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82：粉碎“W行动”（上）

【尘封档案】系列之182：粉碎“W行动”（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3年第02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展开上海市地图，黄浦江蜿蜒曲折，由北向南穿过半个城区，在城区中部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中外闻名的“远东第一监狱”——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今长阳路147号）就坐落在这个大弯的北岸。这座占地六十多亩的监狱戒备森严：三道坚固的黑漆大铁门，一丈高的围墙上架着高压电网，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昼夜严守……

青年刑警徐延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这座著名监狱并不陌生，小时候还经常从监狱门口经过。长大穿上人民警察制服后，又因工作关系多次出入于此，可以说对这座监狱熟得不能再熟了。但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竟然会以专案组长的身份，主持侦查一宗发生于提篮桥监狱里的重大案件……

上海市长阳路147号提篮桥指挥中心，原提篮桥监狱所在

提篮桥指挥中心

第一章、囚徒列车即将出发

1969年3月1日午前，徐延甲正准备去医院配点治疗感冒的药物——其时他已经被感冒折腾三四天了，一直扛着，可这种江南坊间称为“伤风”的小毛病却始终不见好转。实在扛不住了，他在办公桌抽屉里翻寻公费医疗卡，打算抽空去趟医院，却接到老单打来的内线电话，让他立刻去三楼军代表的办公室。

老单原是徐延甲所在的市局刑侦处第二科科长，后被提拔为实际主持工作的副处长，算是徐延甲的老领导了。不过，“文革”开始后，新四军出身的老单虽然还挂着刑侦处副处长的头衔，但早已名不副实，如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市局军管会治保组的军代表跑跑腿而已。

徐延甲很熟悉老领导的语气，一听便知是有重要任务。小徐是烈属、中共党员，算是根正苗红。屈指数来，他从公安学校毕业已有八个年头，至今连个组长也没混上，办的都是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吹牛都拿不上台面的。在同事印象中，他一向是存在感极低的路人甲。而在他自己的记忆中，更是从来不曾有过上级领导跳过他的直管科长找他办什么事的情况。今天这是怎么了？军代表老于直接召见，看来这任务来头不小啊！这么想着，徐延甲就有了点儿憷头的感觉。

上楼来到军代表办公室门口，徐延甲定定神，喊了声“报告”，得到回应后推门而入。屋里除了军代表老于，老单也在。老于是典型的军人作风，说话行事干脆利落，当下站起来跟徐延甲握手，然后指着一旁的椅子：“坐！小徐同志，找你来是有任务要下达。你先听老单把案情介绍一下。”

日前，公安部指示上海这边提解一千名刑期七年以上的囚犯送往新疆劳改农场服刑。据上海公安机关内部一些对形势比较敏感的人士估计，此举背后有政治意义，可能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有关。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是公认的政治“风向标”，尤其是在九大举行期间，更是出不得任何问题。国内其他地方可以乱，但上海不能乱。这种“乱”，首先体现在社会治安方面，因此有必要把监狱里关押的那些具有潜在“反改造”倾向的服刑人员送往遥远边地严加看管，以防他们越狱潜逃，既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群众，还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上海市公安局对此自是极为重视，被称为“市监狱”的提篮桥监狱(当时上海整个劳改系统只有提篮桥监狱称“监狱”，其余都称“某某劳改队”)更是不敢掉以轻心，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开始悄然进行这项工作了。

这年的春节是2月17日，那会儿没有什么“春节长假”之说，举国推行“革命化春节”,休假仅三天。年初四上班，一千名来自上海市及周边郊县各劳改队的囚犯被集中到提篮桥监狱，关押于事先已经腾空了的七号监楼。这个在递解囚犯前将他们集中于某一处监楼的过程，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叫作“编队”。

为了稳定这些囚犯的情绪，保证编队过程以及整个递解途中的安全，监狱方面不但要加强安全防范，还要对囚犯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以及健康状况检查等。以往的经验表明，纵然千般小心，也难免有个别犯人产生对抗情绪，引发殴斗、自伤自残甚至自杀事件，对于参加编队工作的狱警而言，这无疑是一桩棘手的活儿，工作负担重，心理压力大，大脑神经犹如一根绷紧的弓弦，难有松弛的机会。

七号监楼的两个狱警司马毅、袁少麟就是如此。这天上午，两人好不容易清闲一会儿，坐在监楼门前喝茶晒太阳。此时，整个七号监楼是空着的，那一千名犯人排着队去监狱大礼堂接受思想教育(业内称为“上大课”)去了。司马毅、袁少麟两人则被指定留下来看守空监楼——编队期间，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比如有人偷偷溜入监舍，往哪个监房里塞违禁品甚至凶器，那就有出大事的可能了，所以，即使是空监楼，也得指派专人看守警戒。

司马毅、袁少麟正聊着闲话，一个中年狱警大步走来：“准备！大课结束了！”两人只得起身，司马毅边往门里走还边嘀咕“这算什么大课，才一个钟头就结束了……”

七号监楼外表灰暗陈旧，内在质量却是一流的。外面铁门栅栏的直径不少于二十二毫米，大铁门里面，又是一道仅容两人并肩通行的小铁门，小铁门一侧是墙壁，另一侧是当班值勤警员的位置——犹如银行柜台一样的封闭式木制高台后面，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和两把椅子。但此刻司马毅、袁少麟却不能落座，他们必须分别站在小铁门里侧左右，等着那一千名“下课”的犯人返回，清点人数。这个程序可不能马虎，若有半点儿差池，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弄不好“剥皮”(开除警籍)甚至判刑，狱警眨眼间变为专政对象！

没多会儿，那一千名犯人在狱警的看押下，排着两列并行的队伍从监狱礼堂返回了。他们穿着清一色的黑灰色囚服，一律光头，由于长期关在监房内，少受阳光照射，肤色明显苍白，加之被特地挑选出来参加编队的这些囚犯，刑期少说七年以上，这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现在又要把他们押往遥远的边陲劳改，其沮丧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指望通过一小时的大课教育来安抚他们的思想情绪，基本不可能，而狱方此举，仅是例行公事而已，根本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此，这些囚犯走进七号监楼时，脸上流露出来的神情，自然好看不到哪里。

一个身材瘦高的中年犯人站在小铁门外侧协助清点人数。他是七号监楼的事务犯(协助狱警处理监区日常琐事的犯人)，叫陶嘉元，因倒卖黄金和流氓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刚从看守所押到市监狱就进了编队，只好自叹晦气。不过，在众多编队的犯人中，他还算幸运，被狱方看中，当了事务犯。这是服刑犯人中的头等“美差”，平时不用参加劳动不说，因其与狱警联系紧密，经常向狱警汇报其他犯人的情况，犯人们都要看他的脸色，少不了偷偷“孝敬”，其狱中生活还是相对比较滋润的。如果协助狱警的工作不出差错，多半还能获得减刑。像他这种十五年徒刑的，如无意外，至少能获得两到三次减刑，这是寻常犯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儿。

陶嘉元当然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新“官”上任，干得特别起劲。此刻，他一边拨拉着从面前经过的每个犯人的肩膀，一边大声吆喝：“两个两个对好！两个两个对好！”

其实这种吆喝是多余的。当初英国人设计监狱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小铁门的尺寸，一次只能通过两人，不“对好”也得“对好”。但这并不妨碍陶嘉元积极表现，站在旁边监督的司马毅、袁少麟听着，也觉得这个事务犯挺卖力气。

囚犯们两个一对并肩通过铁门，拐弯登上楼梯。出礼堂整队时，他们已经按各自所在楼层和监房的位置排好顺序，这会儿秩序井然，一千人由高到低，五楼、四楼、三楼、二楼、底楼，依次进入各自所在楼层。待犯人们全部进入监房，铁门关闭，陶嘉元走到两个值勤狱警面前立正：“报告政府，总共四百九十九对半，加上我，整一千！”

袁少麟点点头。他一向做事谨慎，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事务犯清点人数时，他也没闲着，心里在默数呢。陶嘉元请示：“那我回事务室了？我要登记整理编队犯人的被服卡，一式两份，一份留在市监狱，另一份届时连同其他档案材料一并移交给当地农场。”

司马毅冲他摆摆手：“你去吧。”

事务犯离开后，两个值勤狱警的这段公务算是了结了。司马毅伸了个懒腰：“我这几天连续上双班，老是觉得睡不醒啊。小袁你也是吧？”

袁少麟二十五六岁，中高个头儿，五官端正。此刻，他坐在值班台里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一个印有井冈山图案的瓷杯，小口小口地呷着，稍停方才回话：“我倒还好。这也是没法子的事，累就累吧。任务重，时间紧，人手又少，等这批犯人上路后，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

司马毅掏出金属烟盒，扔一支给袁少麟，自己也点燃一支，深吸一口：“这整天整夜忙的，我那窝鸽子都没法儿侍弄了。”他是个信鸽爱好者，每逢休息日，喜欢骑着自行车去远郊放鸽子，还让中学毕业后在家待业的妹妹坐在家门口掐表，一一记录数据，常年乐此不疲。

袁少麟把一杯茶喝得差不多了，才想起司马毅刚刚给他的那支烟，伸手往衣袋里掏打火机，摸了两下，动作突然停顿。“哎？这是什么？”话音甫落，已经从兜里掏出一个卷起来的小纸条，遂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展开，定睛一看，顿时脸色大变！

司马毅跟袁少麟同事数年，还没见过这个长相酷似越剧小生的同事有过这样的反应，连忙问道：“上面写了什么？”

袁少麟把纸条递给司马毅，示意他自己看。这是一张半个巴掌大小的白纸，上面赫然写着六个歪歪斜斜的蓝色圆珠笔字：“有人准备暴动”！

司马毅顿时目瞪口呆：“乖乖！真的假的？”袁少麟还没开腔，门外已经有人接话：“什么真的假的，搞得这么紧张？”

随着话音走进来的，是一个五十来岁、头发已经黑白参半的小老头儿。此人叫金钟鸣，曾是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兼党委书记，“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吃了两年多苦头，军代表进驻公检法后才获解放，不过并未官复原职，也一直没有其他任命。这次编队，组织上就让他负责。临时抽调来的这些负责编队工作的狱警组成的部门唤作“指挥部”，老金也就成了“总指挥”，简称“金总”。

金总一听这个情况，哪敢怠慢，如此，这张纸条作为一起重大案件的线索，迅速报送上海市公安局。

市局军管会立刻指令下辖的治保组进行调查。治保组军代表老于是空军军官，尽管战争年代干过军事侦察，但刑侦工作还是刚刚接触。他知道自己是外行，就把副处长老单叫来商议。老单早年在解放区时，就已从事根据地公安局的刑侦工作，上海解放后参与接管旧警局，先后担任分局刑警队和市局刑侦处领导，名副其实的老刑侦。听军代表介绍了情况，他建议组建一个专案组深入监狱进行调查。老于从善如流，立马拍板：“好主意！照办！你看派哪位同志主持专案组工作比较合适？”

这一问，老单只有在肚子里暗暗叹气的份儿了。怎么呢？据《上海公安志》记载，“文革”期间，上海公安机关遭受严重破坏：1967年1月，上海公安机关内部的“造反”组织与社会上的“造反”组织相勾结，篡夺了上海公安机关的领导权。1968年1月，由驻沪空军部队对上海公安、检察、法院实行军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向市公安局所属各单位和区、县公安机关派出军管组、军代表，自上而下实行全面军管。同年8月，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公检法分成大、小两个班子，82%的民警被调离工作岗位，集中到“大班子”，进行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运动。同时在市公检法军管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政保组、治保组、外保组、清档组、审理组、接待组、后勤组等“小班子”，负责日常工作，取代了原市公检法机关的各个业务部门。

市公安局的治安和刑侦部门一夜之间变成了“治保组”，人手奇缺。留在“小班子”负责公安日常业务的那18%民警，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可想而知。而且，这18%的民警里，像老单这样被认为是“又红又专”的业务骨干更是凤毛麟角。此刻，遇到这么一桩大案，老单想来想去，下面实在无人可以胜任专案组长，便来了个毛遂自荐，说这个组长就由我去当，不知领导认为是否合适？“这不行！”

老于马上摇头。他倒也实在，随即直截了当说明了原因，“老单，咱俩已经搭帮一年有余了，你应该知道，刑侦工作我是外行，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坐得下去，勉强没出洋相，还不是全靠你在我旁边？这回你若是去市监狱主持这个专案，一番调查下来，总是需要时间的。而往新疆押送的这批犯人，可是报送北京批准的，绝对不可能改变行程，到时破不了案，专案组势必要随押解队伍一起出发，一边押送一边侦查。到了新疆要是还破不了案，人家就不可能放专案组回上海——案子没破就走人，那不是给人家留下一颗定时炸弹？你这一走，不知几时才能回来，就算到新疆把案子破了，人家没准儿也要把你强留下来。像你这样的刑侦专家，到哪里都是一宝嘛！可这样一来，我在这边不就坐蜡了？孤掌难鸣啊！老单，你还是从你熟悉的同志中推荐一位政治可靠、业务过得去的党员同志担任专案组组长吧。专案组在侦查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你可以过去指导嘛！”

军代表说的也是实情，老单只好点头，遂开始认真考虑专案组长的人选。可是，越想越是犯愁。剩下的这18%民警并不都是刑警，各个警种都有，排除业务对不上的，可以挑选的人就更少了。而在这些业务对口的民警里，要找一个政治可靠同时又业务过硬的，实在是勉为其难。思来想去，死马当活马医，总算想起一个可能的人选——徐延甲。

这小伙子是烈属，政治上肯定没问题。他哥哥抗战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因身份暴露，调往新四军从事敌工工作，1944年潜入苏州执行策反任务时不幸被捕，受尽酷刑，英勇牺牲。徐延甲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对篆刻、雕塑颇有天赋，小学时就拜名师学艺，作品曾在市少年宫展出。本来他应该去美术院校深造的，初中毕业那年清明节，市局组织烈属搞纪念活动，一位局领导对徐延甲欣赏有加，勉励他报考公安学校。徐延甲被说动了，一口答应。可是，他的体质较弱，初一时还患过肺结核，如果走正常程序体检的话，多半是过不了关的。不过，有局领导拍板，那就一路绿灯了，干脆免了体检，直接进了公安学校。

1961年，徐延甲毕业，顺利进入市公安局。起初安排他在刑警队当内勤，可小伙子不干，非要上一线，加上那位赏识他的局领导也帮他说话，最终如愿以偿。小伙子工作倒是没什么毛病，不过，在包括老单在内的几位专家级资深前辈看来，徐延甲缺乏刑警天赋，再怎么努力也难有建树。现在，军代表让老单荐人，老单矬子里拔将军，把这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给推荐上去了。

军代表听老单如此这般一介绍，点头连声说好。然后就商议专案组成员，问平时谁经常跟徐延甲搭档。老单说是一个名叫解宗俊的青年刑警，比小徐小一两岁，政治可靠，业务嘛……军代表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行了，就他了，就这样吧！”

老单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惊问：“一个专案组就两个人，行吗？”不想老于并非信口开河，人家是有实例的，天知道他一个空军军官从哪里听说了这么一段公安往事——1950年8月，公安部获悉一条重要情报，台湾“保密局”指派解放前北方著名的“飞贼”、江湖诨号“赛狸猫”的特务段云鹏潜入北京，意图对重要人物实施暗杀。这案子应该算是“巨案”了吧，下达给北京市公安局侦察科后，科长王兴华因当时任务繁重、人手奇缺，最初只能指派一名同志着手侦查，而且该同志手头还有其他案子在同时调查。这位同志还真不简单，单枪匹马，很快就查出了段云鹏的线索。由于涉案特务众多，组织上这才派人支援，段云鹏的暗杀行动还没开始，这伙特务就被一锅端了。

老于说到这里，见老单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用肯定的语气说：“段云鹏现在还在啊，就关押在北京秦城(1969年10月11日，段云鹏被押解天津处决)。”

作为资深刑侦专家，老单当然知道段云鹏其人，却不清楚北京公安机关侦查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老于一贯不开玩笑，他既然这么说，八成是真的了，再对照初解放时上海公安的情况，老单寻思特殊时期嘛，也是有可能的。那就只好点头了，两个人总比没人强，先干起来再说吧。

不过，老单为难的神情，老于还是注意到了。其实他何尝不知道两个人的专案组实在太过奇葩？于是对老单说：“两个人太少了是吧？那再给他们派一个。一会儿有个新同志来报到，是我的老战友介绍的，名叫梁锁定，陆军侦察兵出身，党员，擒拿格斗一把好手。让他跟着小徐吧，小徐不是身子骨弱吗，正好当保镖。咱们治保组这一阵人手奇缺，这个案子的政治要求又高，现在凡事都讲政治第一，宁缺毋滥，他们这个三人组先进驻监狱，人手不够，可以请监狱方面派嘛。都是市局的下属单位，又是他们监狱出的事，监狱方面肯定会全力支持的。实在解决不了，治保组再想办法派人增援。”

这时候，徐延甲进来了。听两位领导交代了任务，既兴奋又有点儿憷头，对于专案组只有三名成员更是惊讶。当然，这是组织的决定，他只有服从的份儿。

第二章、 监狱疑云

相比徐延甲，解宗俊的反应是大喜过望：“这么一宗重大案件，你是怎么从领导那里弄到手的？”

徐延甲苦笑：“兄弟你高兴得太早了，这案子不简单啊，说不定到头来弄个灰头土脸。可那是组织上交给咱的任务，只好竭尽全力去干了，就怕即便把性命搭上去也破不了案子……”

“你这个组长首先要有信心嘛。老徐，这回你可是从小卒到官员了，而且是委以重任，上级给你派了多少人听使唤？”

徐延甲不开腔，叹了口气，指了指对方，又点了点自己的鼻子，解宗俊顿时傻眼。不过，这主儿倒是天生乐观：“这样也好，就咱们两个把案子给破了，既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又为咱哥儿俩扬名立万，何乐而不为？”

徐延甲告诉他：“除了咱俩，还有一位侦察兵出身的新同志……”正说到这里，门外响起一声高亢洪亮赛雷鸣的“报告”——新同志来了。

徐延甲、解宗俊目视来人，都暗暗吃惊：这哥们儿身高足有一米八，肩宽膀粗，脖颈筋肉凸现，料想必是浑身肌肉发达，一看便知是个大力士。

大力士虽然穿着便衣，还是举手向他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梁锁定奉命向专案组报到。俺是山东威海人，练过武术，在部队是侦察兵，没有接触过刑事侦查，新来乍到，还望二位领导凡事多加指导。”

徐延甲一边说着“欢迎”，一边伸手过去，被对方握得直咧嘴：“我是徐延甲，这位是解宗俊同志，我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坐吧，别那么拘束，我把情况给你们说说……”

介绍完一应情况，徐延甲作简短总结：“监狱方面认为，这一千名即将递解的犯人中很可能有企图暴动、脱逃的分子。这些人都是被判七年以上徒刑的，其中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占了半数，绝大多数是杀人、斗殴、抢劫、强奸案由，对暴力犯罪既有能力，又有丰富经验，不能排除这批罪犯中存在或正在形成一个暴动组织。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将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危害，而且会在国际上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批罪犯动身之前破案。”

“他们何时动身？”

“押解这批罪犯的西行特别列车将在3月10日凌晨三点钟离开上海。这个时间是经过公安部批准的，部里已经通知沿途停靠城市的军警单位，并已列入铁道部全国列车运行图，不可能更改了。现在是3月1日下午一点，这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八天多，我们得抓紧行动。二位，你们看，咱们接下来先干什么？”

梁锁定用不确定的口吻说：“俺只觉得两眼一抹黑，要么，先去市监狱看看？”

解宗俊赞同：“我也是这个意思。”

说走就走。三人随即出发，在走廊里等电梯的时候，徐延甲挠着头皮，忧心忡忡：“看样子这一个多星期甭想睡囫囵觉了……”

解宗俊也不住摇头：“睡不好觉还在其次，我这个对象估计是没戏了……”

两个月前人家给小伙子介绍了一个食品公司营业员，他忙于侦查一起抢劫案，三次误了约会，那姑娘甩手拜拜了。上星期又认识了一个纺织女工，漂亮温柔，通情达理，他觉得挺满意的，谁知眼下又遇上这么一起案子，想必又要忙得四脚朝天，别说约会了，只怕打电话唠两句的空闲也捞不着，他估计又要吹了。

梁锁定初出茅庐，给二位新同事鼓劲儿：“在犯人里查个线索还不简单？他们……”

大个子的话被解宗俊不客气地打断了：“老弟，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犯人？你见过犯人是啥样子的吗？”

梁锁定自是不服气：“你叫我‘老弟’？你今年多大？”

解宗俊要狡猾得多，既然是比年龄，怎么肯先说？“你哪年的？”

“我是1946 年大年初三生的，公历2月4日，俺娘说那天正好立春，生肖属狗。”

解宗俊跟对方同龄，但生日小六个多月，不过，认输是不可能的，当然谎也不能撒得太大，否则人家也不相信。“呵呵，我说你是‘老弟’没错吧，我也是 1946 年出生的，可生日是阳历元旦，属鸡。”

梁锁定被对方唬住，只得认了。

提篮桥监狱给专案组安排的办公室不大，只有十来个平方，但前后有窗，通风、光线都不错，靠墙放着个写字台和一张坐上去“吱咯”作响的单人沙发，另外还有几把折叠木椅。监狱方面遇到这么一宗大案，自是重视，军管小组本着“一事不烦二主”的宗旨，指定编队负责人金钟鸣跟专案组对接，全方位为专案组提供支援，一般情况不必请示，有权直接处置。原先只管编队事宜的“金总”，这回算是名副其实了。

专案组马上投入工作。金总提供了那张纸条的放大照片，是监狱方面的专业摄影师拍摄的，原件就在徐延甲手里。两相对照，徐延甲分析：“从这几个字的笔画和结构来看，写字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也就是小学生水平。落笔很重，说明握笔的位置很低，这个人平时大概不常写字，才有这样的表现。”

解宗俊问：“这个人既然要检举，为什么不直接向狱方报告呢？”

徐延甲沉吟着：“想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梁锁定过去干的是军事侦察，如今首次参与刑事侦查，既新奇又紧张，坐在一边不住朝徐、解两个打量。听了二人的分析，他满有把握地开腔了：“查纸。谁有这种纸，谁就和这纸条沾边。”

解宗俊不以为然：“没听刚才金总说，这纸是开大账买的，差不多每个犯人都领过。”

梁锁定歪着脑袋想了想：“那是不是可以查查笔迹？这纸条八成是那一千个犯人里的某一个写的，一个个把他们的笔迹查下来不就能查着了？”

“这是个好主意！”徐延甲表示赞同。其实这个法子他一开始就想到了，现在这样说，是为了鼓励新同志。果然，大个子咧着大嘴呵呵笑了。

徐延甲扭头看看解宗俊：“你的意见呢？”解宗俊说：“大个子这主意没准儿管用，新同志第一次参与侦查破案就有这等见识，不容易。”

徐延甲与解宗俊搭档数年，熟知战友的禀性，当下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他也想到了什么主意——与大个子不同的主意，于是问道：“老弟，别藏着掖着了，有什么想法，赶紧贡献出来吧。”

解宗俊嘿嘿一笑：“也算不上什么想法，就是脑子里一闪念。”说罢，他故意卖关子，喝了几口茶水，清了清嗓子，在徐延甲的催促下，才继续往下说：“话说这张纸条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凭空出现在那个管教员的衣兜里的，这说明了什么？大个子，你可以发表意见。”

梁锁定眨巴着眼睛：“这个……这个问题俺没想过，还请老兄指教。”

解宗俊终于满意：“这就对了，不懂就是不懂，先人庙门三天大，我当刑警比老弟你可不是早三天，若放在几年前，就是你师傅了，可惜现在不讲这个了……既然你向哥请教，那我再提示你一下，这纸条是在编队犯人上完大课返回监楼、经过两位狱警跟前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偷偷放进袁少麟同志的衣兜里的，是不是？”

梁锁定在部队里是侦察班长、五好战士，脑子活络自是不在话下，只不过刚刚来到公安局这个新环境，解宗俊又总是有意无意用自己的资历优势压着他，有点儿缩手缩脚。此刻经这么一提示，立马顿悟：“俺明白了，你是说那个犯人手脚利索，有可能跟他的犯罪案由有关系，比如说扒手，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进行调查！”

解宗俊点头：“孺子可教！所以，我的意见是咱们有必要把这一千名犯人的案由和文化程度捋一捋，这样一来，往下调查时就便当一些。”

徐延甲遂作出决定：“我和小解去管教科查卷宗，小梁，哦，这么大个子，应该叫你大梁，你去七号监楼走一趟，找一下上午那两个值勤狱警，了解当时的具体经过，任何细节也别放过。

梁锁定起身立正：“是！”

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室在监区外第二、第三道大铁门之间的办公区域，与监区还隔着一道高墙。监区戒备森严，哪怕梁锁定是市局来办案的刑警，也少不了一应检查和登记手续，何况此刻有编队任务，更是足尺加三。看罢大梁的临时通行证，又打电话给办公区值班室核实过情况，七号监楼的值勤狱警告诉他：“司马刚才带两个犯人去监狱医院看病了，小袁在，他下午值内勤班。”

说话间，袁少麟正好从二楼下来，值勤狱警招呼：“小袁，有人找你。”

梁锁定和袁少麟握手，他自己觉得也就轻轻一握，对方却脸露痛楚之色，差点儿失声叫出来。袁少麟把梁锁定请进二楼的值班室，一路上不停甩着被捏疼的右手。

值班室很小，一桌二凳一放，差不多就转不过身子了。

袁少麟请梁锁定坐下，递烟沏茶：“梁同志是来了解上午那事儿的吧？”说着，他拉开抽斗，拿出一张纸，“这是我写的情况汇报，您稍坐片刻，我誊抄一份给您。”

这时，门口来了一个犯人：“报告！”

袁少麟转脸一看，是事务犯陶嘉元：“什么事？就在门外说吧。”

梁锁定注意到，跟事务犯说话的时候，袁少麟有意无意往桌上瞥了一眼，显然是担心被陶嘉元看到。

陶嘉元扭脸看看身后，又回过头来，语气有些迟疑：“报告袁队长，在门外说，我怕……”他指了指离值班室仅数米之距的小监房，意思很明显，是怕被那个监房里的犯人听到。

袁少麟不耐烦了：“什么秘密事呀？你先说个开头！”

陶嘉元赔笑：“我写了一份决心书……”

“拿来我看看……哦，你别进来！”袁少麟走到门口，从对方手里接过那页一折为四的纸张，展开，迅速扫视，“还有其他事吗？没了，那你走吧，有事会叫你的。

待陶嘉元离去，袁少麟把那份决心书往旁边一放，歉意地对梁锁定说：“梁同志让您久等了，干这一行，整天跟犯人打交道，事儿太多太杂。您喝茶，我这就誊抄。”

接下来，袁少麟伏案抄写，梁锁定坐在一边，一时无事可做，随手拿起那份决心书看了看。这个事务犯以前应该喝过墨水，写得一手漂亮的硬笔行书——

尊敬的政府队长：

我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犯下弥天大罪之人，蒙政府宽大，给予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内心极为感激。这次政府让我去外地改造，完全是教育我挽救我的非常必要的措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最高指示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认识到只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自己还是有前途的。故特向政府表如下决心：

一、编队期间，认真遵守监规纪律，根据政府的布置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二、编队期间，思想上若有想不通的地方，及时向政府队长暴露，主动接受教育，放下包袱，轻装上路。

三、押解途中，保证严守政府宣布的各项规定，如有违反，甘受任何处罚。

四、抵达目的地后，一定努力劳动，用汗水洗去自己头脑中的污垢。

以上各条，敬请政府队长监督。

17848号犯人 陶嘉元

1969年3月1日

梁锁定看罢，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那张纸条上写的“有人准备暴动”六个字，这份决心书上不是都有吗？是不是可以……

这时，袁少麟誊抄完毕，递过情况汇报：“梁同志，抄好了。”

“哦，辛苦！”梁锁定接过看了一遍，叠好放进衣兜，顺手掏出一包香烟，递了一支过去，“刚才那犯人的决心书是什么意思？”

“这个陶嘉元被判了十五年，但认罪态度比较好，据说在看守所就很老实，入监后表现也不错，就让他当了事务犯。这次编队去新疆，他多次主动汇报思想，表示毫无怨言，这次又递交了一份书面的。”

“是不是每个编队的犯人都要写决心书？”

“倒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编队工作紧张复杂，我们根本顾不上去考虑这些细枝末节。不过，既然陶嘉元带了个头，我们可以借机向编队犯人提出这样的倡议，省得他们闲下来胡思乱想，让他们把过剩的精力消耗消耗，总比老是念着去新疆要强得多不是？”

梁锁定遂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小袁同志，俺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让每个犯人照着陶嘉元的决心书一字不差写一份。这上面有我们要核对笔迹的那六个字，这样就能比较容易地缩小调查范围。你看，操作起来有难度吗？”

袁少麟思索片刻，方才领会梁锁定的意思：“我们金总交代过了，必须尽全力配合市局专案组的工作。这种事，我一个小队长就决定得了，反正犯人们待在监房里闲着也是闲着。至于操作，方便！让陶嘉元把掌握犯集中起来，把决心书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念给他们听，让他们记下，掌握犯回监房后，再把同组的犯人集中起来宣读，会写字的犯人们同时记录，最后各自签上姓名交上来，这就行了。”

梁锁定大概其听明白了，只是对“掌握犯”心存疑惑，开口请教方知，这是监狱方面对犯人中的小组长的称谓。

一个半小时后，梁锁定兴冲冲地提着一捆上下用牛皮纸卷宗袋包裹着的决心书，回到了三道门和二道门之间的专案组临时办公室。他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态，就像一个出国参加比赛夺得桂冠的体育选手走下飞机。可出乎这个山东大汉意料的是，等待他的不是热烈欢迎，而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大个子进屋时，徐延甲、解宗俊两个正伏案查看编队犯人的登记表，每人面前放着一个本子，上面记着被挑选出来的犯人姓名和案由。听见比常人显得沉重的脚步声，徐延甲知道是谁来了，头也不抬地说：“回来啦，跟监狱的同志聊得还好吧？”

“好，不是一般的好！”

听大个子语气激动，解宗俊下意识抬眼一看：“你拿的什么玩意儿？”

“好东西。”梁锁定把那捆决心书往桌上一放。他自认为做了桩聪明事，还故意卖关子。

徐延甲也不由得停下手里的工作，打量着桌上的那捆材料：“这是什么？”

梁锁定眉飞色舞：“俺让所有能写字的犯人每人写了一份决心书，里面有‘有人准备暴动’六个字……”

“什么？！”徐延甲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谁让你这么干的？”

梁锁定见组长的脸色，意识到自己似乎把事情搞砸了，讷讷地说：“俺……俺自己，俺想这样查起来方便些……”

说话间，解宗俊已经解开那捆材料的带子。取了一页一看，长叹一声：“老弟，你可真是打‘人民战争’的好手啊，这么短时间，就已经发动那么些‘群众’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打草惊蛇啊！”

“怎么是打草惊蛇呢？俺去监区里，接触的是狱警，又不是犯人……”

“还不服气？好吧，让我给你说道说道。你以前没接触过监狱，老哥我倒是常来常往，犯人写决心书的事常有，可你让犯人写这种千篇一律的决心书，他们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尤其是那些暗地里准备暴动的犯人，那不是给他们提了醒？你可别把他们当成傻瓜，他们那脑袋瓜子说不定比你我都精明，只不过没用在正道上，他们会从这种反常迹象中琢磨出我们的用意，明白了吗？”

一席话说得梁锁定哑口无言，懊悔莫及。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垂头丧气。偏偏解宗俊还不肯放过他：“老弟，这种省力的法子若是行得通，我解某早就去干了，还用劳你大驾？”

徐延甲心里挺不是味儿，他不怪梁锁定，只怪自己：大个子是新手上阵，你怎么不叮咛几句呢？想当年自己初次单独取证的时候，老科长不是反复关照过需要注意的细节吗？是自己的一时疏忽，导致了大梁的失误，若是真的打草惊蛇……

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徐延甲的思绪。电话是老单打来的，对这个草台班子专案组，他实在是不放心，若不是顶头上司有言在先，他早就到监狱来了。不得已，他只好打电话了解调查进展。

徐延甲跟老单通话时，解宗俊还盯着梁锁定不放：“老弟，你在部队里是侦察班长？”

梁锁定情绪低落，没回答，只是点点头。

“哦，兵头将尾，看不出啊！这个……我说老弟，你既然身为班长，按理说应当知道纪律的，难道你手下的战士可以干你没叫他们干的事？”

“不可以，这是违反军纪，要受处分的，严重的就得上军事法庭了。”

“公安局也是一样啊，军有军纪，警有警规嘛。你可要有心理准备……”

梁锁定大吃一惊：“要受纪律处分？”

解宗俊忍住笑：“总不见得表扬你吧？我过去也犯过错误，比你小一点儿，你猜写了多少份检查才过关？”

大个子又被他忽悠了，认真地说：“少说要写三份吧？”

“美得你！后面添一个零！”

“三十份？”

“若不是老徐帮我说了几大箩筐好话，三十份怕还不够呢！他是烈属，根子硬，平时表现也好，上级对他另眼相看。他说话比一般人管用，总算让我过了这一关，事后整整一年，我都夹着尾巴做人。”

“唉”梁锁定一拳头砸在自己大腿上，大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懊恼。

徐延甲和老单通完电话，扭头对两人说：“领导说了，专案组人手太少，要集中力量攻坚，能脱手的事情尽量脱手，让咱们把犯人登记表和那些决心书一起送市局，他组织人员加班审查。还说要我们今晚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往后几天，恐怕要连续作战了。”

此时徐延甲还不知道，危险即将向专案组袭来。

第三章、春夜遇袭

早春的夜晚宁静清朗，悄悄升起在天际的明月，像是被双手捧起的一面明镜。皎洁如银的月光透过树枝洒落下来，在路面上印下光怪陆离的影子。

徐延甲家住上海市区西南侧的东安一村，下了公交车，顺着小马路再步行十来分钟就到了。本来这条路上有路灯，可不知几时冒出了一帮顽劣少年，把灯泡当作练习弹弓的靶子。市政部门起初还派人来换灯泡，可换了没几天又碎了，反复几次，意识到这是在做无用功，也就懒得过问了。如此，每当徐延甲夜间经过这段路时，心里总要为那些大概已成为神射手的小坏蛋“评功摆好”：他们为国家节省了电费开支。

这天专案组收工时，已是傍晚六点多。徐延甲让解宗俊、梁锁定回去休息，他自己把犯人的决心书送到市局进行技术鉴定。解、梁走后，徐延甲去附近一家面馆吃了碗面条，返回监狱临时办公室取材料时，正好遇见金总，随口聊了聊对案情的看法。随即离开提篮桥监狱，前往位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抵达市局后，他先跟技术室作了对接，然后去洗了个澡，九点多才离开市局。

换乘了两辆夜班公交，下车时看看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十点二十分。马路两旁的住家早已黑灯瞎火，四周一片寂静，偶尔可闻远处黄浦江上传来的轮船汽笛声。徐延甲一边缓步往家走，脑子里也没闲着。不过，他想的不是案子，而是在寻思如何向未婚妻解释。

他的未婚妻是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两人相爱三年，按说早该结婚了，却因为房子耽搁下来。沪上的“房荒”在全国首屈一指，徐延甲耐着性子排了两年多的队，最近总算借着“革命烈属”的由头等到了一间只有十二平米的公房。他从小是艺术生，绘画雕塑都拿手，本打算自己动手，把屋子稍加修缮，再简单装饰一下，就把婚事办了。可由于工作太忙，装修的事一拖再拖，把未婚妻拖得没了耐心，几天前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不管工作多忙，清明前必须搞定装修，劳动节举办婚礼！

徐延甲何尝不想早点儿搞定？遂把自己的情况跟科领导说了说。现任科领导是“造反”造上去的，徐延甲和他并非一路人，不过，都是公安学校的同学，多少还要给小徐点儿面子。科领导给他出主意，让他去医院开个把月的病假。徐延甲不敢，寻思还是找机会调休吧，反正加班攒下的休假单多着呢。如意算盘打得好，不料横生枝节，突然冒出个“有人准备暴动”的案子来，他自己还被越级任命为专案组长，这装修的事儿，眼看又要耽误了。

正犯愁呢，冷不丁儿迎面过来一条人影。四下黑咕隆咚的，徐延甲看不清来人的相貌，根据对方挎着的小巧背包和走路姿势判断，应该是个年轻女性。果然，那人走到前面五六米处时，借着月光，徐延甲看到了女子瀑布般的长发。

“师傅！”女子招呼他，使用的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称谓，“向您问个路。”她的嗓音清脆圆润，说一口还算标准的普通话。

徐延甲停下脚步，把思维从那个“她”转到眼前这个“她”上。

女子已经来到徐延甲跟前：“我是北京来的，想去看姨妈，可是在这一带转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找到，真急死人！”

“你姨妈家住哪里？”

“枫林路迎香坊。”

“你可能记错了，枫林路没有迎香坊这么个地方。”

“啊？！”女子急忙掏口袋，摸出一张纸条和一个小巧的手电筒，拧亮了看地址。

出于职业习惯，徐延甲借着手电光亮打量对方。女子约摸二十三四岁，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瓜子脸柳叶眉，一双撩拨人的大眼睛，鼻梁挺直，樱桃小嘴。徐延甲心里立刻作出评价：这相貌可以去演电影了。

“哎呀！”女子一惊一乍，“不是枫林路啊……这个字念啥？”一边说着，一边往徐延甲跟前凑过来。

徐延甲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赶紧收敛心神，看女子手中的纸条。刚刚看清“枫泾路”三个字,“叮铃铃……”身后传来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响。女子似乎吓了一跳，身子一软，靠在徐延甲身上。

这一幕发生得太突然，徐延甲尚未意识到已经大难临头，还下意识扶了对方一把：“你站稳了。”

谁知姑娘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他，扯开嗓门尖叫：“抓流氓啊……”

“你……”徐延甲又惊又怒，猛地推开对方,“你干什么？”

纠缠中，两辆自行车疾驰而至，一边一辆在徐延甲身边停下，每辆车上都有两个男子。四人迅速下车，围住徐延甲，其中一个沙哑嗓子喝问：“干什么的？怎么回事？”

女子指着徐延甲：“他……他耍流氓！”

徐延甲还没来得及开口辩解——其实对方也不打算给他辩解的机会，两个家伙扑将上来，看样子还有些练家子的素质，一人一边扭住了他的双臂。此刻，徐延甲心下已经了然，这是一个针对自己的圈套，遂奋力挣扎。其实他知道自己的斤两，论徒手格斗，整个上海市公安局里，他怕是垫底的。之所以如此，是另有用意，而且通过这番挣扎达到了目的——看清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441789。

“小子老实点儿！”那个沙哑嗓子二十多岁,瘦高个儿，肤色黑红，一双三角眼恶狠狠瞪着徐延甲。

徐延甲尽量稳住情绪：“我是公安局的！你们想干什么？”

“还敢冒充警察？”一记耳光打在他左颊上。吵闹声惊动了马路两旁的住家，纷纷开窗开门，看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徐延甲暗忖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正待大声亮明身份，请求群众帮助，不料那女子早有准备，抢在他头里哭开了。那嗓子简直是一副花腔女高音，穿透力极强，徐延甲自知喊不过她，即便喊了，恐怕也没人听得清自己说什么，只好闭嘴不吭声。女子的哭诉达到了预期效果，围观者义愤填膺：“把他送公安局去！”

“走！”四个家伙挟持着徐延甲，一路推推搡搡往前。那女子显然是担心徐延甲呼救，紧随其后，继续以开机关枪的速度高声咒骂不休。不难想象，徐延甲只要一开口，她的调门还会升高，直到压过徐延甲为止。

走出一段路，几个家伙见身后无人跟随，那沙哑嗓子一声干咳，徐延甲右侧的家伙突然挥拳朝他头上猛击。徐延甲只觉得眼前一黑，脚下站立不稳，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地上栽倒下去。

“把他口袋里的‘派司’拿走！”这是他在失去知觉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第四章、逃离疯人院

“陈医生，要不要给他注射一针苯巴比妥？”

“不需要，他现在处于昏迷状态，苯巴比妥会延长这种状态……”

对话声仿佛十分遥远，又似乎近在咫尺，跟小说《红岩》中成岗被敌人注射了精神药物后的反应差不多……

我在什么地方？徐延甲使出蹬自行车载着未婚妻冲上外白渡桥的力气，撑开沉重的眼皮，首先进入他眼帘的是两个穿白大褂的女医务人员，一个四十多岁，体态较胖，估计就是所谓的“陈医生”。另一个二十来岁，脸上还带着些许稚气，身材细瘦，让人看着容易跟豆芽产生联想，估计是护士。先前脑袋上挨的那一拳，让徐延甲暂时丧失了记忆，怎么也想不起一小时前的那幕场景。他的目光依次在四周的白色门窗、墙壁上扫视，又回到医务人员身上，最后定格在医生白大褂胸襟部位的那行红字上——上海市精神病防治所。

这里应该是杨浦区白洋淀，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徐延甲挣扎着从急诊台上坐起身，双脚着地的一瞬间，记忆终于恢复，之前发生的一幕幕，如同过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掠过……

徐延甲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明白了绑架者的险恶用心：把他作为精神病患者送到白洋淀(沪上市民把“白洋淀”作为精神病防治所的代称)，让这里的医务人员像看管犯人一样看住他。一般说来，这种“误会”要持续一段时间，短的个把星期，长的十天半月，到那时，押解编队犯人的西行列车早已启程。好狡猾的对手！他们企图用这种手段拖延专案组的侦查进度，给自己争取时间。

让徐延甲稍稍感到心安的是，那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依然印在他脑子里。“441789”，他在心里不停地默念，生怕一不留神忘记了……

“哦，他醒了！”护士注意到了徐延甲的动静。

那个陈医生走近一步，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用女性特有的柔和语调说道：“你这个毛病虽是偶尔发作，但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刚才你们单位那几位送你过来的师傅说，要不是别人在下面托了你一把，你已经摔死了……’

一番话说得徐延甲云里雾里：“什么单位？谁送我来的？”

“你不是建筑机械厂的吗？你们单位革委会开了证明，要不我们怎么会随便收治呢？”

徐延甲赶紧表明身份：“我是市公安局的，我……”

陈医生打断他的话头：“知道知道！你们单位的人介绍过情况了，你原先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去年患了精神分裂症才调到建筑机械厂的。进厂以后，你经常发病，以为自己还是刑警，在厂里四处寻找破案线索，甚至到厂外去搞什么跟踪。今晚，你先是厂里厂外到处转悠搞调查，最后爬上单位的水塔，说是要找案犯藏匿的重要证据，下来时一脚踩空，幸亏有人托住你……”

徐延甲心里暗暗叫苦，想不到对手为了把这幕戏演得惟妙惟肖，竟把细节考虑得如此周全。那个策划者真可以去当编剧了，回头破了案抓到这家伙，真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不过，那是日后的事了，现在徐延甲面临的问题是，怎么让医生相信自己。

他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用郑重的语气说：“医生同志，我真是市公安局的，目前正在承办一起重要案件，时间紧迫，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刚才把我弄到这里来的几个家伙是歹徒，是他们把我打昏的，为的是阻挠公安机关的侦查……”

旁边那个豆芽小护士抢过话头：“口说无凭，你说你是公安局的，工作证呢？”

徐延甲伸手掏衣兜，却掏了个空。这时他才想起自己头部遭到重击失去意识之前朦朦胧胧听到的那句话——他的证件早被绑架者拿走了。

看到他懵懂的表情，小护士笑了，把手一伸：“哎，我说你的证件呢？”

肯定是解释不清了，眼下徐延甲只剩下一个办法，他噌地站起身，绕过陈医生和护士直奔门口方向：“电话在哪儿？我去给市局打个电话。”

“不许出去！”小护士一个箭步赶上来，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别看她身材跟豆芽似的，手劲却不小。难怪能安排到精神病院当护士，没两把子力气，怎么治得住病人？

“放开！”徐延甲奋力甩脱她的手。

“不放！”小护士真不含糊，语气坚决，还把另一只手也用上了。

陈医生赶紧劝解：“我说这位同志，你别着急啊，是真是假，早晚会弄清楚的。你不是要打电话吗？外线电话机这屋里就有，只是我们有规定，不能放在外面，锁在橱柜里了。小钟，你去值班室把橱柜钥匙拿来。”

那个豆芽似的钟姓小护士答应一声，快步出门而去。

徐延甲没经历过这种情况，更没意识到里面另有内容，信以为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等待。可小护士此去竟迟迟不归，坐了五分多钟，徐延甲终于觉出不对头了，去值班室拿把钥匙能花多大工夫？难道……

没容他往下细想，门外走廊里传来一阵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紧跟着，急诊室的门被推开，进来两个身穿白色医务服的彪形大汉。徐延甲的头顿时大了：乖乖！上当啦！这姑娘搞来的“钥匙”，竟然是用来对付我这把“锁”的！

关于精神病医院里这些彪形大汉的作用，看过日本电影《追捕》的读者朋友肯定都还记得。

徐延甲这体格，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不敢来硬的，只好客客气气招呼：“二位辛苦了。”

彪形大汉是护工，不是打手，他们只是在个别病员把医院当成玉皇大帝的天宫，把自己想象成齐天大圣时，才出场客串一把如来佛的角色。既然面前这个病员没有上演全武行，他们也没必要凶三狠四，其中一个平顶头男子冲徐延甲微微点头：“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徐延甲心平气和地跟他们商量：“我想给市公安局打个电话，他们可以证实我的身份。”

平顶头护工上下打量徐延甲：“我问你，派出所是不是归公安局管？”

徐延甲给问了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如实回答：“是。”

“派出所说话代不代表公安局？”

“当然代表。”

“那我可以告诉你，在你被送到我们这里之前，建筑机械厂所在地的松潘路派出所已经给我们来过电话了。”

准是那几个歹徒预先做了手脚，冒充派出所给精神病防治所打电话，如此一来，就把徐延甲申辩的路给堵死了。这帮家伙真是老谋深算……徐延甲暗叹一口气，这种情况下，他没法儿跟人家解释，解释了也没用，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但无论如何，天亮以前自己必须离开这里！

见徐延甲不出声了，陈医生认为几个彪形大汉的威慑起到了作用，遂安抚眼前这个病人：“你先住下接受治疗，一个疗程之后，如果恢复得好，我们就通知机械厂把你接回去。”

徐延甲无奈点头：“好吧……”根据病人的病情轻重、有无危害，“白洋淀”设普通看护、中等看护和特殊看护三种病房。普护病房和社会上其他医院差不多。中护病房的窗框上装有铁栅栏，但房门不上锁。特护病房则是全副武装，不但窗框上装着铁栅栏，门上挂着大铁锁，室内所有用具都用金属螺钉固定，其防护等级堪比监狱。由于徐延甲人院前有“攀爬水塔”之举，加之刚才又企图“强行离院”,那个陈医生分外照顾他，让他享受特护病房的待遇。

两个彪形大汉把徐延甲带至住院区，上到三楼，打开五号病房的铁栅栏门，再推开里面的木质房门。徐延甲刚走进去，身后的铁栅栏门就被锁上了，木门倒是不锁的。两个护工则回到值班室。根据医院的规定，他们每隔半小时就要逐个病房巡视一番。尽管其时社会上一片混乱，这二位倒是非常尽职，尤其是对特护病房，简直一丝不苟。

五号病房内的电灯原本就开着，徐延甲进去时，一个三十来岁的精瘦男子正在屋子中间“竖蜻蜓”——双手撑地，头下脚上，两条芦柴棒一般的长腿伸得笔直，之间还夹着一个大枕头。

这倒是一个真正需要“特护”的对象。此人姓向，原是上海杂技团的演员。三个月前，他回老家探亲，进山采摘时遇到一头棕熊。好在他是练杂技的，凭着其职业功夫攀爬上树，希图可以逃过一劫。哪知熊这种动物看似笨拙，却天生具备不凡的攀爬能力，跟着向某上了树。他只得继续往上爬，爬得越高，树枝越细，已经快经不住他的重量了。下面的熊呢，它可不担心会不会超重，在后面不慌不忙地追赶。向某爬到树梢，已经无路可走，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声呼救。

算他命大，附近正好有一队地质勘探人员经过，他们有枪，给他们做向导的当地老乡也带着猎枪。地质队员的工作是勘探，不是狩猎，他们有纪律，遇到野兽尤其是猛兽，只能鸣枪驱赶，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杀伤动物。这倒不是出于什么“保护野生动物”的考虑，而是避免节外生枝。造成己方人员的伤亡。而那位当地老乡更是熟悉棕熊的习性，知道这等庞然大物很难一枪打死，如若受伤发狂冲过来，一般人根本跑不过它。于是众人朝天放了一阵枪，终于把棕熊赶跑。

向某死里逃生，自是感激不尽。那就赶紧回家吧，这山是再也不敢进了。当晚回想这段经历，后怕不已，次日干脆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上海。始料不及的是，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回到上海后，他患上了“恐熊症”——夜里噩梦连连，白天则变得非常神经质，时刻担心哪个旮旯突然窜出一头熊来。

那时候，上海杂技团已经停止了传统杂技的演出，正在创作“革命杂技”，向某原是其中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现在肯定是没法儿干了，单位让他回家休养。在家里倒是有安全感的，但那是一个“七十二家房客”的所在，邻里日夜有动静，时常搞得他心惊肉跳。他就跟人家吵，还动手打人。家人无奈，向杂技团求助。单位说那就住到杂技团来吧。可住过去之后还是不行，照样跟同事吵闹打架。那就只有送精神病院治疗了。如此，向某就成了“白洋淀”的一位特护病员。

据说，这位杂技演员一进医院，就以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拳打脚踢作为送给医护人员的见面礼，要不是那几个彪形大汉护工及时制止，还不知他接下来会干出什么事儿。这种角色自然要受到院方的重点关照。让医生头疼的是，这个向某似乎具备专门抵御精神类药物的特殊体质，两个疗程下来，所有药品试了个遍，他的毛病非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厉害了。这几天，他反复向医生反映，说感觉非常孤独，要求给他安排一个病友同住。

此刻徐延甲的出现，终于让他如愿以偿。他马上收起倒立的架势，对徐延甲表示热烈欢迎：“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

徐延甲估计对方病得不轻，信口胡扯：“东湖电影院的。”。对方更开心了：“哈哈，那咱们是一个系统的，我是杂技团的。不过……”他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最近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了个文件，决定把我调往国家野生动物管理局，暂时担任副局长，等那个姓熊的局长正式离任，我就接任一把手，统抓全国野生动物管理工作。”

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巴掌大的硬纸片，用回形针别在藏青色涤卡中山装的左胸袋外侧，只见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野生动物管理局副局长向荣华”。他用手拍拍纸片，以炫耀的口吻说：“看，这是我的证件！”

徐延甲起初对这位“副局长”没什么兴趣，他一进门便观察整个病房，打着如何脱身的主意。但特护病房简直就是牢房的翻版，进来容易出去难。一筹莫展的时候，向荣华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同志，根据预测，今晚至明晨上海地区将发生七级以上地震，我决定离开这里，立刻奔虹桥机场，以国家野生动物管理局副局长的名义让机场给我派一架专机飞北京，直接向国务院领导报告这个特别重大的消息！”

这种病人向来信口开河，怎么可以把他说的话当真呢？徐延甲本不想搭理他，但对方从床头柜里拿出的一根用撕成条的被单编起来的绳子改变了他的想法。“你打算怎样离开这里？”

向荣华见徐延甲对他的话感兴趣了，更加兴奋：“这有何难？我早就准备好了，你看——”

说着，他走到窗前，双手抓住一根铁栅栏用力一扳，下面的木头窗框居然松动了，那根铁栅栏被掀起了九十度，露出的空隙足可以让这个杂技演员钻出去。原来，这位仁兄早有脱逃之意，借着去治疗室的机会偷了一把医用剪刀，回来后把固定铁栅栏的木头窗框挖去了一块。特护病房毕竟不是牢房，值班员也不是狱警，只看人不看门窗，这就给了他可乘之机。

徐延甲见状，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你这办法倒是不错，只是这绳子得打几个套套……”

他从对方手里接过布绳子，试了试牢固程度，然后打了几个结，以免杂技演员顺着绳子下去时滑脱手，再摔出个好歹。不过一般说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医院为防止病员破窗跳楼，在窗下挖了坑，里面填满黄沙，向荣华即便失手摔下去，应该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向荣华对徐延甲的关心很感激，他接过布绳，紧紧握着这位新病友的手：“你是一位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的好同志，我代表国家野生动物管理局任命你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市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正式文件回头就会发下来。”

“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徐延甲一本正经地回答，随手取下对方佩在胸前的纸片。杂技演员沉浸在自己构想的情境里，丝毫没有察觉。

接下来，“副局长”开始行动了。他把布绳拴在铁栅栏上，把另一头甩到窗外，也顾不上跟新部下道别，手脚并用爬上窗台，敏捷地钻过那个空隙，抓牢绳子，悄无声息地出溜下去。

徐延甲也没闲着，他把向荣华胸前那张卡片上的回形针取下，弄成钩子的形状，作为打开病房外那道铁栅栏门的工具。然后走到窗前，探头往下一看，杂技演员已经快下到地面了，遂扯开嗓门大声叫嚷：“有人跳楼啦！”

底楼值班室那两个彪形大汉正准备上楼进行例行巡查，听见叫声，马上来了个向后转。待他们制服向荣华将其押上三楼，五号病房早已人去室空……

第五章、“美人鱼”和“金凤凰”

老单获悉徐延甲被歹徒绑架的消息，连夜驱车赶到市局，一进门就和徐延甲紧紧握手：“小徐同志，受惊了！没受伤吧？”

徐延甲抬手摸摸脑袋：“挨了一下，有点儿晕乎，刚才医生给吃了点儿药，应该没妨碍吧。

解宗俊在一旁说：“多亏你脑袋活络，要不起码得在精神病院里关个把星期！”

听徐延甲把经过简述了一遍，老单说：“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绑架案件，毫无疑问，这帮歹徒和监狱里那伙暴狱分子有联系……可他们是怎么牵上这条线的？”

徐延甲说：“昨天下午是犯人的接见(即家属探视服刑人员)时间，那时已让他们集体写过决心书，估计被他们轧出苗头，利用接见的机会把消息捅出去了。很可能那几个歹徒一直候在监狱门口，解宗俊、梁锁定是一起离开的，而且天色尚早，他们不好下手，我是过了一会儿才走的，又是一个人，而且还回了一趟市局，所以……”

老单听着，缓缓点头：“原来如此……看来的确有人准备在犯人押解途中搞事情啊！今晚来这一手，是为了分散专案组的注意力。试想，如果你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专案工作势必受到严重影响，只怕先得四处寻找组长的下落了。这伙歹徒倒是颇有点儿心机。小徐，你的意思，下一步该怎么走？”徐延甲甫一离开“白洋淀”，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技术鉴定结果出来了没有？"

“还在加班。这么多材料，我估计至少得弄个通宵。”说罢，老单往技术室打了个电话，对方回复说已经鉴定了三分之二，没发现和那张纸条上的六个字相同的笔迹，全部鉴定完毕要等到天亮之后。老单看看表，“现在才凌晨三点，小徐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天亮之后，我们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路通过牌照号码查自行车的车主，另一路待鉴定结果出来，如果发现了写纸条的犯人，就去监狱调查。”

解宗俊补充说：“建筑机械厂革委会出具的那张住院证明是怎么回事？也得去查一查。”

之前徐延甲捅开病房铁栅栏门的门锁离开三楼后，径直去了底楼那间空无一人的值班室(护工去抓杂技演员了)，用那里的电话接通了市局总值班室。市局当即急电“白洋淀”，命令必须保护好徐延甲，随即派车将其接离。

徐延甲没有马上回市局，而是让司机绕道去了一趟建筑机械厂，为的就是调查介绍信之事。经核实，厂方从未开过那样的介绍信，但承认精神病院收到的那张介绍信上的编号，确实是本厂的。三个月前，该厂供销科长张富生出差途中，在北火车站候车室丢失了一个挎包，包里有一本盖了章的空白证明。张当即向北站派出所报了案。徐延甲闻之，又跟北站派出所联系。对方查看了报案记录，证实确有此事。不过，该案和当时大多数小偷小摸的案子一样，未能侦破。如此，这条线索就断了。

次日清晨，当专案组三个侦查员在办公室碰头时，同时获知了两个消息：其一，技术室的鉴定结果出来了，纸条上的六个字出自编队犯人西门林之手；其二，那辆牌号为441789的自行车的车主名叫何菊花，住本市卢湾区望亭路50号——原来昨晚老单并未休息，连夜把自行车的情况查清了。

徐延甲当即作出安排，解宗俊和大梁去监狱讯问那个姓西门的犯人，徐延甲去济南路派出所了解何菊花的情况。三分钟后，两辆摩托车驶出市公安局大门，分赴东西两个方向。

先说徐延甲这一路。小徐在刑侦口干了这么些年，经常和派出所打交道，人头很熟。他一进济南路派出所，年过四十已经开始发福的顾所长便跟他打哈哈：“小徐你是忙人，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又有什么指示？”

徐延甲扔一支“大前门”给对方，随即说明来意。这位胖所长自1949年上海解放以来一直在济南路派出所工作，对管段内数千户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

“你说何菊花啊，巧了，她正好在我们所里待着呢！昨晚被电影院的纠察员扭送来的。”

胖所长介绍，何菊花今年十九岁，原是襄阳中学学生，后因品行不端，要送工读学校，她干脆自动辍学了。这是一个女阿飞，经常以色相勾引男性，骗取钱财。派出所传唤教育多次，她却是屡教不改。昨晚被扭送派出所，也是这个事由。如果不出意外，往下就要把她送劳教了。

尽管事先已经估计到这个何菊花不一定是昨晚给自己下套的那个女人，可照面之后，徐延甲还是难免有些失望。

何菊花是派出所的常客，熟悉警方的办案路数，徐延甲一开口问自行车的事，她就爽快地回答：“那是我的车，不过被‘美人鱼’借走了。昨天傍晚我骑车经过东方红商场门口，正好碰上她，她就管我借了车。”

“‘美人鱼’是谁？”

“她叫程健丽，是我最近在溜冰场认识的朋友。她有工作，听说在一家大集体工厂当工人。”

再询问这个女子的长相，何菊花描述说是瓜子脸、细眉大眼、高挑身材、长发披肩，徐延甲一听便认定就是昨晚那个佯装向他问路的女子。当下不动声色：“她住在哪里？”

“这我可不知道，真不知道，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徐延甲觉得何菊花不像是撒谎，又问：“她有没有说过几时来还你自行车？”

“可能是下午吧，这我可说不好。我记得她当时跟我说，也不是她自己用，替朋友借的。”

“除了溜冰场，她还经常在哪里活动？”

“‘美人鱼’的朋友圈子可比我大。她说自己那么漂亮，不能浪费了，还吹嘘说她认识的男人都是有钱人，住在上海大厦、国际饭店，她经常出人那些地方。还有就是解放日报招待所那带，那是她和‘金凤凰’的地盘。”

“‘金凤凰’又是谁？”

“叫张康康，是‘美人鱼’的死党。”

徐延甲点点头：“待会儿我们有两个女同志和你一起去你家，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何菊花见多识广，马上会意：“知道知道！这叫‘守株待兔’。可她要是不过来……”

“等得到等不到都没关系，只要你说的是真话，就是立功表现。”

何菊花不放过任何机会，顿时眼泪汪汪：“刚才听派出所同志讲，要送我去青东农场劳动教养……”

“你这次提供的线索如果确有价值，我们可以向派出所建议，给你一次宽大机会。”

下午，果真有一个妖艳女子骑着自行车来到望亭路50号何菊花家，却并非程健丽，而是何菊花曾提及的那个绰号“金凤凰”的张康康。

何菊花诧异地问：“康康，怎么是你啊？健丽呢？”对方说：“健丽病了，托我来还车。”

“病啦？什么病啊？严重吗？有没有看医生？”

张康康暧昧一笑，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对何菊花嘀咕了几句，最后道：“这下那个烧锅炉的可以得偿所愿了……”

第六章、始作俑者

专案组另外两名刑警解宗俊、梁锁定对犯人西门林的讯问也在同时进行，不过，他们没能取得任何进展。

两人来到提篮桥监狱，先去了专案组的临时办公室，解宗俊给正在七号监楼忙碌编队事宜的金总打电话，要求准备一个单间，把西门林押过去。

挂断电话，解宗俊正待说“走”，看看梁锁定，又有点儿不放心，寻思这山东大个儿昨天自作主张让犯人写什么决心书，闹了个打草惊蛇，待会儿讯问的时候别又乱开腔坏了事儿，得先敲打他几句——“我说老弟，你之前和犯人打过交道吗？”

梁锁定老实回答：“没有。”

“那你给我伸长耳朵听着：我讯问犯人时，你在旁边只管记录，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拜托你千万别开口说话！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走吧！”

西门林今年二十四岁，相貌属于电影导演最欢迎的反派小角色脸谱：又矮又瘦，小眼睛，招风耳，尖嘴猴腮。此人原是牛奶公司临时工，专事送奶，每月拿三十六元薪水。按说这份工资在那个年月也算可以了，可他却不肯好好干，一周七天中有四五天晚送，甚至干脆不送，订户纷纷向牛奶公司投诉。牛奶公司核实情况后，也不找他谈话，由革委会出面在大门口贴出一纸解雇他的告示。西门林是出了名的混子，又练过几招拳术，脾气暴躁，动辄骂人打人。被公告开除，人们以为他会闹事，不料他这次格外平静，“嘿嘿”冷笑数声，冲着告示吐了一口唾沫，转身扬长而去。

当然，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西门林对牛奶公司“感情颇深”，拿不到公司的薪水，他还不辞辛劳地为公司忙碌——每天早早起床，去订户那里挨家挨户回收头天晚上放在门口小木箱里的空牛奶瓶，全部扔进浊水长流的苏州河。如斯三天，牛奶公司无奈，只好重新录用他，改派其他工作。本来，西门林可以继续这样混下去，至少不至于来监狱吃免费饭，可不久后发生的一桩意外，促使他走出了这一步。

西门林是江苏人氏，父亲早逝，母亲是乡村小店营业员，他从小随祖父在沪上居住。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乡下传来消息，他母亲被查出是“隐藏的阶级异己分子”，立即开除公职，戴上“帽子”，勒令回生产队劳动改造。

其时，西门林已经交了女友，女友本人也不是什么“红五类”，她爷爷当过宪兵，老爸是开小酒馆的，但那姑娘革命觉悟颇高，讲究政治条件，一听这个消息，立马跟西门林划清界限，还顺手卷走了西门林历年的积蓄。

西门林前去索讨，对方矢口否认。那时人民法院的牌子也被“造反派”摘掉了，无处诉讼，西门林便去了对方单位。单位头头儿是刚上位的“造反派”司令，得知西门林的出身乃是“阶级异己分子”，哪里还会“秉公”，以“查无实据”为借口推诿得一干二净。西门林平白受损，怨气三丈。实在无处发泄，便动起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脑筋。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攀墙潜入牛奶公司隔壁的储蓄所，撬开银箱，窃走了里面的全部钱款——两千五百五十元九角九分，一个钢蹦儿也没剩下。案发后，公安局和银行保卫科联手调查，三天内列出十名犯罪嫌疑人，西门林也在其中。

专案组逐个讯问，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老老实实讲清楚，退回赃款，立刻放回家，该干啥还干啥，并且为你保密。”其他九位确实不知，无从说起。西门林平时虽然经常犯浑，却从未跟公安局打过交道，见到穿制服的，一颗心就怦怦乱跳，两条腿也控制不住地发抖。听人家反复重申那句话，信以为真，干脆如实坦白，只为求个心安。那几个警察初时比较客气，讯问好似聊家常，沏茶递烟，他们吃夜宵，也不忘给西门林捎一份，等他交代完作案经过退回赃款签字画押，几张脸立时耷拉下来，取出一纸早已填写好姓名等基本信息的拘留证让西门林签字。

三个月后，西门林被押上公判大会的审判台，因为母亲的阶级成分，刑期自然是足尺加三，被判了十二年。他这种情况，属于编队的首选对象，是第一批移押七号监楼的那部分犯人中的一个。

经过这番“历练”，西门林脱胎换骨，在监狱里学到了不少对付警察的套路，见到公安人员再也不怯场了。解宗俊和梁锁定坐到他对面，梁锁定摊开笔录纸，解宗俊首先发话：“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西门林不假思索：“牛奶公司革委会。”

解宗俊奇怪了：“你凭哪一点这样认为的？”

“瞎猜的呗！”

“告诉你，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找你来了解点儿事情。”

对方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哦，你们是来外调的，一定是来调查我家隔壁‘小老虎’他叔叔跟他妈睡在一张床上的事儿吧。这事还是前年……”

“停！”解宗俊厉声打断，那语气神态，酷似电影导演在片场发号施令。

西门林吓了一哆嗦，没继续说邻居家的丑事，但嘴里还在小声嘀咕：“难道你们不是来调查这个的吗？除了这事，我能交代的都交代了……

解宗俊知道他是在拿警察开涮，也不再跟他绕弯子：“西门林，你这次参加编队了？”

“是啊，政府照顾我，让我去新疆吃哈密瓜，葡萄干，听说牛羊肉也不错。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没啥，都是坐牢，哪里不一样？在这里不见得减刑，去新疆也不见得加刑。再说，又不是出国——那倒是被开除国籍了，呵呵。”

“你几时到七号监楼来的？”

“大前天吧，上午。”

“你到七号监楼后做过什么事儿没有？”

“没做过政府不允许的事。”

“写过什么东西吗？”

“写了，昨天写了一份决心书。”

“其他呢？比如纸条什么的？”

“绝对没有！现在形势大好，我们犯人话不敢乱讲，字不能乱写。我在三号监楼时碰到过一个老年犯人，眼睛看不清，在废报纸上写字的时候，不小心写错了，就在错字上打了个叉叉，不想背面是伟大领袖的照片，结果加了五年徒刑，原先他是贪污犯，现在变成了反革命贪污犯。这老头儿，十年刑期，本来明年就能出去了，就因为眼睛不好惹出麻烦，还得继续蹲五年。当然，这完全是他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

西门林絮絮叨叨的时候，解宗俊瞥了梁锁定一眼，只见他那大手捏着钢笔，正在埋头记录。其实这些内容记不记也没啥关系，但解宗俊不敢叫他停笔，怕他一旦闲下来乱插嘴。这会儿正是紧要关头，不能乱讲话。想了想，他打开随身的黑色公文包，取出一张纸扬了扬：“西门林，这是你写的决心书吗？”

这犯人眼睛挺尖。一下子认出了自己的笔迹：“是啊，怎么跑到你们手里啦？”

解宗俊掏出一包香烟，给梁锁定一支，自己也叼了一支，划火点燃。这下可把西门林的烟瘾勾起来了：“可以支援一支香烟吗？”

按照规定，在监狱服刑的犯人是不准抽烟的。当然，个别路子野的犯人也能搞到，但数量有限，在监狱里属于“硬通货”，可以拿香烟跟其他犯人交换食品之类。不过，像西门林这类犯人，是难得有机会搞到的。这些情况解宗俊自然门儿清，便给了他一支，还帮他划火点上。西门林猛抽了一口，一脸陶醉的样子，半晌才徐徐吐出烟雾：“两年没抽到香烟啦，真来劲儿！这烟真不赖，大前门……你们当警察的工资也不高吧，能抽得起这样的好烟？”

解宗俊干刑警七年，提审过数以百计的人犯，思路不会被对方带偏：“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我再让你看件东西。”说着，他拿出一张照片,“这上面的字是谁写的？你认得出吗？”

西门林抬眼瞅了瞅，说“看不清”，解宗俊便把照片递给他。这家伙拿着照片横打量竖端详，临末脸露笑容，赞道：“照得不错！照得不错！”

解宗俊一直盯着他的脸，西门林甫一看到照片，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的神色，小解不由窃喜，纸条多半是他写的了。谁知他竟冒出这样的话，解宗俊心里火起，当下一拍桌子：“西门林，你别给老子摆老油子那一套！”

“不敢！不敢！回政府的话，这字是我写的，写了以后放在衣袋里，昨天上午去监狱礼堂上大课回来时，瞅个空子扔进袁队长的衣兜里了。”

“这个态度还可以。你说说，有谁准备暴动？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这是瞎说说的。”

“瞎说说？你知不知道，这样瞎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一般说来，出自专政机关人员之口的警告是具有相当震慑力的，谁知西门林不但不害怕，嘴角甚至还浮现出一丝笑意：“要负……法律责任？”

解宗俊把他的此番表现理解为强作镇静，当即施展攻心战术：“西门林啊，如果你知情不举。一旦引发严重后果，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如果你如实向政府反映情况，提供线索，我们将会视作你的立功表现，根据有关政策，立功可以折罪，立大功可以受奖。”

可西门林根本不信这一套。他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落到如今这步田地，都是被公安人员忽悠的，自己当初的交代是“上当受骗”，十二年的刑期则是“轻罪重判”，入监以来，他的抵触情绪一直非常强烈。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写这张纸条呢？这个犯人确实知道有关“暴动”的一些情况，但他写这张纸条并不是为了将功折罪，而是另有所图——逃避编队。

西门林家隔壁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西门林称他“老娘舅”。1956年政府动员“支援建设边疆”，此人报了名，去时一腔雄心壮志，可次年就私自逃回了上海，逢人便说新疆如何如何苦，这一说就说了七年。本来他还准备说下去，适逢宣传“好儿女志在四方”，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军垦农场，于是便有人举报他对抗政府，搞反动宣传，派出所干脆将其送农场劳动教养，这才使他的言论在坊间销声匿迹。但七年时间的不断宣讲，自然会产生一些后果，西门林的“恐疆症”就是由此而来。

自从进入编队，他夜夜心惊肉跳。可担心害怕是没用的，他必须想办法自救，于是就有了“匿名举报”这一节。照西门林的想法，此举很可能会引起狱方的注意，来一个严查，说不定还会取消去新疆的计划。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他这个“检举者”被查出来。到那时，他就以“瞎说说”来搪塞——有关“暴动”的真实情况，自然是不能讲的，他知道自己的斤两，那伙人他可惹不起，一旦得知是他告的密，他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他这样的态度必定惹恼狱方，“欺骗政府，扰乱人心，破坏编队”，罪加一等，最轻也要加他一两年徒刑。加刑要准备书面材料，要走审查、复核和最终判决的程序，如此折腾一番，等到判决下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押解犯人去新疆的西行列车不是为他西门林准备的专列，决不会因此推迟启程的时间。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逃避去新疆改造了。至于空出来的那个名额，自会有倒霉鬼来填补，提篮桥监狱最不缺的就是犯人。在西门林看来，以加一两年刑期的代价换得留沪改造，还是划得来的。

西门林的这个盘算，解宗俊当然是打破脑袋也猜不到的。尽管他侃侃而谈，又是政策攻心又是横眉怒目，却起不到任何效果。西门林只是听着嘿嘿冷笑，却只字不吐。讯问进行到这里，算是走进了死胡同，只好暂告段落。生怕西门林出什么意外，解宗俊跟金总商量，将其暂时寄押在一号监楼的禁闭室里。

走出七号监楼，解宗俊难免恼火：“这主儿是老牛筋、母猪肉，煮不烂、烧不透，简直油盐不进嘛！”

梁锁定问：“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等组长来了再说吧，他算半颗智多星，点子比咱俩多。”然而“智多星”也有无咒可念的时候，徐延甲当天下午赶到提篮桥监狱，在西门林身上耗费了两个多小时，这个犯人依旧“九供不离一辞”，一口咬定是“瞎写写的”。

对手如此顽固，新手梁锁定吃不准了；“他会不会真是瞎写写的？”

“不可能！他是瞎写写，绑架我的那帮人难道也是随便绑架个警察解解闷儿？”徐延甲思索片刻，“这条道走不通，不妨暂时搁一搁，我们开辟第二战场——今晚去会会‘美人鱼’程健丽！”

第七章、夜探“606”

当晚，一辆吉普车驶至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606号的上海市精神病医院。这家医院在沪上被称为“606”，其名气远比沪东的“白洋淀’响得多。

专案组长徐延甲之所以说要“会会”程健丽，而不是“提审”或“讯问”，那是有原因的。上午，他从何菊花那里获知，涉案自行车是何借给程健丽的，而据何所述的程的外貌，跟昨晚参与绑架他的那个女子高度相似。这种角色，当然是即刻拘拿没商量。

首先要确定程健丽现在何处，徐延甲又是电话又是驾着摩托车奔波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弄清楚了程的去向——程健丽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医院诊断为“突发性精神分裂症”，已被“606”收治了。

徐延甲觉得蹊跷，遂请徐汇分局两个与其处境差不多的“逍遥派”(“文革”时对那些不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者的带贬义的称谓)同行帮忙，由他们出面跟“606”联系，证实确有此事。据院方说，该患者目前经治疗，正处于“药物性休眠”状态。这样一来，无论是抓捕还是讯问，都只有待其药性过去后方可进行。但徐延甲考虑到这种状况有可能是程健丽为逃避追查故意为之，生怕她借机逃离上海，叮嘱两位“逍遥派”，一定要亲眼见证程健丽确实在“休眠”,在徐延甲结束监狱的讯问工作赶到医院前，守在病房门口，严防其脱逃。

晚八点，徐延甲再次跟那两位仁兄通电话，对方告知，程健丽已经苏醒。于是，专案组三位侦查员驱车前往“606”，去会会这条据说在沪上黑道小有名气的“美人鱼”。

抵达目的地，却得知一个坏消息。那两个徐汇分局“逍遥派”同行的行动被“606”的“造反派”发现，两人倒是守口如瓶，只字没提他们是帮着市局专案组干“私活儿”的，只说分局两派对立严重，看情势有动武的可能，他们害怕卷进去，所以相约溜到“606”来图个清静。

“606”的“造反派”尽管无法无天，但对分局民警多少还有些忌惮，不敢胡来，当然也不会太客气，把两人训了一番逐出医院了事。专案组一行抵达时，两人正灰头土脸地走出医院大门。

“606”的“造反派”十分难缠，徐延甲对此早有耳闻，可听两位同行一说情况，方才意识到比他想象的还要棘手。

“606”是卫生系统出了名的“老大难”单位，派系斗争重灾区，革委会成立了解散，解散了再成立，反反复复，眼看党的九大都快开幕了，还处于“革委筹备组”的状态。“革委筹”由两派组织的代表组成，负责医院的日常工作。不过，医院的工作是次要的，这个临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即安排日后成立的医院革委会成员的座次，用“造反派”的说法，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当然应该放在首位。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这样一抓“大头”，“革委筹”就没有兴趣和精力去抓医疗业务、后勤、保卫一类的“小头”了，导致全院的日常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各部门各行其是，人人为所欲为，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难以获得医院方面的配合，只好靠自己了。

他们遇到的第一道阻碍，就是医院大门的门卫。那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听见汽车引擎声，以为是送突发病人来就诊的，当即从门卫室出来，拦住他们的去路：“回去！这会儿没急诊，明天上午再来，八点半！”

解宗俊下车，未语先笑：“大爷您好！您上夜班？辛苦了！”边说边递上香烟。

老头儿不客气地接过，眼光还瞟着解宗俊手里的烟盒，一旁的梁锁定见状，立刻掏出自己衣袋里的整包香烟塞到老头儿手里。老头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你们来得不是时候，自打一年前开始，晚上就不接诊了。不过呢，我可以放你们进去，你们自己去跟医生商量。”

“多谢大爷！汽车我们就不开进去了，停在马路对面，烦请您老顺便给咱们瞄着点儿。"

一行三人进了大门，迎面是一片草坪，草坪一侧那栋五层大楼是门诊部，黑灯瞎火的，果然停诊了。他们从大楼右侧的“大批判”专栏前经过，再往前就是住院部，围着一道约莫两米五高的砖墙。走在头里的解宗俊仰脸端详片刻：“乖乖，壁垒森严啊！”

顺着砖墙走了没多远，他们来到住院部门口，铁栅栏院门从里面锁上了。这里也有门房，门框上方的木牌上还有“警卫室”三个红字，可屋里却黑着灯，没有一点儿声响，不知是夜间无人值班呢还是值班人在睡觉。专案组长稍一沉吟，做了个“上墙”的手势。

这是侦察兵出身的梁锁定的强项了。只见他伸展双臂，脚下发力，双手已经攀住砖墙的上沿，一个引体向上就稳稳坐到了墙头，接着俯下身，把徐延甲、解宗俊一一扯了上去。三人轻手轻脚下到地面，沿着水泥甬道穿过一片用冬青树围起来的花园，找到女性患者病区——三号楼。

迎面又是一道铁栅栏门挡住去路，解宗俊推了推，锁住了。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女护士：“你们干什么？”

解宗俊还没开口，对方已经挥手驱赶了：“去去去！这里有规定，夜间严禁男性进入，哪怕院长也不行！”

估计这位女护士对半夜三更有人试图闯人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因此也不问来龙去脉，说罢转身就走。但对方的嗓音已经钻进了徐延甲的耳朵，这是一种浑厚的女中音，徐延甲听着似乎有些耳熟：“请等等！你是……史敏同志吧？”

对方闻言返身，借着门口的灯光打量徐延甲，觉得眼前这个穿藏青色便服的男青年似曾相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打过交道。“文革”以来，经常有一些混混儿打着“造反”的名义，半夜三更以“外调”、“揪斗”为名强闯三号楼，调戏、猥亵甚至奸污女病人，身为护士长的史敏对夜间上门的男性特别警惕，尽管眼前的男子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她脸上还是铁板一块，说话如金石掷地，铮铮有声：“我再说一遍，夜间严禁男性入内！你们再不离开，我就报警了！”徐延甲赶紧亮出证件：“史敏同志，我们就是公安局的！”

护士长终于认出了小徐：“哦……徐同志！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记性……”

两年前的一个深夜，史敏下班回家途中遭到三个流氓拦截，意欲图谋不轨。千钧一发之际，救星从天而降，徐延甲和另外两个刑警恰巧驾着一辆三轮摩托经过，当即出手将歹徒拿下。史敏感激万分，稍后在做笔录时，得知对面这个年轻警察叫徐延甲。不过，两人之后再无联系。

当下，护士长掏钥匙开门，请三位刑警入内：“徐同志，大半夜的，你们这是……”

徐延甲把来意一说，史敏道：“我下午不在，不知是否入住了这么一个患者，我这就给你们查一下。”

她请刑警到值班室稍坐，自己去查入院登记。片刻，史敏匆匆返回，把登记册递给徐延甲：“有这个人，叫程健丽，二十四岁，患突发性精神分裂症，中午十一点十分入院，住三楼七号病房。刚才我听一个护士说，这姑娘是通过我们院‘革委筹’副主任谢勇三的关系进来的。谢晚上来看过她，九点后才离开。”

徐延甲叮嘱：“我们把程健丽带走之事，还请你和值班护士暂时保密，明天若有人问起她的下落，你们就说她早晨不辞而别了——反正她住进来的时候没办什么手续，离开也就不用办手续了。”说着冲解、梁二位点点头，“咱们去病房看看吧。”

却说“美人鱼”程健丽昨晚与同伴合演了那出“诬良为盗”的闹剧之后，心里终究不踏实，便和沙喉咙男子商量对策，决定假装患精神病，去“606”躲躲风头。程健丽是弄堂里的交际花，交游广阔，熟人遍及各行各业，“606”的“革委筹”副主任谢勇三便是其中之一，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

那谢勇三原是医院烧锅炉的工人，“文革”一开始便率先“造反”，当上了“造反派”头头儿，如今又坐上了“革委筹”副主任的位置，他早就对“美人鱼”垂涎三尺，但“美人鱼”认钱不认人，尽管谢勇三在医院的“革委筹”位居老二，拿的却是锅炉工的薪水，还要养家糊口，手头拮据，没有闲钱。没钱就只好单相思了，此刻“美人鱼”主动送上门来，他自然求之不得。

这天中午，“美人鱼”来到“606”，受到谢勇三的热情欢迎，陪她去第三病区，特为安排了一个单人病房。晚饭后，谢勇三还过来“看望”。“美人鱼”自以为进了保险箱，心里笃定，待谢勇三离开后，放心入睡，全然不知她陷害的那个警察已经找到了病房门口。

“咯啦”一声，护士长打开门锁。这是一个约莫十二平米的单间，迎门靠墙放着一张写字台，台前摆着软垫折叠椅，病房中间是白色弹簧床，床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个铁钩子，挂下一顶蚊帐，把病床蒙得严严实实。徐延甲三人走过去，分列病床两侧。专案组长一努嘴，解宗俊抬手掀开蚊帐。

“谁？你们想干什么？”蚊帐里传出“美人鱼”的声音，语气里透着刚入睡就被惊醒的忿懑和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

“医生查房。”解宗俊说。那蚊帐太长，下端被“美人鱼”压在褥子下，一时还抽不出来。

“呸！”随着一声怒斥，蚊帐自动掀开了一条缝，首先看到的是“美人鱼”瀑布般的长发，接着就是她因恼怒而涨得绯红的脸，目光凶狠地瞪着解宗俊：“半夜三更查什么病房？分明是想图谋不轨！告诉你，你若敢碰我一指头，我马上去找你们谢主任，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解宗俊挤眉弄眼：“乖乖不得了！你好凶啊！行了，表演得差不多了，赶紧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

“美人鱼”大概是太过相信这个“保险箱”了，竟然还没意识到大祸临头：“走一趟？去哪里？”

“给你转家医院。你这毛病在这里治不好，非得换个地方不可！”话音没落，解宗俊猛地把掀开蚊帐。

坐在病床上的“美人鱼”那声尖锐的惊叫只发出一半，就戛然而止，虽然睡眼惺松，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解宗俊身边的徐延甲。

徐延甲面若寒霜：“你还认识我吗？”

“美人鱼”目瞪口呆。

徐延甲扭头对史敏说：“护士长，请你帮个忙。”

史敏和值班护士上前，强行给她穿上衣服。

“铐起来！”

徐延甲一声令下，梁锁定迈步上前掏出手铐。“美人鱼”这才缓过神来，一边哭叫，一边张牙舞爪企图施展泼妇手段，可这一套在侦察兵出身的山东大汉面前，实在太小儿科了，梁锁定施展擒拿手法，老实不客气地给她上了背铐。

第八章、 “W行动”

下半夜一场春雨过后，气温明显升高。中午时分，徐延甲骑自行车从福州路市公安局前往位于虹口区长阳路的提篮桥监狱。昨晚他几乎一宿没睡，一路上有点儿没精打采。

在对程健丽进行的长达五个小时的讯问中，程健丽以不变应万变，竟然挺住了三位刑警一连串的攻势。她赖以顽抗的武器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沉默。不管刑警问什么，都紧闭嘴唇不开口。问急了，则白眼相向。

万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零口供”。这是案犯对付警察讯问的“真言”。程健丽不知是得了谁的传授，此刻使出这一手，专案组暂时还真拿她没办法。

一辆公交车鸣着喇叭从对面驶来，徐延甲把自行车龙头略略一偏，让到一边。车轮溅起的泥水弄脏了他的裤子，他都没有察觉，脑子里还在思考如何扭转被动局面：程健丽在这起案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她和她那帮同伙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和监狱里企图暴动的那个团伙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互相之间是怎样取得联系的……

这些问题只要能突破一个，案件的调查就会出现转机。可程健丽不开口，“突破”就无从谈起。无奈，徐延甲的思路又回到监狱里，回到此案的始作俑者西门林身上。这就是今天他前往提篮桥监狱的目的。

前面就是提篮桥监狱了，徐延甲在距离大铁门前的岗哨七八米处下了车，一手扶着车把，一手从兜里掏证件。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同志，求求您做做好事，让我看看他吧！"

徐延甲循声望去，只见大铁门一侧的小门处站着一个年过六旬的妇女，身穿打着补丁的土布衣服，头发苍白如霜，脸颊、额头上皱纹密布。眼眶深陷，下巴瘦得皮包骨，一副可怜巴巴的神态。她面前站着一个三十多岁戴眼镜的监狱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张纸，声音如雷：“什么‘同志’？谁跟你是‘同志’？告诉你，这批犯人的接见日已经过了，你下次再来吧！"

“同……哦，领导，我是赶了三百多里地从外地来上海的，能不能照顾一下……”老妇哀声求告，泪水涟涟。

“不行！”工作人员毫不通融。

别看徐延甲平时抓捕罪犯眼睛眨都不眨，却并非铁石心肠。他坚持认为应该把罪犯和他们的家属区别对待，相应的，政治上有污点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也应该区别对待。为此，他还挨过一位新上任的“造反派”副科长的批评，说他“右倾”。若非他的烈属身份，恐怕也会被弄到那 82%的“大班子”里学习改造去。

此时此刻，徐延甲又开始犯“右”了。这个监狱工作人员是什么作派？和电影里国民党反动派的狱卒有什么两样？不行！我得去说几句！

他把自行车停在一边，走到那老妇面前：“阿姨，你是……家属？”

老妇已近乎绝望，正埋头抽泣，听见问话，仰起脸面，眼泪滂沱地看着来人：“我是从外地来的，想来看我的儿子，他马上要去……要去新疆了。”

原来她儿子是编队犯人。徐延甲正琢磨着怎么替老妇人求情，那个工作人员已经盯上他了：“喂！你是什么人？监狱门口，不许随便停留！"

徐延甲亮出证件：“这个家属，你们是不是可以破例照顾一下？”

“照顾？你知道她是什么人？什么身份？"对方那语气，就仿佛徐延甲也是犯人家属似的。

徐延甲微微一笑：“你说她是什么身份？”工作人员把手里那张纸递过来：“你看看吧！徐延甲接过一看，是苏南某县一个生产大队开具的公函：“兹有本大队监督劳动的地主婆李秀珍前来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探望其犯人儿子，敬请沿途专政机关、革命群众协助监督，谨防破坏。”

“嘿嘿！怎么样？”对方见徐延甲沉默不语，以为他心生怯意，语气甚是得意。

徐延甲看了看老妇，略一沉吟：“我还是这句话，能不能照顾一下？她这么大年纪了，儿子即将去新疆劳改，谁知今生还能不能见面……”

对方不客气地打断他：“你阶级阵线不分，当心沉到阶级敌人那里去！你说，你是市局哪个部门的？”

徐延甲干脆把证件递给对方：“你可以记下来。”

对方也不客气，当真掏出工作手册，记一边读一边写，记录下他的姓名和部门，嘴里还不闲着：“市局治保组管不到我们监狱，监狱的事，你没资格过问！”

徐延甲不理他，进了小门，从门卫室窗台上抄起内线电话，接通监狱管教科，说了两句后，把话筒递给那工作人员：“管教科赵科长让你接听。”

回到门口，徐延甲对那老妇说：“李秀珍，你等一下，可以让你探望儿子。”

“谢谢！您是大好人啊……”老妇扑通跪倒在地。

徐延甲连忙双手将她扶起：“你还没吃午饭吧？”

“我……卖掉了家里养的几只鸡，拢共只有二十元钱，刨去路费，又给儿子买了点儿东西，只剩下七毛多钱了……”

徐延甲索性“右”到底了，说了声“你等等”，大步穿过马路，到对面点心店掏钞票粮票买了一屉包子，回来递给老妇：“趁热吃。”顺手把四元多钱的找零往她手里一塞，“这是你回去的车钱。”说罢，转身推了自行车进了监狱大门。

值勤岗哨把这一幕看在眼里，朝徐延甲的背影投去赞许的目光。那工作人员却不以为然，在背后嘀咕道：“姓徐的我佩服你！你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翻船的！”

徐延甲来到专案组临时办公室时，梁锁定还没到，解宗俊正满脸愁容地斜倚在沙发上，一见徐延甲便喟然长叹：“唉——老徐啊，兄弟我又倒霉了！”

一看他那神情，徐延甲便知解宗俊的女朋友又吹了，立刻给予同情的安慰：“这事别太挂在心上，你又不缺胳膊少腿的，还愁找不上对象？别着急，等这个案子破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包成！”

解宗俊说：“这次最冤了——对方倒没怨我失约不去见面，还挺理解我。谁知昨天傍晚再次去找何菊花询问情况时，她正好骑着自行车从何家门口路过，一眼就瞟着了我。这下好啦，今天一大早就给我来了电话：‘你干的好事！想玩三角(指三角恋爱)？做梦！’我还没回过神来，电话已经挂了，赶紧回拨，对方说是传呼电话亭，人已经离开了……”

徐延甲笑道：“就因为这个？那好办，回头我帮你去解释，一定让她回心转意。眼下你想再多也没用，还是把心思放到破案上吧。”

说起案子，解宗俊依旧眉头紧锁：“这案子也是怪了。以往是线头难找，一旦找着了，往下顺藤摸瓜，就一路势如破竹。这次颠倒了，线头一下子找着两个，都是老牛筋，啃不动啊……”

“别灰心，办法总会有的。我有预感，这个案子的转机可能就要出现了……”徐延甲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看看手表，“现在十二点刚过，休息一小时，我们再去见见西门林。”

一小时后，徐延甲、解宗俊、梁锁定三人走进七号监楼，再审西门林。跟前一天相比，西门林显得有些魂不守舍，眼神游移不定，嘴里不时低声念念有词，听不清他在嘀咕些什么。解宗俊暗忖这主儿会不会又打算耍什么花招，冲徐延甲眨了眨眼，算是提醒。徐延甲会意，稳稳情绪，开腔说道：“西门林，昨天我们讯问你时，你的态度很不好……”

“我没有态度不好，你们问我的事，我根本不知道！”西门林大声申辩。

“你不是不知道，是不打算如实交代！我提醒你，我们是市公安局的刑警，这事既然由我们来查，绝不会因为你不开口就轻易放弃。昨天咱们见面有些匆忙，也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是上海市公安局治保组刑警徐延甲，目前负责你这个案子，你……”

“徐延甲？”西门林一个愣怔，瞪大眼睛盯着专案组长，“你就是徐延甲？”

徐延甲被他问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你认识我？”

西门林站起来，向徐延甲深鞠一躬：“徐同志，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们母子只怕今生都见不到一面了。”

徐延甲恍然：“原来李秀珍是你母亲。”

西门林再次鞠躬：“在你们穿警服的人里，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好心肠！”

徐延甲纠正他：“那说明你见过的警察还是太少，我们人民警察都是执行党的政策，都是服务人民的。”

西门林不再争辩，但徐延甲看他的表情，知道他并没有被说服。之前他翻过西门林的案卷，猜测西门林的对抗情绪与法院的判决有关，于是又问：“你这个罪行，难道判得冤？”

西门林对徐延甲颇有好感，如果这话是解宗俊问的，他早就回怼了，可面对徐延甲，他只是叹口气：“冤不冤的我说不好，可是，我就是被你们警察一通政策宣讲忽悠的，主动交代了，不然，你们没证据，我也不必到这里吃牢饭。

“这事跟眼前我们要了解的情况扯不到一块儿，先放在一边吧。我现在问你那张纸条的事，你昨天说是瞎写的，可据我们了解，你反映的情况是有那么点儿苗头，这的的确确是个立功良机，可以减刑的。”

“减刑又怎么啦？还不是去戈壁滩！”

徐延甲顿悟——原来这家伙是怕去新疆！他马上抓住这一点：“如果我把你从编队名单上撤下来呢？”

“我一定知无不言！”

“真话？”

“当然是真话！”西门林双眼放光。

徐延甲说：“这还不容易，我去打声招呼，给你撤下来就是了嘛！”

西门林眼中的光亮突然暗淡下来：“徐同志，不是我不相信你……当初我就是太相信你们警察了、结果……唉，不提了。再者你是市局的，不是监狱的，说话不作数，回头你一走，这里谁认账？”

徐延甲对解宗俊说：“去把金总请来，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定。”

金钟鸣就在隔壁，一请就到，他向西门林拍胸脯保证，立刻把他从编队名单里撤下来。

西门林依旧半信半疑：“你是代表政府说话吗？”

“当然！”金钟鸣的语气不容质疑。

“那给我写个纸条。”

金钟鸣还没搭腔，徐延甲说：“你给他写、我签字作证！”

纸条一到手，西门林再无顾虑：“你们有什么话就请问吧，我可以全部倒出来。”

“那你就说说，那张纸条上写的‘有人准备暴动’是什么意思？”

“这事千真万确，的确有人准备暴动。”

“这个‘有人’是指谁？”

“犯人宋富鑫，他也是参加编队的……”

西门林原先在五中队，跟宋富鑫一个中队，平时两个人比较谈得来。五中队是修建中队，犯人在监狱里的活动范围比较大，能够了解到的情况也比一般犯人多。这次编队到新疆的事，西门林在一个月前就知道了。

那天宋富鑫去管教科修钢窗，遇到几个来查看犯人档案的干部，都是黑脸孔粗皮肤、说话带西北口音，抽的香烟牌子没见过——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新疆本地的产品。宋富鑫因此断定，这些人是新疆劳改农场来上海开犯人的。从那以后，宋富鑫就变得有点儿反常了，在其他监楼干修理活儿时，经常和其他犯人交头接耳。

编队前两天，宋富鑫趁出工前的空闲找到西门林，说他已经联络了几个人，准备主动要求去新疆，半途豁出来干一场，鼓动西门林也参加。据宋说，他给这个行动起了个名称，叫“W行动”。宋富鑫会说点儿半吊子英语，告诉西门林这是英文“Wind(风)”的开头字母。宋给西门林吃定心丸，让他不要担心，说“W行动”把握极大，到时候外面有人接应他们越过边境，到国外安身。

西门林平时是个混主儿，不过大节上还把持得住。虽然被判了十二年，但他宁可把牢底坐穿，也没胆量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他没答应，也没回绝——自己得知了人家的秘密，却拒绝参与，说不定会有危险。过年时，搞编队的事情基本确定，狱方发出了正式通知。宋富鑫更活跃了，经常借着放风和干修理活儿的机会东窜西窜。西门林越想越害怕，一旦他们真的行动起来，随车押解的战士肯定要开枪的，哪怕自己不参与，可子弹不长眼，万一打在自己身上该有多冤？

"所以我就写了张纸条，想引起政府的注意。”

这话是西门林后找补的，他的真实用意已被徐延甲看穿，却并不点破。“那昨天你为什么又不承认？”

“害怕呀，万一被他们知道了，我怕我都活不到出发那一天。”

“你说的这些是否全部属实？你要清楚，如果我们查下来不是这么回事，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西门林赌咒发誓：“完全属实，句句是真。”徐延甲让他在笔录上签下姓名，然后招呼值勤管教员把他押回禁闭室。

解宗俊、梁锁定齐齐地望着他：“下一步怎么办？”

徐延甲思忖片刻：“先把宋富鑫控制起来，清理全部参加编队的犯人，凡是和‘W行动’沾边的、一律隔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