家已经交往了百多年，这种差使从来没有义务的说法，咱们还是照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办吧。这样吧，你不要嫌少——把我送到南京，我支付你一百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行吗？她见梅景道无异议，当即掏出一沓钞票，同时还请梅景道去汉口码头购买两张到南京的三等舱船票。

1949年9月3日，是动身的日子。梅景道按照与花秋香的约定，当晚十点过后，踩着三轮车前往竹牌巷接了花氏。从董家所在的竹牌巷到汉口客运码头，大约四公里地。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带，虽有沿江公路，但一到晚上便冷冷清清，昏黄的路灯时有时无。行不多久，当三轮车过了利济路口进入一片路灯损坏的黑暗地带时，发生情况了——一辆载着两个男子的自行车从前方迎面驶来，忽地一个刹车拦在三轮车前。梅景道下意识地按下了三角架上的手闸。对方手上忽然像变魔术似的亮出一支手枪：“别动！”

与此同时，另一个男子也亮出了手枪对准坐在后面的花秋香：“敢动，要你命！”

梅景道还没回过神来，对方已经厉声下令：“把车推那边去！”他未持枪的左手，指着左侧路边空地上的一棵高大茂盛的水杉树。

事实证明镖师后人梅景道缺乏镖师祖辈的那份骁勇和机智，面对着劫匪的枪口，他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几乎是下意识地服从了对方的指令，一手把持车龙头，一手扯着车座，乖乖地把三轮车推向指定的位置。至于花秋香，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几近昏迷，只觉得自己的耳朵里像是被灌了水，与外界的声波传输几乎被切断，稍停只听见有人说了句什么，车就停下了。

花秋香没听清的这句话是劫匪对梅景道说的，这时三轮车已推到大树下面，对方喝令梅景道停下，双手抱头就地蹲下。梅景道遵命照办后，花秋香被另一个劫匪扯下了车，喝令其蹲在梅景道旁边。劫匪显然是事先商量过分工的，当下一个持枪看守梅、花二人，另一个则把花秋香的那两口樟木箱子从三轮车上搬到地面，从怀中抽出匕首，割断了箱子外面团团包裹着的草绳，见搭扣上是上着挂锁的，便命花秋香交出钥匙。他用钥匙打开挂锁后掀开箱子，借着从枝叶间透入的月光，快速翻检，把一件件物品取出，丢扔于地。很快，一口箱子翻检完了，接着又翻检另一口箱子。翻了一半，一声欢呼“有了”，便双手捧起一口沉甸甸的白铜匣子，放在第一口木箱的箱盖上，揭开匣盖，匣内紫色锦缎内衬上平放着上下两叠黄金条块，一共十块。

两个劫匪得手后，随即飞身上了自行车，转眼就消失在一片昏暗中。

二、分析和调查

被劫黄金共一百两，以当时每两市价九十六万元计算，共值九千六百万元，合新版人民币九千六百元。这是1949年全国已解放省市所发生的案值最大的一起抢劫案。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二分局接到报案后，一面指派刑警火速前往现场，一面立刻向市局急报。当时的武汉市与湖北省无涉，直接隶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市公安局的上级业务领导是中南公安部。这等大案，自然要立即向中南公安部报告。中南公安部值班室不敢延误，即刻报告卜盛光部长。卜部长下令：立即从武汉市公安局和案发地第二分局抽调精干刑警组建专案组侦查该案，由中南公安部派干部担任专案组领导，尽快破案，缉获劫匪，追回赃金。

专案组由二十三名刑警组成，组长由中南公安部章治国处长担任，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第二科科长刘行博任副组长。午夜时分，案件发生后大约一个半小时，专案组刑警已经全部到位，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

副组长刘行博主持会议，他先把各人介绍了一遍，然后让参加勘查现场的刑警把相关情况作了介绍，主要是以下几点：第一，梅、花二人夜行原因和案发情况（前面已有交代，这里省略）。第二，现场获取案犯仓促间失落的钥匙一串；从那两口木箱以及被翻检的物品上提取到了其中一名劫匪的指纹。第三，梅、花二人根据在朦胧的月光中所见情形，提供了两名劫匪的特征，他们的年龄差不多都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一个瘦高个儿，声音尖细，公鸭嗓子，头发有点儿长，穿一件浅蓝色有领短袖针织衫，米黄色卡其布西装短裤；另一个稍矮，身板较厚，嗓音低沉，剪平顶头，有一对招风的大耳朵，穿一条黑色香云纱长裤，白色短袖衬衫的下摆塞在裤腰内。由于苦主精神高度紧张，未曾注意他们所穿的鞋子。第四，根据梅、花二人对劫匪所持手枪的描述，初步判断那个瘦高个儿拿的是左轮手枪，平顶头拿的是一支勃朗宁。第五，二劫匪作案时所骑的那辆自行车，后车轮挡泥板下半截的白色喷漆上有红色字迹，因为稍有距离且字体较小，苦主未能看清，印象中是有一个小括号里面写着两个汉字，小括号下面也有三四个汉字。刑警判断这是某个单位的公车。

章治国是卜盛光部长的老部下，八路军129师保卫部出身，跟着卜盛光一路走进了中南公安部，多年的斗争实践养成了不凡的思维能力。当下，他一边听刑警汇报情况，一边思考，待到汇报结束，就已经找到了调查本案的第一个切入口：花秋香离开武汉前往南京老家定居的信息散布范围和对象，只有知晓这个信息的人，才会留意她有什么东西要带往南京。据花秋香向刑警陈述，她这一百两黄金是她的第一任丈夫留给她的遗产，一直放在身边保存着，再婚时带往董家，但从未向包括丈夫在内的任何人提起过，相信无人知晓。但是，这次抢劫案的发生表明这个重要秘密不但已被他人所知，而且人家料到她此番必把黄金带往南京，于是就起了拦路抢劫之念。

章治国以上述内容作为案情分析会的开头，其它刑警纷纷开腔，顺着章治国的思路往下延伸，所说的内容归纳为以下四条调查措施：

第一条，案犯在得知花秋香即将携金回南京老家的消息后，策划了这起拦路抢劫案，作案快捷、顺利，耗时颇短，整个过程简直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这说明案犯准确掌握了花秋香动身前往码头的一应信息。这只有那几天一直在留意花秋香一举一动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加上之前所说的“知晓花秋香有黄金遗产”信息的情况，初步可以推断案犯（并不局限于出面下手的那两个劫匪）就在花秋香的周围人群中，很有可能是跟花秋香经常甚至长期相处的人。于是，董家三个儿子及其眷属以及若干邻居就被列入了需要调查的名单中。

第二条，调查镖师后人梅景道，之前刑警分别询问时已经了解到花秋香在去雇请梅景道前并不知道他改行做车夫，但是知晓这个被其视为侄辈的青年已经失业，寻思他应该是有空护送自己回南京的，所以就动了拜访的念头。花秋香的思路比较清晰，她在面对刑警反复询问梅景道与其接触的细节时，意识到人家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小梅应该跟劫金案无涉，因为关于她藏金之事，连其第二任丈夫生前都毫不知晓，所以，梅景道肯定不可能知道；而她在跟梅景道说起这次回乡定居时所要携带的行李时，也根本没有说过具体有些什么对象，只以“有两口箱子、一个旅行包”予以概括，当时梅景道听后只是点了点头，指着那辆新的三轮车说他有车，到时候去接她。既然梅景道无从知晓她藏金秘密，那就不可能生出劫金邪念。说到这里，花秋香自设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是并非专门针对黄金而策划的抢劫行为，劫金之举仅仅是偶然发现那口铜匣后才实施的？然后自己回答：不可能。从劫匪作案经过可以看出，他们就是冲着黄金来的，两口箱子里还有董老板留给她的一只宣德炉、三件象牙古雕，都是比较值钱的古董，那个负责翻检的劫匪却是视若无睹。另外还有一个放若干金银首饰的小缎盒，也没拿。

刑警认为花秋香的说法不无道理，当然，面对这样的大案，像梅景道这样的角色掺和在里面，不管有多少条理由摆在面前，都是需要对其进行查摸的。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与案件无涉，才可以排除对他的怀疑。因此，专案组决定严密调查梅景道。

第三条，鉴于劫匪作案时所使用的自行车具有公车的特征，所以有必要调查全市各单位自行车保管和使用情况，据此发现线索，顺藤摸瓜开展往下的调查。

第四条，不能排除劫匪在作案后立刻把赃金出手的可能，这种出手方式通常会是出售、改造，以及以金易物和折抵款项实物的典当行为。因此，须在全市范围内对金铺、典当、银行等进行布控，并且严密注意金银外钞地下交易市场的此类交易情况。

至于劫匪在现场遗落的那串钥匙以及被提取到的指纹，眼下尚不能作为调查的条件，暂搁一边。

章治国、刘行博稍稍商量后，对上述各项调查工作的警员分配作了安排。次日，一干刑警按照分工出动，各自进行调查。

对董家成员的调查这一路分为四拨刑警：一拨是专案组组长章治国、刑警彭信扬、诸葛峰三人前往董家老大董琰昌执掌的“清昌斋”古玩铺找董老板了解情况；另一拨则由副组长刘行博和刑警老李、小杨等一行六人去竹牌巷董家向董家三妯娌调查；另外两拨则分别去了董家老二董琰恕、老三董琰远所供职的汉阳“大茂公司”和武昌丁字桥“荣昌私立职业学校”。

四十七岁的董琰昌自初中毕业后就开始随父经营古玩，浸淫商海三十年。董老板一边给刑警沏茶，一边说昨晚发生了那么大事情，他知道刑警必定会来调查。章治国跟董老板宛若好友聊天似的谈了个把小时，把董家内部的关系以及与花秋香的瓜葛初步查摸了一个大概。

董氏三兄弟的性格与其父相似，最为突出的就是惧内。不过，两代人的感受截然不同，三兄弟的老爸董博智在这方面堪称运气绝佳，因为他所娶的两任妻子性格都很温和，天生一副菩萨心肠，她们跟丈夫的关系属于“两情相悦，相敬如宾”，如此，董老爷子的惧内倒成了调剂夫妻感情的润滑剂，使他受益不浅。可是，他的三个儿子却没有这份福气了。三兄弟所娶的妻室一个比一个蛮横凶悍，他们的惧内就成了各自老婆河东狮吼的助推剂。幸亏董老爷子性格中另备一份特点，而且据算命先生讲他跟三个儿媳妇属于“命中犯克”，是压得住她们性气的——当然，这是迷信，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老爷子手中掌握着全家的财政大权，他时常喜欢动用经济杠杆来压制和管理家政。因此，三个儿媳妇不敢调皮，长期以来只能私下发作——变相虐待丈夫，借“教育”子女发泄对公公婆婆的不满，再就是互相之间进行地下斗争。

那么，三个儿媳妇是否跟昨晚发生的劫金案有涉呢？董琰昌认为老二、老三的妻子似乎都有涉案嫌疑——

先说老二董琰恕的妻子孟慧琴，她不单人长得俏丽，还擅长吹拉弹唱，而且水平不是一般的高。人们打听之下，方才知道她竟是出身梨园世家，六岁就已学艺，吹拉弹唱无不精通。不过，孟慧琴却从未登过台演过戏，也没客串过伴奏什么的，甚至连票友也不是。旧时的艺人社会地位低，其父不想让这个娇贵的独生女儿蹚这摊浑水，宁可放在家里养着。一直养到二十四岁上方才嫁给董家。她的出现，在给董家老二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份副产品——绿帽子。

孟父晚年已经不再唱戏，凭着名气和本领，做起了教师爷。老爷子多才多艺，唱戏，戏路子广，主打老生，客串武生、丑角；乐器，琴、弦、笙、笛无不精通，所以收的学生也杂，专业艺人、票友、玩家都有。孟慧琴闲着无事，随父学乐器，数年下来，就达到了专业水平。之后，她协助老爸辅导那些非专业学生，一直到二十四岁那年出嫁。试想，以孟慧琴当时的年龄、相貌，整天跟那些以纨绔子弟为主的非专业学生（都是富家子弟、风流玩客）待在一起，哪有不出事的？据说她嫁到董家之前，已经打过三次胎。

婚后，孟慧琴见丈夫生性怯懦，便不把他当回事，继续与以前的相好来往，其中有两个对象是固定的。董琰昌听其妻秦淑娟私下嘀咕了几次，决定对此进行调查，便委托朋友跟踪了孟慧琴一段时间，终于摸清了情况，证实她确实屡屡出轨，与至少五名男子有染，其中两名是老相好，三名是婚后回娘家时新结识的孟老爷子的学生。当时，董老爷子尚健在，但对董琰昌的小报告没有表态，董老大便明白老爷子已经没有精力料理家务事了，他也就适可而止了。

可是，董琰昌想适可而止，孟慧琴却不想太平。两个月前，董琰昌的妻子秦淑娟与老三的妻子陶应珍陪同婆婆花秋香去归元寺烧香，因孟慧琴是信道教的，所以没随行。她说要回娘家，而且确实是在门口雇了辆三轮车坐上去后吩咐车夫往娘家所在地踩的。可是，下午董琰昌听店员李晓山说，午后他从外面办事回来，路过同德里“正兴馆”时，看见孟慧琴与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挽肘而出，两人脸色都有些红，显然是喝过酒了。那个男子，李晓山认识，是唱武生的资深票友袁少君。董琰昌当时听了很恼火，最初是想跟老二谈一下让他注意监管妻子，甚至还想叫上老三一起对老二施加压力，但转念一想也就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武汉解放后，古玩生意滑坡，还是把心思放在经营上为妥。

这事过去半个多月，大暑那天，董琰昌去工商联开会时，听到一个消息：“袁隆昌金店”经营不善，面临倒闭。董琰昌当时听了心里一动，因为“袁隆昌金店”的老板袁思量就是袁少君的父亲，不知金店经营不善是否跟袁少君与孟慧琴的轧姘头有关？如果有关，那只怕就会牵连到他们整个董氏家族。于是，董琰昌就多生了一个心眼，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打听这个消息的真实情况。最后终于弄清楚所谓“经营不善”的原因：袁少君一年前练功时摔伤了一条腿，一直没有恢复到位，便从此告别了舞台。他闲着无事，便沾上了赌博，最后竟倾家荡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债台高筑。

袁思量一心扑在生意上，根本没留心儿子的玩法已经转型，等到听见风声想要过问时，已经迟了。他担心债主讨上门来，就放出风声称金店经营不善，准备歇业。而武汉解放后金店的生意确实不如以前，所以袁老板放出风声后还真准备关门打烊。

本来，董琰昌也没将此当作一回事，但现在发生了继母黄金被抢劫的案子，就想起了袁少君，此刻刑警登门调查，他就有必要把这一情况向刑警反映了。

接着，董琰昌又说了其认为老三董琰远的妻子陶应珍也可能涉案的理由：

陶应珍是武昌“富源泰商行”老板陶瑟兰的女儿，“富源泰商行”是一家只有两个门面的店铺，经营杂货，算不上什么显赫。不过，陶瑟兰在武汉三镇颇有些名气，因为他是青帮头目，是在上海出的道，据说与沪上大亨杜月笙是同门，杜氏唤其师兄。后来他回到武汉，自立山门开香堂广收徒弟。武汉三镇近二十年的起码二十起引起警察局重视的案子都与其有关，但他竟然从未折进过局子，由此可见其根底之深。陶瑟兰所犯的事儿，如果活到解放后，那肯定是要挨枪子儿的，因为一直跟随其作恶的大弟子李鑫发在武汉解放后的第三天就被捕了，一个月后即被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了。不过陶瑟兰倒是逃过了血光之灾，他在武汉解放前一个月便已经病亡。

陶应珍这个出身于帮会头子家庭的女子，性格酷似其父，天生一股霸气。所以，秦淑娟、孟慧琴一般当面都让其三分，陶应珍便在董家形成了说一不二的气场，除了公公董博智，她谁都不让。不过，陶应珍倒还有其父的那份老江湖行事风格，知道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所以，当武汉解放后有人登门拜访她，甚至被她安排在家里的男佣住处住过一夜而没向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后，大房二房也没向天天下基层了解治安情况的户籍警报告。

此刻，董琰昌要向刑警提供的嫌疑对象，就是那个在一周前前往董家拜访陶应珍的男子。董琰昌当时正好去信阳办事没在武汉，所以没跟该男子见面。事后，其妻秦淑娟告诉他此事，说该男子对陶应珍很恭敬，唤其姐姐，不过陶应珍没称他为兄或弟，只是叫他小钉子，不知两人是什么关系。当时，董琰昌听在耳里，没有吭声，心里却是一动：这次他出差信阳回来时，在火车站看见新张贴出的武汉市军管会的通缉令中有彭子益其名，还注明“绰号小钉子”。由此可见，小钉子这厮是逃犯，走投无路之际撞到董家门上找陶应珍躲了一天。要说董琰昌的法制观念应该是有的，可他不想为此事得罪弟弟、弟媳，这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一旦政府真的要追究起来，那是有可能把陶应珍拘进去的，那就有辱董家门风了。

好在当董琰昌知道此事时，小钉子已经离开了。董琰昌心里一松，只盼那厮远走高飞，免得哪天一旦落网嘴巴不紧交代出曾在董家落脚过一天一夜，只怕警察就要登门调查了。可是，哪知仅仅过了数日，这边就摊上了大事，继母黄金被劫，眼下还真难说这个案子跟小钉子的到访究竟有没有关系。董琰昌便丢弃了之前的那份顾虑，寻思还是照实向警察反映了吧，免得以后说他知情不报，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前往调查的专案组组长章治国、刑警彭信扬、诸葛峰听到这里，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个怀疑可以作为重点来看待。根据向花秋香的详细了解，她说在准备行李的那几天里，为防止被人窥探，她对家人佯称自己身体不适，白天很少露面，一直待在自己的卧室里，甚至有几餐饭食都是让女佣送到房间里去吃的。收拾行李都是晚上进行的，而且选在下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收拾到那百两黄金的时候，她曾听见过卧室窗外似有轻微声响。当时，她一个激灵之后，当即扯开床上的一条被单遮住黄金，然后打开窗户向外查看，并无动静，想想还是不放心，又开门往外探身查看，亦无异样。她定定神，暗忖那是老鼠溜过了，这才把窗帘蒙得严严实实后再作收拾。巧的是，那一夜正是小钉子留宿董宅的那晚。由于她那天没和全家一起用餐，所以不知道家里来了外人，也就没跟刑警提及。

与此同时，副组长刘行博和刑警老李、小杨等一行六人在对董家三妯娌分别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有收获。秦淑娟、孟慧琴对陶应珍的态度跟董琰昌相同，之前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没向户籍警报告，因为她们并不知道小钉子是被公安局通缉的逃犯。可是，眼前这件事儿实在太大了，两人便都说到了陶应珍曾容留过小钉子之事。当然，刑警在接触陶应珍时，她也说到了她对大嫂秦淑娟的怀疑，这个情况是董琰昌没有向刑警说到过的——秦淑娟的老爸曾是武汉地区出了名的收赃大佬！

三、逃犯小钉子

秦淑娟的父亲名叫秦隐峰，湖南株洲人氏，早年拜师习练巫家拳，据说颇有成就，实战能力比较强。可是，出师之后，在社会上多行不轨，欺男霸女，不服师门管教。于是，巫山拳掌门人就按照本门的戒律，废其功夫。秦隐峰唯恐遭到曾被他欺凌对象的报复，被迫离开湖南，悄悄来到武汉，从事一份社会地位卑微的职业——收破烂。不能否定秦隐峰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坚忍、吃苦和精明，凭着这三点，他在十年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掌握着武汉三镇三分之一收购废品和处置权的把头，而且还是当时湖北较有名气的帮会组织“必复堂”的中层头目。这年，他三十挂零，事业有成，遂购房娶妻，当年便生下了大女儿秦淑娟。

秦隐峰与“清昌斋”老当家董博智的结识，跟两人所从事的职业有关。那个年代像秦隐峰这样有眼光的破烂王很容易收到古董赃物，收到后就要找下家以合适价位出售。按照行规，正规的古玩店铺是不能收赃的。不过，也有古玩店铺玩曲线，不从盗贼手里收货，而从收破烂那里买下他们暗地里收购的赃物，先付一笔定金，暂不取货。放上两三年后再收货并付清余款，然后作为本字号的珍藏品推出。这种玩曲线的古玩店铺在整个古玩行业中极少，而“清昌斋”恰恰正是其中之一。董琰昌与秦隐峰的交往由此开始，随着一次次合作的成功，他们之间的友情也日渐增加，最后竟然成了铁哥们儿。

董琰昌与秦淑娟的婚姻就是在双方老爸的这种交情中确定的，据说两人成亲时，秦隐峰为防别人看不起他的出身，陪嫁的嫁妆特别丰厚，具体有些什么外人不清楚，坊间传说的价值可开一家不大不小的中型商铺。不过，这份财富后来又花到了秦隐峰身上，老家伙在抗战胜利后被清算出其出任日伪政权伪职的汉奸罪行，秦淑娟为营救其父，把全部嫁妆和私房钱都拿出来请人疏通，最后以“因病保释”的名义恢复了自由。不过，秦隐峰的家产已经全部被没收，而且已被帮会除名，为谋生计，他重新做起了破烂王。但由于秦隐峰已经声名狼藉，以前素有来往的那些江湖有名的盗贼已不屑与其交往，他只能跟一些小偷毛贼打交道。不过，老家伙有老而弥坚之势，三四年折腾下来，他又建立了一定的势力。

三妯娌在长期的交往中就像一部活三国，互相之间的敌友关系经常变换，对立时水火不容，怒目相视；亲密时可达割头换颈，无话不谈。陶应珍告诉刑警的以上情况，就是秦淑娟在有一次吃了孟慧琴的亏后拉拢她联手对付孟慧琴时请她去外面喝咖啡时透露的。

专案组决定集中力量循着小钉子那条线调查，兵分两路，一路是以派出所调查情况为名传讯陶应珍，另一路是直接调查小钉子彭子益。

陶应珍听刑警一说小钉子曾去过她家之事，毫不慌张，遂告诉刑警：小钉子名叫彭子益，二十三岁，湖北巴东人氏，是十年前一个偶然机会被她的父亲陶瑟兰看中的。当时小钉子是一个流落到武汉来行乞的小叫花儿，一天晚上路遇帮会火并截杀陶瑟兰。当时的情势有些惊险，陶的两个保镖都已被乱枪击毙，他自己也中弹，肠子流出，血流如注，昏迷在路边。小钉子这时恰巧经过，从已死的保镖身上解下腰带，先把陶的肠子塞回腹腔，用他那口要饭的粗瓷碗反扣伤口后再用腰带扎住。然后，他从痛醒的伤者口中得知电话后，奔到附近一家工厂央求人家打电话。陶瑟兰的手下闻讯赶到，将陶送进医院。医生说若不是这番急救措施，陶必死无疑。于是，陶瑟兰决定违背自己已经立下的“不再收徒”的誓言，破例把小钉子收为关门弟子，并将其安置在“富源泰商行”学着做事。

那么，小钉子来找陶应珍干什么呢？她也有一番说辞：武汉解放后，军管会把父亲遗留下的商行没收了。商行的伙计都是陶瑟兰的帮会徒弟，当时立刻全部遣散。小钉子于是失业，这段日子流落在江湖上四处奔波，想筹措旅费去南方谋生。这是小钉子这次去见陶应珍时告诉她的。他没有说究竟打算去哪里，但陶应珍猜测他可能是想去海外，如果是去广州的话那就不必非要筹措旅费了。要想偷渡，或者打点黑社会，那就得花钱，而且是花较大数额的金钱，还得是“黄白绿”（即黄金白银和美钞）。小钉子来找陶应珍筹措钱款，陶应珍说没问题，她在外面有一笔账款，对方答应这两天要还，让小钉子多住几天，到时候把钱拿去。小钉子当时听了双目闪光，透出渴望之欲。可是，次日早晨陶应珍刚起来，就接到董宅佣人老安转告的小钉子留下的话，一大早他就离开了，他有点儿急事，得赶紧去办，原谅他的不辞而别。

几位刑警听到这里，很自然地作出了推断：上一天晚上小钉子留宿董家时，半夜曾起来在宅内转悠，最初的用意估计是想找些可以窃取的值钱物品，而在转悠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花秋香在整理行李时打开那个盛放百两黄金的小铜匣的一幕，于是见财起意，有了打劫黄金的想法。这笔“买卖”可是千载难逢，他得赶紧做准备，因此次日早晨等不及陶应珍起床就匆匆离开了。这当然不是凭空演绎，而是有陶应珍的陈述作为依据：陶应珍跟小钉子聊天时曾说起过花秋香将于近日去南京，且再也不回武汉之事。

另一路刑警也获得了一些情况：据市局专门侦查帮会黑道的刑侦处第五科同志介绍，陶瑟兰系武汉一霸，其生前与大弟子李鑫发狼狈为奸，作恶多端，其手下有彭子益等近二十名骨干分子为非作歹，因此，彭被定为这个恶霸犯罪团伙的主犯之一。该团伙的另外十七名嫌疑人中已有十五人被捕，一人自杀，一人病亡，只有彭子益在逃，刑警已经对他进行多日追捕，并无线索。这次市局发布通缉令抓捕重要案犯时，决定将其列入被通缉的三十名案犯之中。

向刑警介绍上述情况的是分管查缉彭子益的那个小组的组长老孙，专案组副组长刘行博听后立刻要求对方一旦发现彭子益的线索，请即刻跟专案组联系。

老孙继续说道，日前他们已经查到过彭子益的线索，他在前天——9月3日晚上曾在汉口客运码头露过面，这是他们的一个线人提供的情况。刘行博听后一个激灵，马上敬烟，要求对方作详细介绍，于是获知：那个线人是9月4日下午从一个姓王的扒手那里听说彭子益在汉口客运码头露过面的情况的，王某那天晚上去汉口客运码头撞运气，由于一直没有适合下手的机会，按照贼不走空的规矩，他就一直在码头耗着，直到碰上了彭子益。王某的年龄比彭大一倍，是个老扒手，在武汉扒手中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不过，按照帮会规矩，扒手是不能参加帮会的，所以他没有后台，又因生性内向，不善交友，所以在江湖上一直处于“放单吊”的境地，这就导致他见到帮会人物不得不点头哈腰。那天晚上，他正在码头候船室转悠时，突然劈面跟彭子益相遇。彭子益以前曾为朋友被窃钱包之事找过王某命其追回，王某相帮追回后，彭还给了他一条香烟。所以，两人还算熟悉。当时，彭子益看着王某，轻声说了一句话，王某就立马转身离开码头了。这句话是：“这么晚了，你可以回家去休息了。”——由此可见彭子益的厉害！

王某对道上的另一个人也有些惧怕，那就是老孙的那个线人钱某。钱某向来不跟他所看不起的人讲道理，一言不合就动手。他并非武林高手，据说可能连拳也没练过，不过这人天生敏捷，更兼胆大，有亡命之勇，动手多半伴随刀子，且动刀子的尺度掌握得很精准，通常都是在眨眼之间往人不紧要的部位捅一个不深不浅的窟窿，让人吸取血的教训。因为钱某从来没有捅死捅残过人，所以警察虽都知道此人，但由于没有接到报案（道上规矩，挨了刀向警方报案是塌面子之举，故不屑），他便从来没有折进过局子。钱某在道上赖以生存的就是凭此特长向偷盗者勒索钱财，京城道上行话谓之“吃佛”，据说他已经“吃”了十多年。武汉解放后，新政权刑警找到他，将其发展为线人。老孙要打听彭子益的消息，就动用了钱某。钱某四处打听，不得；这天正好遇见王某，随口一问，王某不敢隐瞒，就一五一十说了。老孙接着就去找了王某，他说了上述情况。

当下，刘行博等一干刑警自是兴奋，便按照老孙提供的地址，通过管段派出所传讯王某。原是满腔希望，指望顺藤摸瓜，一举破获这起大案。可是，他们失望了……

四、姘头密会

刘行博和刑警施琨、小杨在武昌丁字桥派出所跟王某见面。刘行博对王某很客气，请他坐下，递上事先已经泡好后凉着的绿茶。王某则掏出“红双喜”香烟散给众刑警。

因为有这个良好气氛的开头，所以谈话进行得很顺利。王某把他在汉口客运码头遇见彭子益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说，并没有使刑警“一个激灵”的内容。临末，刘行博问他与彭子益相遇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王某说他没有表，不过他走出候船室的时候，记得大门口挂着的那口时钟上显示的是一点二十分。刘行博眉峰一耸：几点？一点二十分！没看错？我这双眼睛，哪会看错呢。

王某离开后，刘行博摇了摇头，微叹一口气说，看来没戏，这案子不是姓彭的所作。小杨问为什么？道理很清楚：抢劫案发生于深夜十一点半左右，对于彭子益这样一个虽然年纪轻轻但出道已有十年的江湖老手来说，不会不想到这等大案发生后苦主立刻会报警，而公安肯定会对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予以布控，如果这个案子是彭子益策划的，那两个案犯是受其指使而作的案，那么，他敢在案子发生后两小时来汉口客运码头转悠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即使是携金外逃，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否则，姓彭的也不可能在刑侦五科对其开展查缉后，仍在法网之外逍遥这么些日子了。所以，我认为小钉子与本案无涉，他是在对该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于另一种目的去汉口客运码头的。

这番分析把其它几位刑警说得连连点头，都觉得不无道理。刘行博说这只是一种推理，说得准不准，还要看接下来的实际情况。这话题比较重要，回头得在案情分析会上好好分析一番，万一小钉子的脑子发生短路，他偏偏要剑走偏锋不按规则出牌的话，没准儿真的敢出这么一张牌，诱使我们分析出错。几人正讨论着，市局刑侦五科的老孙打来电话，说彭子益已经落网了，问专案组是否需要讯问。

刘行博问是在哪里抓到这主儿的。老孙说他们事先已经掌握了他的几个落脚地点和出入位置，早已作了布控，就等着他自己钻进罗网了。刘行博听后，当下立刻去市局讯问彭子益。

讯问下来的结果证实了刘行博之前的推断，彭并未参与劫金案，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起案子。那么，他去董宅找陶应珍次晨又不辞而别是怎么回事呢？彭子益说他打算去广州，在那边寻找机会去香港或者澳门，想找陶应珍筹措钱款。陶应珍答应把她一笔借给别人的款子这几天收回来后给他，他很高兴，当晚就住下了。原先他确实是准备住在董家等候数日的，不过，当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捕了。于是，他决定提前离开，钱款的事情过几天再说。

原本满怀希望的一个嫌疑对象给排除了，专案组上下自是人人沮丧。组长章治国说幸亏他们在小钉子身上耗费的时间不长，现在赶紧调头转向，重新部署对其它线索的调查。其它线索有三条：一是董家老大琰昌之妻秦淑娟的社会关系；二是董家老二琰恕之妻孟慧琴的社会关系；三是之前已经着手过但正在等候数据的一路——对涉案自行车的调查。从9月6日下午开始，专案组刑警分为三路，分别对这三条线索进行调查。

刑警彭信扬、葛汉松、老曹、小杨四人负责对秦淑娟之父秦隐峰进行调查。为防止打草惊蛇，他们先与其住宅地管段派出所联系。像秦隐峰这样的角色，乃是派出所的重点关注对象，户籍警老赵每天下巷子时都要向甲长问及。不过，老赵最近问得少了。因为秦老头儿在8月初的一个闷热难挨的傍晚，突然中风，急送医院经抢救侥幸留得性命，但已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说话也含糊不清了。

彭信扬问，8月初，具体是几日？老赵还真不简单，张口就说那天是8月2日，星期二，秦隐峰是傍晚六点四十分被送的医院；第二天他还特地去医院跑了一趟，向医生了解一应情况，得知确实是脑中风。这个情况他在8月3日下班前的碰头会上也向所里汇报过，所里有记录的。彭信扬等听着，暗暗屈指一算，那时候花秋香还没决定几时动身，当然谈不上收拾行李，那个装黄金的小铜匣还没露过相，大儿媳秦淑娟不可能知晓，也不可能跟她老爸说起。往下，老头子已经瘫痪，秦淑娟即便暗中窥察到花秋香的藏金秘密而跟老头子说起，他也不可能策划作案了。如此看来，秦淑娟这条线索并无涉案可能。不过，一干刑警对此仍然存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秦老头儿早在8月2日就出事了，为什么董家那边谁也没有提起过呢？这不是反常吗？

于是，四个刑警分为两拨，分别向董家和秦家的邻居了解情况。临末，四刑警碰头汇合了解到的情况，一拨是这样的：秦家那边的邻居说秦隐峰与大女儿秦淑娟的关系一向很好，但最近发生了变化。因为秦老头儿预感到自己日暮西山，一天不如一天，便在今年阴历六月初六的天贶节那天，召集全家人借贺节为名当众宣布了遗嘱：他的所有财产死后留给儿子秦志得。另外两个女儿听了无言，只有大女儿秦淑娟听后当即像是踩着了地雷般一下子蹦了起来——当初抗战胜利后老头儿身陷大牢，她把全部嫁妆和私房钱都拿出来请人疏通方才得以营救出；老头儿感激涕零之余，当众宣布今后只要他有东山再起出头之日，百年之后所有家产全部归秦淑娟继承。这话仅仅隔了三年多，怎么就推翻了？当然，像秦隐峰这样的老江湖，自有他的一番说法，况且在场还有他请来的几个江湖老友，每人只轻轻说了数言，就把秦淑娟连吓带压的弄得不敢开腔了。这件事当天便由受秦老头儿指使的两个佣人传到了众邻居那里，附近的居民便人尽皆知。

另一拨了解到的情况是：六月初六秦淑娟从娘家贺节返回董家后，情绪明显低落，但没对任何人吐露什么，只称身体不适。因秦淑娟在娘家的地位一向突出，据其自称秦老头儿都是听她的，所以这事竟然瞒住了专事四处探听别人隐私的孟慧琴和陶应珍；邻居更是无从得知。于是，刑警没有探听到什么结果。不过，六月初六晚上秦淑娟赴宴回来的“情绪低落”足以可与前一拨刑警了解到的情况相佐证了。

这样，秦淑娟的这条线索也排除了。

与此同时，另一路刑警刘行博、诸葛峰、胡三相、老李正在对老二董琰恕之妻孟慧琴及其姘头袁少君进行调查。

调查从两个月前目睹孟慧琴与袁少君在“正兴馆”用过午餐后挽肘出门的“清昌斋”店员老李开始，老李向刑警复述了他曾向董老板说过的那一幕，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人，那二位确实是孟慧琴和袁少君。遗憾的是，除此以外，老李再也提供不出其它有用的细节。刑警便请管段派出所出面把孟慧琴传唤到派出所后与其谈话。副组长刘行博德生了一个心眼，叫上诸葛峰两人出面跟孟慧琴谈话，另外二位刑警不露面。孟慧琴有一种跟生人打交道时自来熟的天性，当下一见面听刘行博报出专案组侦查员的身份后，马上主动发问：“又是我婆婆被抢黄金的事儿吗？”不待刑警回答，又自顾说下去，意思是责怪婆婆保密工作做得太好，黄金藏了这么些年头儿竟然无人知晓，其实即便让家人知道了也没有啥的，小辈又不会问她提出分几两的；如果家里人知道的话，肯定会提醒琰昌哥派两三个伙计护送她去码头的，那就不至于出事了，现在弄得……刘行博打断了孟慧琴的唠叨，问此人你认识吗——随即在白纸上草书“袁少君”三字，推到她面前。孟慧琴见之，脸上笑容立刻消失，随即点头说认识。什么关系？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呀，就是认识而已，他经常到我娘家向老父请教一些事儿，见得多了，就认识了。留用刑警诸葛峰在一旁冷笑，用一口纯正的武汉话说，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袁少爷在武汉三镇还是有些名气的，他跟你孟小姐什么关系，圈内人可都是心知肚明的。

孟慧琴是个豁得出的女人，见刑警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也就承认袁是她的“朋友”。刑警对此并无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与案子的关系，就问了最近一段时间两人的接触情况。孟慧琴说武汉解放以后，她跟袁少君的接触明显减少了，因为袁的心思已经不放在她身上，也不在演戏上，而是在赌博上，最近一段时间只见过一次面。说了时间，就是老李看见的那次。那天她出去购物，正好巧遇对方，又在午饭时间，两人就进饭馆一起用了午餐，天热，还喝了些啤酒。孟慧琴的陈述比较顺畅，神情也正常，刑警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便结束谈话，让她离开。

这是刘行博事先预料之中的，孟慧琴是个对江湖有较多见识的角色，即使她涉案，在没有确凿掌握其证据的情况下，也是无法使其乖乖交代一应情况的。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刘行博还留有后手——事先已经密嘱胡三相、老李在孟慧琴离开派出所后，暗暗跟踪，看她去哪里。这一跟，很快就有了结果，孟慧琴并未回家，而是径直去了袁宅，进去后待了十来分钟。临末是袁少君送其出门，招了一辆正巧路过的三轮车请她上车，嘴里一迭声“你放心，你放心”，然后握手而别。

这就引起了刑警的兴趣，通常说来，如果没有问题，孟慧琴有必要搞串供吗？于是，刑警果断决定二次传唤孟慧琴。

孟慧琴重新出现在刑警面前时，那份江湖见识就显示出来了。她矢口否认离开派出所后去跟袁少君见面，说她去附近百货公司转悠过，想买丝袜，没有看中，就回家了。孟慧琴没有想到，刑警同时传讯了袁少君。袁倒是很配合，有问必答，很快就道明了“你放心”的含义：袁少君确实因赌博而债台高筑，但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严重，否则，只怕他要么沉尸长江，要么远走高飞，反正不可能在武汉露面了。一个月前，其债主中的三个因历史问题捕的捕逃的逃，他的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一半以上。当然，对于像他这样虽然不算资深但赌资巨大的赌棍新秀来说，要他戒赌似乎是不可能的，他永远不会认输。所以，他想继续涉赌，把输掉的钱钞赢回来，而且还要有剩余，只有到那时才能考虑收手问题。袁少君就是本着这样的想法给孟慧琴寄了一封信，要孟慧琴看在多年情人的分儿上给他提供若干赌资，使他实现东山再起之梦。这封信里所说的内容，早在两个月前他们巧遇一起进饭馆吃饭时袁就跟孟说过了，孟倒很爽快，一口答应。不过袁又说不着急，这一阵儿他的赌运还不错，等到万一运气转换时输光了手头儿的赌资再向她求援。大约过了一个月，赌运真的不佳时，袁就写了那封信。孟很守信用，立刻把自己的私房钱和若干件陪嫁首饰悄悄送到了袁宅。

孟慧琴做此事当然是瞒着所有婆家人的，尽管董琰恕惧内，但这种事情若是穿帮，绿帽子加上钱财损失，他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秦淑娟和陶应珍都不是省油的灯，那大伯、小叔也不会袖手旁观，届时一场家族内战发生起来，只怕她只好逃回娘家避祸，会不会被董琰恕休掉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孟慧琴在被刑警传唤过离开派出所后，寻思他们肯定要去找袁少君调查。这倒无所谓，刑警说过他们无意也无权过问两人的生活作风问题，袁少君将其原原本本和盘托出也没啥了不起。她顾虑的是刑警在对董家人继续调查时会不会泄露此事，那就可能会出现自己担心的状况了。这样想着，孟慧琴决定立刻去一趟袁家，让袁和她统一口径，对曾资助他赌资之事向刑警只字不提。哪知袁当时答应得好好的，临末被刑警提溜过去，秋风黑脸几下喝问，他就挺不住道出了实情。

刑警没想到孟慧琴竟是那么执拗，这么一个跟案情无涉的情节，她竟然硬顶着不肯松口。几个回合后没办法，刑警只好让袁和孟当面对质。要说孟的性子还真有些烈，听袁一说，她竟倏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了袁一个拳头。要不是袁练过武功避让得快，没准儿当胸挨这一下吐血也难说。接下来刑警就不得不用手铐把孟铐在椅子扶手上继续进行谈话了，到这一步孟也就实话实说了，按照刑警的要求她把另外四个情人的情况也一五一十地说了说。而另一间屋子里，袁也根据刑警的要求把自己这一阵儿的日常活动情况详细交代了。

刑警对两人交代的情况进行了详尽调查，没有发现涉案线索，于是，这条线索也被排除了。孟慧琴在传唤当天被留置于派出所，次日上午就通知其丈夫把她领回去了。袁少君就没那么幸运了，虽然他与黄金抢劫案无涉，但他的赌博行为情节较重，专案组将其转给了分局治安科作另案处理。

五、调查公车

与此同时，刑警柳扬絮、孙阿模、张敬君、施琨四人正在进行另一路调查——查摸案犯作案时所使用的那辆公车。

解放初期，公车通常是“公家自行车”的简称。这个公家，除了机关，还包括国营工矿企业、医院、学校等单位。前面说过，据苦主事后回忆，两个抢劫犯作案时骑的那辆自行车的后轮挡泥板上用红色油漆写着似是代表公车的字样，由于现场光线暗淡未能看清是哪个单位的。最初案情分析时，专案组就将此作为调查的线索，并且当即予以落实，交由刑警柳扬絮、孙阿模、张敬君三人负责查摸。三刑警甫一沾手，就发现这活儿听着很容易，但去税务局一了解，马上发觉此念有错：税务人员告诉他们，今年（1949年）的自行车牌照税在年初已由旧政权税务机构征收了，新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不能再收一次，所以得到明年再征收牌照税。

你们税务机关应该有接管旧税务时的资料吧？刑警当时想得有点儿美：把这些公车资料抄录一份，上面哪个单位有几辆公车自是都写得明明白白。可是，人家的回答是：公车不征税的，税务部门便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如果要查，倒是你们公安局内部有每辆自行车上牌照时填写的表格，公安局肯定有统计资料的。公车也是要上牌照的，这个在旧社会就有规定了。

于是，三刑警回身去市公安局交警部门查档案。没想到这种档案属于次要品，接管旧警察局时的档案目录上倒是有显示，但档案具体放到哪儿就不清楚了。因为武汉解放后，本地以及全国已经解放地区的社会部、公安局、政府等都派人前来本市查档，市局的档案室同志应接不暇，忙不过来时还叫上外调人员和他们一起去档案库房查寻需要调阅的档案。这些档案原本就没有分门别类理得整整齐齐，经此一折腾，类似自行车牌照材料这样不重要的交通档案，便不知被压到哪类档案的底下去了。组长章治国听说这活儿耗时费劲儿，又给增拨了一名刑警。

一干人在档案库房里翻腾了两天，又闷又热，事先准备的口罩根本没法儿用，肺腑自是吸入了大量携带霉菌的灰尘，最后总算找到了公车统计材料，抄录下来一数，全市各公家单位一共接管了两千三百辆自行车。到底哪辆是曾经被案犯用来作为抢劫黄金时的交通工具呢？几人讨论下来，倾向于一种看法：很有可能是其中的某一辆失窃车辆。

9月8日下午，刑警从自行车失窃登记材料中查到截止黄金抢劫案发生次日的9月4日为止，全市自武汉解放以来共有十九辆公车失窃，其中十五辆已经在黄金抢劫案发生前被追回。几位刑警中的负责人柳扬絮立刻向两位组长章治国、刘行博汇报情况，说下一步准备盯着那四辆失窃的公车展开调查，相信其中一辆就是劫匪用来作案的，便可以顺藤摸瓜追查案犯。章治国听了没吭声，刘行博则缓缓摇头，说这活儿看似简单，只怕真的干起来没那么容易吧。别看一辆自行车，在武汉这么大一块地盘上要查到下落，可能不是几天内就能拿得下来的呢。老章你看呢？

章治国看着柳扬絮，突然发问：“这四辆自行车都是几时被窃的？”

“有两辆是7月间失窃的；另外两辆，一辆是8月上旬失窃的，一辆失窃于黄金抢劫案发生前两天的9月1日，我们准备先盯着这辆自行车追查。”

章治国笑笑：“你以为劫匪那么愚蠢，偷了那辆自行车会让挡泥板上面的字迹继续保留，提醒别人‘这是一辆公车？”

此语一出，柳扬絮顿时脸红。的确，他们在分析案情时，忘记了这一点：据苦主回忆，那辆涉案的自行车挡泥板上的红色油漆字样未曾去掉。通常窃贼偷盗公车后，不管用于销赃还是自己骑行，所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先把公车记号消除，否则，那是很容易穿帮的。

章治国说：“这活儿还得多花点儿劲儿，我再给你派两人，你们可以分头到下面有公车的单位去调查。查摸得越仔细越好，具体怎么做，你们自己研究一下。”

大伙儿纷纷讨论，一会儿便议出一个法子：几人分头跑遍武汉三镇所有有公车的单位，把每一辆公车都一一检查到，并且了解清楚案发当晚各单位的公车是否都保存完好没被盗窃或者被偷偷使用。

这一查，花了整整两天，直到9月10日傍晚方才查完。情况是：档案里所记载的两千三百辆公车一辆没少，还多出了十七辆，那是单位因公车不够用而自行添置的，还未来得及去上牌照。这些自行车，都由持有单位后勤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没有一辆归私人长期使用。刑警跟每个单位负责管理自行车的工作人员都接触过，一一谈话，还做了笔录，每个被谈话者都信誓旦旦地保证本单位的公车不可能涉案。

柳扬絮一脸沮丧地去向专案组组长章治国汇报调查结果，章治国问你们查看自行车时留心过钥匙吗？柳扬絮一怔，寻思领导这话问得似乎令人不解。

柳扬絮没想到，此刻在章治国看来，自行车钥匙跟涉案车还真有关系。半小时前，花秋香来专案组驻地求见领导，说有情况要反映。花秋香反映的情况跟劫匪作案时使用的自行车有关。她说这几天自己吃不好睡不着，不管白天黑夜，只要一合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案发当晚遭遇抢劫的那幕情景。昨天下半夜，她勉强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了，眼前照例映现出被劫时的情景。脑子里忽然闪现出那辆涉案自行车的车锁来。当时的自行车一般都使用锁闸，这种锁具在打开时钥匙是自动咬合不能拔出的，只有在锁合后才能够拔出。由于钥匙小，人们通常会在上面穿一个小挂件防止掉落。花秋香深夜回忆起来的就是那把车钥匙上的小挂件——一条用红色玻璃丝带编织的小金鱼。当时，梅景道被劫匪喝令双手抱头蹲于地上，而劫匪虽然让花秋香蹲在梅景道的旁边，但没让其抱头，她由于年龄大蹲不住而坐在地上。劫匪翻腾行李时，花秋香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双眼呆滞地盯着眼前很小的一块视野，视野中有自行车后挡泥板、大半个后车轮、车锁及挂在锁眼里的钥匙和钥匙上的小挂件。

章治国对花秋香提供的这个细节很是重视，正要跟柳扬絮联系时，柳扬絮就来汇报调查结果了。于是，他把这个细节告知了柳扬絮，让刑警循着这条细小线索继续开展调查。

刑警通过调查发现全市的公车中有三辆公车的钥匙上系着一条用红色玻璃丝带编织的小金鱼，这三把钥匙所系连的公车，分别属于湖北省立传染病医院、省一中和市卫生局。这三个单位，分别拥有三辆、两辆、五辆公车，其中的车钥匙各有一把系着一条小金鱼。所谓玻璃丝，是当时属于高科技新产品的塑料商品中的一种彩色线，“二战”后从海外逐渐流进国内，由于透明晶莹，民间称之为“玻璃丝”。通常说来，这种编织的小金鱼是不大会被人系在公车钥匙上的，那这三把钥匙上的小金鱼是怎么回事呢？刑警了解下来，得知传染病医院公车钥匙上的那条小金鱼，是一个女病人在住院三个月病情得到控制后8月下旬出院时为表谢意从自己的钥匙串上解下来送给主治医生的。传染病医院当时被新政权接管才三个多月，军代表对政治思想教育抓得很紧，主治医生本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原则，把这件小饰品上交了，军代表便把饰品系在医院的公车钥匙上，作为公物使用。

省一中公车钥匙上的小金鱼，则是原先经常使用这辆公车的女会计系上去的，该会计在武汉解放前夕已经辞职，随同丈夫去了海外。

市卫生局公车钥匙上的小金鱼，谁也说不清来源，反正接管时就已存在，又不是什么特务联络接头的暗号之类，所以无人有兴趣予以追究。此刻刑警对此也持同样态度，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三辆自行车是否涉案，于是分别询问了管理者。

传染病医院管理公车的是行政科办事员金某，这个中年男子办事很谨慎。他告诉刑警，医院的三辆公车平时停在行政科楼下的走廊里，一律上锁，钥匙由他掌管。有人要使用，到他这里来取钥匙时必须做个登记。医院规定只能工作日的白天使用，用毕归还，晚上不准骑回家。为防止有人利用白天使用的机会骑出去后偷配车钥匙可以自由使用，他特地去买了铁链、挂锁，晚上和节假日以铁链穿三角架并缠绕车龙头后用挂锁锁上。9月3日是周六，下班前他照例把三辆公车用铁链穿拴后上了锁，周一上班时未见异常。所以，他可以打包票肯定没有出过差错。

省一中的两辆公车并非由后勤部门管理，而是分别由使用者老朱和小梁自己管理。老朱是学校的外勤，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和采购物品；小梁则是武汉解放后才参加工作接替那个辞职了的女会计的女青年，兼管学校工会工作，因工作需要而专用另一辆公车。因小梁使用的是那辆车钥匙系小金鱼饰品的自行车，所以刑警专门与她作了谈话。据小梁说，学校对于使用公车并非有规定不让骑回家去，但老朱从来不把公车骑回家，她又是新参加工作的，所以她就照着老朱的做法，也没敢把公车私用。9月3日是星期六，下午四点多她下班时和往常一样，把自行车推进财务室，上了锁才离开的。周一上班时，一切正常。

第三辆被调查车钥匙的公车倒是让刑警发现了破绽。市卫生局的五辆公车管理方式别具一格，名义上公车是行政科管的，但实际上行政科根本不管。五辆公车尽管都是锁具完好，但白天黑夜从不上锁，停在门卫室侧边的车棚里，平时谁要使用只管去推。不过，出大门时得向门卫打个招呼。门卫就在专用本子上写下使用人的姓名、时间，回来时则予以注销。每天傍晚，夜班门卫与日班门卫交接班时，都会说到自行车在否之事，毕竟那年头儿对于家庭来说自行车也是一笔不菲的财产。9月3日那天，日班与夜班门卫交接班时确认有一辆自行车未曾骑回单位，这辆车就是钥匙上系玻璃丝小金鱼的那辆，是由行政科负责采购的科员周斯者在下午四点十分骑出去的，这一出去当晚就没有回来，一直到次日上午九点半老周才把车送回。9月4日是星期天，并非上班日，老周是特地来送回自行车的。这种情况，门卫还没有碰到过，应该是违反制度规定的。不过，周斯者是行政科的，公车就是该科管的，门卫自是无话可说。

刑警随即找了周斯者，这是一个在当年很少见得着的超级胖子，身高一米七左右，体重明显超过一百公斤。刑警见之，心里便对其在9月4日星期天冒着炎热特地把自行车骑到单位来送回然后再回家之举感到有点儿反常，既然已经违规了，犯得着休息日送回来吗？隔一天肯定也没事的，专职采购员，随便找一个理由就是了，谁会跟他计较呢。于是，刑警仔细询问了老周怎么用的车、为什么拖到次日上午才把车骑回单位等情况。老周按照刑警的提示，把自己使用自行车的原因、经过、拖延归还的原因等一一说得很详细，可就是对9月3日午夜前劫金案发生时这辆自行车是否在他掌控之中说得颇显模糊。

武汉解放初期，西药奇缺。武汉市为便于对一些紧俏而又重要的西药统一调配，自7月中旬开始把药品分成甲乙丙三类，凡是甲类西药一律归市卫生局统一采购，再分配给各公立医院使用，局里特地成立了一个西药采购调配小组，由副局长李圣山担任组长。老周并非该小组成员，但由于他早在武汉解放前就已是旧政权卫生局的采购员，在社会上人头儿很熟，说不上手眼通天，但许多事儿都是能搞得定的，所以李副局长遇到有些需要发挥其作用的事时，就会给行政科打电话让科长通知老周到场，有时还会直接指派差使老周。9月1日，老周接到一桩差事：有消息说市工商局截获了一批从广州那边偷运过来的盘尼西林、强效磺胺等市场紧俏西药，已决定没收。这些药品没收后要么是被军方要去，要么是调拨给市医药公司下辖的批发部，当时医药公司归工商局代管，稍后商业局成立了又划归商业局。市卫生局想把这批西药弄到手，至少得弄到一部分。这当然不可能通过公事公办的方式去办理，当时的形势也不能纯靠私交去打通关节，得公私结合搅在一起进行。这就需要发挥周斯者的作用了，李副局长便下令批给老周一笔交际费，让他出面宴请相关人员。老周那天做的就是这件事，去的是武昌大东门的“味好美酒家”，一共请了五位客人。老周那硕大的躯体注定胃口奇佳，碰上这种场面当然不能亏待自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所以着实好好吃喝了一顿。酒喝得有些高后，他便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饭馆，把那辆自行车扔到脑后了。临末，他是烂醉如泥被朋友叫了三轮车送回家去的。次日早上醒来，回忆起昨天那一幕，这才想起那辆自行车，赶紧奔饭馆。好在自行车被饭馆伙计推到了后院放着，他心里一松，赶紧把车骑往单位停好。

这就形成了怀疑的理由，刑警当即奔赴“味好美酒家”。刑警让刘老板把店里的一干伙计统统叫来，到齐后把人分成四拨，分别调查9月3日晚上那辆自行车的情况以及各人的行踪。最后，终于弄清那辆自行车是被周斯者停在饭馆门前的一棵树下，饭馆伙计按照惯例，又在自行车三角架上加了一根铁链锁上，免得回头发生了失窃影响饭馆声誉。周斯者那一桌食客一直闹腾到晚上十点左右，是最后离开的。他们离开后，伙计才发现门口那辆自行车还锁在树上。刘老板便让伙计把车搬进后院，放在堆放杂物的棚子里，仍用铁链拴锁住。一直到次日上午八点多周斯者去推车方才开锁，整个晚上没人动过自行车，况且自行车自带车锁，想动也动不了。至于饭馆一干人员，刘老板和账房王先生以及厨师是回家住的，有三个尚未成家的伙计长年住在店里，他们都说当晚收拾好后就在店堂里打地铺睡觉了，没有哪个离开过饭馆，这可以互相作证。

如此，循着自行车这条线索找到破案突破口的希望也落空了。案件的侦查陷入了僵局。

六、柳暗花明

9月12日，项目组开会讨论案情和侦查思路。这次案情分析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9月13日凌晨三点。组长章治国要求每个与会刑警都必须踊跃发言，亮出观点，哪怕是相同的观点也必须要使用自己的语言，不能以“我同意某某同志的观点”来予以概括。大伙儿按照领导的意思，各自回顾并总结了自己在之前九天中所做过的工作，以及运作轨迹准确与否的自我分析。

案情分析会开得冗长、沉闷不说，最要紧的是没有效果。要说收获，无非是大家面对着种种分析，都有一种“想不通”的感觉：案犯只有知晓花秋香拥有装在铜匣内的百两黄金和准备动身返回南京老家定居以及准确的搭乘客轮的开船信息，才可能策划并实施本案。专案组正是根据这个分析思路展开了侦查工作，可是，一招招路数实施下来，竟然都是泥牛入海，这让他们怀疑起“逻辑推理”这个说法的存在了。事后想来，正是这种“想不通”，才使大家萌生出一个念头：任何刑事案件都有形成的原因，此刻面临的这起劫金案当然也是这样，之所以没有破获，应该是对形成本案的原因还没有想到。

9月13日上午十点，会议继续。此时，花秋香来专案组驻地询问案情的进展，组长章治国便让刘行博、彭信扬两人出去接待。

花秋香此番前来竟然还拿了两条华成烟草公司出口的“美丽牌”香烟，说是南京亲戚寄来的，让犒劳辛苦工作的刑警。这种情况刘行博还没有碰到过，微微一怔之后，指了指左胸佩戴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说：“大嫂的心意我们领了，非常感谢！不过这烟我们不能收，解放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希望大嫂不要使我为难。”花秋香又把烟往彭信扬手里塞，也遭到了拒绝。刘行博知道苦主心里不踏实，生怕刑警不肯使劲儿开展工作，便又说了一些宽慰话语。说也奇怪，这些话一说完，他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似的掠过一个念头：关于黄金和动身船讯等信息，会不会是花秋香跟南京的娘家亲戚透露过呢？

这样想着，刘行博就决定跟花秋香聊聊。于是，刘行博和彭信扬把花秋香带到接待室，交谈起来。正是这番闲聊，才使专案组从中获取了侦破这起大案的关键信息。

谈话先从花秋香的娘家情况说起。据花秋香说，她出身于南京一个富裕家庭，其祖上数代都是经营绸缎生意的，后来到了其父亲手里，除了继续经营绸缎庄，还开了一家有两个门面的金店，店名唤作“喜迎凤”，专做女性首饰，生意不错，后来毁于1937年的日寇侵华兵火，当时她早已到武汉二十多年了。在那场著名的大屠杀中，她的父母以及两个弟媳均死于日寇之手，两个弟弟当时不在南京，侥幸逃过这场厄运。俩兄弟后来再婚另娶，以经商为业。花秋香是家里的独生女儿，自幼娇生惯养，便形成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个性。十八岁那年，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要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立志要当一名教师。父母拗不过女儿，只好答应，心里默默希望她考试失利，落第而归。但花秋香进考场后发挥正常，以优异成绩达到了目的。

花秋香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为此，家里再次对花秋香产生了担忧，父亲曾数次从南京赶到武昌，动员女儿回南京去当教师，但遭到拒绝。父母最担心的是以女儿的这种性格，很容易头脑发热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果然，花秋香后来就发生了情况：学校旁边是北洋军第二十五师的一个旅司令部，一天，一个小兵溜马时撞伤了一名学生。花秋香是级任老师（班主任），和教导主任一起去司令部交涉，对方出面接待的是一个姓丁的参谋长。交涉很顺利，事情很快得到解决，责任在军方，人家便作了赔偿。不想，因这次交涉，那位丧偶了的参谋长看上了花秋香，随即展开追求。追了一段时间，花秋香心动，觉得对方比她大二十岁并不构成婚姻障碍，她认为从对方虽身居高位却没像当时社会上所风行的娶妾，丧偶后还为发妻守了三年这点来看，这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于是，花秋香在向对方提出若干条件约法三章后便答应了这门亲事。待到家里知晓此事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婚礼已经举行过三天了。

婚后，丈夫对花秋香很好。可是，她并未能怀上子女，这可能是丈夫的原因，因为丁参谋长之前的婚姻持续了十二年也未曾留下后代。花秋香认为此系命运使然，也就认了。后来，丈夫竟然患上了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于1926年去世。临终前，丈夫告诉她，在汉口英租界银行的保管库内，放着他的毕生积蓄——一百两黄金，留赠给她，也算是夫妻一场。安葬丈夫后，花秋香凭着丈夫的亲笔遗嘱和告知的密码，去汉口英租界银行取出了黄金，转放于武昌的一家银行。

次年寒假，花秋香去南京探望父母家人，这是她离开南京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家。这么些年来经历了许多人生大事，母女见面，自有一番倾诉。不过，花秋香并未向父母家人透露过亡夫留给她百两黄金之事。此刻，花秋香面对刘行博、彭信扬那含着疑问的眼神，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我并没有告诉父母和两个弟弟关于黄金遗产之事。不管是那次回家，还是后来三次回南京，我都没有透露过这个秘密。直到这次遭遇抢劫后，才在9月4日给两个弟弟发加急电报告诉他们未能如愿返乡的原因。昨天，我收到了弟弟寄来的香烟、板鸭、夫子庙的糕点等，他们让我把这些礼品作为慰问品送给各位刑警。不瞒您二位说，香烟寄来了二十条，我今天只是先拿两条来意思意思，如果你们肯收，回头我再把其它礼品送过来。”

刘、彭二人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此刻他们对是否拒收香烟已经不放在心上了，只想着南京方面很有可能是本案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可是，花秋香再三表示她多年来始终对此事守口如瓶，这就没法儿继续往下探究了。刘行博想了想，问花秋香：“你主观上没有透露亡夫遗留黄金的意思，但在跟南京亲友的接触中，是否有过客观上的无意识透露情节呢？比如亲戚聚会，喝了几杯酒，大伙儿谈兴正浓时，你无意间说到遗金，只不过自己当时和事后都没有意识到。请你回忆一下，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发生过？”

花秋香几乎是不假思索就摇头否定，说她向不饮酒，也不喝茶，所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送走花秋香后，刘、彭二人去会议室参加继续进行的案情分析会。他们进门一看室内的气氛，便知跟昨晚一样，案情分析无甚突破。专案组组长章治国的情绪也因此明显低落，见两人进来，便扫了他们一眼，说：“谈了这么久，苦主缠上了？”刘行博说了花秋香送香烟遭到拒绝的情况后，把话题扯到了跟她进行的那番谈话上。章治国顿时眼睛一亮，其它刑警的精神也立马振奋起来。可是，大家听完结果，又都微微叹息，神情沮丧。

章治国喃喃自语轻声道：“这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就是……她怎么否认有在无意间曾经透露过遗金的可能性呢？”稍停，他提高了声调，“同志们，请大家一起想想这会是怎么一种情况。”

刑警葛汉松朝会议桌上两位领导的方向看了看，那一闪而过的欲言又止之状没逃过刘行博的眼睛：“老葛有话要说？请说！”

话音未落，一支香烟飞掷过去，章治国声如洪钟：“老葛快说！”

葛汉松平时不大喜欢说话，要说话时也是慢慢吞吞的，当下倒也并不着急，先把那支香烟叼在嘴上，点燃后深吸了一口，这才开腔。谁都以为他会发表一番长篇大论，哪知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琢磨的不是黄金，而是那个装黄金的白铜匣子，不知是否与那被抢的一百两黄金是原配。”

就这一句话，使在座至少一半以上的刑警在一瞬间反应过来了：对啊！如果那铜匣跟黄金不是原配，那花秋香就是特地为装这些黄金而设法搞到的，那个给她铜匣的人不就很有可能知晓黄金的信息吗？章治国兴奋得一拍桌子道：“赶快把苦主追回来，立刻调查这一点！”

花秋香还没走远，便被彭信扬追了回来，直接带到了会议室。一问，她说当初丈夫去世后，她去汉口英租界银行保管库取回那一百两黄金时，黄金是装在一口红木盒子里的，盒内没有绸缎衬绒，黄金是用一方红色丝帕包着的。盒子的容积和黄金的体积不相匹配，黄金装在里面摇晃时会发出黄金跟盒体的撞击声。由此可以判断该盒子并非是原配包装。花秋香当时检查过后，原封不动地送往武昌的一家银行办理了贵重物品保管手续，亲手放进了地下库房的保管箱内。当时是1926年，从那时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她一共回南京娘家四趟。在1932年寒假第三次回去时，无意间从南京弄到了那个白铜匣子。

这个白铜匣子的到手，纯属偶然。前面说过，花秋香的老父是南京富商，先是经营绸缎，后来又开了一家“喜迎凤”金店。“喜迎凤”专门制作、出售女性金银珠宝饰品，同时收购赤金、纯银作为原料。由于经营得法，广告又做得到位，所以生意很好；生意好，需要的原材料就多，有时正规原材料断货，就打广告向社会收购。旧时黄金是允许自由买卖的，但花秋香的老父生性谨慎，不敢直接跟携金前来的卖家做交易，就向辖区鼓楼警察分局申请，如果有卖家登门，便打电话过去请派警员到店核查。老父宁愿多出一些钱钞分别用于给卖家加价和支付警员小费，以买个太平。1932年1月底，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下午花秋香闲着无事，外出逛街，回来时经过“喜迎凤”，因走得累了，便进店堂内坐坐。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老父开的金店，父亲非常高兴。账房贾先生对花秋香也很客气，亲自沏茶送上。众人跟花秋香聊了片刻，来了一笔大生意：一个阔太太坐着黄包车，车后跟着一个仆人，来到金店门口。那辆车应该是阔太太的私家车，因为车夫把车停稳，跟随的那个仆人把她搀扶下车后，车夫便从车上双手捧下一个紫色小包袱，走在阔太太前面，进入店堂，待阔太太向老板说有货出售并落座后，方才按照阔太太的示意把包袱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阔太太解开包袱，出现在众人眼前的就是那口小巧精致的白铜匣子，匣内放着十根金条。花老板于金业系半路出家，验货本领尚未到家，便由在南京金业颇有名气的顾师傅查验货色。他看过后又请账房贾先生复鉴了一遍，两人得出的结论是：此系足赤黄金，纯度颇高。于是，花老板往鼓楼警察分局打电话，在等待警察过来时，老板、贾先生等陪同阔太太说话，仆人、车夫把黄金送进店堂后便已主动退到外面等候了。一会儿，一个警察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按照规矩，只要不是本埠或者外地警察局布控的赃物，警察是不会向卖家提任何问题的，到场后只要看一下东西就可以了。这个被店方称为“裴先生”的警察当下看了看黄金，便点点头，就到另一侧墙边的椅子上坐下，抽烟喝茶等卖家不管是否成交离开后拿小费了。

这笔交易进行得很顺利，阔太太拿了支票离开后，警察得到了小费也告辞了。金店这边，按照惯例，顾师傅等人又把黄金仔细查验了一番。整个过程，花秋香尽收眼底。本来她早就该离开了，可是，她看中了那口盛放金条的白铜匣子，寻思用来放亡夫留给她的那百两黄金真是再好不过了。当下她便耐着性子等到这会儿，跟父亲开口索要这口匣子。父亲感到意外，随口问了句：“你要来干什么？”没等她答话就点了头，“你喜欢的话，就拿去好了。不过，这口白铜匣子确实很惹人喜爱。”于是，老父让顾师傅把铜匣捧到店堂后面的那间密室，顾师傅退出后，他打开保险箱把黄金放到了里面的一个暗格里，腾出铜匣送给了女儿。账房贾先生生怕花秋香路上不好拿，便找了一个手提布兜儿给装起来让她提着离开了。

花秋香告诉刑警，当天吃晚饭时父亲在饭桌上说起此事，不过没问她用处。两个已经成家的弟弟和弟媳听说后都要看这口铜匣，于是晚饭后她就把铜匣拿出来给大家看了。不过，自始至终没有谁问过她拿这口匣子准备装什么，她自己当然也没有透露亡夫遗留黄金之事。

寒假结束前，花秋香返回武昌，之后去了趟银行，把黄金从原来的红木盒子移到铜匣里，一拍密封，非常满意。

送走花秋香后，专案组刑警继续开会，大家一致认为，这口铜匣的获得非常有可能向金店和娘家的成员变相透露了花秋香有百两黄金的秘密。于是，专案组决定前往南京进行调查。

七、水落石出

专案组此番是志在必得，副组长刘行博带着十七名刑警前往南京，组长章治国与四名刑警留守武汉应对意外情况。

十八名刑警在赴南京途中的长江客轮上开会分析案情，得出以下结果：凡是当时知道花秋香向其父要下那口铜匣的人都有可能推断出她拥有黄金，而且那些黄金是十根“大黄鱼”（每根十两的大条），因为这口由上海老字号“杨庆和银楼”特制的铜匣只有用来盛装“大黄鱼”最为合适。上述知晓者分成两部分：一是“喜迎凤”包括花父在内的店员，二是花母和两个弟弟及配偶。这次赴南京，就是要对这些人中还健在的进行调查。当然，从年龄上判断，作案的劫匪不可能是这些人中的某一位；如果是这些人中的某位，那花秋香当时应该是认得出来的。劫匪应该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既有获得花秋香藏有百两黄金且放在那口白铜匣子内信息的便利，又有准确掌握花秋香返乡定居消息以及所搭乘客轮船期时间的条件。劫匪应该与花秋香娘家的某人有涉。所以，专案组决定抵达南京后首先对花家成员展开调查。

9月15日晚上，刑警一行到达南京，在鼓楼区花秋香的娘家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后，刘行博连夜去了南京市公安局。刚解放时，各大城市的公安局都有专门协助外地同行前来本埠办案的“交办”、“协办”或办公室之类的部门。南京警方的“协办”之前已经收到中南公安部的案情通报和布控通知，知道武汉发生了这么一起大案。此刻说来并不感到意外，出面接待的“协办”值班领导，答应次日上午即指派警员去专案组报到协助办案。

次日上午八点多，南京“协办”派来的两名警员到旅馆向专案组报到，他们听刘行博介绍情况后，当即通过电话跟鼓楼分局联系，鼓楼分局立刻通知派出所派户籍警等三名警员向专案组报到以供差遣。

户籍警老耿向专案组介绍了花家的情况：花秋香在1932年亮出铜匣时在场的家庭成员中，其父母、两个弟媳妇都已死于“南京大屠杀”，尚健在的是两个弟弟花秋思、花秋行和已故弟媳妇各生的一个女儿，侄女当时还是学龄前，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涉案的话，那就可能是“二花”，以及两人后来又娶的媳妇顾慧珍、常海瑛（顾、常婚后各生一子，现在一个读初一，一个读小学六年级，也可忽略不计）。

于是，专案组刑警分为四拨，分别跟“二花”夫妇作了谈话——

“南京大屠杀”后，花家昔日的辉煌时代过去，金店已毁，绸缎行倒还存在，由花秋思接替老爸当了老板。他同时还承担了“长兄为父”的责任，与花秋行统一思想，坚持不分家，两个小家庭仍旧住在父母留下的宅院里，由顾慧珍主持一应家政，过着安逸的大家庭生活。花秋行是船厂的工程师，其妻常海瑛在一家私营贸易公司做会计。花氏兄弟两个前妻所生的女儿小娟、小萍，其时已经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一个是护士，一个是小学老师。花氏兄弟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还记得1932年姐姐放寒假期间回南京探亲时向父亲要了一口白铜匣子之事。那口匣子制作得精致美观，很惹人喜爱。当时，父亲说了一句：“这个匣子是用来装金子的，可以装十根‘大黄鱼。”——本案发生后，兄弟俩这才知道姐姐原来有百两黄金，怪不得当时她向老爸要了那口匣子。当时他们还年轻，根本没往其它方面想，对于他们来说，姐姐饭桌上亮铜匣之举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微不足道的泡沫，事后他们根本没再提起。“二花”的说法被他们的妻子顾慧珍、常海瑛所证实。她们告诉刑警，丈夫婚后曾经说到过武汉那个经历丰富、行事特立独行的姐姐，但说的都是她人生中的一些趣事，从来没有提到过白铜匣子，她们是刑警来了解情况后才听说铜匣的。

谈话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花秋香回乡定居和具体船期时间信息是否向外人说起过，“二花”夫妇所陈述的综合情况如下：花秋香平时都是与花秋思通信的，花秋思收到姐姐的信函后，都会在当天晚餐后向妻子和花秋行夫妇通报，然后大家议论一番，无非是说说回信该写些什么，或者要给姐姐寄什么东西，由谁负责购买和邮寄。姐姐这次欲回乡定居的决定，是今年6月中旬来信说起的，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大家自是表示欢迎，回信请姐姐尽快决定。7月上旬，姐姐从武汉邮电局拨打长途电话到船厂花秋行办公室（花秋思的绸缎行里无电话），说她已经决定回乡，正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武汉那边办好后会寄到南京请弟弟去向南京公安局申报，只要南京这边准许落户，武汉那边就可迁出。办妥户口迁移后，就可以做动身准备了。当晚，花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连正在上学的两个少年也参加了。全家大小八口都很高兴，“二花”夫妇遂对接下来要做的准备工作作了分工：顾慧珍负责办理户口迁移，花秋行负责联系匠人把姐姐以前居住的房间装修一新，常海瑛和小娟、小萍负责采买姐姐回来后要使用的生活用品，所有费用，由花秋思从绸缎行的利润中拨款支付。

8月中旬，花秋香寄来了户口迁移的一应材料，这边花了一个星期顺利办妥。9月1日，花秋香发来电报告知已经购妥回乡的船票，不日将在友人陪同下登船动身。花秋思便给姐姐回了电报：电悉。届时弟等将往码头恭候。花秋香回乡定居之事，花家之前曾跟邻居说起过；但船期信息，全家谁也没向外人说过。

专案组当晚汇总情况，研究一番后决定次日扩大调查范围，把“二花”的四个子女也列为谈话对象。

9月17日上午，刑警分四拨分别找“二花”的四个子女谈话，他们都说根本不知道铜匣之事，至于姑姑即将回南京定居的消息，他们都知晓，船期也清楚，但没有跟外人说过，只是互相商量过到时候是否随同父母去码头迎接。

中午，专案组诸刑警面对这个结果正觉失望时，花秋行忽然打来电话，说刚才其妻常海瑛从其供职的公司给他来电，说突然想起在收到花秋香告知船期的电报后当天，她在路上遇到贾先生，驻步问候时曾告诉过对方花秋香将于9月3日晚上在汉口登船回南京的消息。贾先生是以前花家所开的“喜迎凤”金店的账房先生，他跟花家是亲戚，“二花”唤其表姑夫。金店毁于战乱后，贾先生另谋了一份会计工作，抗战前两年已退休，如今已是一七旬老者，身体尚健，每天外出散步健身。

当初花秋香要了铜匣后，金店那些店员肯定会推测到她有数量不菲的“大黄鱼”，但之前专案组分析案情时因为那伙儿对象不具备知晓她回乡准确船期信息这个作案的必备条件，所以暂未将其列为调查对象，现在有了这个情况，当然不会放过，随即决定找原“喜迎凤”的那伙儿成员了解情况。

刑警先跟贾老先生接触，他本人应该不可能涉案，其家庭成员简单，三个女儿、两个外孙。一外孙是医生，另一外孙是区民政局科员，不是那种动邪念的角色。老先生对武汉刑警的突然到访感到奇怪，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花秋香出事儿了？待到听说百两黄金被劫之事，大惊。老先生的脑子还行，当下不等刑警往下发问就已经开腔了，说他在得知花秋香将回乡定居船票信息的当天，散步经过原金店伙计项时运家时，跟往常一样进去歇脚，两人闲聊时说到了大小姐将回南京之事。他说大小姐是老东家的独生女儿，回乡定居放在以前乃是一桩大事，咱们这些老伙计应该摆一桌酒席，为她接接风。老项闻讯极表赞同，说他比贾先生小一轮，腿脚还行，这事就交给他吧，他这就去知会众人，料想大伙儿都会赞同的。哪知，第二天老项来给我回话，说酒席看来是摆不起来了，他跑了六户人家，竟然个个摇头。原因？有三个没说，另三个说现在解放了，还有什么大小姐，如果老东家在世，论成分也该是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咱们是劳动人民，也该少来往为好。

这就是说，船票信息已经泄露出去了。这样，原“喜迎凤”的店员都已具备“既知黄金，又晓船期”这两个涉案必备条件了，专案组便决定对八名店员一一进行外围调查。

9月18日晚，专案组汇总情况，发现店员吴广严的儿子吴达庆有作案嫌疑，具体如下：第一，其年龄、身形、相貌与苦主陈述的两个劫匪中的那个公鸭嗓子相似，平时说话也是一副南腔北调，让人难以判断其究竟是何地人氏；第二，有作案动机。此人是个浪荡子，二十八岁了还未成家，平时不务正业，偷蒙拐骗是其拿手好戏，南京解放前曾被日伪、国民党警方拘留过多次，只因涉案的金额小而未被送进老虎桥监狱。南京解放后曾被收容过三个月，据说出来后仍有劣行，但因未被抓现行而没折进局子。据南京警方获得的线报，此人在8月下旬曾先后两次与人喝酒时扬言要“好好干一次，然后歇菜”；第三，9月2日，曾有人看见他骑着一辆后挡泥板上写着红漆字样分明是公车的自行车在马路上招摇而过。

副组长刘行博闻之，当场拍板：拘他！

当天午夜，吴达庆从外面厮混结束回家时，在家门口被捕。当时，专案组所有刑警都对这次行动寄予极大希望。吴被押解到市局后，刘行博亲自讯问。因为这是个多年来屡屡跟警方打交道的常客，寻常的那套秋风黑脸拍桌踢凳的路数对其可能无效，所以刘行博对其采取“怀柔方针”，见面后又是沏茶又是递烟。做完这几个动作后，刘行博心里一沉：看来没戏！怎么呢？他发现吴达庆是个左撇子。劫金案发生伊始，刑警在向苦主了解现场作案情况时，曾反复了解过两个案犯的动作手势，确认并非是左撇子。而现在这个吴姓小子却是个左撇子，由此看来并非涉案人。

果然，讯问下来，吴对自己“不在现场”具有确凿的时间证明。

这时，在吴家执行搜查使命的刑警也报来了结果：未发现与劫金案有涉的赃金、作案工具等证据，只有几个空钱包，估计是最近作案的“战利品”。

次日，刑警找了吴达庆提供的十名能够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的证人进行调查，一致证明吴与劫金案无涉。

如此，这条线索就算到头了。到这一步，一干刑警疲惫不堪中又有一种“傻了”的感觉，再开案情分析会时，一时间谁也不说话，扭头转颈，面面相觑。当然，再难走的路也必须得走下去，反复讨论下来，刑警认为原金店店员那一块可能尚未查彻底，有必要继续了解情况。

9月19日，专案组在夫子庙“茶楼”召集原金店的八名店员举行座谈会。口才颇佳的刑警诸葛峰出面向大家介绍了案情，要求与会者畅谈想法，协助破案，对提供有价值线索而使案件顺利侦破者，将给予物质奖励。

此时，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店员，即前文曾经提及过的在南京金业颇有名气的顾师傅，他在漫谈中突然想起了十七年前花秋香向其父索要那个白铜匣子后的一个情节：有一个店外人士当时也知道花秋香把那个铜匣拿走了！

一干刑警顿时兴奋，个个眼珠子闪光，盯着顾师傅问：“是谁？”

可是，顾师傅却闭口不提，只是端杯饮茶。有人以为他老人家是在卖关子，而刘行博却认为他有顾虑。于是，刘行博站起来，离座一指店堂一侧的老板室，做了个手势。顾师傅会意，起身尾随刘行博而去。

这边继续进行，一会儿，刘、顾二人神色平静地返回。顾师傅依旧入座喝茶，刘行博没有坐下，而是指了指彭信扬等七名刑警，那七位便起身随其下楼。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呢？原来，顾师傅所说的那个店外人士，是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的警察，名叫裴成大。裴成大在前面曾出现过，他就是当初那位阔太太携十根“大黄鱼”来出售时，金店向鼓楼分局打电话请求派员前来查验的那个警察。当时，他在阔太太离开后拿了金店给的小费告辞而去。这边，花秋香向父亲要了那口铜匣后也走了。这时，顾师傅烟瘾来了，掏口袋却是空的，于是出门去买烟。在店门外不远处，与骑车而至的裴成大劈面相遇。顾师傅见对方去而复返，心里下意识地一惊：别是这笔交易有问题啊！裴成大见顾师傅神情紧张，知道是误会了，当下下车，笑说没事，只不过突然想到刚才那位阔太太的那口白铜匣子挺精致的，他想请店里回头把空出来的匣子留给他。顾师傅一听此话，这才放松下来，不无抱歉地告知对方铜匣已被老板的大小姐要去了。裴成大听后倒也没生气，只是笑了笑，把自行车调了个向，脚踩踏脚板准备上车时，神情倏地一变，说大小姐要那口匣子，是用来放金器的吧？顾师傅说大小姐没说，他们也没问。裴成大又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听说大小姐去世的丈夫是北洋军官，那肯定是有金器的”，便一边说一边骑车而去。

顾师傅说完上述内容，还特地补充道：“南京解放后，裴成大被人民政府留用，仍旧做警察，穿上了军装，所以我不敢乱说，只能向您一个人反映。”

刘行博意识到这应该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当下就指派彭信扬等七名刑警前往鼓楼分局进行外围调查，同时还要求他们琢磨一下，这人是怎么知晓花秋香动身船期的。

彭信扬等七人的调查进行得很顺利，了解到以下情况：南京解放后，裴成大被留用，不过岗位由原来的治安股调到了户政股，因为他是老南京，熟悉本埠诸多情况，所以做的工作是登记户籍信息。刑警马上想到花秋香的户口迁移是否会曾经其手？鼓楼分局接待人员当即调出底卡，第一关登记果然在裴手里，是把花秋香的申请信息抄录到公安局统一制作的表格上，下面落款的第一栏经办人有裴成大的亲笔签名。如此，裴成大是了解花秋香准备从武汉返回南京定居、目前婚姻状况是丧偶等情况的，由此应该可以推想到她此番是“举家迁回”，那肯定是要把属于她名下的可以移动的财产全部运回南京了。

鼓楼分局警察向刑警介绍情况时说道，裴成大被留用后，虽然工作比较积极，也有相当的经验，但是，这几个月里组织上接到其它留用警察和社会上的一些反映，主要是检举他在自1928年到1949年做旧警察期间，曾利用职权向百姓索要钱财，虽数额不大，但次数不少，还有奸淫良家妇女的劣迹。因此，鼓楼分局已经把裴成大列入分流名单，准备将其劝离公安岗位，调往其它单位。饭碗是有的，但薪水肯定会降。由于上级要求要做好分流人员的思想工作，所以鼓楼分局已经在大会上吹过风了，凭裴成大的那份精明，他应该估计得到自己会被分流的。因为据其同事反映，裴成大曾放出风声说他接到澳门胞弟来信，邀请他去澳门相帮经营公司——这就是考虑后路了。项目组刑警认为这可能是裴成大策划作案的原因。

那么，准确船期他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刘行博说这个问题就暂不去考虑了，先传讯吧，我当面跟他聊聊。

正好当晚南京为迎接开国大典采取全市治安大扫除，各分局警员一律加班。裴成大被分在内勤，负责登记一批批被捕人员的原始信息，一直忙碌到午夜过后。忙完后，他去食堂吃过免费夜宵，正要回家时，接到了传讯通知。与此同时，多名刑警前往其住宅进行搜查。

刘行博亲自讯问裴成大，见面后让人沏茶递烟，称对方老裴，说你如果有什么情况需要交代的，趁早说，说完了该休息大家就都去休息；现在不想说的，待会儿说也可以。你是老警察了，知道办案的路数，这会儿我们肯定已去你府上惊动一番了。裴成大不吭声，刘行博就看报。如此僵持了许久，裴成大终于开口了，刚说了“我想问一下，我的情况……”，消息就来了，从其住宅里搜出藏在煤球炉里已经估计是用酒精喷灯熔化了的四个金坨坨。刑警立刻去附近敲开一家首饰店的门，借用天平称了称，每个重量正是十两。

刘行博点头：“藏得还不算特别隐秘……行了，老裴，赶紧交代吧。”

裴成大交代的案情跟专案组估计的差不多：当年他从顾师傅口中得知花秋香要走了那个铜匣后，心里便对花秋香有藏金留了个印象，但从没想到过要劫取，上月经办户口迁移手续时得知花秋香欲回乡定居，也没动过这样的念头。直到几天后他收到胞弟从澳门寄来的信，邀其移民过去相帮经营公司以及听到风声说要被分流，于是在决定移民澳门的同时，想到了要筹取一笔资金，准备去澳门后投资入股胞弟的公司。对于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警察来说，面对如此金额的大案，裴成大的心态很平静，没有丝毫惊慌不安，就像准备做一笔没有风险的买卖一样。他只用了半个晚上就策划出了犯罪方案：物色两个帮手前往武汉，这段时间往南京方向的长江客轮途经汉口都是半夜前后，那就采用半途拦截的方式。考虑到机动性，得准备一辆自行车。于是，裴成大就从解放前与其有过勾结的若干个角色中挑选了两个——蒋金兴、赵超，那二位系“长江兄弟”出身，也兼做“陆路买卖”，干这一票大生意应该没有问题。果然，他跟俩人一联系，对方求之不得，一迭声的“行行行”。

然后，裴成大又通过以前的老关系向公家单位“船舶研究所”借了一辆公用自行车，佯称届时办案需要。为防止在轮船上遭到乘警的盘查，他又向该所要求出具一纸证明。

接下来，就是如何获取花秋香的动身时间了。这对于裴成大来说并不是难事，8月29日他去了趟市电报局，向以前素有工作来往也是留用人员的该局安保干事谭俊佯称工作需要请求协助，留下一张纸条，要求如果收到收报人为花秋思或者花秋行且从汉口发来的电报，则请誊抄一份后通知他来取。谭某不疑有他，果然照办，于是，裴成大就掌握了花秋香的准确船期。当即他通知蒋金兴、赵超携带自行车和事先准备的假枪、匕首等作案工具乘坐客轮逆流而上赶往汉口。那二位抵达汉口后，凭着裴成大提供的地址踩了点，并反复盯着裴成大从户籍档案中偷偷取出的花秋香的近照，强迫自己在脑子里留下印象。

9月3日晚上，蒋金兴、赵超顺利作案后，合骑那辆自行车前往码头，凭事先从黄牛手里购买的船票登船，返回南京。事后，裴成大与二人以4:3:3的比例分赃。

9月20日上午，蒋金兴、赵超、谭俊落网。经从现场提取到的指纹比对和那串遗落钥匙对应核查，确认蒋、赵确是作案的劫匪。

1950年2月10日，武汉市军管会对劫金案作出宣判：判处裴成大死刑，立即执行；蒋金兴无期徒刑；赵超有期徒刑二十年；谭俊有期徒刑三年。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附录】

这些解放初期后加警察，真的值得特别敬佩，敬业精神犹值得发扬光大，向这些老警察点赞。

黄金应该物归原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