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86：“心战”游戏

【尘封档案】系列之186：“心战”游戏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3年第07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1962年6月，广州市发生一起张贴反动标语的案件。其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台湾国民党反动势力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潜伏特务蠢蠢欲动，向我发起所谓“心战”。警方循线追查，发现一个长期居住于广州的马来亚华侨富商似有作案嫌疑，不料，这位华侨却是个被人操纵的精神病患者。一筹莫展之际，又一起反动标语案发生了……眼看“七一”将至，警方该如何终结这场“心战”游戏？

一、七张传单

广州，1962年6月13日。

一天之内，在海珠区海珠大桥北堍、北京路陈李济联合制药厂门前，东山区执信南路东风东路、美华中路，越秀区六榕路，荔湾区南岸大街杜家巷口、光复中路区工人俱乐部门口等七处，接二连三发现反动传单这些传单内容相同，大意是目前国际形势突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四分五裂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台湾“蒋总统”受此鼓舞，在铁杆盟友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力支持下，决定武力“光复大陆”。相信民众必会酷似当年抗战胜利时那样箪食壶浆，迎接“国军”将士的到来。为表对“蒋总统”的赤诚之心、忠拥之意，特向全市民众倡议：7月1日，忠效党国人士应向共党展开秘密心理作战，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投寄策反信函等方式迎接“光复”。对于积极参与本次心理作战的人士，“党国”必将按功论赏

传单的落款是：“中华民国国防部心理作战总队驻大陆代表龙伯”。

当天上午8点10分至下午3 时许，这七外传单陆续被过路群众发现，即报派出所。其中一张被发现时，正好有一名解放军战士路过。他立刻劝止周围指指戳戳议论的围观者，为防止消息扩散，他还脱下军服上衣把传单遮住，招呼过往群众火速报告警方。事后，广州警方发公函向战士所在部队表示感谢。

这七处地点的管段派出所接到报告后，不敢耽搁，马上向分局汇报，同时指派民警前往现场维持秩序。分局刑侦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使用专业药剂，小心翼翼地把传单从墙上揭下来当天傍晚，这七处的多张传单已经放在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的案头。

王宁是个年轻有为的革命干部，1956年他出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时不过三十三岁。他是1938年十六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次年奉组织之命，带领三十多名党员同志离开家乡山西省襄陵县(今山西襄汾)，几经辗转抵达延安。先是被分配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后加入抗大和华北联合大学组成的八路军挺进纵队，奔赴晋察冀根据地。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磨练中，1944 年6月他又被选送回延安，担任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党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即西北局社会部)二科科员，参加了边区安保及社会部对“抢救运动”中被审查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次年 4 月王宁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北联合大学组成的八路军挺进纵队，奔赴晋察冀根据地。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磨练后，1944 年6月他又被选送回延安，担任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党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即西北局社会部)二科科员，参加了边区安保及社会部对“抢救运动”中被审查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次年4月王宁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王宁被派往冀察热辽地区从事公安保卫工作，肃奸反特，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政权。1948年底，王宁被选调到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不久，他受命南下广州，先后担任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厅长、厅长。

到1962年，王宁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已将近二十个年头了，如此张地向警方挑衅的敌特分子，在他的公安生涯中并不多见。敌特不但张贴反动标语，还煽动社会群众参与，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王宁意识到敌特此举不可小觑。

秘书小黄向他汇报：“厅长，已有海外电台公开播报了广州街头出现“心战’传单的消息详细情况，电讯监听室正在整理，稍后就送来。”王宁点点头：“这是一起特大案件，小黄你去起草一份电稿，我们要尽快向省委和北京公安部报告。”

当天晚上8时，“6·13”专案组成立，由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以及从全市四个城区分局(越秀分局、东山分局、海珠分局荔湾分局)和一个郊区分局(刚刚由原黄埔区、芳村区、江村区合并)抽调的三十二名精干政保侦查员组成，王宁亲任专案指挥部总指挥，副厅长李志杰、政保处代理处长尤信真任副总指挥。

专案组的首次案情分析会，正副两位厅长都参加了(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其时广东省公安厅只配备正副厅长各一)。刑侦技术人员介绍了对送检的七张反动传单的鉴定情况大伙就此展开讨论........

该传单文字流畅，但谈不上有什么文采据此判断，作者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不过，分析其遣词造句，不像是中文教授或学者、出版业编辑、报社记者之类，更不是前清或民国的遗老，其文化水平不会太高，也不会低于初中毕业。

传单是垫衬复写纸誉抄在 16 开白纸上的,白纸边缘有裁切痕迹，很可能是整张大纸裁切而成。执笔人具有不错的硬笔书写水平，所写文字中有很多是繁体字，运笔老练有力，应是中青年男性。通篇文字排列整齐，眷抄时为防止写歪了，还在纸张的横向边沿两端用尺子比着做了点状标记。由此可见，此人平时行事比较讲究，追求完美。

用来张贴传单的是市面上常见的“白象牌”液体胶水，商店里的文具柜台均有出售。案犯誉抄时使用的是圆珠笔，起笔时有细微的渗墨迹象。此时已是6月，广州白天的气温都在 30 摄氏度以上，而且湿度比较大，在这种天气里，久置不用的圆珠笔容易发生这种现象。由此推测案犯是提前在某家文具店或某个商店的文具柜台一次性购买了用于作案的纸笔。

这七张传单都是被过往群众发现的，每张被发现后都引起了围观，在围观过程中，难免有人上来摸摸看看指指点点，传单表面的指纹多而杂乱，无法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不过传单贴在墙上的高度和端正度，至少为侦查员提供了些许案犯的特征。比如根据传单的高度侦查员估测张贴者的身高大约一米七左右；而每张传单都贴得歪歪扭扭，说明张贴者和眷抄者(也可能就是传单文稿的作者)并非同一人，因为他不具备之前分析的眷抄者“追求完美”的个性特征。因此，侦查员认为本案应是团伙作案。

让侦查员感到不解的是，传单的落款“龙伯”以及“中华民国国防部心理作战总队”看上去来头不小，传单的内容也表明，其作者接受过心理作战训练，而且具有相当的水准。可是，这个“龙伯”的作案过程就显得有点儿小家子气了。堂堂“国防部”下辖的特务机构，张贴“宣言书”兼“动员令”性质的传单向中共叫板，所用的作案工具却让人一言难尽，竟然是用从文具店买来的整张白纸裁开，用笔头漏墨的圆珠笔复写，再歪歪斜斜贴在墙上，这就算是跟中共开战了？

通常说来，台湾方面的潜伏特务也好，派遣特工也罢，只要是正式接受任务进行破坏活动的，其配备的武器装备器材等都是精品，而且很多都是舶来品一一台湾特务机构既不缺钱，在这方面又舍得花钱，他们追求的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效果。而且，无论是哪种特工活动，理论上来说经历的环节越少，留下的痕迹也就越少，越不容易被警方发现线索。所谓“中华民国国防部心理作战总队”的特工专家们不会不知道这些按说不可能让“龙伯”执行任务时这么寒酸一一为何不把传单在台湾印好了偷运过来，反而让“龙伯”自己采买纸笔自己誉抄，这不是徒增风险？

众侦查员怀疑这个“龙伯”可能是广州当地查肯定有帮助。不过，仅凭这些还无法把“龙伯”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王宁、李志杰和尤信真交换过意见，李志杰分派任务：从明天开始，来自五个区公安分局的侦查员分头在本辖区进行访查，人手不够，可要求管段派出所协助，或向分局请求支援；从市局和省厅抽调的侦查员两人一组，分头走访全市文具店或商店的文具柜台，查摸近期购买过纸笔胶水的嫌疑对象。

会议临结束时，王宁厅长传达了省委领导的指示：“敌特分子张贴传单之举是冲着“七一来的。今天是6月13 日，距“七一’还有十七天，省委要求我们务必在“七一’前把这起反革命案件破获，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三十余侦查员齐声回应：“有！”

二、大耳衰仔

次日，1962年6月14 日，各个侦查小组分头出动执行任务，一天忙碌下来，查到了两个可疑对象。

其中之一是“海珠组”查到的。根据分工海珠公安分局政保科副科长刘明担任组长的“海珠组”的访查范围是海珠大桥北境和北京路陈李济联合制药厂门前周边区域，头天在上述两地各发现了一张反动传单。

“海珠组”五名成员分成两拨，康正常、小邢、老金三个访查海珠大桥，刘明和小李负责陈李济联合制药厂，发现线索的就是刘明和小李这一拨。

制药厂大门右侧沿墙设置有阅报栏，传单就贴在外面的玻璃上。阅报栏这种东西，如今已经比较少见了，年轻人可能根本没概念。其结构和现在公交车站的广告牌类似，不过是安装在墙上的。先要在墙上打孔，再装上预先制作好的木质框架，框架朝外一面是可以向外打开的玻璃窗，平时上锁。使用时，要先打开玻璃窗，然后把报纸或其他宣传品如布告、通知等，用图钉固定在里侧的木质底板上。那时寻常百姓经济普遍拮据，订不起报纸买不起收音机的大有人在，但人们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并不因此降温，遍布街头的固定阅报栏前总是有忠实读者，每天都会来隔着玻璃窗阅读报纸，北京路上陈李济联合制药厂门前的这个阅报栏也不例外。

这个阅报栏据说是1950年1月1日设立的其时广州解放才两个多月，陈李济制药厂还属于私营性质。到1962 年，药厂早就收归国有，这个阅报栏也历经了十二年的风雨。除了每天定时更换报纸，不时有人在玻璃窗上张贴置换房屋、婚姻介绍、旧货出售之类的小广告，有的干脆用彩笔直接写在玻璃上(解放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社会上没有房产、婚姻、职业等中介机构，更没有广告公司，全国所有报刊、电台、电视台不刊登或播发任何广告)，但从未出现过内容出格的文字。可以想见，当天第一个发现这张传单的群众该是何等的震惊。

那是一位经常争取先睹为快的老先生，算好了更换报纸的时间早早赶到，看到玻璃窗上竟然贴着这么一张反动传单，先是愣怔片刻，继而高喊“快来人”。也就不过两三分钟，阅报栏前已经围了二三十人，最靠前的那几位出于激动和气愤、嘴里骂骂咧咧，甚至要动手撕扯，幸而被身后的人阻止，否则，传单一定会被扯下撕碎，再踩上几脚。那样一来，连完整的物证都留不下，更别提在上面寻找什么痕迹了。

那么，“海珠组”是如何发现可疑对象的呢？那就要说到陈李济联合制药厂的一位名人章婆婆了。

章婆婆年过六旬，年轻时丧夫，守寡到老旧时人成婚早，章婆婆也是这样，不但成婚早生子也早，到二十岁上就已经有三个儿子了。二十五岁那年，在洋行工作的丈夫随同洋老板下乡去查看粤地土特产情况时遭遇土匪，其夫是地方上有点儿名气的南拳行家，以前曾在不戴护具招招着肉的擂台上获得过名次，功夫可想而知。当即赤手空拳奋起反击，单人独斗七八个握枪持刀的匪徒，掩护洋老板安全撤离，他最终却双拳难敌四手，被土匪杀害。

洋老板还算是有情有义，除了拿出一笔可观的钱款抚恤，还通过其本国驻广州的总领事馆向当地军警施加压力，以“维护地方治安失职不力，导致友邦商人遭到严重伤害”为由，要求给予赔偿，否则，将请求本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旧中国的官府，最头疼的就是“友邦”，无奈只能满足洋老板的要求，赔偿了一千银洋。洋老板分文不取，悉数送给章氏，让她拿去安家抚养孩子。如今陈李济联合制药厂的前身之一是“陈记药厂”，洋老板与其有业务关系，经洋老板牵线，章氏拿出一笔钱款人股，每年都能拿到红利，生活总算有了保障。

抗战爆发时，她的三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三兄弟爱国情怀强烈，决定放弃稳定的工作，投奔中共东江纵队抗日杀敌。章氏闻知表示支持认为“国难当头，男儿当如此”。哪知，这一去，就是永诀。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派人前来慰问，告知章氏三子均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四年后，新中国成立，广州市民政局一下子送来了三张烈属证和慰问金。章氏收下了烈属证，退回了慰问金，说支援国家建设吧，我在药厂有股份，每年有红利可拿，足够维持生活了。此后每年政府发的烈属补助，她都照此办理。

药厂公私合营，政府给这位一门三烈士的妈妈开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先例：除了按其股份发给股息，还安排药厂招收章婆婆为员工。其时章婆婆已经过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在药厂工会上了不到两个月的班就退休了，由厂方按月发放退休金，还按规定享受全额医保。

却说发现传单的当天正是陈李济联合制药厂的发薪日，章婆婆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时好时坏，只要出门，必定要拄手杖，还要时刻提醒自己“走得慢些”。上午10 时许，她从公交车上下来，行不多时，迎面过来一个男子，神色慌张一边走一边不时回头看一下，像是后面有人追赶似的。章婆婆向来不管闲事，也没有在意，两人就这样擦肩而过。

来到药厂门口时，阅报栏前还没有人。她是识字的，家里订着两份报纸，因此对阅报栏不感兴趣，更不曾留意阅报栏的玻璃窗上是否贴了反动标语。事后推算，如果当时章婆婆留意一下，她就会成为第一个发现反动标语的人了。

章婆婆去财务科领了退休金，正好有一辆外单位来药厂办事的汽车准备离开，送客的副厂长看见章婆婆，就请该车顺道把她送回家。那辆汽车是从后门离开的，章婆婆并未看到厂门口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幕，自然也不知道张贴反动标语事。

今天刘明、小李两个前来现场查摸情况，因为标语是贴在制药厂大门口阅报栏上的，两人先去了门卫室，想向门卫了解一下昨天案发前是否注意到什么可疑迹象。刚说了个开头，财务室的出纳来门卫室拿当天的报纸，门卫正在接待侦查员，他就自己动手，把财务室的报纸拣出来。就这么几秒钟的空当，出纳听见门卫告知侦查员：“听到门外有人大喊大叫‘快来人’，我下意识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记得是还差一点儿到10点5分的样子......”

出纳是个健谈之人，当即接话：“那之前应该还有人经过阅报栏，就是三位烈士的母亲章婆婆！”

这话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刘明马上把目光投向出纳：“你是怎么知道的？”

出纳解释说，昨天上午10点前后，章婆婆来财务室领退休金。她是一个行事有板有眼严守规矩的老人，每次来领退休金，签名时不但写上当天的日期，还要写上具体是几点几分。出纳记得昨天她签的时间就是10点03分。老太太是乘公交车来的，从车站下车步行到厂子，怎么也要四五分钟，那她路过阅报栏的时间，肯定是在10 点之前。

接下来，就要去向章婆婆了解情况了。出于保密的需要，警察不便登门拜访，遂请厂方派车，把老人家接到厂里。

章婆婆生性淡泊，喜静厌动，加之上了年纪行动不便，跟邻居交往甚少，她的兴致都放在看报、听戏曲广播以及念佛上，直到被保卫科长开车接到厂里，听侦查员介绍了情况，才知道昨天厂门口发生的这一幕。她脑子还好使，马上想起昨天下公交车步行前往厂子途中遇见的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我估摸就是那个‘大耳衰仔’干的。”

侦查员寻思，章婆婆遇到的这个家伙的确可疑，可仅凭“大耳衰仔”的特征，想在偌大的广州城里对号人座，这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谁知章婆婆还有下文：“这个衰仔我见过，说起来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同事哩。”

之前说过，1955 年公私合营，章婆婆作为特例，被陈李济联合制药厂招为员工。头天进厂报到，制药厂党企领导班子全体在厂门口欢迎，许多员工也纷纷自发赶来。她被当作贵宾一般迎往会议室，落座后书记奉茶，厂长削水果，恭询这位特殊员工想去哪个岗位。章婆婆虽是制药厂的多年股东，对制药行业却一窍不通，想了想说：“我可以去门卫室看大门，我识字，还可以分发报纸信件什么的。”

这当然不行，让三位烈士的革命母亲看大门，那不是开玩笑吗？章婆婆又提出：“去厂里的广播室也行。我普通话说得还算标准，会唱粤剧、京剧，花鼓戏也勉强能哼几句，都是跟着电台学的台学的

厂长听着挠头，还是书记脑子灵光：“我看不如这样，章婆婆您去厂工会吧，工会正在筹备一个图书报刊室，您识字，也喜欢读书看报，先过去协助筹建，正式开张后就交给您负责，您觉得怎么样？”

章婆婆很是满意，当时就走马上任。她干这事还挺认真的，在筹建图书室期间，为采购哪些类型的图书、订哪些报刊，她还数次下车间征求工人师傅的意见。关于“大耳衰仔”的诸般劣行，就是在下车间时听说的。

这人当时大约二十出头，其已故父亲曾是制药厂的会计主管，人称何先生，抗战胜利后告老辞职，以工厂发给他的一次性离职补偿入股，每年拿一份分红。广州刚解放，何先生病重，临终前向前去看望的工厂代表提出要求：其十四岁的儿子何一锴不是读书的料，估计难成大器，他很是为其今后的人生担忧，故冒昧请求厂方，看在他几十年勤勤恳恳为药厂效力的情分上，待儿子成年，给儿子一个饭碗

不久，何先生病故，制药厂老板去何宅吊唁，向何先生的遗孀表态：日后如果其子愿意进制药厂，工厂一定接受。

四年后，何一锴初中毕业，中考落第，于是去制药厂当了一名徒工，被安排在机修车间。头两年，何一锴干得还不错。小伙子有老爸的遗传基因，脑瓜聪明，在徒工中属于学手艺最快的一个，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学习内容，经测试其技术水平达到钳工四级。老板拍板，让他提前满师。所谓的“提前满师”，相当于学校里的“跳级”，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何一锴在厂里着实出了一阵风头。

何一锴小时候家住海月西街，跟附近几个街坊的孩子一起厮混长大，偷鸡摸狗上房揭瓦的事做了不少。正因如此，老爸何先生不放心，才将他托付给药厂老板，请老板日后关照。待老何病殁，何一锴去药厂上班，何家也从海月西街的祖屋搬到水均南街，何一和锴那几个儿时玩伴渐渐断了联系。

要是照此发展下去，何一锴没准儿能有个不错的前途。谁知那几个儿时玩伴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特地横穿东山区赶到何家，说是祝贺他满师出徒，请他下馆子喝酒。自此，何一锴就和他们恢复了交往，同时也上了贼船。

那几位都是羊城地面上小有名气的扒手“伸手必得”阮老二的徒弟。其时阮老二年纪不小了，中过两次风，虽然没死也没瘫，但让他再去“伸手必得”，那是连想也不敢想了，就是坐着不动窝，双手也颤抖得不能自制。这个老贼的日常开销当然不成问题，除了历年作案积累，还有一众弟子的供奉。饱食终日之际忆往昔在黑道上的“峥嵘岁月”，不禁有种“壮心不已”的感慨，寻思要把自己的一手扒窃技艺传承下去，必须物色一个器质不凡的对象作为弟子。

从徒弟那里听说了自小就被人称为“大耳”的何一锴学钳工提前满师的消息，阮老二不由得动了让这小子传承衣钵的心思。于是，就让徒弟找上门去叙旧。酒酣耳热之际，阮老二适时出现，不动声色地对他进行面试。结果是一试即中，老贼非常满意。接下来，就跟何一锴单独长谈了一番。这老贼不但扒窃技艺了得，还是个无师自通的心理专家，没多大工夫，何一错被洗了脑，当场拜师。

在解放后的广州黑道上，“伸手必得”阮老二已经算得上是扒手中的元老了。他那手技艺虽然已经无法施展，但秘不传人的训练方法和作案经验还在脑子里，以何一锴的天分，如果能一学到底，没准儿若干年后也能在江湖上出人头地。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学了不到三个月，阮老二第三次中风，这回阎王爷不肯放过他了，在送医院的途中就断了气

阮老二一死，何一锴就只能跟那几个师兄厮混了。他跟阮老二学了两个多月，“应知”方面超过众师兄，“应会”却几乎还没人门：那毕竟是需要花时间苦练的，而且还需要实践。他倒并未知难而退来个金盆洗手，转而向一干师兄讨教。那几个师兄在阮老二眼里都是缺少天分的不入流分子，根本没有得到过老贼的真传，但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对这位小师弟也是“关爱有加”，纷纷传授作案经验，还带他去现场“以身试技”。当然，马失前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被人当场抓住，揍一顿送派出所在所难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专政机关对于扒窃作案的处置还停留在旧时的行业思维上，一般的小偷小摸不太放在心上，通常都是严进宽出。再说还要看扒手的出身，如果属于劳动人民，哪怕是被群众当场抓获扭送来的，多半是口头教育一番,在羁押室待上几个小时就把人放了。碰到屡教不改的，加上出身不好，才考虑拘留或劳教之类的处理方式。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各分局、派出所之间信息沟通不顺畅，扒手换个管段作案，一旦失手被抓，只要咬死了说是第一次，多数情况下也能享受“宽出”的待遇。所以，何一锴的师兄们也不在乎。当然，小何每次都是在一旁观摩，相对着失风落网的风险，太不仗义了。渐渐的，他也从观摩发展到了实践。

这一实践，何一锴在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也顺带体会了“鼻青眼肿”和民警“秋风黑脸”的滋味。而且他和师兄们的情况不同，他是有单位的，不像一干师兄那样是散兵游勇，虽然前几次被扭送民警并没处理他，却打电话给其供职的陈李济联合制药厂，让保卫科来领人。几次三番下来，他的行径单位里无人不知，由此也得了个新的绰号­——“大耳衰仔”，自然是调侃他学艺不精，连续吃瘪。

章婆婆去厂工会上班时，正是员工热议“大耳衰仔”的当口。老太太不禁好奇，和人闲聊时随口打听这小伙子是怎么一副模样。有人指指窗外经过的青年，悄声说“就是他”。如此，章婆婆就留下了印象。

不久后的一天，新华书店给工会送来订购的图书，章婆婆接到门卫室的电话，匆匆下楼，不小心崴了一下，把脚踝骨弄了个骨裂，休养了三个多月才痊愈。再回到厂里，厂领导对她说：“章婆婆，您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又受了伤，今后就不必来厂里上班了，按月来领退休金即可。平时有什么事情需要厂里帮您解决的，托人捎个信儿就行。”

于是章婆婆就过了几年退休生活，只是每月领退休金那天才跟厂里人打交道，其间听说过一些有关“大耳衰仔”的情况，说是在广州火车站扒窃失风，被公安拿下，因其属于屡教不改，在拘留所关了一阵，被送去劳动教养了。

侦查员立刻找保卫科核实。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条例》规定，劳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系行政处罚而非刑事处罚。人送走了，关系仍在其原工作单位，教养期满后可以回原单位继续工作，当然，公安局须给被教养者的单位送一份《劳动教养决定书》的副本，存入人事档案。

保卫科立刻查阅档案，找到了《劳动教养决定书》的副本。侦查员一看，上面写明何一锴是1960年5月19日由广铁分局送劳教的，期限三年。屈指一算，那得明年5月才解教嘛，难道提前放出来了？

刘明随即吩咐小李给广铁分局打个电话。同下来，并非提前解教，何一锴是一个月前从农场逃回广州的。农场方面给广铁分局发了电报，要求协查，分局已经转给管段派出所了。派出所今天上午刚刚向分局反馈，说居委会接到群众举报，“大耳衰仔”在附近的“群英影剧院”门口出现过。

这个情况自然引起了刘明的重视。“大耳衰仔”解教期限还没到，竟然从劳教农场逃回来了，而且在发现反动传单的地方出现。据章婆婆反映，其神情举止完全是一副惊弓之鸟的状态。这小子多半有问题！

三、红鼻子皮匠

与此同时，由东山和郊区分局五名侦查员组成的“东山组”访查到了另一个嫌疑对象

仇燕飞是东山分局政保科第二组组长，由于平时办案的关系，跟东山区各派出所的民警比较熟悉。今天上午，其他侦查员都外出访查去了，只有他和搭档汪大庆两个还待着没走在干什么呢？给东山分局下辖的各派出所打电话，要求他们留意昨天张贴反动标语嫌疑对象的线索。

打完电话，仇燕飞对汪大庆说：“老弟，往下就要看咱俩的运气了，但愿别白忙活。今天这太阳有点儿厉害，水壶灌满水了吧？好吧出发！”

话音刚落，电话铃倏然响起，最先打去电话的“东东”派出所(系侦查员对东风东路派出所的爱称)有反馈了。所长龙锦堂说可能有专案组感兴趣的情况，让他们尽快过来一趟。

龙锦堂是中共东江纵队侦察员出身，有这等经历的人，基本坐不住，广州解放后转业到公安系统，他还是这个习性，只要不是开会或写报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下面转悠。今天上午仇燕飞来电话时，他刚准备下街道。接听完电话，就推着自行车出了派出所大门，迎面碰到万福里居委会主任老金来反映情况。

万福里那边有一个独身男子，名叫简震丘三十三岁，是个皮匠，因为长着一个酒糟鼻子人称“红鼻子皮匠”。皮匠这个行当属于个体手工业者、公私合营时，政府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没把一众皮匠列入合营范围，简震丘无单位收编、仍旧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不过，他的情况跟其他同行有所不同。他原是皮鞋店小开，抗战爆发前一年，他家的皮鞋店失火，连房子带货物、原料、设备、工具，一股脑儿焚毁，还熏死了老板娘和女儿，简氏父子逃得快，总算保住了性命。在羊城小有名气的“简记皮鞋店”从此不复存在，简氏父子没有资金东山再起，连住房都没了，只好流落街头，幸好老简还有皮匠手艺，倒也不至于饿死。

好不容易熬过抗战，迎来胜利，老简也病殁了，留下的积蓄几乎不够办丧事。幸亏简震丘继承了老爸那手制作皮鞋的手艺，总算可以勉强养活自己，挣得的钱钞也比寻常小皮匠多些。

老简是个本分人，前半生开店和气生财，后半生家道败落做皮匠，没有沾染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而且对儿子管教甚严。待老简一死，简震丘就把持不住自己了，开始跟几个差不多年龄的地痞厮混，沾染了一身恶习，虽然还没到五毒俱全的程度，但也差不离了。

就在这时，广州解放了。和他交往的那几个地痞都有出身问题，老子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判刑，他们也是成年人了，再没机会因年龄小逃避打击，于是收容的收容，逃跑的逃跑。其中有一个参与过特务老子的反革命活动，干脆判刑坐牢。简震丘一看形势不对，赶紧歇菜。可是，做皮匠的收入实在太低，他又大手大脚惯了，尽管手艺不错，依旧入不敷出。怎么办呢？简震丘灵机一动，以定制、修理皮鞋为幌子，跟那些一看便知有生活作风问题的男女搭讪，从事拉皮条的第二职业。

拉皮条属于违法行为，派出所发现后对他进行训诫，还治安拘留过几次，但效果平常。1957年秋天，公安机关借着国家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东风，给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一还算客气，劳教一年。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简震丘解教回广州后还是做他的皮匠活儿，人脉还在，依旧暗中从事拉皮条的第二职业，派出所只好继续对他予以特别关注。当然，对于这种对象，龙所长不可能派民警去专门盯着，发挥群众专政的作用就可以了。户籍警跟居委会说了说，众大婶大嫂大妈积极行动，简直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天眼工程”。

今天上午，居委会成员上班后(“上班”是习惯说法，当时的居委会只有一个领头的主任兼书记是领薪水的，其余都是义务性质，每天忙完自己家里的活儿，再到居委会接受主任分派的任务，一年忙到头分文不取，照样乐呵呵的)，在一起唠的主题就是昨天发生的反动传单案。正聊着，居民老周拿了张汇款单过来盖章，要证明上面的收款人“周阿二”乃是他的小名，以免去邮局领款时说不清楚。听见大家的议论，老周随口反映了一个情况——

他的邻居“红鼻子皮匠”简震丘最近突然阔绰起来，不但天天鸡鸭鱼肉，还有用侨汇券才能买到的茅台酒、中华香烟、罐头和高级糕点。

侨汇券是当时国家为吸纳外汇印发的一种物资购销凭证，市民收到境外寄来的外汇去银行取款时，只能拿到按照规定汇率折算的人民币，但可以获取同等面额的侨汇券，凭券可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市面上难得见到的紧俏商品。

简家与老周家一墙之隔，墙壁就是普通砖头砌的，还是单层，隔音效果极差。昨晚老周睡觉，可隔壁“红鼻子皮匠”却在和另外两个人喝酒聊天。迷迷糊糊中，老周听见“红鼻子皮匠”说：“这种活儿如果多干几次，咱们就可以时不时聚一起，喝这样的酒，抽这样的烟，吃这样的罐头糕点.......”

老周倦意正浓，听了也就听了，没去多想今天来到居委会，听到众人的议论，立刻想起昨晚听到的只言片语，寻思不对啊，“红鼻子皮匠”最近表现反常，那反动传单别是他贴的吧？遂把对简震丘的怀疑说了说。

那年头儿台湾天天叫嚣着“反攻大陆”，广州又是比较敏感的沿海城市，人们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日夜绷得紧紧的，居委会主任兼书记老金顿时一个激灵：“大伙儿都听着，老周反映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这就去派出所向龙所长当面报告；从现在起，你们几位包括老周在内都不要离开这间屋子，更不能再提起这个话头儿，严格保密，等候龙所长的指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万一出了什么娄子，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仇燕飞、汪大庆赶到“东东”派出所，所长龙锦堂把上述情况介绍了一遍。接到居委会的报告后，他已经指派户籍警老钱过去了。让老钱先把那个皮匠控制起来，再把反映情况的邻居老周一起请来派出所做笔录。龙所长看看表：“估计这会儿他们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

正说着，老钱回来了，身后跟着老周，却没那个简震丘。再看老钱脸上的神情，仇、汪二人便知情况不妙。

果然，老钱报告说：“那个皮匠不在家。同了周围的街坊，说“红鼻子’昨晚来了两个朋友、喝酒聊天到很晚。照平时，今天上午他肯定睡懒觉，要到中午才起来，去对面云吞店吃点儿东西再出摊。今天不知怎么的，早上天刚亮就起来了，和那两个朋友一起出去了。我怕信息有误，又去平时他摆摊头的五圣庙门前看了看，果然没见他出摊。问了旁边修理钢笔打火机的摊主，说他已经有好几天没出摊了......

情况汇报到专案指挥部，简震丘与“海珠组”查摸到的何一锴一并被列为缉捕对象，由“海珠组”、“东山组”在相应管段派出所的协助下寻找此二人的下落。

到晚上9点多，何、简两人落网。李志杰副厅长下令：立刻把两个嫌疑人押解市局，连夜讯问！

四、另案处理

这是一次高规格的讯问，专案指挥部的两位领导副厅长李志杰和省厅政保处代理处长尤信真一人负责一个对象，不过，讯间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何一锴承认自己是从劳教农场逃出来的，逃离的原因是“吃不饱”。这话多半是真实可信的一一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困难时期刚刚结束，人们还没缓过劲儿来，别说劳教人员，就是负责看管的管教民警以及社会上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是节衣缩食过日子，但是，对于张贴反动传单一事，何一锴却是一脸懵懂。

“那么，昨天你去过陈李济联合制药厂吗？”李志杰问。

“这个.....我去过。”何一锴回答。

“去干什么？”

“我在外面闲逛，就是路过。”

“具体是什么时间？”

“记不太确切，大概是上午 10点来钟。”

“你刚刚从劳教农场脱逃，不会不知道自己上了公安机关的追逃名单吧？竟然还敢去原单位门口晃荡？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对此，何一锴的解释是，他逃回广州后不敢回家，就在外面瞎混，有一顿没一顿，最近几天连窝头都吃不到，饿得两眼冒绿光。人饿久了，不仅四肢无力头晕眼花，神志可能都不清楚了。昨天上午，他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中，不得已还要四处奔走。千什么？找吃的嘛！就因为神志不清，也没认路，稀里糊涂来到了制药厂门口，直到看见那块“公私合营陈李济联合制药厂”的牌子，他才发觉不对劲儿。这时候掉头往回走，反而容易惹人注目，他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门卫没留意到，走出老远，他才松了口气......

李志杰冷笑：“何一锴，看来你还没弄清楚状况，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

“这个......刚才那几位同志带我过来时，我是坐在吉普车后排中间的，两旁都有人，没看清外面的情况。”

协助讯间的侦查员刘明开腔了，一字一顿：“那你听好，这里是广州市公安局！”

“然后呢？哦.......我的意思是，市局下面的哪个分局？”, 何一锴迟疑片刻

“没有下面了，就是市局！”

“啊？！我这点儿小事，竟然还惊动市局了？”

“小事？张贴反动传单，你觉得还算小事？”

何一锴这才如梦初醒，公安局如此兴师动众，原来怀疑我是特务分子！这可不得了呀，再不说清楚，是要掉脑袋的！于是，就把去制药厂的缘由一五一十交代了。

前面说过，何一锴在公私合营陈李济制药厂干的是机修钳工，同时兼职扒手。他虽然拜过名师，但只学了三个月的“应知”，往下的“应会”还是一班师兄传授的。师兄们其实并未得到师父的真传，但这小子聪明，自己琢磨，再结合几年的实践，长进惊人。不过，最终还是逃不过被公安机关打击的犯罪分子宿命。

他在劳教农场期间，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幸亏他会机修活儿，农场发挥其特长，没打发他下地干活，而是做了农场的机修工，日常伙食总算比其他劳教人员强点儿。饶是如此，也是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于是，他就动起了逃跑的脑筋。

扒手出身的劳教人员，在脱逃名单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谋生本领，到了社会上好比如鱼得水，其他脱逃人员担心的什么钞票、粮票、住宿介绍信等必需品，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事儿。何一锴是此道中的高手，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一个月前，何一错成功逃离，径直返回广州。当然不敢回家，但他有不少狐朋狗友，加之偷几份空白介绍信偶尔住住旅馆，住宿方面不成问题，两年多的劳教生涯给了他足够的“反省人生”的时间，他给自己制订了往后的“人生规划”打算分三步走：

先是平安度过最初三个月的追逃风头期，这三个月里不能作案，一旦失风被捕，那就不是劳教了，得劳改，至少三年起步，碰到不客气的法官，五年七年也是有的；待三个月后风头过去可以零星作案，次数宜少，动静要小，下手目标必须瞅得准，不但要有油水，还不能是军人、警察、高级干部或他们的眷属，以防动静闹大，被公安机关惦记上；如此“低调”坚持两年左右，就可以利用窃得的介绍信伪造身份，寻找机会在郊区落户洗白，弄一个修车摊之类。立稳脚跟之后，以经营修车摊为主，必要时作个案子增加点儿收入。

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三个月内不能作案可是生活来源怎么办呢？总不见得天天吃朋友的吧？如今社会治安好转，朋友们也轻易不敢作案了，以前的积蓄或许有些，可“三年自然灾害’的余波尚在，没有粮票、副食品券，光有钱也买不到吃的。思来想去，除了作案，只有一条路可走一一何一锴被送劳教之前还跟人合伙作过几起案子，没来得及分赃。现在，只好去向他们讨要了，想来对方不敢不给，否则一旦兜出来，那就是两败俱伤了。

“旧账未清”的对象有三个，其中一个叫裴小晖的，是何一锴在陈李济联合制药厂的师弟。裴师弟学的也是钳工，技术不精，常挨师傅的榔头柄，但对于诸般歪门邪道却是无师自通。这小子出身资本家家庭，抗战胜利后，其父被国民党政府定为汉奸，弄了个人财两失，家道败落。裴小晖只好认命，进药厂做了一名机修工。小时候优裕的生活已成遥远的记忆，没想到碰上了何一锴这么个师兄，对其作案得手后挥金如土之举煞是羡慕。禁不住何的拉拢，就做了给何一锴望风或打篱笆(用各种方式转移苦主的注意力)的帮手。

何一锴被送劳教前一天，两人去百货商场作案，得手后还没离开楼面，失主发现被窃，大声嚷嚷着“抓小偷”。何一锴即把钱包转移给裴晖，自己“挺身而出”，指责失主狂呼乱叫，吓了他这个“心脏病患者”一跳，目前心律失常，要对方陪他去医院检查。如此，两人肯定就吵起来了，裴晖则趁机开溜。本以为逃过一劫，不料第二天在火车站作案失风，还是折进了局子。

何一锴打算向裴师弟讨赃款，当然不敢出现在制药厂门口，他打算在附近找部电话，让裴师弟出来见个面。电话机很快就找到了，就在马路对面距制药厂二十来米的毛巾厂门卫室，门卫是个慈眉善目一看就好说话的老伯，何一锴上前赔着小心请求借用，果然一说就成。老伯还说外面太阳大，让何一锴进屋里打电话。事后回想，幸亏对方这个提议，否则何一锴可能就提前失去自由了。

怎么回事儿呢？原来，何一锴刚刚进入门卫室拿起电话，一辆公交车在马路对面停下，下来一群乘客。何一锴生就一双骨碌碌的贼眼，平时无事也习惯东张西望，此时背着劳教脱逃人员的身份更是将这一“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下意识朝马路对面的车站方向张望，只扫了一眼，马上把脸转了个方向——乖乖，公交车上下来的乘客中有一张熟面孔一一老向！

老向是何许人也？他是劳教农场的追逃组组长，中共东江纵队侦察员出身，有着两条大长腿，劳教人员背地里就称他“长腿老向”

老向平时待在农场的时间不多。农场在省城有个办事处，“长腿老向”在那里占了一间不满十平米的屋子，办公、生活都在里面，唯一的现代化设备是一部可以打长途的电话机。老向或是在办公室里指挥追逃，或是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跑，抓捕在逃人员。何一锴的劳教案由是扒窃，若论对社会的危害性，在当时的各类刑事犯罪中排名靠后。因此，对于他的逃跑！农场起初也不怎么重视，逃了半个月才把信息报给老向。

老向也不重视——有比何一锴罪行更重的脱逃人员需要抓捕，得先“关照”那些家伙。这样一拖，又是半个月。终于把手头的要紧事忙活完，轮到关心一下何一锴了，于是前往陈李济联合制药厂，准备先摸摸情况。

老向的出现，让何一锴惊出一身冷汗。电话当然不能打了，他担心老向要去厂里外调，那样的话，头一个找的肯定是裴小晖，这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何一锴装作拨不通电话，谢过门卫老伯拔腿就走，一边走一边不住回头看一一担心老向从后面追上来。

听了何一锴的上述交代，李志杰表面上声色不露，心里却暗暗叹气。当然，何一错交代的内容是否属实，还需要核实。刘明立刻往劳教农场驻广州办事处打电话。

此时已是半夜，好在工作习惯使然，老向从睡梦中被突然惊醒，脑子竟是丝毫不糊涂。不仅不糊涂，警惕性还很高，他问明刘明的身份后随即挂断，再拨打市局的总机转接过去，以防有人冒充公安人员套问案情。

老向证实，6月13日上午10时许，他的确乘坐公交车前往陈李济联合制药厂去了，但他并未进厂，只是在附近转了转，熟悉一下环境，接着又去何一锴住家附近向周围邻居了解情况。第二天，也就是6月14 日，他继续对何以前的那些狐朋狗友进行调查。本打算15号一早去制药厂正式外调，不料何一锴当夜就落网了。

老向反映的情况与何一锴的交代基本吻合如此，何的嫌疑就排除了。

这时已是6月15日凌晨2点，另一拨由省厅代理政保处长尤信真主持的对嫌疑对象简震丘的讯问还在进行。“红鼻子皮匠”跟侦查员玩零口供，一直不吭声，坐在那里扮演闷罐子。问得急了，只是摇头。再问，一边摇头一边指指自己的耳朵。问是否耳朵有毛病，还是摇头。

尤信真恼了：“拿纸笔来，写给他看！”面对写了讯问内容的纸，简震丘仍旧不吭声。讯问被迫暂停，一干侦查员商量来商量去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起初小看了这家伙，抓到之后仓促进入讯问阶段，有种“问到哪里算哪里，反正他绕不过去”的想法。没想到这家伙不跟侦查员绕，而是以沉默作为武器，让侦查员也没法儿绕。那就只得改变讯问策略，寻找重点突破口了。简震丘的主要疑点是“消费反常”，在跟狐朋狗友喝酒时说的内容，也引人往反动传单方面联想。

侦查员提议：“那就盯着这两个重点来讯问吧？”

尤信真说：“还不够，咱们得把那两个与简震丘一起喝酒的主儿查到，先问问他们。”

这活儿得联系“东东”派出所，专案组随即派了三位侦查员赶过去。正好是龙所长值班,听说要寻找跟简震丘一起喝酒的那两个狐朋狗友，龙所长思忖片刻：“你们专案组的事都是急茬儿、那就只好连夜行动了。除了你们三位，本所民警得全部叫来加班，没准儿还得惊动分局，动静小不了。”

侦查员说：“动静再大也没办法，这是尤处长下达的命令。龙所长您是老土地，就担纲主持吧？”

龙所长是东江纵队侦察员出身，干这类活儿挺有章法，当即请专案组侦查员跟分局联系调派治安、刑侦民警连夜去分局看守所提审最近落网的地痞流氓，看他们是否知晓平时跟“红鼻子皮匠”简震丘交往厮混的主儿；本所民警全部下巷子，把那些不务正业整日价四处闲逛伺机小偷小摸的小混混儿都叫到派出所挨个儿询问。

这安排还真产生了效果，天亮时分，终于查摸到前一天晚上跟简震丘一起喝酒的主儿，分别是居住于永安坊直街的麦小宝和庙前西街的陈芝忠。两人被民警从床上揪起来，直接提溜到市局。

麦小宝、陈芝忠老老实实作了交代。让侦查员失望的是，他们与简震丘共同策划实施的案子，在当时虽然也被列为重罪，却与反动传单无关——他们竟然把拉皮条的业务发展到了在广州的外国人身上！

随即再讯问简震丘。同伙已经招供，死扛着没有任何意义，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侦查员调查核实，三犯的罪行属实，那就只有另案处理了。

至此，专案组手头的两个嫌疑对象都查否了。好在当天傍晚传来消息，市局政保侦查员蔡仲春、易金山两人访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五、文具来源

广州地区长期以来受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影响，涵盖文学、戏剧、工艺、建筑、民俗等诸多元素的文化市场一向发达，旧时经营文房四宝生意的店铺尤其多，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街头还不时可见骑着自行车沿街兜售文具的流动小贩，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文具摊头更是数不胜数。因此，专案组调查反动传单所用材料来源那一路侦查员的工作相当繁杂。

他们先是跟市商业局联系，市商业局又把任务分派给各区商业局，饶是如此，还是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全市各文具商店以及大型百货商场附设的文具柜台一一访查到。可是，此类文具用途广泛，而且用户几乎覆盖整个社会面，销售人员根本记不得每次交易的细节或某个顾客的特征。

眼看调查进入死胡同，侦查员蔡仲春接到了一个电话。

蔡仲春这年二十六岁，尚未成家。他是遗腹子，母亲靠着帮佣打工将其抚养长大，考入省公安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市局政保处当了一名侦查员。电话是邻居打来的，说其老母亲得了急性阑尾炎，现已送往医院，让他火速前往。

这当儿小蔡正忙着，冷不丁儿接到这个电话，一下子愣了。旁边战友见之，知他遇上难事了，一问，果然。尤处长当即批假，让小蔡赶快去医院，并致电市局行政处，要求以组织名义跟医院联系，请院方对该病员予以特别照顾。

蔡仲春火速赶到医院，其母正在做手术，手术室门口坐着送母亲来院的邻居以及闻讯赶来的两个舅舅。要说蔡仲春还真是个一心扑在侦查工上的好同志，听到母亲手术一切顺利，他脑子里马上琢磨起反动传单所用纸笔的来源问题，忽然想起小舅是市商业局文化用品科的科员，就向他打听有关纸笔销售渠道的事儿。

小舅不知问这个干嘛，但是还是随口说了说，无意间提及的一个情况引起了蔡仲春的注意：上周开始，市手工业局在越秀区中山四路文庙举办“迎暑假文具用品展销会”，这是该局组织下属各相关生产厂家、作坊，绕过中间商直接向市场销售的一个新举措，此举还受到了省商业厅的表扬……

小舅往下还说了什么，蔡仲春没往脑子里印。他想的是，这个情况之前没了解到，得赶紧补上。

这时，市公安局行政处指派的一名女警匆匆赶到，说是奉领导指派，前来帮忙照料蔡仲春同志的母亲。蔡仲春心里一松，寻思我留在这边也没啥用，组织上这么关心我，我还是抓紧时间去查访线索吧。他跟两个舅舅交代了几句就匆匆离开了。为节省时间，小蔡还借用医院门卫室的电话让搭档易金山骑摩托车过来接他，两个人一起去核实线索。

广州的文庙，跟其他城市的文庙在说法上有所不同。明代初建时盖的是学宫，其中只有部分建筑物供祭祀孔子之用，是谓“文庙”，而其他建筑则因其所在地称为“番禺学宫”。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在这里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后，讲习所旧址成为羊城的一处名胜。

蔡仲春的搭档易金山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部队侦察兵转业，其性格以及行事风格跟蔡仲春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遇事很容易沟通，往往会想到一块儿去。此刻，两人对去文庙调查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思想上也做好了一无所获的准备。毕竟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总是失望多于希望，白忙活的调查是他们工作中的常态。不过这次，两个小伙儿真的撞到了好运。

这条线索初看并无任何引人注目之处——市手工业局临时借用文庙作为促销本系统工厂商品的直销场地，其中一部分就是文具。前来设摊的文具厂商中，有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产品包括书包、复写纸、油印机、圆珠笔、卷笔刀等。这家工厂归荔湾区福州路街道管理，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名叫“跃进文具用品厂”。

按照街道的想法，本打算把所有剩余产品发给职工作为遣散费的，遭到工人普遍反对，纷纷去电去信向上级主管部门告状，事情渐渐闹大。区里、市里要求街道“妥善处理”，街道方面正一筹莫展时，听说市手工业局在文庙举办厂商产品直销活动，便把剩余产品全部拉到文庙折价销售，指望一举解决遣散费的难题。

不料，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由于即将卸任的厂长优柔寡断，打折幅度不大，产品缺乏竞争力，在直销活动中几乎无人问津。街道领导老田急了：“产品卖不出去，还准备拉回来发给工人作遣散费吗？大伙儿如果闹到市政府甚至省里，那还了得？”

一怒之下，老田当场把厂长提前遣散，打发到区政府在近郊办的搞生产自救的小农场下地劳动去了，他自己坐镇文庙，好歹也要把这些剩余产品卖出去。

其时国内经济形势严峻，老百姓手头拮据，类似文具这类消耗品，多是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够用就行了，哪怕展销会就在自家门口，也不会动心。老田在文庙的摊位前吆喝了一上午，销售情况还是不容乐观。正一边喝水润嗓子，一边抽着自卷的劣质香烟没奈何时，大客户来了！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儿，一身南洋华侨装束，头上是一顶白色西装，头上是一顶亚麻材质的浅色绅士凉帽，手持紫檀木镶银手杖。此人来到“跃进厂”的摊位前，一件件商品看了一会儿，才以一种傲慢的姿态微微扬起下巴，抬起手杖朝老田一指：“你是管事的？”

老田这个气啊。他虽然只是个街道主任兼书记，却是1945年参加地下党的老资格，平时在街道办不敢说有呼风唤雨的威风，但下属见到他也都是恭恭敬敬，一口一个“田主任”。可是眼下，为了把这批货销出去，他还是强压住怒火，脸上露出当年从事地下工作遇到国民党军警盘查时的谄媚笑容：“老先生，您请这边坐！”

小老头儿没动地方，只管按照自己的思路开腔：“你是管事的？买卖上的事做得了主吗？”

老田连连点头：“当然做得了主，老先生有何吩咐？”

“能做主？行！那我就告诉你，我看上这些货了，准备全部买下。把货单拿给我看看，然后再谈价格。如果合意，这就成交，当场银货两讫。不过，你们得把货给我送到指定的地方。听说如今有规定，批量购买任何货品都需要单位证明，没关系，我回头会办理的。”

老田听着，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不由得喜出望外：“行！行！行！老先生请坐，货单这就给您老过目！”

小老头儿看了货单：“总价多少这上面没写，你说说看。”

老田参加革命工作这么多年，一天也没接触过买卖上的事，这时才有点儿后悔把厂长撵走了。转念一想，这几个工人中总有比我懂的吧？于是把货单递给他们：“你们算一下总价。”然后对小老头儿说，“您老请坐，稍候片刻。”

小老头儿坐下，跟老田聊了几句闲话，语气也客气了些：“请问这位先生尊姓台甫？”

在场充当临时售货员的那四位工人，有三个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听着都是一脸懵懂。老田也是一怔，都解放十几年了，这老先生居然还保持着旧时那一套。好在这套礼仪老田并不陌生，当下按照旧时规矩答称：“晚辈姓田，草字玉甫，世代羊城本地人氏。”

小老头儿微微点头：“老朽区照铭……”说着，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

这名片也是旧时的格式，繁体字竖排，上写“马来亚槟城华粤财团永久次席董事区照铭”。老田不由得暗暗咋舌，原来是一位华侨商人啊，他买下这么些文具要干吗？运到境外去？这算不算外贸生意，是否需要上报外贸部分批准？

区照铭像是看出了老田的心思，解释道：“老朽是出生在广州的，童年、少年时代在羊城度过。当年我四岁开蒙，读过的三处私塾，现在都已经是公办小学了。我买下这些东西，是打算分赠给那三所小学的贫困学生，顺便贴补学校经费不足。小学方面会开出证明，如果需要区教育局盖章，我也是能办到的。”

老田听了心里一松，寻思这就好办了，这笔买卖没有后顾之忧了。

这时，货款总价算出来了，一共是1321元8角4分。这笔金额在如今看来简直微不足道，但在1962年的广州，可算得上一笔巨款了，可以购买一套二手瓦平房。区照铭却是眉头都没皱一下：“那就麻烦田先生打电话给运输公司叫辆汽车，你们几位帮着把这些货装上，拉到寒舍。运输费我出，装卸费就不付了。我随车而往，途中经过银行让司机停一下，田先生和我进去办一下划款手续。”

就这样，“跃进厂”的最后一笔买卖圆满成交。这笔买卖，对于“跃进厂”也好，福州路街道抑或手工业局也好，只是一种正常的贸易来往，但对于此刻的侦查员来说，却是一条重要线索。蔡仲春、易金山两个认为有必要继续往下追查。

以他们通常执行调查任务时的行事风格，肯定立马就去区照铭的住处拜访了（老先生给街道主任老田的那张名片上有地址），可这回心里却有些犯嘀咕：这小老头儿如果是外国国籍，那就属于涉外调查，按照规定，还要跟外事科沟通。两人合计，是否首先去管段派出所了解情况，但是保险起见，还是先确认一下涉案的那几样文具是否属于“跃进厂”的产品吧。

专案指挥部接到两位侦查员的报告，认为他们的考虑比较周到。问题是，“跃进厂”的那些产品一件不剩都被老先生买走了，如何取样比对呢？指挥部的两位领导尤信真和李志杰商量片刻，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跃进厂”出面跟老先生交涉，佯称检点货物数量有误，领导指示要进行核查，严格执行“多退少补”原则。当然，前往参加检点的“跃进厂”人员中，有两个是侦查员蔡仲春和易金山。

据老田说，那天货物送到后，就在区家底楼客厅一侧堆着。可是，待侦查员赶到时，那批货物已经不见了踪影。区照铭告诉厂方人员，送货当天下午，他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中暑，把他留下来住院观察。次日午前出院，下午即通知那三所受赠小学前来把东西拿去自行分配了。

侦查员随即去那三所小学调查，发现他们拿到的货物跟“跃进厂”卖给区照铭的数量、品类严重不符。交易清单上列明的纸张、油印机、油墨并未交给校方，而圆珠笔、复写纸和胶水也对不上数目。

真正有价值的线索终于出现了！

六、精神病患者

专案组随即对区照铭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

区照铭，1905年出生于广州，其父区拂尘系南洋华侨。据家谱记载，区拂尘已是家族下南洋的第三代，生在马来亚（即今马来西亚），长在马来亚，祖父、父亲为其积累了比较可观的财富，十八岁时就独自经营两家工厂、一座橡胶园和一条数千吨的远洋货轮了。区拂尘娶妻妾有三，其中一个小妾荣氏是广州人，即区照铭的生母。荣氏在广州生下区照铭一年后，就被丈夫接往马来亚，区照铭留在外公外婆身边。

在广州待到十一岁时，区照铭方才被父亲接往马来亚槟城作为接班人培养。这是一个天分不凡的公子，他在七年之间竟然跨过了文化教育和商业经营的双重关卡，而且顺便还把南拳练到了略有小成的水平。老父病殁，区照铭执掌家族产业，到1936年，三十一岁的区照铭已经是区家掌控的“华粤财团”的首席董事，不但在槟城，就是在全马来亚也赫赫有名。

这时，区照铭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或许是应了那句“天妒英才”的老话，也有人认为他是中了竞争对手的暗算，忽然有一天，好端端的一个人一觉醒来，竟成了精神病患者，动不动对人拳打脚踢，加之他的南拳基础，寻常三五个壮汉都制不住他。这在区氏家族中当然是一个特大事件，当地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槟城各路中西名医走马灯似的出入区家宅邸，却是个个束手无策，谁也说不清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区照铭是“华粤财团”的首席董事，他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区氏家族和财团的利益，财团召开董事会，区氏家族也召开了家族内部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选出五位董事暂时代行区照铭的首席董事职责，区照铭送往广州休养，一年之内，“华粤财团”保留其首席董事职位，一年之后，若区照铭还没痊愈，则必须让出首席董事的职位，但依旧是董事会成员，而且是终身的，直至区照铭死亡。

就这样，区照铭回到了广州。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广州名医也未能把他完全治愈，但效果还是有一些的，至少不会上演武疯子的戏码了。但他在“华粤财团”首席董事的职位自然保不住了，对此他并不在意，曾经的那种对家族事业的热情和执着，在他身上早就看不到了。

这些年来，他的病情大体稳定。偶尔也有状态不佳的时候，时令更替、自身健康状况的变化或者情绪受到刺激，都会导致病情发作。不过，即便发作，也不会再变回武疯子，其症状无非是嗜睡，或者痴迷某桩事物，比如逛街、游泳、聚餐、送礼等，而且这种所谓的痴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会维持多长时间。对于区照铭这样的富豪来说，要满足他这种痴迷简直是举手之劳，不致给广州的亲戚或家里的佣人带来什么麻烦。再者，有人请自己免费吃大餐送礼品，何乐而不为？

区照铭位于越秀区西湖路的住宅，是以前他爷爷在南洋发迹后回广州置地建造的一座花园洋房，传到他老爸手里又翻修过，两次动工的质量、材料堪称顶级，以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标准看，也属于一流的建筑水准，只是和它的主人一样，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区照铭犯病时尚未成婚，其后家族里也不再有人提出为他张罗婚事的动议。他在广州过着单身日子，当然，有佣人照料。

1936年区照铭定居广州后，先后有几个佣人在被称为“区家公馆”的这幢花园洋房里为他服务。如今，公馆里有男女佣人各一。男的是个聋哑人，人称“韦叔”，老家在十万大山，侍弄花草经验丰富，在公馆里干的就是花匠。虽然五十多岁了，但身体健壮，对主人极为忠诚；女的人称“柳嫂”，三十多岁，海南人氏，性格开朗，精于厨艺，手脚麻利，哪怕半夜三更被主人唤起让她做夜宵，她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把美味的食物端到区照铭面前。

广州解放后，区照铭的户籍一度让派出所民警颇伤脑筋。他是马来亚国籍，户籍警征求他的意见，是否放弃外籍，入籍中国，成为一名广州市居民，可区照铭不同意。那就只能把他算在“在粤寄居的外籍侨民”里，即便如此，也需要有个户口本落籍。况且韦叔、柳嫂的户口也需要落籍。

这该怎么办？派出所民警思来想去，认为需要为区照铭找一个法律上的监护人。问题是广州解放后，区照铭在广州的亲戚都去了海外，没人可找。情况逐级上报到市局，市局领导认为区照铭是病人，情况特殊，在符合新中国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予以合理通融，特事特办。于是，广州市公安局外事科给槟城警方发函，说明区照铭的情况，建议“华粤财团”和区氏家族共同商议，确定一名海外监护人，并公开登报声明。由该监护人亲笔并经当地公证官公证后出具函件内容有二：一是允许韦锦道(韦叔)、柳彩霞(柳嫂)落户广州的区家公馆；二是委托韦、柳作为区照铭的可撤换监护人(所谓“可撤换监护人”，意即当监护人不再履行监护人职责时,比如韦叔、柳嫂被辞退或者因其他缘由离开区家，可以更换其他监护人)。

如此，这个问题好歹算是解决了。1955 年国家开始搞统购统销，粮食和日用工业品定量供应，问题又来了：区照铭没有户口，就无法建立粮油供应关系。

 

当时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国家粮食部就此发文规定：可以为外籍侨民专设粮食供应关系，但需要严格审批。

既然是审批，就免不了一连串的审批手续居委会、派出所派员上门，请区照铭在材料上签字。谁知区照铭勃然大怒，原本好好坐在沙发上的，忽然一跃而起，拍桌大骂，骂的不仅是来人，还有政府。自然，来人也灰头土脸地被轰出了区家公馆。

事情汇报到区里，区领导头都大了，可人家是外籍人士，必须慎重，以防闹出什么涉外纠纷，遂请分局会同街道前往区家公馆再次协调结果一样，还是被区照铭骂出门，不知是这个老华侨觉悟低呢，还是老毛病发作了。

眼看定量供应施行在即，这事得尽快落实呀！商量来商量去，终于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老先生是精神病患者，他的事儿不必征求其个人意见了。柳嫂、韦叔两个不是监护人吗，干脆请他俩代区照铭签字吧。不料，韦锦道、柳彩霞两个都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经办此事的民警一声叹息：“不会写字，按手印吧......

这是总算尘埃落定了。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后，全国人民生活物资奇缺，区家在海外的亲友得知大陆经济形势严峻，纷纷给老爷子邮寄各种各样的物资，整袋白面、整桶食油、整箱鸡鸭鱼虾和牛肉猪肉罐头源源不断，西点糖果奶粉炼乳之类更不必说，甚至还有西洋参等补品。区照铭一个人当然吃不了那么些，两个佣人兼监护人帮着奋力解决依然绰绰有余，区照铭又开始犯病——但这回犯病，却是人人都欢迎的，街坊邻里、居委会、派出所都是他的赠送对象。

多年以后，韦叔回忆一生中吃得最好的日子，首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旁人都以为他在说反话，其实都是实情。

往下，就要说说区照铭购买的那批文具短缺的原因了——区家公馆遭窃。

却说那批文具运到公馆后，带队的街道主任老田指挥几个临时营业员把货卸在客厅一角。临走时，区照铭吩咐女佣柳彩霞取出罐头、饼干各一箱相赠，让众人拿去分了。老田几个没听说过区照铭其人其事，面对着这等阔绰的馈赠，个个瞠目结舌。须知那个年月，这样两箱食品，即使是广州市长恐怕也不是想弄就能弄得到的！

老田等人离开后，区照铭吃了午饭，照例午睡，接着就出现了中暑症状。柳彩霞见之着急，赶紧叫上韦锦道，两人向附近工厂借了辆板车，四根竹竿撑起一块油布遮阳，把区照铭拉到医院。医生诊断下来，果真是中暑，说得住院观察一下。柳彩霞便跟韦锦道连喊带手势作了番交流，自己留下服侍主人，韦锦道回公馆看家。

次日午前，区照铭已无碍，柳彩霞叫了辆出租车，随同主人回家。区家公馆是由上辈人设计的，建筑风格有点儿特别，属于中西结合：大门像是西方古堡模样，推门而入，迎面却是一道古色古香的九龙影壁。绕过影壁是前院，一角靠围墙有两间平房，那是花匠兼杂役韦锦道的卧室和工具间。穿过前院，是一幢西式两层洋楼，上下各有五间。洋楼后面一侧依墙建了两间斜顶披屋，那是女佣柳彩霞的住处。再往后就是后院的花园了，出了花园后门是一条宽约十多米的小河，与珠江连通，活水长流，清澈澄净。

主仆两个回到公馆，进大门穿过前院，柳彩霞掏出钥匙打开洋楼的大门。推门而入，两人都吃了一惊--昨天中午买回家后在客厅一角堆得齐齐整整的那批文具让人给翻乱了。这应该不是韦锦道所为，他没有洋楼钥匙，即便有，以其多年在区家公馆服务的职业品性，也不可能擅自翻腾主人的东西。区照铭马上意识到，公馆昨晚进贼了！

柳彩霞性格开朗活跃，话到嘴边拦也拦不住：“哎呀，这贼人进咱公馆什么东西不好偷，偏偏偷这些文具，也不好出手啊……”

一语提醒了区照铭，二话不说上了二楼。楼上五间屋子，中间是客厅，两侧各两间，分别是区照铭的卧室和书房，以及供奉祖宗牌位的专室和放置古玩字画等收藏的库房。查看下来，卧室和书房的房门均被撬开，橱柜、抽屉都被翻过，好在东西没少；床尾那口立式保险柜上有撬过的痕迹，但未被撬开。

这口保险柜是区照铭的父亲从英国“诸尔登锁业公司”定制的，高宽厚分别是110 厘来70厘米、60厘米，精钢所制，真材实料，重达半吨。窃贼遇到这类物件，算是开了眼界，同时肯定也大叹倒霉一一他根本没法儿搬走。锁具上的划痕表明窃贼曾尝试撬锁，稍后警方派员勘查现场，特地外聘了锁具专家协助，据专家说，这种保险箱即使用军用手雷对付，估计也没奈何。

区照铭见保险柜无恙，总算松了口气。柳彩霞力主应该报警，韦锦道虽然说不出话，却也是边点头边打手势表示赞同。区照铭想了想，缓缓摇头：“只不过损失了一些文具，那反正是要捐赠出去的，多点儿少点儿都没关系，更没必要麻烦警察。再者，消息传开去，四邻八舍都知道咱们遭贼光顾了，脸上也无光。算了吧，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们不要再议论。”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三天后，发生了张贴反动标语的大案。聋子韦锦道当然不知道，柳彩霞则是次日早上去菜场时听说的。回到公馆，她一迭声的“不得了”，向主人报告这个消息。哪知，正在喝早茶的区照铭淡淡地说：“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柳彩霞顿感无趣，同时也有点儿纳闷儿，老爷子昨天回来到现在还没出过门，他是怎么知道的？

侦查员去区家公馆调查时，当然也要跟区照铭谈到反动传单之事，一边说一边观察他的反应。老爷子还是一副淡定样子：“这事那天柳嫂买菜回来就告诉我了，其实之前我就知道。”

侦查员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老爷子语气轻松：“听‘美国之音’嘛。”

“美国之音”在那时是归入“敌台”范畴的。若是换了别人，多半要被请进局子谈谈，可这事发生在区照铭身上，侦查员就没奈何了，老爷子不但是外籍人士，是统战需要团结的华侨，还有精神病，如果公安对其进行处理，万一人家再犯了毛病，闹出涉外纠纷，甚至被扣上一顶破坏统战的帽子，那可怎么收场？

侦查员只好把话题转到盗窃案上：“公馆遭贼，为什么不报案？”

区照铭说：“我又没遭到啥损失，报案麻烦你们干吗？再说，目前大陆的情况，连年灾祸，盗贼四起，也是事实啊。”

侦查员无语，面对一位长期精神病患者，跟他聊是聊不出什么来的，侦查员只得作罢。

七、闭环审查

这是反动传单案发生以来唯一有价值的线索，专案组自然要紧紧抓住不放，派出刑侦技术人员前往区家公馆勘查现场。

洋楼内案犯留下的脚印已经全部清理掉了，这是区照铭在决定不报警后吩咐女佣柳嫂打扫干净的。撬橱门、抽屉和保险柜的痕迹还在，取证后分析下来，认为案犯作案手法生疏，如果是老贼，不会尝试用这种笨办法撬盗保险柜。但是，案犯却知道就地取材用区家的抹布擦拭掉指纹，说明其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那么，他们是怎么进入公馆的呢？刑侦技术人员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判断，案犯是弄了一条船从公馆后面的那条小河抵达后门的，停船后未撬门，一人攀墙而入，然后把门打开让同伙入内。潜至洋楼后面厨房的窗下，砸碎厨房玻璃，伸手开锁而入。

6月17日晚，专案组举行全体会议，与会侦查员认为，这很可能是一起内外勾结合伙作的案子，案犯对于区家公馆内部的情况很熟悉，他们知道这天晚上公馆里面只有韦锦道一个人在，而这个老花匠是聋哑人，根本不必担心惊动了他，肆无忌惮打碎玻璃开锁入内，整个作案过程从容不迫。

案犯的目的，其实就是为掠走那批货物中的油印设备：油印机、油墨、刻版钢板、蜡纸等，这类设备在当时大气候下的东南沿海城市，尤其是福州、广州这样的省会城市是控制购买的，个人肯定买不到，单位购买必须持有本单位的介绍信，并由上级单位加盖公章。案犯为实施他们的罪恶计划（印制反动传单），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获取这些设备。因此，直接去文具店购买，并不在案犯的考虑之内。

那就只有想办法盗窃了。鉴于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叫嚣，为防范敌特的破坏活动，公安机关要求所有常日班单位每天晚上必须安排专人值勤，称为“防夜”。案犯如若试图对文具商店进行夜窃，万一遇上夜间值班人员，那事情就闹大了，不利于接下来实施印发反动传单、标语之类的“心战”行动。退一步说，即使夜窃得手，文具商店遭窃这类案子本身也势必引起公安机关的高度关注，接下来的调查和防范力度肯定会加强，对他们的行动构成威胁。

听说市手工业局搞了个产品直销，他们就把主意打在这上面。当然，即便是在直销活动上，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购买大量油印设备。这时候突然冒出个仗义疏财的区老爷子，他们自是喜出望外，紧跟着策划实施了对区家公馆的夜盗。他们是冲着那批文具来的，至于撬开多个橱门及抽屉，并试图撬窃保险柜，很可能玩的是障眼法，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

而侦查员之所以产生“内外勾结”的怀疑，就是因为过于巧合了。就在案犯苦于找不到获得油印设备的途径时，区照铭却莫名其妙跑到文庙的直销活动上大量采购搞捐赠。尽管可以用其财力雄厚外加精神状态不稳定来解释，可依然让侦查员感到过于牵强。而且遭窃之后，区照铭居然不报警，这怎么看怎么像在给案犯打掩护。

此外，如果真的如侦查员怀疑的那样是内外勾结作案，这个“内”的范围有多大？是区照铭一个，还是老花匠韦锦道、女佣柳彩霞都参与了？

当晚，专案指挥部三位领导王宁、李志杰、尤信真作出决定，次日起对区照铭、韦锦道、柳彩霞三人进行闭环审查。

所谓“闭环审查”，在当时还是个比较新鲜的说法，指的是侦查员登门对区家公馆的三个嫌疑对象进行调查，而被调查对象不能擅自离开审查地点，反正这是你家，生活物资应该是什么都不缺的，倒是进行审查的侦查员必须严格遵守公安纪律，又是适逢经济困难时期，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可以想见。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审查方式，是因为三个对象中的区老爷子是外籍人士，又是在东南亚多少有些名气的“华粤财团”的终身董事，说他是企业家那是当之无愧的。警方在和区照铭的接触中要充分考虑到统战政策。目前阶段，对这样一位人士，拘不能拘，传讯不能传讯，只能来个“闭环”。专案总指挥、广东省公安厅长王宁对此有特别指示：“闭环”不是强制，审查对象如果要求外出就医、购物、散步什么的，一概满足，但要做好安保工作。

专案指挥部指派省厅政保处代理处长尤信真负责这次闭环审查，挑选十二名专案组侦查员参加该项工作（其中有一名精通哑语），广州市公安局外事科的两名警员也一同前往。区家公馆没有电话，公安局特地联系电话局给临时安装了一部，以便及时传递信息。当然，这需要获得房主区照铭的同意。

区照铭对此倒是没意见，还说等公安局忙完了调查，电话也不必拆了，就作为区家公馆的私家电话了，他会承担一应费用。警方答应了他的要求。老爷子挺开心，当场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洋酒请侦查员同饮。侦查员婉拒，他就自斟自饮。与此同时，警方对他的第一次询问也开始了——被审查对象一边喝酒一边接受询问，这样的场景，对于专案组侦查员来说，可以算是空前绝后了。

为了这次询问，专案组做了充分准备，负责询问的是尤信真和侦查员蔡仲春、尹冰聪以及外事警员梁美杰。第一次询问的内容包括：自1936年区照铭来广州治病至今这二十六年的基本情况；为什么要去文庙，如何想到要给学校捐赠文具，为什么独独选了“跃进厂”的摊位；从文庙回来后感到不适直至去医院就医的整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次日出院回家后发现家里遭窃，为何不报警？

事先专案组曾有过担心，以区照铭的古怪脾气，有可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不过，这种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应该归功于老政保尤信真对社会百态的透彻洞察。从与区照铭围桌而坐时开始，他就把对方看作一个朋友而非审查对象此刻的谈话则是朋友之间的闲聊，也不记录，一个饮酒，一个喝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尤信真还作好了打算，万一对方出言不逊，有什么攻许新中国的言论，也不打断、不阻止，就当是个疯子的呓语好了

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区照铭受到似自然实则是尤信真刻意营造的氛围影响，心绪不错，听明对方的来意，并无抵触。“这些事情我都记得，可以告诉你们。先说你们要了解的第一个情况……”说着，他起身走向屋角的书橱。

谈话地点是在二楼书房，那夜被梁上君子撬坏的橱柜、抽屉尚未修理，书橱门一拉就开，里面放着一个个牛皮纸卷宗袋，每个都写着编号。区照铭取出一个打开，从里面抽出一沓剪报递给侦查员：“你们看看这些，就相当于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这些剪报来自马来亚槟城以及广州当地的中文报纸，时间集中在1936年前后，其时还是“华粤财团”首席董事的区照铭已经发病。剪报内容是对“华粤财团”高层、区照铭家人以及受害人（区照铭发病时不幸被其打伤）的采访。这些剪报表明，区照铭伤人后，先是被请进警局，警方发现他的精神状态不稳定，随即联系医院对其进行诊断，确诊其患有精神疾病，直至被送往广州治疗，还附有不少照片。

这些情况跟之前侦查员向管段派出所、区家公馆两个佣人以及街坊邻居了解到的基本相符，即便是让区照铭自己说，恐怕也不能更详尽了。接下来需要了解清楚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治疗，区照铭的精神疾病到底有没有治好，至少在尤信真看来，区照铭目前的表现不算太出格，而据两个佣人说，老爷子最近几个月都比较正常，情绪基本稳定，只是偶尔有些古怪行为，但持续时间并不长。

尤信真遂写了一纸条子，让蔡仲春下楼去给专案指挥部打电话，让指挥部安排侦查员分别向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名称是“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长期以来一直为区照铭诊脉开方的名中医应瘦石调查其治疗情况。

下一个问题，是区照铭那天独自出门去逛文庙的动机。当然，这是直白的表述，跟区照铭面对面的说法比较婉转，没有使对方感受到丝毫压力、让对方认为这“不过是随便聊聊，不便透露也无妨”。

区照铭没受到刺激，回答起来也就痛快：“不就是出门溜达溜达嘛，从家里过去又不算远步行再慢半小时总可以了，来回一个小时。这点儿路算什么？早年我跟师父练南拳时，先得站桩，什么小四平马、大四平马、高四平马、低四平马、子午马、四平八分马、吊马、二字钳阳马、麒麟马、扭马、卸马....一站两三个小时。师父那门派下桩后讲究溜达，又是一两个小时。我这脚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既然是溜达，走到哪里算哪里，溜达到中山四路，想起有一阵没去文庙了，就过去看看，顺便买一卷练字用的毛边纸。到了文庙才发现在搞展销，有一家摊位在打折出售文具，我就包圆儿了，正好可以给三所小学搞个捐赠。就这么简单。”

“这批文具到贵府后，听说您身体不适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发现夜间遭窃，为什么不报案呢？”

“这算啥事儿，还真当一桩案子来办了？”区照铭不以为然，遂把那天货物运到家里直至第二天从医院出来的情况作了一番陈述，与之前柳彩霞所说并无二致。老爷子还说，“被窃的东西是我的私产，支配权在我，是否追回损失，也是我说了算。你们说是不是？”

侦查员没跟他讨论“是”或者“不是”，转而问他在医院里是怎么过的，晚上睡得好不好。区照铭回忆了医生检查的过程，至于住院那一晚的睡眠情况，他说：“一整夜都睡得特别踏实，比在家里睡得还沉。”

而问他在医院里是怎么过的，晚上睡得好不好提起那家医院，区照铭还真有话说，他告诉侦查员，那家医院当初创建时得到过“华粤财团”的资助，讲明是入股，但不参加红利分配，交换条件是该医院永久性地对区氏家族成员实施优待，不需要免费，而是要保证任何时候随到随诊，必须是条件最好的单人病房，必须是医院里医术最好的医生，如果病人要求约请外院其他专家会诊，医院须在第一时间办理。医院方面还是非常守信用的，除了日军占领广州那段时间医院被征用，其他时候都是严格按照约定办的。解放后也是如此。不过，到了这时候，在该医院优待名单上的区氏家族成员，就只剩下区照铭一个了，其他人都去了海外。

公私合营时，医院老板特地约上工作组领导来区家公馆拜访，说他已经决定将医院的全部股权赠予政府，问区照铭当初“华粤财团”的那些股份怎么处理。区照铭说你那么多股份都放弃了，我这么一点儿，有什么舍不得，都上交政府算了。不过，他提出一个要求，是否可以继续保持对区氏在粤家族成员的医疗服务优待？

工作组领导当场拍板，一切优待不变！为了让区照铭放心，次日就送来了盖着广州市人民委员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依照1954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陆续将政府机构由“人民政府”改为“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是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也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公章的承诺文书，还有市长的签名章。

区照铭对那位工作组领导印象很好，如果不是专案组问起，他还想不起来。借着今天的机会，他向尤信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一直想对那位工作组领导表示感谢，谁知他被划成了右派，也不知在哪里吃苦头呢。您几位是干公安的，得便是否可以帮我查一下，我想去看看他.要是不让看，寄些营养品过去也行。”

一干侦查员面面相觑，不敢吭声。只有尤信真若无其事：“没问题，我负责帮您打听。”

话题随即转到了区照铭住院期间的情况，区照铭非常配合，回忆了医生检查的过程，至于住院那一晚的睡眠情况，他说：“一整夜都睡得特别踏实，比在家里睡得还沉。”

与此同时，易金山等另外几个侦查员分别跟花匠韦锦道、女佣柳彩霞谈话。事先制订的调查方案中规定了这次谈话的目的：对韦锦道、柳彩霞两人的历史情况进行首次审查，了解他们在区家公馆发生盗窃案当晚是否有里应外合作案的可能，以及这两人对公馆主人区照铭的观感印象。

韦锦道出生于防城县一个贫困山民家庭，壮族，自幼父母双亡，靠流浪行乞为生，曾在广西南宁的一所寺院出家。住持喜欢侍弄花草，韦锦道的那手花匠技艺就是由其所授。十九岁那年，住持想让他去外面见见世面，羊城名刹六榕寺的方丈是其旧识，于是修书一封，让韦锦道前投奔。

两个月后，韦锦道来到广州。不料，要投奔的那位老方丈已经去世一月。韦锦道的听觉虽然不行，但他对于外界的认知有一种常人不及的敏感，感觉新方丈不像是能够收纳他的人，也就没拿出那封荐牍，只出示了度牒，要求以游方僧的名义挂单。按照佛教界的规矩，这种要求是不能拒绝的。

广州又称“花城”，人们普遍喜欢鲜花，其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宜养花，六榕寺更是赏花的胜地之一。韦锦道在六榕寺一待三年，那手养花的技艺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渐渐有了点儿小名气。他一出名，就有人捷足先登，把他从六榕寺鼓捣到自己家里当专职花匠了。

这个人，就是他现在的东家区照铭。那是1935年的事，区照铭还没有犯病，以“华粤财团”首席董事的身份回广州期间，听说六榕寺有这么一位聋哑和尚花匠，二话不说，立刻登门拜访。也不知区照铭施展了什么手段，也没人说得清楚他俩是怎么交流的，区照铭先是把韦锦道请到家里指点佣人如何养护花卉，继而就把他留在家里了。

那位精通哑语的侦查员打手势问韦锦道是什么原因，老花匠也不知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一脸大智若愚的模样，笑而不语。侦查员寻思老花匠原本是出家人，自然学会了打机锋。没奈何，也就没问下去。

然后就说到了韦锦道对于主人区照铭的观感。老花匠表示，区先生是个好人，平时待人宽容和善，只有偶尔发病时，脾气比较暴躁。问及区照铭那天去逛文庙的事，老花匠说区先生平时有信步出门溜达的习惯，溜达期间，看见喜欢的东西，随手就买了，有时买得多，就让人家装车拉回来。他一个人当然用不了，就分赠四邻八舍。那天逛完文庙，区先生拉了一车文具回来，老花匠早已见怪不怪了。

至于当晚区家公馆遭窃，老花匠则是第二天主人回来时才知道的。他是聋哑人，别说案发时在睡觉，就是大白天他在花园里干活时有人从后院攀墙而入，砸碎玻璃潜入主楼，他也听不见。

相比之下，跟女佣柳彩置的谈话就省心多了。柳嫂出生于海南岛海口市的一个普通家庭。年纪轻轻丈夫病殁，婆家容不下她，就偷偷上了一条开往上海的货船。抵达上海后，经人指点去广东会馆住了几天，被荐往公共租界一个洋资本家做帮佣。做了三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洋东家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主人对她不错，她也有感恩之心，要求随同入营继续服侍，遭到日军拒绝，说她“不够格”

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她又去了广州。在荐头店(旧时对职业介绍所的称谓) 找活儿，人家听说她有给洋人帮佣的经历，就把她推荐给沙面的一户德国侨民家庭。谁知跑到广州也躲不开日本人，她服务的那家德国侨民为共产国际效力，被日军宪兵队特高课逮捕。柳彩霞再次丢了工作，只好再去荐头店求职，正好区家公馆原先的女佣人要离开，就由她顶了缺。

以上是柳彩霞的身世。往下就说到那桩盗窃案了。那天区照铭独自出门逛街时，她在后花园井台上洗衣服，根本不知道。稍后区照铭坐着货车回来，拉来一车文具，她跟韦锦道一样，也是见多不怪。下午区照铭身体不适，有中暑症状，她就叫韦锦道去借了辆板车，两人把主人送到医院，结果医生让留院观察一天，她就留在医院里侍候主人，次日回家方才发现家里遭窃了。她当时是竭力主张报案的，但区照铭不允，那就只能算了。

侦查员跟上述三人的谈话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但闭环审查还没结束。尤信真接连下达两道指令：以广东省公安厅名义向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和广西公安厅拍发加急电报，要求协查柳彩霞和韦锦道的相关情况；同时，指派侦查员在羊城本地对柳彩霞所述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由沪赴粤的经历，及韦锦道在六榕寺的游方僧人生涯进行调查。

上述几项调查还没完成，专案组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八、传单再现

很多人都知道旧上海曾被称为“十里洋场”，但可能没听说过广州旧时也有“十里洋场”之称。广州“十里洋场”的发源地就是著名的“广州长堤”，泛指珠江南北两岸 2.5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区域，包括海珠区、东山区、荔湾区、越秀区各一部分。

1937 年之前，广州城内的最高建筑是 58 米高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其后，爱群大厦以64 米的高度在长堤上鹤立鸡群，不仅一举超过圣心大教堂，还名列全中国高楼第二(第一是上海国际饭店)。爱群大厦在“广州第一高楼”的位置上整整待了三十年，由于该大厦共十五层，广州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把这幢高楼称为“十五楼”。

1962年6月19日，在爱群大厦发现反动传单！

这天午前，正是该大厦所在的沿江西路车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时段，一些外埠来羊城旅行(当时的旅行以出差、探亲为主，普通百姓很少有专程出远门旅游的)的人们聚集在爱群大厦门前，以这幢“广州第一高楼”为背景拍照片,其时彩色照片已经诞生二十多年，但在中国内地尚未普及，对于普通群众来说，能拍个黑白照片已经很奢侈了，能够以羊城著名地标为背景照上几张，那更是一桩令人羡慕的事儿。

大伙儿正拍得不亦乐乎，忽见天空中撒雪花样飘下一张张白纸，不禁都是一个愣怔，不知这是怎么回事。首先排除有人散发小广告的可能性一那个年月已经没有商品广告了，可也没人往反动传单方面想。散发传单这种事当然是有的，那是革命战争年代地下党组织工运学运的标志性场面，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而今共产党坐天下，怎么可能用这种方式搞宣传？

难道是拍电影？可周围也没见什么地方架着摄影机之类。正迷糊间，那些纸片已纷纷扬扬飘落到地面，有人随手捡起来一看，就像拿到一个烫手山芋，又忙不迭扔掉。现场一片狂呼——

“不得了，反革命传单！”

“有特务！美蒋特务！”

“快报告公安局！”

……

爱群大厦属于档次较高的宾馆，可那个年代的饭店宾馆不时兴保安，也没有门卫，旅客要住宿，进门径往大堂服务台即可。服务员对旅客身份的审核倒是比较严格，会像海关边检人员那样检查旅客的证件和介绍信，即使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也还是要盯着旅客提出若干敏感问题。

很快，越秀公安分局和管段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这时，饭店保卫科和主动站出来维护现场秩序的群众已经用饭店晒床单的长绳子布设了警戒线（当时所有的宾馆没有烘干机，都是洗好后挂在外面晾干）。有人还找来一个大号脸盆，把反动传单收集起来放在里面。

稍后，专案组侦查员也由副厅长李志杰带队匆匆赶到。李志杰到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饭店封锁了没有？”

越秀分局带队的刘副局长汇报说，饭店保卫科在接到警情的第一时间就通知关闭了所有对外通道，因为这些反动传单是从不低于10楼的窗口撒下来的，保卫科还封锁了9楼以上的楼层，禁止所有人员靠近电梯或消防步梯。

与此同时，最先发现传单的那些群众已被分局和派出所民警集中在一起，一一登记并核实身份，询问他们来现场的目的。很多群众反映，“这些纸片都是断断续续从天上飘下来的”，侦查员据此判断：散发反动传单的案犯可能是把传单放在某层楼道的窗台上，打开对流的窗口，利用楼道里的“穿堂风”，让传单随风飘落，从而避免撒传单的时候被人看到。

刑侦技术人员对现场的勘查证实了侦查员的上述判断。案犯是在爱群大厦最高层也即十五层餐厅外的楼梯过道窗户处做的手脚，事后收集起来的传单共计七十张。案犯戴着手套作案，窗台和传单上均未发现其遗留的指纹，但技术人员在楼道地面上提取了几个可疑鞋印。那是一双八九成新的“登云牌”皮鞋，根据鞋码估计，应该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左右的中青年男子留下的。之后对纸张和油墨的鉴定表明，案犯正是使用被盗文具印制这些反动宣传品的。

专案组当即征用爱群大厦的一个会议室作为临时办公地，经对各方所获情况的汇总，作出如下决定：对区家公馆区照铭、韦锦道、柳彩霞三人的闭环审查继续进行，抽调部分侦查员，由李志杰带队，以爱群大厦为中心进行调查，重点是入住该宾馆的旅客和该宾馆的所有工作人员。

之所以如此安排，当然是有原因的——

“6·13”案件发生当天，广州市公安局治安处就以市局名义向全市各单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动员起来，迅速对本单位有可能被敌对分子利用作为“心战”窗口的场所进行严格管理，谨防发生此类案件的同时，提高警惕，留意可疑人员，一旦发现，马上向管段派出所报告。

爱群大厦作为广州知名的高级饭店，治安防范工作一向做得非常到位，每年都被评为“治安先进单位”，保卫科墙壁上的奖状锦旗快要挂不下了。在接到市局紧急通知之后，爱群大厦领导立刻指令保卫科负责落实该项工作，缺人给人，缺物补物，保证不出情况。

保卫科随即行动，进一步强化安防措施。比如，原本就要求所有非大厦工作人员进出必须登记，现在则规定：凡是外来访客前来探访住店宾客的，必须填表写明本人姓名身份住址、受访者的姓名、与受访者的关系、来访事由，然后由大堂前台给受访者房间打电话核实，请受访者来大堂接访客进房间，访客离开时，受访者还须将其送至大堂，在表格上注明进出时间，最后由经办服务员签字保存，当天午夜一并交往保卫科存档。

这个临时规定，同样适用于跟爱群大厦有业务关系的外单位人员，包括物资供应商、送货人员以及外来修理工等。至于本单位的职工，进出须向前台出示证件。

爱群大厦采取的上述措施，之前专案组并不知情，不过案发后保卫科长已经向侦查员介绍过了。因此，侦查员认为对爱群大厦的内部调查应该是比较容易落实的。保卫科还真不含糊，只用了个把小时，就把所有“涉内”人员——包括书记、经理和保卫科长本人在内的全体职工和案发时段在爱群大厦里的住店宾客全部捋了一遍，至于散发反动宣传品的十五层更是仔细，还要求餐厅里的工作人员互相作证。

然而，措施虽然得力，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失望，在此番接受调查的上千人中并未发现嫌疑对象。

李志杰随即下令进行第二轮调查，对外来人员逐个进行询问。

该案发生后，保卫科迅速采取措施，不论本单位职工、住店宾客、访客或者送货等相关外来人员，一律待在原地，等候警方调查。这个时段的访客不多，只有七个，其中三个是一家子，祖父、祖母带着三岁的孙子前来看望已经分别十四年的海外亲戚；另外四个互不相识，都是女性，分别来看望住店的亲朋好友。跟国内许多大城市的高级宾馆一样，爱群大厦每个楼层都设有服务台，这七名访客都有相应楼面的服务台值班员作证，案发前后没有离开过入访的房间。

此外，还有四位外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两个是越秀区粮食局的，前来核查本月消耗粮油的情况。

这里需要作一个说明，其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全国实行统购统销以来最为严厉的政策，居民购买粮油、副食品仅仅有人民币是不行的，还需要相应的票券。不过，对于爱群大厦这样的高级宾馆，政府网开一面，票券就不需要了，但必须进行严格管控。政府相关部门每月两次指派专人前往这些单位，跟后勤部门对账，其严格程度跟如今的财务审计有一比，差一两都不行。每次爱群大厦后勤科的工作人员听说对账的来了，哪怕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依旧有一种背脊抽冷风的感觉。

案发这天巧了，后勤科的账目还真的有一笔对不上，双方正为此翻来覆去掰扯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保卫科对粮食局的稽查人员也憾头，先前排查内部人员时，就把后勤科跳过去了。现在侦查员出面，那就不好再回避了。那几位这时方知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一直没离开过房间，互相作证的可信程度那是没的说一一双方脸上的神情表明，他们已经恨不得用拳脚来解决争议了。

粮食局的两个干部被排除，接下来就是最后两位了。这两位保卫科更得罪不起，都属于技术方面的“老法师”。一个是供电局的高级技师处理老牌舶来品电气设备如大型变电器之类是两广第一，专家里的专家。另一个则是电梯技师四川人，不论跟谁说话，开口闭口都是“老子”，与前一位类似一对付舶来品老牌电梯闹罢工，他是一帖老膏药。

那时广州几座著名的老建筑使用的电梯都是舶来品，其年限少说也有二十年往上，最老的一部德国电梯据说还是晚清的产品，都是靠着这位电梯专家才能“发挥余热”。因此，别说爱群大厦了，就是公安机关也不敢轻易得罪.公安局也有电梯，也是多少年前的老产品，保不齐也会出点儿毛病什么的。到时候你请人家来修，人家没必要拒绝，更不会给你搞破坏,只要一句“无法修理”，你就只能干瞪眼了。破坏是犯罪，可不会修、修不好，总不至于触犯啥子法律吧。

这二位都是爱群大厦方面几次三番邀约，才肯过来检修变电设备和电梯的，据说还送了高级香烟(香烟也是紧俏商品，凭票供应)。他们两个互相认识，是酒友兼钓友，工作也有交集，这天是一起过来的。只是来得晚了点儿，10 点才到，并不立刻开工，而是抽烟喝茶聊钓鱼经，交换鱼源情报。大门口发生情况时，喧哗声不小,两人倒是有些好奇心，让爱群大厦负责陪着他们的职工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回音就来了。两人都不以为然，说作案者是“吃饱了撑的”。如此，他们的嫌疑也就被排除了——发现反动宣传品之前，他俩一直有人陪着。

这下，专案组的三板斧都砍空了，一干侦查员难免失望，不过并没有气馁。他们都参与过多起反特案件的侦破，经验丰富，心理素质过硬，知道破案难免走弯路。弯路不怕，只要有路可走就行，比如案犯在现场留下的“登云牌”皮鞋印记，还是有可能循迹追查下去的。

谁知，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有人提出另觅线索的建议时，却被主持会议的李志杰否决了：“没必要绕远道！继续循着白天定下的方向走下去，有一种可能性我们还没排查呢。”

李志杰指的是哪种可能性呢？接下来，他向大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对外来人员的调查，白天只完成了有形的，却忽略了无形的。所谓“无形的”，就是不排除有外部人员凭着与爱群大厦内部职工的某种密切关系，在不引起其他人注意的情况下混进大厦，作案后又不露痕迹地离开。

这时，正在北京参加公安部重要会议的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打来长途电话，询问案件侦查的进展。听了李志杰的汇报，他马上认可：“这个思路对头，盯着这个方向查下去！”

这一查，还真查出了名堂。案情分析会结束时已是夜间11点，李志杰副厅长和侦查员老尚、小蔡由爱群大厦保卫科长陪同，再次回到十五楼复勘现场。这回，他们关注的就不仅仅是楼梯内和窗台上的痕迹了，还检查了窗户外部。

爱群大厦每层楼面的窗户上方都有一块向外凸出的钢筋混凝土挡雨板，和楼面紧紧相连。其作用一方面是挡雨，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高空坠物，如有小件物品不慎从窗口掉落，大概率会落在下一层的挡雨板上。老尚在十五层的窗口使用勘查现场专用的强光手电向下观察，终于在十四层的挡雨板上发现了名堂。

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木头，毫不起眼。老尚仔细端详，感觉色泽较新，不像是经过长期风吹雨淋的样子。稍后，李志杰问了那天来勘查现场的刑侦技术人员，有人也曾看见过这块木头，但并没有在意。现在，被老尚注意到了，缩回身子向李志杰报告。

小蔡把木头从挡雨板上取回后发现，这块木头呈三角形，寸把厚，应该是从某块更大的木料上截取的一角，断面有新近锯过的痕迹。三人当场交换了意见，认为这块貌不起眼的木料，很可能是案犯散发反动传单的辅助工具。案犯把七十张传单放在窗口，用这块木料压住，然后打开对流的窗户，离开作案现场。经过一段时间，楼道里的穿堂风渐渐把木料吹离原来的位置，直至掉落在十四层的挡雨板上，压在木料下面的传单随即四散飘落……

案犯此举的目的，就是给自己争取逃离现场的时间。换句话说，在传单撒落之前，案犯就已经离开爱群大厦了。而专案组之前的调查，等于是做了无用功！

接下来的调查，就集中在传单撒落之前进出大厦的人员身上。

据保卫科介绍，爱群大厦通往十五楼餐厅的客梯只在规定的用餐时间开放，其余时间是关闭的。而传单撒落的时间段，正是介于早餐结束后到午餐还未开始之间。也就是说，案犯把传单放在窗台上的时候，通往十五楼餐厅的客梯是停止运行的。

当然，案犯可以坐电梯上到十四楼，再爬一层步梯到十五楼；也可以从大厦一层大堂步梯直接爬上十五楼。不过，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是前者，从十四层下电梯转而走步梯上楼，难免会引起楼层服务员的注意；如果是后者，试想，如此高档的饭店，一个住店旅客或者来访人员不坐电梯，居然爬步梯上十五层，岂不是更容易引起怀疑？

侦查员据此分析，案犯应该不是住店旅客或临时出入的外来人员，很可能是大厦内部工作人员，因此没有引起楼层服务员的注意。而且，内部工作人员上下楼使用的是专门的员工电梯，那是没有楼层限制的，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在运行。

调查触角随即指向了爱群大厦内部，专案组连夜排查，终于发现了一个嫌疑对象——盛卯余。

爱群大厦有一个附属的出租车队，虽然是独立核算，经济上跟爱群大厦没有关系，但该车队的司机可以享受一些爱群员工的日常便利，比如在内部食堂用餐等。二十三岁的盛卯余是车队的一名司机，他原是一个社会青年，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在家待业。后来通过考试进入市公用事业系统，成为一名汽车驾驶学员，在速成班学习了半年，被分配到爱群大厦车队。

在同事们的印象中，小伙子干活勤快，但性格内向，不喜欢跟别人交流。盛卯余业余喜好鼓捣收音机，无师自通，据说无论直流、交流，都能拆能装能修，有时顺带着还能把爱群大厦发生故障的收音机、扩音器、电话之类鼓捣正常。这在当时已经算是“草鸡里的凤凰”，完全有资格让人高看一眼了。一干同事家里有收音机或其他电器发生故障的，也能请其免费修理。因此，这人虽然不怎么喜欢和人交流，但人缘还不错。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人缘不错的员工，不知怎么上了贼船，牵扯到“6·13”案件里。要说盛卯余的作案手段还真有点儿邪门，连省厅、市局两级公安机关组建的联合专案组一度都没能识穿他的伎俩。如果事后他瞅个机会把落在十四层挡雨板上的木块儿处理掉，没准儿真能被他蒙混过去。可惜，这种事儿没有“如果”，他很快就被专案组给排查出来了。

车队的出租车司机是三班制，这天轮到盛卯余上夜班。此时是下半夜4时许，他还在外面出车。如果等到他上午8点回爱群大厦交班时再下手，大伙儿心里不踏实，虽然不至于走漏风声，但总归是夜长梦多，专案指挥部决定立刻行动。

那个年月，出租车上没有GPS，也没有电台可以呼叫，谁也不知他在什么位置，那就只有出动多辆汽车分区域寻找，指望能“撞个正着”了。

一小时后，负责在荔湾区查找的侦查员打来电话：“撞”着目标了，但抓捕失利。

原来，盛卯余察觉苗头不对，驾车逃窜。他常年开出租车，熟悉市内道路，穿大街钻小巷，让追缉的侦查员颇费了一番工夫。好不容易把他逼到一条小巷，巷口停了辆货车，他的出租车钻不进去，只得下车继续逃跑。穿过小巷跑到另一头的出口，正好有辆邮电局送加急电报的摩托车风驰电掣经过，将其一头撞飞，断气了……

九、柳暗花明

如今有句流行语：“上帝关上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此刻用来形容专案组的处境倒也贴切。

刚刚排查出来的嫌疑对象盛卯余重伤不治，线索眼看就这么断了。没想到，尤信真率领的另一路侦查员对区家公馆区照铭、韦锦道、柳彩霞三人的闭环审查“柳暗花明”，为专案组打开了那扇幸运的窗。

前面说过，尤信真那一路人马对区家公馆三个对象的闭环审查内容中，有一项是调查区照铭的精神病史，说白了，就是要确认他的患病是真是假，经过近二十六年的治疗，到底有没有治好，所谓的“不时发作”，是真发作还是装的。“柳暗花明”的态势就是在这项调查的过程中出现的。

侦查员从医院调取区照铭自1936年以来的病史档案进行研判，认为他的精神病病情是确实存在的，最初从马来亚槟城来广州求医时，还真的有过武疯子症状。不过，经中西结合的治疗，其病情逐渐得到控制和缓解，到抗战胜利那年，似是已基本痊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1945年之后，他就不再看西医了，只是不定期到羊城名中医应瘦石先生那里开几帖安神养心平肝的中药吃吃，居然一连几年平安无事。

广州解放后大约半年，区照铭突然发病。照例还是去看西医，院方给安排了单人病房。该院的内科主任为其诊疗，又邀约外院专家来本院会诊，一番折腾下来，病情不再加剧，却也不见好转，必须打针吃药抑制其狂躁症状。院方觉得这样拖下去于区照铭的健康不利，捎带着还要影响本院的名声——人家毕竟是医院的股东，连股东也治不好，这这这，怎一个惨字了得，医院的水平在哪里？于是院长征求区照铭的意见，时不时请中医会诊。

区照铭长期使用西药，早已被搞得萎靡不振，感觉生不如死。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有用没有，请来看看再说，而且指名道姓：“请应瘦石应先生来！”

名中医应瘦石被业界称为“两广圣医鬼见愁”，医术精湛可想而知。但此人脾气古怪，架子更大，一般是不肯出诊的（旧时“出诊”指的是医生离开诊所去病号家诊病），如果一定要他出诊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只有有钱有势的病家才请得动他。诊金倒算不上天价，但交通工具有讲究，陆路必须轿车，最不济也得是马车，你想包辆洋车把人请去，对不起，恕不奉陪；若是必须走水路，汽艇是标配，实在没这个条件，机帆船也可以对付，但一般载客的乌篷船之类，那就别想了。据说当年赫赫有名的“南天王”陈济棠请他出诊也得这般，还加派两个护兵！

院长自然知道应先生的名头，担心请不动。区照铭却告诉他，但去无妨，人家肯定会来。院长半信半疑，一个电话打去，应先生竟然对区照铭网开一面，立刻放下手头的活儿，也不需要院方派汽车来请，他坐上自家的汽车直接赶往医院。

院长大为不解，这是何故？原来，应瘦石是个瘾君子，长期吸食鸦片。解放后，新政权大力禁毒，社会上绝大多数瘾君子的毒品来源都断了。换了旁人，只有忍痛戒毒，但应瘦石却不受影响，因为他的病家里有一位马来亚“华粤财团”的终身董事，这位董事神通广大，也不用他直接出面，另有渠道从香港派人偷偷送到应先生府上，保证常年供应。这层关系属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院长想不通，自然也没人跟他解释。

应瘦石以前一直是给区照铭看病的，熟知症状，来到医院后也不用搭脉，只看看舌苔，就取出随身带来的一包药丸。区照铭一见此药，仿佛突然被唤起了往日的记忆，连连点头：“这药我以前吃过，效果不错的！”

服药过后，区照铭的症状果然明显好转，在请医院住了没几天，就回家休养了。

这种情况，自1950年以来，差不多每年一次，每次都是发病后送医住院，西医开路，中医收场。到了1958年，应瘦石年事已高，宣布停诊，别说小轿车接送了，就是派直升机也不干。但对区照铭却是例外——来自东南亚的鸦片还在继续供应。广州、香港两地离得近，旧称“省港”，以示两地关系密切。海外黑道想偷运点儿鸦片过来，有的是办法。

鸦片的事，专案组自然不知情。但了解过区照铭近年来的就诊情况，依然感到有点儿不可思议：他之前明明已经治得差不多了，连续数年没有发病，怎么广州解放后又突然发作，而且此后每年必发，每次都是西医治不好，总要中医出马才管用？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人为因素呢？

为此，尤信真专程前往医院，向主治大夫以及曾被邀约参加会诊的外院专家了解情况。中西医之间向有异见，这背后既有各自学科之间无法调和的医学原理方面的冲突，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业壁垒的缘故。西医给出的解释是：如果没有先前以西药为主的治疗，哪怕请华佗扁鹊李时珍出马，区老先生的病情也难以缓解。西医把功夫都做足了，应瘦石只不过是捡了个便宜而已。

这是西医的说法，那么中医是怎么认为的呢？尤信真叫上侦查员蔡仲春一起，前往拜访应瘦石。毕竟是名满羊城的老中医，而且年过八旬，侦查员担心惊着了老头儿，便让市卫生局出面邀请，派车将其接到卫生局见面。老中医起初以为政府在打他治疗精神病秘方的脑筋，声称“我这点儿本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侦查员只好申明利害，说此事跟区照铭的政治表现有关，万一查不清楚，没准儿上面一声令下，把区先生送回槟城去，他反正是外籍嘛！您老跟区先生这么多年交情，忍心看着他落到这步田地吗？

侦查员的本意是打感情牌，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中医以为侦查员掌握了自己偷偷吸食鸦片的情况，当下一个激灵，若是区照铭被送回槟城，我这神仙膏就要断供啊！

没办法，那就只有和盘托出了。所谓的秘方，就是采用中医的“泻法”治疗手段，他给区照铭的那些药丸，是以温泻之药熬制的，以药力逼出患者体内的毒素，经络畅通了，气血运转自如，狂躁的症状自然缓解。这是他们老家的祖传秘方，轻易不用，用则必灵。

侦查员依然不解：“为什么明明已经治愈，还会每年发作一次呢？”

老中医解释：“我感觉区先生应该是中了毒，这种毒中医没见过，应是西医通过化学手段合成的，老朽不懂西医，说不清楚，不过大致上就是这么回事。至于这种毒是怎么进了区先生的身体，老朽就无从猜测了。”

中毒之说让尤信真颇为意外。莫不是当年“华粤财团”内部倾轧，有人为了争夺首席董事的宝座，给区照铭下了毒？可这毒性也太厉害了，竟然过了二十六年也清除不掉。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区照铭已经痊愈，但有人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必须让区照铭的病情不时发作，故而定期给他下毒。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下毒者多半是区照铭身边的人。

区照铭身边的人就两个，聋哑花匠韦锦道和女佣柳彩霞。看样子，区照铭对这二人相当信任，直接问他，也许会引起他的反感，反而于调查不利。尤信真寻思，那就只有借闲聊的机会旁敲侧击了。好在闭环审查还在进行中，想跟区照铭聊天，随时都可以。

于是，尤信真就去跟区照铭喝茶闲聊。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聊到一定火候，尤信真装作无意中提及区照铭的病情，说抗战胜利前后您这毛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连续数年未发作，1950年春夏之交突然复发，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区照铭心情不错，说当时柳嫂离开了一段时间，临时由韦花匠照料他的饮食，自然就没有柳嫂细致，可能因此染上了另外什么毛病。

尤信真立即对柳彩霞曾经离开过区家公馆一事产生了兴趣，接着打听柳嫂离开的原因。

区照铭说，广州刚刚解放不久，柳嫂提出想回海南老家探亲。打自抗战期间受雇于区家公馆至今，柳嫂只回去过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柳嫂接到老家电报，其老父病危。柳嫂没敢跟区照铭告假，只是一个人拿着电报流泪。区照铭得知后埋怨柳嫂：“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怕我不许离开吗？我是这样的人吗？”

柳嫂的解释是，她觉得在区家公馆做佣人是她的福分，待遇好，收入高，东家从来不打骂下人，这份差使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这次老父病危，她按说是该回去的，可不敢提出来，生怕她回来的时候自己的位置已经被别人顶了。

这番话让区照铭大大受用，当场表态：“家里出了大事，你赶紧回去。我这就托朋友给你去买船票，还要帮你带上一份礼物回去。放心，这钱不用你掏，也不会从你今后的工钱中扣。另外给你三分钱，一份是回城路费，一份是预支一个月薪水，一份是我对你父亲的一点心意。以后你回家探亲，都照此办理！”

那次柳嫂回家，老父亲终究是没救过来，好在她回去得及时，总算是见着面了，还伺候了大半夜。

第二次回家，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柳嫂回去过年，没想到年还没过完，老母亲突发急病身亡。区照铭接到电报，汇了一笔钱钞过去，让她把丧事办妥了再回来。柳嫂并没拖太久，待母亲过完头七就回广州了。

第三次是1950年春上。柳嫂年轻时丈夫病殁，夫妻俩也没有孩子。父母过世后，老家还有三个弟弟，她每年挣到的工钱，有三分之二都花在这几个弟弟身上了。回家探亲前，柳嫂说最多半月就回。十天之后，柳嫂发来电报，说三个弟弟之间闹矛盾，闹得不可开交，她正在调解，弄不好还要给他们分家，得延迟些日子。区照铭回电，让她安心处理家事，不需要考虑时间。

待柳嫂回来，已是两个月之后。其时区照铭已经连续几年没有发病了，认为柳嫂不在，自己的生活也完全能够自理。至于一日三餐，老花匠会做饭，不行还可以去外面下馆子。区照铭觉得，或许就是那段时间饮食不调，在外面胡乱用餐，进而影响到了身体。柳嫂回来后，他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接着就发病了。

了解到上述情况，尤信真立刻进了专案组设在区家公馆的临时办公室，关上门向李志杰副厅长打电话汇报情况，没人知道他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通话完毕，他开门吩咐那个精通哑语的侦查员：“把韦叔叫来，有些情况要跟他核实一下。”

片刻，侦查员带着刚刚还在花园里忙活的老花匠韦锦道进来了，估计叫得急，老花匠两手的泥还没洗净。尤信真招呼韦锦道和他一起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落座，递过香烟，自己也叼了一支。两人抽着烟开“聊”，一旁那个精通哑语的侦查员负责翻译，话题很快就转到1944年柳嫂回海南老家探望重病老爸那档子事上。尤信真问韦锦道是否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韦锦道看了侦查员的手语翻译，几乎是不假思索马上点头，表示“有这回事”。

“能说说那是怎么一个过程吗？”

据韦锦道回忆，那天下午，他正在区家公馆大门外两侧倚墙而建的花坛里侍弄花草，一辆绿色摩托车疾驰而至，送来一份加急电报。送报员是说了收报人名字的，但韦锦道耳聋，听不见对方说的什么。他料想人家是邮电局的，应该不会送错，就在送报员的登记本上按了手印——他不识字，不会签名。

这时，在院子里晾衣服的柳嫂听见摩托车声出来了，一看电报封套，原来是她老家发来的。韦锦道不知上面写了什么，既然是柳嫂的，就没他什么事了，继续埋头打理花草。待他忙完花坛的活儿回到院子里，一眼看到柳嫂坐在前院花园树下的石桌前，一手拿着拆开的电报，一手拿手帕擦拭眼泪。

那年头儿，哪家收到电报是一桩稀罕事儿，但对于柳嫂这么一个背井离乡到城市里给人帮佣的女工来说，这种稀罕事最好还是不要遇到，通常不会报喜，多半是报忧。韦锦道见状，已明白那电报上说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了。

韦锦道所知的情况就这么多，尤信真听罢点点头：“行了！韦叔，找你就是聊这桩事儿。此外还有个要求，请你务必保密，不能把我找你话的事儿向任何人透露。”

侦查员打手语给韦锦道翻译，韦锦道表示听明白了，站起来准备离开，一旁负责记录的蔡仲春把笔录送到他面前，请他过目后签字。韦锦道不识字，一脸茫然。尤信真对侦查员说：“把这些内容一句句翻译给他，确认无误，按手印就可以了。”

说罢，尤信真又进专案组办公室给副厅长李志杰打电话，要求调派两名女警过来。

没多久，省厅派车把女警小王、小印送过来了。这是两个体格健壮的青年女警，在省公安学校接受过公安业务训练，毕业三年以来一直在政保处当便衣，干的活儿除了跟踪目标，就是抓捕女性犯罪嫌疑人。蔡仲春等侦查员见她们突然出现，便猜测这案子快要摊牌了——小王、小印出马，要对付的肯定是女佣柳嫂无疑。

再看尤信真，果然是两眼放光，原因有二：其一，他终于发现了闭环审查以来的第一个疑点——自称文盲的柳彩霞其实是识字的，早在1944年那会儿她就能看懂电报了！其二，两个女警受李志杰之托，带来了一份加密电报。

这份经过加密处理的电报来自柳彩霞的老家海南行政公署公安局，是对专案组此前向他们发送的协查电报的回复，内容如下——

当地确有柳彩霞其人，原名柳采荷，系市民柳更生、陈桂花夫妇的大女儿，早年毕业于“益智初级中学”，嫁给了驻琼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少校军官，不久随夫赴沪，夫妇俩在沪情况不详。其时她已改名柳彩霞，其家人对外宣称，其夫已殁，柳彩霞在省城（广州）一华侨大户人家做帮佣。1944年，柳彩霞因父病危返回海口。之后，又在1948年、1950年先后两次返海口探亲，其中1950年那次在家停留时间较长，据其按照解放后公安机关规定申报的临时户口资料记载，一共待了六十三天。其间，有邻居向管段派出所反映，柳家女子与“大得利银楼”少东家郎显彰交往甚密。

郎显彰早年离家出走，有传闻说是参加了共产党的东江纵队，已经成为一名军官。解放后，郎显彰持军人证和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部出具的通行证回乡探亲，在家逗留数月。派出所接到群众反映郎、柳两人交往甚密时，适逢宣传推进落实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两人年岁相当，郎未婚，柳丧偶，正在谈恋爱也不稀奇，派出所认为无权进行干涉。后来，柳彩霞回了广州，郎显彰也离开海口，说是回部队去了，这件事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尤信真认真看了这份材料，其中一个时间节点引起了他的重视：柳彩霞于1950年春夏之交回海口探亲，返回广州后，区照铭突然旧疾复发，而且往后每年必有一次，名中医应瘦石先生诊断认为是慢性中毒症状。现在有理由怀疑区照铭的频频发病与柳彩霞有某种潜在关系，而那个郎姓军官，则需要查一查其军官身份的真假。

6月22日，刚从北京开会回粤的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签署了一份加密电报，发往武汉军区政治部，要求核查郎显彰的军人身份。当晚，武汉军区回电称：“原中南军区、现武汉军区司令部均无郎显彰其人。”

得知这个消息，尤信真往桌上拍了一掌：“这家伙是个特务！看来，是他发展了柳彩霞！”专案指挥部当即决定：拘捕柳彩霞！

十、女佣变恶龙

专案组在区家公馆就地对柳彩霞进行讯问，柳供认如下——

当初柳彩霞嫁的丈夫，名义上是国民党军队少校，其实并非上阵作战的军人，而是“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安插在军队中的情报人员。夫妻俩从海南岛前往上海，是因为特务丈夫的工作调动了。不久，抗战爆发，“复兴社特务处”改组为“军统”，柳彩霞的丈夫受命潜伏被日寇占领的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不慎暴露身份，落到了日本宪兵队手里。

柳彩霞一个人守了三天三夜空房，直到第四天才得知这个消息。之前丈夫曾关照过她，万一自己出事，可以去法租界拉都路找一位开茶叶店的宋老板，他会代表“团体”给予妥善安置。谁知找上门一看，这家茶叶店早就人去屋空。后来她才弄明白，原来，其夫被捕后日本宪兵队没有到其住所搜查，“军统”上海站对此感到不解，怀疑其中有诈，其夫可能变节，遂切断了和柳彩霞的一切联系。

直到一个多月后，柳彩霞在公共租界一户洋人家找到了一份女佣工作，“军统”的人才联系她，告知其夫已被日寇枪杀于虹口靶子场，经“团体”查明，其夫没有变节，按规定柳彩霞可以享受烈士眷属待遇。为了她的安全，“团体”决定派人将其护送到大后方，给予妥善安排。柳彩霞经此一劫，对所谓的“妥善安排”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畏惧，当下断然拒绝。

在那户洋人家做了三年女佣，太平洋战争爆发，沪上租界被日寇占领，柳彩霞的洋东家被关进集中营。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她就辗转去了广州，到区家公馆继续做女佣。在广州，柳彩霞迎来了抗战胜利，又迎来了全国解放。但在她看来，谁当政都一样，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她虽然是给人帮佣的，可东家都是洋人（区照铭也是外籍），在物质生活方面比寻常市民还强些。因此，她对新社会无法共情。按照时髦的说法，有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外界的助推，终于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1950年春夏之交，东家放了她的假，让她回海南岛家乡看看。这一去，竟然遇到了早年上小学时的同学郎显彰。她记忆中的郎显彰虽是茶叶店小开，形象却有点儿猥琐，再好看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是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哪知“士三日当刮目相看”，十几年不见，邋遢小子变帅哥，而且还是解放军军官！

如此，柳彩霞也不急着回广州了。同样是“回乡探亲”，对于台湾“国防部心理作战总队”特务郎显彰来说，算是一举两得，不但有了一番艳遇，还完成了发展特务组织成员的指标。而对于柳彩霞而言，则是稀里糊涂上了贼船。

两人先是叙同窗之谊，很快发展到谈情说爱。那时的柳彩霞还不到三十岁，社会经验有一些，但政治敏感是一片空白，哪里经得住受过专门“心战”训练的特务郎显彰的忽悠？郎显彰给她洗脑：“蒋总统”有美国方面的坚决支持和大力援助，不久肯定要“光复大陆”，届时，咱俩就可以成婚。台北、广州亦或上海，随你决定，我们都可以安家，我们是“党国”的功臣嘛，“党国”决不会亏待咱们的。

柳彩霞脑子一热，就要为情人奉献一切，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特务组织。柳彩霞第三次回乡探亲，之所以跟东家撒谎，佯称调解家庭矛盾，要推迟些日子再回广州，不仅是因为跟郎显彰难舍难分。郎是她的情夫，还是其特务关系中的上级兼教官，需要些时间对她进行培训。柳彩霞其实并不是当特务的料，学得马虎，又缺乏实践，难免露出马脚，此刻专案组稍稍一查，她的底就兜不住了。

郎显彰对柳彩霞回广州后的特务活动作了安排——柳彩霞的代号是“龙伯”，今后会有人跟她联系，指导她该怎么做。具体联系方式是：公历每个月的逢“五”之日，从区家公馆出门右拐，在第一个岔路口那根电线杆前停下，电线杆的铁质围栏上如果有粉笔画的记号，则要在24小时内前往距公馆一公里外的街心花园领取指令。具体位置在街心花园东侧从北数第一张木头长椅下方的缝隙里，是用防水纸包着的一张字条。如果有什么情况需要报告，也可以写了纸条放在那里，然后在那根电线杆的围栏上留下记号。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每次情报交接完毕，须把电线杆上的粉笔记号擦掉，传达情报的另一方也会这么做。

柳彩霞目前在区家公馆的女佣身份非常有利于潜伏，要做到不被东家辞退，那就要让那老头儿认为柳彩霞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郎显彰给了柳彩霞一瓶药粉，让她妥善收藏。这是一种慢性毒药，毒性不足以致命，但可以让人产生狂乱的行为，对付区照铭这种有精神病史的人最合适。每隔一段时间，给这老头儿的饭菜里放一点儿，老头儿的毛病就会定时发作，那就少不了佣人里里外外伺候，只要柳彩霞尽心服侍，区照铭让她服侍惯了，就不至于冒出换人的念头。

至于和“心战”相关的工作，郎显彰现编了几段脚本，让柳彩霞找机会散播出去，以后呢，柳不是受过训练吗，可以自己创作。

返回广州后，柳彩霞依计行事，区照铭就迎来了厄运，精神病每年一次发作是逃不掉的，果然达到了郎显彰希望的那种效果——习惯于柳嫂的照顾，甚至产生了依赖。广州解放至今，柳彩霞在区家公馆一待十二年，位置稳如泰山。

郎显彰还交代了编造和散布谣言的任务，柳彩霞自认为也算是完成了。其实说来简单，也不需要她费什么脑子，区照铭每天都要收听短波电台，她借着干活儿的机会在旁边随便听听就够用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社会上的各种谣言多如牛毛，压根儿不需要她去散布，可“党国”的津贴照发不误。每隔几个月，她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就会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她的菜篮子里塞钞票。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津贴渐渐就没有了。其时朝鲜战争的局势于美国不利，国内的镇反运动又是高潮迭起，柳彩霞难免心惊肉跳，只想打退堂鼓，就给自己找了个歇菜的理由——朝廷不差饿兵，“党国”停发钱钞，那我就休息啦！从此她不再留意那根电线杆上是否有粉笔记号了。总之是铁了心跟特务组织脱离关系。用特工行业的说法，这叫“主动断线”。

这一断，就是整整九年，倒也没人找过她。她自以为已经跟特务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了，日子大概可以继续这样过下去。可是呢，亲爱的“党国”会忘记她吗？

1962年仲春的一天上午，她像往常一样，挎着菜篮子去菜场买菜回来，在厨房整理买来的食材时，发现里面有一个沉甸甸的小纸包，打开一看，竟是一枚黄灿灿的子弹。而包子弹的那方白纸上，有数滴红药水涂抹的痕迹，其中的含义再明显不过——“血”的警告，吓得柳彩霞心惊肉跳，魂飞魄散，日夜难安！

无奈之下，她只好恢复了多年前的那套联络方式，表示愿意接受上级的指令，叫干啥就干啥。这回，特务组织玩真的了。甫一恢复联系，她就接到一道指令：次日午后去南华东路海珠桥下“中烟一厂”附近的“飞天咖啡馆”见面。

约柳彩霞喝咖啡的是个中年男子，外表看着像是一个外地来粤出差的干部，却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见面时先要对暗号，对方自称“容叔”，那是当初郎显彰亲口向柳彩霞交代的，她的上级联络人代号“容叔”，是个“心战”专家。

柳彩霞问郎先生是否安好，“容叔”告诉她，“那个人如今已是少将了”，柳彩霞自是无限感慨。接着就谈“工作”，现阶段柳彩霞需要做的，就是协助“容叔”在7月1日前在广州市发起一场“心战”。柳彩霞的具体任务是传递信息，并无什么风险，也不必跟上下线直接见面，把纸条放在指定地点即可，跟她以前和特务组织的联络方式并无二致。

对方强调，她只接受“容叔”一人的领导，不跟其他特务组织成员发生横向联系。当然，也少不了警告她，如若再玩断线游戏……“容叔”拍了拍手里那个半新的牛皮公文包，拉开拉链，里面露出泛着烤蓝光泽的手枪枪柄。柳彩霞噤若寒蝉，不由自主连连点头。

其实，“容叔”自己也是一个“断线分子”，不过，他不像柳彩霞那样是主动断线，而是被动的。

他在落网后交代，1953年，因其出生地广东阳江县公安局弄错了情况，把他跟当地一个恶霸的心腹混淆了，派员到广州市来了个“抓捕归案”。他在阳江县公安局看守所被关押了整整三个月，方才甄别清楚，原来是搞错了，遂获释回到广州的原单位继续工作。

在特工行业里，发生这种情况，那就不宜再使用了。“容叔”寻思这样也好，眼看着朝鲜战争打了三年，美国人没占到什么便宜，台湾整天叫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画了个大饼，不知何日兑现，看来跟着台湾混没前途啊。接下来的日子，他在单位埋头苦干，将近十年过去，竟然混了个副科长。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他也许永远不会暴露。可惜，这人是个投机分子。这几年，大陆的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台湾方面又放出风声要“反攻大陆”，频频派出武装特务窜犯我东南沿海。“容叔”感觉形势要变，跟着动了心思：何不继续从事老本行，制造一些影响。万一哪天“蒋总统”真的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光复大陆”了，我就是忠勇铁杆、有功之臣，少不得封官进爵。当初潜伏时我就已是少校军衔了，没准儿混个上校也难说啊！

于是，他开始着手“召集旧部，发展新人”，豁出来先亮个相。往下，就有了柳彩霞等原属于“容叔”潜伏小组的老部下被召见，也吸收了出租车司机盛卯余那样的“新鲜血液”。他特别叮嘱柳彩霞：为了今后策划更大的行动，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区照铭控制在我们手里，发挥其特殊身份在“心战”行动中无法替代的作用。

6月13日、19日两次散发反动传单，都出自“容叔”的策划。不过，柳彩霞并没有参与。

区照铭去文庙闲逛，心血来潮买下了“跃进厂”的那批文具准备捐赠母校之举，柳彩霞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也没往外送过消息。她并不清楚“容叔”所说的那场“心战”将如何进行，是否需要这些文具用品。稍后，区照铭身体不适，她和韦叔一起把区照铭送到了医院。第二天回到区家公馆发现失窃，柳彩霞也觉得莫名其妙。

如此，专案组就要找这个“容叔”谈谈了。根据柳彩霞的交代以及爱群大厦出租车队司机盛卯余生前的社会关系，经过数日侦查，专案组终于将隐藏在广州市某干部疗养院、已经是干部身份的台湾潜伏特务“容叔”（真名关博）缉拿归案。继而顺藤摸瓜，该特务团伙余犯四人赵秀才、黎光、麦丰裕、端木暮生相继落网。

一干案犯交代了他们连续制造两起反动传单案的经过——

“容叔”策划“心战”行动，少不了纸张油墨等印刷工具，又不便在文具商店购买，听说市手工业局在文庙搞了个文具直销，遂派麦丰裕前往踩点。原是准备夜窃文庙临时货场的，没想到正好撞见区照铭慷慨斥资购买“跃进厂”的全部货物。麦犯感觉这是个机会，一路跟踪到了区家公馆。

他当然不清楚这座花园洋房宅邸的女佣就是同伙柳彩霞，随即去向“容叔”报告。“容叔”闻之窃喜。他这回跟中共玩“心战”游戏，并非接受台湾特务机构的指派，因而既无资金，亦无设备。处在当时形势下，即便有资金，没有文化、教育单位的介绍信，也难能买到油印机、蜡纸等制作传单必不可少的设备，所以才动了盗窃临时货场的脑筋。现在听说有一部分文具被区照铭买下，遂决定潜入区家公馆行窃。

“容叔”不想把事儿闹大，否则警方一旦动真格，那就会影响接下来要发动的“心战”行动了。于是严令部下，只拿走那批货品中的一部分，不动公馆的其他财物，制造“想行窃却没成功，只得顺手牵羊盗窃文具”的假象。

几只小蟑螂，仅此而已。

如此，“6·13”案件告破。

1962年12月下旬，“6·13”案六名特务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

 

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