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88：武师失踪案（上）

【尘封档案】系列之188：武师失踪案（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3年第09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1950年夏，武汉市发生一起失踪案，一个有着旧警察和武师双重身份，现在靠走街串巷售卖卤菜为生的郭姓男子早上离家后即不知去向。其时武汉解放刚满一年，治安状况依然严峻，棘手的案子多如牛毛，警方却为这个郭姓男子的失踪成立了高规格的专案组。原来，此人还有一个秘密身份——警方的“临时顾问”，失踪前刚刚协助警方破获了一起双命大案。警方迫切需要搞清楚的是，这起武师失踪案，是犯罪分子余党的报复吗？

一、双命大案

1950年初夏，武汉，胭脂路。

一对正在热恋的情侣，晚上男方骑自行车载送女友回家的途中，经过该马路南侧邻近抚院街路段时，遭到一伙犯罪分子的拦截。

男性苦主关俊是“兴昌船厂”老板关鹤龄的儿子，习练过多年摔跤术，其跤技在当地小有名气，平素与人较技胜多败少。此刻遇到拦路抢劫，势必恃技反抗。女方保秀兰也不简单，出身三镇闻名的武人世家，其祖上三代皆是武昌“长江少林国术馆”的馆主，她从小随父练武，也有一手可以上场实战的功夫。当下，摔跤手男友一动手，她跟着也冷不防一拳打翻一个强盗。

按照实战要领，遇到这种敌众我寡的局面，一对情侣应该采用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并肩子上”的战术。这对情侣深知这一点，可他们遇到的对手也是内行，利用人多的优势将两人分隔拦阻，而且手里有凶器，更是施出了为武林所不齿的下三滥路数----向两人投掷事先准备好的黄沙，致使对方无法有效还击。最终，这对情侣寡不敌众，被打倒在地，失去反抗能力，随身财物也被洗劫一空。强盗逃遁时，估计是因为有人负伤，为泄愤下手杀害了两个苦主。

其时武汉市已经解放一年。在中共新政权的大力整顿治理下，治安状况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恶性刑事案件发生率逐月下降，这个月的前半月，全市的命案发生率为零。哪知现在竟然发生这种公然拦路抢劫而且杀害两人的重大刑事案件，不论官方还是坊间的震惊程度可想而知。武汉市公安总局随即成立了“胭脂路命案”专案侦查组，积极开展工作，力争早日破案。

这是一起团伙案。既然是团伙，其成员应该不止一个两个，因此线索也相应会多一些。专案组一干刑警最初都是信心满满，工作劲头儿特高。可是，这起案件有点儿邪门，根据对案发现场的痕迹勘查、周边群众的走访以及法医对两个死者的尸检结果等情况的汇总，线索似是不少，十多名刑警一忙就是一个月，可那些线索要么对不上号，要么就是子虚乌有，根本无从查起。

如此一来，市公安总局领导着急了----市委、省委还有中南公安部都非常重视此案，不知过问了多少次了。那怎么办？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换将，任命中南公安部派到武汉市公安总局搞调研的正处级干部高勇生为专案组长。

高勇生上任后，大伙儿以为他会来个“新官上任三把火”，整点儿声势出来。可是，这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书生气息活脱一个教书先生的资深侦查行家却没点火，而是宣布：“同志们忙碌了一个月，辛苦了，放假三天！”

这话一出口，一干刑警都是一个愣怔。高组长却不解释，说了声“就这样吧，解散”，随即转身出门而去，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

其实，高勇生哪里都没去，一个人缩在总局办公大楼狭小的楼梯间里----按级别他应该有一间办公室的，总局没地方，他自个儿找了这处只有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放了桌椅和一张行军床，基本连转身也难了一一埋头阅读从秘书科或者市、省图书馆借来的湖北省以及武汉三镇的社情资料。

三天后，专案组刑警早早就来上班了。没想到高勇生比他们还早，已经坐在屋里等着大伙儿了。于是，一干刑警各自找位置落座，照例准备开案情分析会，有人还去提来了好几个打满开水的暖水瓶，在他们看来，这是新领导召开的第一个案情分析会，还不知要开到几点哩。哪知，这位被称为“高处长”的新领导却摆摆手道：“不必那么麻烦了，就几句话.....”

大伙儿又是一愣，案子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几句话能分析出个啥？可人家是领导，那咱就听着呗。

高勇生果然只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本案之前的调查工作诸多、方方面面都接触到了，却没有什么收获。原因何在？我寻思，路数、方向都是准确的，甚至我们的侦查触角已经伸到了某些关键位置，差的就是临门一脚。因此，咱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走回头路，炒冷饭。这项工作尽管繁琐、但为了破案，再繁琐也得重新走一遍。当然，重新调查并非机械地重复，需要注意两点----

其一，现场痕迹和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杀害这对青年情侣的凶手之所以作案得逞，不仅仅是靠“乱拳打死老师傅”式的以多胜寡，其自身的武术功底也不可小觑，所以，应该着重从案犯的武术生涯方面去调查。

其二，双方打斗过程中案犯“撒沙子”的手段以及临末对被害人的补刀之举，显然是解放前的地痞流氓以及帮会殴斗的路数，故有必要在进行调查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其三，以上调查，不仅仅要动用专案组刑警，还须注意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不管对方是何许人、操何营生，只要能够对上述调查提供帮助，都可以把他们吸收为专案组的外围人员，或由专案组便衣配合，或让他们放单飞直接打听线索，相关费用由公家承担。高勇生已经请示过领导并协调财务部门，可以作为特费开支。

“好了，话说完了，大家行动吧。”高勇生说，“至于分工，请副组长安排就可以，定下后不必报我，立刻出发。”

话音甫落，高勇生从写字台的柜子里取出两条“红双喜”香烟放在桌上，说是他以个人名义犒劳同志们的。说罢，转身出门。

包括副组长衣今昌在内的所有专案组刑警皆被这个外表温和行事却是特立独行的新领导惊到了，一时间愣在当地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把目光投向高勇生刚刚出去的那扇门，而高勇生早就没影儿了。

二、“特情”老郭

高勇生匆匆下达一应指令后去了哪里？要说他去的地方，倒是跟刚接手主持侦查的这起凶杀大案有关的。

这三天，专案组其他刑警是否真在休息不清楚，高勇生却是比平时还忙。头两天研读资料昨天傍晚，他去了凶案发生地的武昌粮道街派出所，拦住了正要下班去分局宿舍的副所长小刘。小刘是高勇生的老部属，刚参加革命时是给高勇生当通讯员的。他还不知道老首长已经调到武汉来了，当下见面自是惊喜。

寒暄几句，高勇生进入正题：“粮道街派出所辖区里有个叫郭永昶的，小刘你听说过吗？”

“郭永昶？这个名字耳熟.....”

高勇生提醒：“这人住在小东门，以前做过多年刑警。”

小刘眉峰一耸：“哦，是那个武术高手郭老师啊！怎么啦？他犯事儿了？”

“那倒没有，是我有事想跟他唠唠。这样吧你先把他的情况说说，回头你悄悄去一趟他家告诉他市局有人相跟他这个警界前趟他家告诉他市局有人相跟他这个警界前辈聊聊。这事要严格保密，包括你们派出所的人，也包括老郭的家人。”

郭永昶是何许人也？值得早在抗战前就已经参加革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老高这等重视？这里自有一番说头----

郭永昶是河北人氏，自幼习练武术，主攻形意拳。十七岁从北方来到武汉定居，凭着一手拳棍功夫，半年不到就在武汉三镇的武术界出了名。汉口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部闻知，有招揽之意，派人找郭永昶探问。于是，郭永昶就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巡捕。

巡捕房刑事部的法国督察长很欣赏郭永祖的身手以及为人处世，有心栽培，便送他去越南西贡警察局进修了一段时间。回来后，要给郭永昶安排一个位置。郭永昶婉拒：“我当巡捕不过是混一个饭碗，并非有志于此想有所建树。当官没啥意思，我还是拿一份底层巡捕的薪水，干底层巡捕的活儿吧。”

据说这位法国督察长的脾气一向不大和顺，尤其对中国下属，更是“眼睛长在额头上”，他来华多年，还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下属敢跟他这样说话。让人意外的是，他这回非但没有发火，还点头表示理解。事后，更没给郭永昶穿过小鞋。

世上有些事情，冥冥中似是有讲究的。几年后，这个洋督察长带了一群中外刑警前往福煦大将军街(今蔡锷路)德明饭店缉拿一伙江洋大盗，与对方发生激烈枪战。一个家伙正准备对督察长开黑枪，被郭永昶瞧见，奋不顾身跃下一层半的楼梯将其撞倒。那家伙一枪打偏，还让郭永昶撞了个晕头转向，随即被拿下一一这也算是郭永昶对法国督察长的“知恩图报”吧

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租界。同年6月5日，汪伪政府宣布收回汉口法租界，同日收回的还有天津和广州的法租界。汉口原法租界巡捕房改称汉口警察局，名义上受汪伪政府领导，实际上由日本军方控制。根据日本军方汉口最高长官的命令，原警察局全部警职工人员(按“警”是指警察，“职”是指不穿警服的职员，“工”是指工役亦即工人一一主要是清洁工人，旧时许多城市的环卫部门归警察局管)一律留用，各司其职，违抗者将被拘拿处置。郭永昶无奈，只好继续在汉口警界干他的刑警活儿。

一晃两年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权接收了日伪武汉三镇警察局。湖北省警察厅刑警处长官听说过郭永昶其人，知道其武术功底和当初对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洋督察长的那份“知恩图报”的“忠义”，决定把他从汉口警察局调到省厅刑警处，正好当时新组建了隶属于刑警处的一支侦缉队，长官指定郭永昶担任副队长。哪知调令下达到汉口警局，一众警官皆为老郭感到庆幸，正准备集资给他钱行时，却传来消息：老郭辞职回家了！

此为何故？原来，郭永昶不接受调令，说去省厅可以，去侦缉队也没问题，但副队长就不必了。省厅刑警处长官以为郭永昶是嫌官小，寻思这家伙能力强，路子广，再说资历摆在那里，干脆让他当正队长得了，破例给他个正科待遇。没想到郭永祖还是拒绝赴任。

这下，长官恼火了。这主儿怎么的，莫非要把老子这个位置让给他？转念一想，还是把火压下去了。毕竟这人是块好料，又是难得的忠勇正直，手下有这么一号，也是老子的福分啊！人家不肯接受调令，是不是有什么不便说出口的原因，不如当面了解一下吧。

刑警处长官驱车前往汉口警局，直接跟郭永昶谈话。他的想法是，如此礼贤下士，你姓郭的总得给我几分面子吧？不料郭永昶依旧油盐不进：“当初进巡捕房时家里老爷子有过嘱咐，从警可以，当官不行。老爷子的话我不敢违背。”

谈话时旁边还有汉口警局以及刑侦队的头头脑脑陪着，郭永昶如此回答，长官心里当然不爽，而且中午又是喝了两杯过来的，当下挂不住脸面，拍案大喝：“不识抬举！今儿个咱把话搁在这儿，不服从调令，省厅立刻下令把你开革！”郭永昶听着，脸上神色平和如初，冲长官点点头：“如此，我就辞职吧！”

就这样，郭永昶离开了效力二十八年的警界，改行开了一家武馆，教习其祖传的形意拳术。武馆开得不温不火，挣大钱没有，图个全家温饱不成问题。郭永昶做了多年刑事警察，只办刑案，不问政治，似乎是“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老黄牛，其实心里明镜似的，他的“不当官”才是最大的政治。

1949年5月16日武汉三镇获得解放，正式合并成为武汉市。解放不到一个月，郭永昶就主动关闭了武馆，把尚未满师的学员之前缴的学费全额退还。熟人不解，他说有共产党治理，天下从此太平了，武术防身用不着了，最多只能健身养生，有兴趣的可以去公园学学太极拳，没必要花钱嘛。

那么，老郭靠什么谋生呢？这人有的是办法，备了钓具去长江边捕鱼出售，或者用不知从哪里学得的一手厨艺烹制些荤素卤味，蹬上三轮车穿街走巷，也不吆喝，弄了根古箫吹着就是。没人知道他是几时学会的吹箫以及师从何人，外行人听热闹，业内人闻之，猜测老郭以前多半在戏班子当过伴奏。

高勇生收集到关于郭永昶的上述情况后，凭着他丰富的职业经验，初步判断这个老郭对于新政权警方是一个有用之材，远景先不去考虑，近的就说眼下这起情侣双命大案吧，估计跟他唠唠应该会有收获一一这人在武汉地面上干了二十八年刑警，又是小有名气的武师，结交的三教九流定然数不胜数，如果能帮着专案组分析一下，说不定不仅是受益匪浅，就是一举成功破案也保不齐啊！

如此，高勇生就有了找老郭面谈的主意。昨天傍晚，他前往粮道街派出所找了当年的通讯员、如今的副所长小刘，请他跟郭永昶知会此事，如果老郭同意见面，时间地点均由其决定还再三强调要保密。

老郭住在小东门，小刘骑车过去方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音：老郭同意见面，请高勇生明天上午去长江边上一个叫清水礁的地方，他在那里钓鱼，会多带一副钓具，高勇生若是感兴趣，两人可以边钓边聊。

就这样，高勇生于这天上午在江边跟郭永昶起钓了两小时鱼。高勇生长这么大没钓过几次鱼，纯粹是外行。可这天他的运气很好，两个小时竟然钓到了六条鱼，其中一条还是三斤多重的草鱼。这使他感到很开心，当然，更高兴的是他轻而易举地说服老郭成为专案组的“临时编外顾问组”的一员，用行话说就是“特情”。

老郭答应为专案组提供咨询，甚至可以协助调查，但要求高勇生不向任何上下级提起有他这个“编外顾问”的存在，把他提供的情况用到实际侦查工作中时，只能以“据调查”之类的模糊言辞搪塞过去；另外，他和高勇生的联系将通过派出所刘副所长中转，刘不能知晓他提供的内容，也不能向他提出任何问题。

高勇生对于这些条件一概点头，还说根据我们的规定，你作为我们的“特情”是有报酬的这在内部需要向财务室提供账单，我会尊重你的想法，用化名作为你获取报酬的凭证。你看这样可以吗？

郭永昶自是没有意见。这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高勇生万没料到，老郭竟然未能领到这份特费。

三、“顾问”失踪

高勇生搞的这个临时帮忙性质的“顾问组”一共有三名成员。所谓“组”，不过是一个说法，其实不但郭永昶，其他两名“特情”也是秘密和专案组专人接触的，他们并不知晓还有其他“特情”存在，更不可能聚在一起开个会吃个饭什么的。郭永昶与他们的唯一区别是，在高勇生制作的特费账单上，老郭不但使用了化名而且他的特费等级最高。

老郭也确实没有辜负高勇生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当天午前跟高勇生在长江边的清水礁分手，次日傍晚小刘赶到市公安总局专案组驻地，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材料。

后来大伙儿才知道，那是郭永昶向专案组提供的寻找双命大案有效线索的两条途径。高勇生阅之觉得“颇有建树”，当晚在专案组调查情况汇总兼分析会上，把这两条作为建议提了出来，请大伙儿分析讨论----当然，没提出处。一干刑警讨论下来，认为这是两个走得通的方向，都说可行。高勇生说：“既然大家都觉得可行，那我们明天就着手落实”

第二天，专案组根据这两个方向实施调查，果然追查到了颇有价值的线索。隔日，顺藤模瓜再接再厉，当晚竟然就把双命大案给破获了，八名案犯悉数落网，不久，即受到武汉市军管会的严惩。因该案的具体案情与本文要说的故事暂时无关、这里就此打住。

专案组接下来的工作是讯问案犯，搜查藏身处所，起获赃物、赃金以及写结案报告。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公安机关财政拮据，也就没法搞个庆功宴会犒劳大家，除非有谁以私人名义请客，那就是大伙儿的造化了。双命大案专案组的刑警们正好遇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一----高勇生前几天收到了一笔稿费，下馆子不够，不过若是请单位食堂操办，勉强可以对付。高勇生请示了领导，把稿费交给食堂，请师傅整一桌酒席。

当下，菜上齐，酒斟上，组长高勇生举杯：“今天咱们聚餐，一是庆功，二是散伙，吃完这一餐，咱们这个专案组就解散了......”

话还没讲完，就听有人在食堂门口招呼：“高处长，您的电话！”

电话是粮道街派出所副所长小刘打来的。拿起话筒、一听对面是小刘的声音，高勇生不禁眉头微皱，心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果然，小刘语气焦急：“老首长，向您报告一个情况----刚才老郭的妻子彭婶和小女儿郭小莲前来所里报称，老郭已经四天没回家了！他们全家人从前天一直找到现在，连同亲朋好友以及老郭以前武馆的弟子，跑遍了武汉三镇所有老郭可能会去的地方，可愣一点儿音信没有。看来老郭出事啦·.....”

挂断电话，高勇生回到食堂：“同志们，非常抱歉，这顿酒看来喝不成了。这样吧，酒让食堂帮忙保存着，大家弄点儿主食就着这些菜吃个晚饭，然后全体到专案组办公室待命！”

高勇生自己没有吃饭，向市局车队要了一辆破摩托，仗着六七个年头的驾龄，一路风驰电掣直驱粮道街派出所。

小刘和一个年轻女警正陪着老郭的妻女说话，见面后，母女俩禁不住哭泣起来，被高勇生劝住：“你们别着急，先把详细情况跟我说说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老郭是怎么失踪的呢？

6月21日上午，老郭像平时一样出门去垂钓。彭婶送走丈夫，照例开始操持家务。这天有些闷热，她去菜场买了几样清淡食材，烹饪了四个菜肴。看看中午时分了，就把菜碟从厨房移到客堂的餐桌上，还拿了个瓶子，从屋角那个硕大的陶瓷酒坛里灌了小半瓶丈夫按照祖传秘方泡制的养生药酒，塞紧瓶口后放在一个竹篮里，用绳子拴住了，垂到院子一角的水井里凉着。

老郭是练武之人，平时的作息时间把握得很准。他上午出门钓鱼、卖鱼，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小憩个把钟头，就把彭婶准备好的卤菜装上三轮车----那三轮车是他自己用零件拼装的，后边有个封闭式的玻璃橱，伴随着悦耳的古箫声穿街走巷，售卖已经打出牌子来的“老郭卤菜”。偶尔老郭临时有事，比如接待朋友、受人之邀外出替人调解矛盾、为朋友写份诉状之类，卖卤菜的活儿就由彭婶带着十七岁的小女儿郭小莲代劳。郭小莲不会吹箫，但笛子吹得不错，遂以笛声招徕顾客。

这天，彭婶一直等到午后1点钟，还没见丈夫回家，她倒也并不着急。郭永昶在武汉地面上的名望，江湖黑道或是从事灰色营生的那类人是相当看重的，难免有事情麻烦“郭爷”，而郭永昶也具备助人家一臂之力的能力和古道热肠的。

在彭婶的记忆中，不知多少次了，或深更半夜或大雪纷飞或三伏酷暑，都会有人倏然上门，号啕大哭甚至跪求于地，请“郭爷”伸手相助。老郭则不管来者是何人、是否相识，只要认为自己能解决得了难题，不管当时在干什么，都放到一边，收拾一下立刻出门。同样，老郭有时在外面钓鱼或卖卤菜，遇到有人当街求助，多半也会出手相帮。至于耽误了垂钓的收获或者卤菜卖不出去，求助方是江湖人，自然懂得规矩，肯定是由他们给予补偿

不过，郭永昶的这种“调解员”、“老娘舅”都是义务的，虽然接受补偿，但都与他的日常收益相当，对方若是多给，他是绝不接受的。

因此，当日老郭没回来吃午饭，彭婶并未有什么担心，只当丈夫在外面遇到了类似情况，那酒菜就留着丈夫晚饭时再享用吧。

谁知一直等到晚上8 点，老郭还没回来。这下，彭婶觉得奇怪了----丈夫以往若是遇到有人求助前去帮忙，有时一两个小时即回，有时半天一天，有时可能还要去外埠(最远曾去过湘西)，那耽搁的时间就长了。一旦遇到这类情况他都要先回趟家带上盘缠、替换衣服等旅途必需物品，跟妻女告个别，从来没有不辞而别过，哪怕请人捎个信儿回家呢。

如此，彭婶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了。小女儿郭小莲更是着急：“我去外面转转，向街坊打听一下是否知道爹爹去了哪里。”

彭婶担心是自己大惊小怪，万一女儿出去打听一圈，把四邻都惊动了，结果过不多久丈夫安然无恙回来，那不是成笑话了，自己少不得要被丈夫责怪。遂拦住女儿：“先别出去，再等等。”这一等，又是两个小时。郭小莲再也稳不住了：“爹爹只怕是遇到什么不好的情况了，我去粮道街派出所报告警察。”

彭婶嫁了郭永昶这么一个男人，二十多年一起生活下来，耳濡目染，多多少少也知晓些江湖上的规矩。“你爹爹若是遇到什么麻烦给绊住了，对方肯定是江湖人，那就要按江湖规矩办事，凭你爹爹的能耐，旧社会那么复杂混乱都对付过去了，如今新社会了，还有过不去的坎儿吗？还是先不要惊动官府，过了今晚再说。”

一宿无话。次日，老郭还是没有消息。母女俩终于忍不住了，彭婶请一个邻居过江去汉口把出嫁三年多的大女儿郭秀凤喊回家。母女三个商量下来，决定发动一干亲朋好友寻找。可是直找到今天傍晚还是没有任何音讯。母女三个意识到老郭肯定是出事了，说不定还是凶多吉少的大事，遂向粮道街派出所报告。

当下，高勇生听了前因后果，估摸郭永昶十有八九有危险，心里不由得一凛。当然，他是经历过多少次生死考验的老公安，尽管神情凝重了些，但语气依然淡定，对刘副所长说：“小刘，你把她们娘儿俩带到那边屋里去做一份笔录，其间不许任何人入内。我去一趟总局，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郭永昶的失踪，是在他向高勇生秘密递交那份已被证实对侦破“胭脂路命案”甚有价值的文字材料之后，高勇生难免引发联想，会不会是犯下“胭脂路命案”的犯罪团伙犹在社会上活动的狐朋狗友所为？这当然是临时冒出来的想法，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但郭永昶是成功破获“胭脂路命案”的有功人员，他的失踪必须受到重视，否则不仅对不起老郭，还会对新政权人民公安造成不良影响一一人家卖命替你办事，你却保护不了人家的安全，今后人民群众还怎么支持公安工作？

因此，高勇生认为此事需要认真对待，他心里已经产生了“专案组暂不解散，立刻投入对老郭失踪案的调查”的念头。

四、专案重启

“胭脂路命案”专案组是市公安总局和武昌公安局两级公安机关联合的侦查班子，要继续调查，必须经过武汉市公安总局最高首长的批准。高勇生匆匆回到总局，心里暗暗祈祷朱涤新局长还在办公室，否则，他就得去武汉警备区司令部汇报了----朱涤新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代行司令员职责，经常在那里坐镇。好在朱局长这天恰恰在市公安总局，而且没有其他会议，正在局长办公室批阅文件。

朱涤新早在1930年就开始从事政保工作，先后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这位老政保对于“特情”这个词具有远超常人的敏感性，听了高勇生的汇报，不由得眉峰一紧：“这个“特情’是谁建立的？谁批准的？”

“是我建立的，向侯副局长报告后获得批准的。”

当时武汉市公安总局的一号首长是朱涤新，二号首长是我党的一位传奇人物侯政。侯政1927年参加革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第五纵队手枪队分队长；1930年春入红八军医训班学习，结业次年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卫生队队长；1933年春人红军军医学校学习并兼支部书记，毕业后任红二十四师卫生部部长、红八军团卫生部部长、总卫生部医政科科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部长兼红二军团卫生部部长。其间，红军著名将领余秋里手臂负伤感染，再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侯政担任主刀，用自制的手术锯子成功实施了截肢手术。

抗日战争爆发后，侯政先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军医处处长，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江北指挥部独立四团政治委员、第二师第五旅政治部主任。在军事作战和指挥、医政卫生管理兼专家级外科医生、部队政治工作者等岗位上转了一圈，侯政忽然来了个华丽转身，受命担任中共准南路西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开始从事政保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主管政保的中校参谋、中共旅大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旅大公安总局副局长等职务。武汉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市公安总局副局长。一号首长朱涤新是兼职，侯政应该算是初解放时武汉公安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后来，侯政先后出任中央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司司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厅厅长，继续书写他的人生传奇。

此刻，朱涤新听说高勇生建立郭永昶这个“特情”是经侯政批准的，马上点头，同意了高勇生的请求，原“胭脂路命案”专案组暂不解散，继续调查郭永昶失踪案。

当然，这事还得由侯局长拍板。朱局长正要拨打侯政办公室的电话请他过来，侯政却叩门而进，他是来跟一号首长商量公安局干部队伍建设事宜的。听了高勇生的汇报以及朱涤新的意见也表示赞同：“如果真的是失踪了，那就正式立案调香。"

两位领导交换意见后决定，仍由高勇生主持该失踪案的侦查工作，案件的进展情况随时向侯政副局长汇报。

高勇生返回专案组办公室时，专案组一干刑警正围着副组长衣今昌议论高勇生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的原因，当然，都不着边际。忽见高勇生回来了，大伙儿还没开口招呼，高勇生就宣布：“接到上级命令，专案组暂不解散，继续着手另一起案件的侦查工作。专案组还是咱们这些人，我任组长，衣今昌同志仍是副组长。老衣我想把咱们专案组移个地方，去武昌那边。你看哪里比较符合：清静安全、交通方便的条件？”

衣今昌是武昌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科班旧警出身，中共地下党员，武汉当地人，故对武昌地块非常熟悉。老衣想了想说：“粮道街派出所对面原先有一家当铺，解放后老板全家移居香港，临走把当铺连地带房统统献给了国家。当时正好军方跟地方政府商量，要在地方上租借一处比较宽敞的房屋作为军用物资库房，政府就把当铺提供给他们无偿使用。这家当铺面积不小，前中后三进院落，前朝街后临河。军方物资进出是走水路的，他们只用了中、后两进院落，前面临街的房子空关着，跟后面的库房之间打了隔断，相互之间没有影响。老高你看以这里作为专案组的驻地如何？”

高勇生当即拍板：“就这里了！”

第二天一早，专案组人驻当铺后，马上聚合一起，对这起“武师失踪案”进行案情分析。

根据武汉公安总局主持日常工作的侯政副局长的意见，高勇生也就不再对郭永昶的“特情”身份予以保密了 (仅限专案组内部)，简单介绍了郭的情况，告诉大伙儿，“胭脂路命案”之所以能够迅速破获，郭永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一干刑警纷纷表示，一定铆足了劲儿尽快把这个案子拿下来。

在场的多是老刑警，之前在侦查“胭脂路命案”时，对高勇生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主持侦查方式已经有了一种不同凡响之感，此刻又见识了他对“武师失踪案”的分析，更是加深了这种感觉，有人暗暗给了他四字评语，曰“特立独行”。

怎么个“特立独行”法儿呢？

高勇生对于首次案情分析会方向的把控跟众刑警平日里经历或听说过的完全不同，他让大伙儿把老郭家眷反映的情况，以及老郭在“胭脂路命案”的侦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结合起来予以剖析。一干刑警得知老郭系“特情”这个内幕后，自是踊跃发表意见。高勇生自己却只是起了个头，往后就一声不吭了，坐在那里只是专注倾听。

待众人的意见发表得差不多了，一个个说得口干舌燥，有人拎起暖水瓶给大家续水了，高勇生才开腔：“同志们都说完了？那好，咱们就行动吧一一就按照由陈宝德同志最先提出的那个调查思路进行。驻地这里，我和老衣两个留守，其余十人分为五拨，分头进行调查。

陈宝德提出的调查思路如下----

郭永昶在同意成为专案组“特情”后，很快就写了一份材料，通过粮道街派出所刘副所长转交高勇生。专案组根据老郭的这份材料，很快就破获了“胭脂路命案”，把八名案犯悉数缉拿归案。其后两天，6月20日上午，老郭像往常一样外出垂钓，然后就没再回家，没有留下一丝半点儿的信息。虽说警方是以“失踪案”立案调查的，但显然是凶多吉少，基本上可以确定老郭已经遇害。

先破案，后失踪，两者接连发生，让人不由得不怀疑其中的关联性。陈宝德提出，专案组应该盯着“胭脂路命案”案犯的余党，或者虽然不是余党但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黑道人物进行调查。他们或出于共同利益，或出于所谓的江湖义气，或出于其他什么目前警方尚未考虑到的因素，对老郭进行报复。因此，专案组目前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调查老郭成为警方“特情”并团对破获“胭脂路命案”提供帮助之事是怎么泄花露出去的。

高勇生一边听部属的发言，一边脑子在飞速旋转。待大伙儿发言完毕，他也完成了对众人观点的总结和提炼，不但形成了完整的看法，甚至连具体怎样调查乃至人手分工都考虑到位了一五拨刑警中，两拨去看守所讯问“胭脂路命案的案犯，挖出他们的余党以及黑道熟人、结拜兄弟、狐朋狗友之流的情况；另外三拨则负责调查郭永昶是在何处写那份对侦破“胭脂路命案甚有价值的材料的，以及事先、事中、事后接触过什么人，以评估是否存在有意无意泄密的可能性。

然后，高勇生宣布案情分析会结束，大伙儿根据分工，该干吗干吗去吧。

专案组长此举弄得包括副组长衣今昌在内的全体刑警都是一头雾水：这就是案情分析会？这就是针对一起很有可能已是命案的失踪案的首次案情分析会？难道不再对其他可能造成郭永租失踪的情况进行分析了？

高勇生从众人惊愕的眼神中看出了他们的疑问、微微一笑：“当然，眼下的这个判断可能不那么准确，不过没关系，咱们可以从头来过。现在，我们先把力量集中一处，顺着这个方向调查了再说。”

如此，大伙儿就没啥可说的了。这是领导的工作思路，而且已经把分工定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执行吧。

五、“菩萨强盗”

往下的事实证明，高勇生的这个边干边修正调查方向的思路还是有效果的。刑警老符、梁晨生这一组很快在武汉市公安局看守所查摸到一些情况---

“胭脂路命案”主犯马彪今年三十二岁，出生于洪湖湖匪家庭，据说祖辈皆是以水上“二打”(打渔、打劫)为生，渔汛时撒网捕鱼，淡季时往脸上抹黑炭，一个个弄得似煤矿工人一般出没于湖上，抢劫过往商船(既运货也搭乘旅人)，谋财害命。这种伤天害理的营生进行到民国前期，因配有武装警卫的客运小火轮和军警巡逻汽艇的出现，交通工具、武器装备大大落后的湖匪的好日子终于到了头。马彪的湖匪老爸不但受到官府通缉，还遭到仇家的追杀，无奈之下，带着妻儿潜逃省城。

以当时的条件来说，洪湖离省城已经算是非常遥远了，而且武汉那么大，往三镇中随便哪一处改名换姓藏匿下来是比较容易的，就好似漏网之鱼躲藏在湖里的水草底下。马彪的老爸既然有资格上官府的通缉令，其见识能耐料想与众不同，他还自作聪明地带着全家躲到了汉口的外国租界里。

哪知，租界法捕房对于社会治安抓得比华界顶真，而且外国巡捕跟华人之间的语言沟通不大顺畅，举凡旧社会常有的受贿、买放之类的司法作弊行为也比华界警局少些。巡捕房接到洪湖方面的协查请求后，不会像对待上海、广州、天津租界警务处的同类文书那样认真，但场面上的动作总是要做的。结果，马彪的湖匪老爸运气不佳，很快就被发现，开枪拒捕，当场被击毙。

马彪的母亲也跟着丈夫干过打家劫舍和销赃勾当，但通缉令上没有她这一号，租界巡捕房也就放过了她。这个曾经的女汉子没敢再为非作歹，靠着逃亡时带出来的赃金，开了一家小酒肆，把儿子马彪抚养长大。

应该说，马彪十六岁前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少年，尽管读书没有灵性，学武倒还可以，可惜未能遇上名师，拜过的几个师傅要么是打拳卖药的江湖艺人，要么是草台班子的武生，都是花拳绣腿。终于有一天让他遇到一个少林和尚，穿佛衣有度牒，头顶还有香疤，马彪大喜过望，当即跪拜为师。

哪知，这和尚其实是少林寺的一个新僧，在北方家乡犯了刑案逃到少林寺削发为僧，学了一年多武艺，吃不了那份苦，就跟少林寺来了个不辞而别。若说少林功夫，这和尚连皮毛都没学到。可是，别看他二十二三岁年纪，却长得老相，加之一脸络腮胡子，看上去少说三十出头。这副形象挺能唬人，马彪误以为他是难得遇到的高手，而逃亡和尚也不说破。

如此一段时间学下来，马彪发现这个师傅传授的武功稀松平常，甚至还不如以前的师傅。是不肯传授？还是绣花枕头？马彪生出了试手的念头。结果，一试之下，竟然失手，一棍打在师傅的后脑勺上。那是人的软档，师傅当场就被他给打死了。

如果是在华界，估计还不至于惊动警局，但在租界就不同了，有人报告捕房，外籍巡捕赶到，一了解，凶手是马彪，便去小酒肆逮人。马彪哪敢回家，干脆来了个远走高飞。这一走，长江上就多了一个浑名“菩萨强盗”的江匪。

当时在长江中下游活动的江匪被民间称为“长江兄弟”。与同样在水面上打劫的湖匪不同，他们作案时有个说法，叫做“有所为，有所不为”。

什么意思呢？那意思是说，抢劫嘛，是必须进行的，那就是有所为；实施抢劫时，只要苦主不反抗，他们通常不会下手杀人，那就是有所不为。马彪入伙江匪团伙后，被告知须严格遵守这个规矩。他对此倒是想得通的：强盗嘛，就是图财，只要能够顺利抢到财物，何必多此一举伤人性命呢？不过，若是正好遇到苦主是熟人，担心日后遭到报复，那就是例外了。还好，马彪在长江上干了数年，倒是从未遇到过熟人，所以，他手上也没有人命。匪伙弟兄们因此送他一个绰号，曰：“菩萨强盗”。

有一年，“菩萨强盗”甚至还做过一桩可以说是积德的善事----

一天夜晚，他带着两个新入伙的弟兄划着一条快船沿江边巡风时，发现江中漂着一个人，一边挣扎一边叫“救命”，突然间善心大发，把船划过去将其救起。正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深更半夜，又是浸在水中，获救者已被冻得几近失温。马彪既然救了人家，那就干脆善人做到底，自然不能让他失温而死。当下三人脱下其湿透了的衣衫，用船上的空麻袋裹上，还给灌了几口白酒，那人终于缓过一口气。

这个被救起的男子名叫柳存仁，是汉口警局的一名警探，这天赴朋友酒席多喝了两杯，骑自行车回家路上内急，停车去江边小解时，不慎失足滑入长江。他会游泳，但水性一般，加之醉醺醺的四肢无力，衣服穿得又多，束手束脚的，落水后只能维持着暂时不沉下去，要想游回岸边就力不从心了。如果不是正好遇到马彪那条快船，只怕即使没被淹死，也得被江水浸得因失温而丧命。

柳存仁自是对马彪感激涕零，上岸后扯着马彪三个去了附近一家旅馆，先找了身衣服换上，又让旅馆老板弄了一桌酒菜。

以柳存仁的那份职业眼光，自然猜到了马彪的身份。但他没有点破，当晚喝完酒分别时，他给马彪留了自己的地址电话，若马彪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去找他。

其时汉口法租界已被汪伪政府收回，巡捕房成了日伪警察局，马彪失手打死那个少林三脚猫拳师之事，时隔久远，案子已经销了。他不但在汉阳租了房有了住所，还娶了个妓女出身的丁姓女子为妻。出于谨慎，他没给老柳留住址，只说住在汉口。没想到，三天后的午前，柳存仁忽然带着一份重礼登门拜谢来了。

马彪这一惊非同小可，由此领教了警局职业捕探的厉害。不过，在之后的交往中，老柳始终没有问过他操何营生，他也没找老柳求助过什么。

抗战胜利后，马彪所在的匪伙自动散伙，一干强盗各奔四方。马彪用积蓄的赃金开了一家一个门面的茶叶店，和老婆丁氏两人守着店过起了一份安稳日子。柳存仁上下班经过茶叶店，没事就进来坐坐，喝茶饮酒，海阔天空，两人的交往这才渐渐密切起来。时间长了，尽管没搞什么义结金兰，但互相之间称兄道弟，透着一份亲热。

柳存仁说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刑警，不过，干的年头久了，加之人缘不错，所以朋友颇多，其中不乏个把寻常百姓难以搭上关系的“名流”。这话倒也并非虚言，不久，已由国民党接收的警察局在武汉三镇搞户口登记，这当然也包含着审查可疑分子的意思。马彪的户口记录有一段空缺，若是经办人较真，难免疑其曾是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或者暗通共产党的“奸细”，那就麻烦大了。跟柳哥一说，老柳说没事，你把登记表给我，我去给你办----竟然立马搞定了。

转眼到了1949年5月中旬，武汉解放，马彪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武汉解放的第三天，马彪陪着丁氏去给其早年认下的干妈拜寿，茶叶店无人看管，只好停业一天。没想到前店后宅格局的茶叶店因电线老化发生短路，家里无人，随即蔓延成一场火灾。等到晚上夫妻俩酒足饭饱回来，茶叶店的废墟上还在冒青烟呢。

火是地方上的民间救火会出动“洋龙”(即以人工按压作为动力的水泵) 扑灭的，管段派出所当时正在搞接管，闻讯只来了一名警员看了看情况，就回去复命了。街道上还没成立，居委会仍是由旧政权的保甲长在管理，这当儿这类人个个人心惶惶，不可能关照善后。

丁氏见状立马号啕，马彪倒还稳得住，因为他积蓄的赃金还藏在灶膛里呢。不过，稍后他就不淡定了----火被扑灭后，来了一群乞亏，见现场无人留意，就进入废墟寻找没烧掉的财物，初时他们也没指望有什么金银，只想弄点儿废铜烂铁换几个钱花，谁知竟然把马彪藏在灶膛里的金银给挖出来了，自然大喜过望，立刻携之而遁。

这下，马彪真想跟着丁氏一起哭了。往下的日子怎么过？解放才三天，人民政府牌子还没挂出来，负责救济的民政局也还没成立。没别的办法可想，只能找柳哥帮忙了。

老柳这几天待在家里，没去其供职的汉口警局上班。警局已被军管会公安部接管，据说要改名公安局，但牌子还没挂。那些跟地下党有联系的旧警员已被定为第一批留用人员，仍旧照常上班。老柳不在名单里，让他待在家里等通知。自己还朝不保夕呢，一听马彪遇到这等难事，二话不说先把夫妻俩收留下来。次日，又喊了几个跟他一样待在家里等通知的旧警局同事，前去帮助马彪清理火场捡出尚可勉强凑合着使用的材料，又掏钱买来木材、砖头、瓦片等建筑材料，请几个匠人师傅搭建了两间虽然简陋但勉强可以栖身的小屋。

马彪夫妇总算没流落街头，不过，茶叶店肯定是开不成了。柳存仁把自己的怀表卖了，给马彪作为本钱，让他批发点儿茶叶，再去弄辆破自行车沿街叫卖。马彪的生活有了保障，夫妻俩对柳存仁自是感激不尽。

之后这哥儿俩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倒并非马彪卖茶叶太忙，而是老柳分不开身。柳存仁是武汉市公安局的第二批留用警员，但不在刑警岗位上了，而是给分配到了市局看守所。看守员是上三班的，业余时间还要开会学习或义务劳动什么的，总之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和精力跟马彪喝茶聊天了。

让柳存仁想不到的是，两人再次见面，竟然是在看守所里。

六、“将军”浮现

高勇生主持的“胭脂路命案”专案组在总局公安大队配合下抓捕一干案犯，马彪是最先落网的，直接押解到总局看守所。马彪进入看守所撞见的第一个看守员就是正当班的老柳，两人都没有思想准备，不由得同时一个激灵。

马彪属于要犯，按照规定得砸上脚镣，单独关押。稍后，老柳在巡监时悄悄问马彪在这宗案子里占了多大的份儿----意思是主犯还是从犯。

马彪说：“柳哥您啥都别问了，兄弟这回是上了一条不归路。若是您还念着咱俩以前那段情分，麻烦您下班后去杨公庙走一趟，跟‘大将军’捎个口信，就说他荐来的这笔买卖不地道，上了人家的当，老子拿到的酬金还没捂热，人倒折进局子了，这事有鬼啊！柳哥，就这两句话。‘大将军’是个重义气、有办法的人，以前还救过我的命，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当然，这次他救不了我了，但他会替我出这口恶气的。如此，兄弟死也瞑目了！”

关押马彪的这一排监房，位于市局看守所的最里面，事先专案组已经通知看守所将这排监房腾空，用来关押“胭脂路命案”的一干案犯，此刻柳存仁跟马彪说话，也不担心隔墙有耳，却不料柳存仁还是大意了。

老柳刚刚接班，不清楚之前发生的一个情况。昨晚市局的夜间巡逻队在巡逻时拿下了一个醉汉，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罪名是袭警。其实他也不是有意跟警察动手，他喝得迷迷糊糊的，冷不防被迎面过来的巡逻警员拦下盘问，自是不耐烦，就动手推了一个民警一把，被巡逻警员一拥而上制服。今天上午治安处警员过来一问，觉得这事儿也算不上袭警，再说小老头儿是个泥瓦匠，属于劳动人民，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遂决定关他七天，训诫一番释放了事。

先前看守所接到专案组通知，让腾空监房准备收押要犯，看守所长非常重视，亲自下去检查，发现监房后墙有几处破损。想起昨晚关进来的那个小老头儿是泥瓦匠，又是轻微违法，就把他唤来，让他把监房后墙拾掇一下。

巧了，老柳跟马彪作上述交谈时，小老头儿正在这间监房后面干活，监房后墙紧挨着天花板处有一道外装着铁栅栏的飘窗，平时都开着一条缝给监房透气，两人的说话声音传出来，让小老头儿听见了。不过他的耳朵有点儿背，听得不甚真切，“大将军”三字倒是听得清清楚楚。看守员和在押犯有勾结，这种事在旧社会是普遍现象，小老头儿不敢多事，听过算数。

第二天，专案组四名刑警前往看守所，分两拨开始工作。一拨讯问“胭脂路命案”案犯，另一拨向有着军代表身份的看守所长了解留用警员的情况，主要是为了提防串供。看守所长不敢怠慢，有问必答，没有问及的，他只要想到了.也随口说了说。

侦查员老符是有着中共地下党身份的留用警察。他在旧警局干的是刑侦便衣，这原本就是一项需要机智灵活的工作，再加上他又是敌人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者，其机灵劲儿更是高出寻常便衣一筹。老符正在向看守所长了解在押犯的情况，忽见那小老头儿在窗外探头探脑，随口问这人是谁。所长解释说小老头儿案由轻微，也没有前科，就派点儿零碎活儿让他干干。

正说着，小老头儿再次探头探脑，老符疑其有事儿，便招呼他进来。别看小老头儿是个泥瓦匠，江湖经验倒是有一点儿，刑警到访伊始，他就准确判断出可能是来提讯马彪这个要犯的。刑警进屋跟所长交谈期间，他便去外面走廊里扫地擦窗户，偷听到片言只语，便有了立功争取宽大处理，以便早日开释的念头 (他并不知道治安处决定只关他七天)。那一番探头探脑的动作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引起刑警的注意。

小老头儿终于达到了目的，刑警老符把他叫进来问话，得知马彪的背后还有“大将军”这么一号人物。

马彪自知作为双命大案的主犯，没有不毙的理由，自然不会把柳哥给“卖”了，一间三不知，讯问形成僵局。老符跟同一组的刑警梁悬生商量，要不咱们先把这厮放一放，找那个姓柳的看守员谈谈。

老柳这天休息，老符和梁晨生向看守所长要了住址，去了管段派出所，请所方出面把老柳约来聊聊。这一聊，就聊出了马彪请他捎口信之事。不过，柳存仁说他并没有捎这个口信，因为他知道，这个口信若是带到了，他面临的就不是丢饭碗那么简单了，吃牢饭也难说。

老符问：“这个“大将军’是什么人？”老柳摇头：“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老符认为柳存仁不一定是在撒谎。老符自诩也是本地的老警察，武汉三镇地面上的白道黑道，难能有他说不上来的，可“大将军”这个浑号他还是头一次听说。“老柳，你是老刑警了依你看，马彪此举是啥用意？”

柳存仁说：“小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俩交往多年，彼此也算了解。小马这人重义气一一当然，这是旧社会的习气，如今不提倡了。我估计您二位之所以来找我，就是因为他怕我受到牵连，不肯对你们说实话。至于他为什么要托我捎这个口信，我就猜不透了。武汉解放后，我们很少见面，尤其是我调到看守所以后，我俩就没再见过面。我只知道他在走街串巷卖茶叶一一本钱还是我给他掏的，其他情况比如跟什么人交往我的确一概不知。这也是我没去杨公庙找那个‘大将军’转达口信的原因。我是干刑警的，这种事一旦穿帮有什么后果，我比谁都清楚，何况那个‘大将军’我压根儿不认识。当然，我也知道，跟小马的那番简短交谈是应该向看守所领导汇报的。为什么没汇报呢？我是担心汇报后我跟小马的交往也就曝光了。小马之前是干什么营生的，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公安局怎么可能留用一个和江洋大盗结交的旧警察？这只是我当时的想法，如今您二位找到我头上，那我就不能隐瞒了。不管受什么处分，我都认了。”

老符也是旧警出身，对柳存仁的说法表示理解。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马彪把这个“大将军”的情况交代出来呢？老柳说：“要么我去一趟看守所，当着您二位的面劝劝他？”

于是，柳存仁随符、梁两个去了总局看守所。老符的社会经验又一次显示出来，一上来就向马彪说明，并非老柳“出卖”了他，而是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的，以免马彪对老柳立生敌意，而老柳夹在中间说不上话。之后，老柳就动员马彪交代“大将军”的真实身份以及此人在“胭脂路命案”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柳存仁的这番话说得非常诚恳，但马彪不为所动：“柳哥，先前我不跟公安说请你替我捎口信之事，是不想牵连你；现在我不说“大将军’之事，是不想牵连别人。你我是过命的交情，我跟“大将军’也是过命的交情，而且是人家救了我的命。我一个将死之人，还能指望什么？”

老符是老刑警，经手过不少命案；梁晨生虽然是抗战后期加入解放区公安队伍的，资历浅一些，但也跟不少亡命之徒打过交道，见多了这类家伙绝望无助顽抗到底的眼神。两人都明白，马彪肯定是要死扛到底了----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对他来说无所谓了。

老符随即往专案组驻地打了个电话，向组长高勇生简要汇报了情况。高勇生在电话那头微叹了一口气：“唉，这种案犯最难对付！看来，看守所那里没希望了，其余那几名案犯，都是马彪在社会上网马的，听招呼做事而已，料想也问不出什么来。要不，你俩去一趟杨公庙，看是不是能打听到“大将军’这么一号人物。‘大将军’这样的绰号，不是一般小角色担得起的，而且还救过惯匪马彪的命，按说应该“道上有名’才对嘛。”

七、临时换岗

当天晚上，专案组刑警聚在一起开了个案情分析会。

这个案情分析会开得比较传统，主持者副组长衣今昌让白天外出调查的五拨刑警分别说了说各自调查的情况，汇总下来，除了老符和梁晨生那一拨，其余四拨尽管接触了不少对象，但未能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那么，老符、梁晨生两个去汉阳汉南路杨公庙是否查摸到什么有关“大将军”的情况呢？

说来还真让人垂头丧气。老符、梁晨生两个赶到杨公庙，发现这座抗战中毁于战火的废弃寺庙正在修缮。一打听，得知军方已经征用该处改建后将作为军用物资仓库使用。这不，修缮还没结束，外边已经竖起了“军事区域 严禁擅入”的牌子。原本聚居于此的那些无业游民、乞亏叫花、江湖艺人之流自然一个不剩。刑警向在场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打听这些人迁移去了哪里，答称“不知道”。

接下来，就是对符、梁二位在看守所查摸到的线索进行分析。

高勇生首先发言：“我是以专案组成员之一而非组长身份发言。从老符、小梁去看守所提审‘胭脂路命案’主犯马彪的情况来看，之前的侦办工作是有缺陷的，当然，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讯问马彪时，我是主审人，当时只觉得该犯供述内容跟我们掌握的犯罪过程一致，与其他同伙的交代也合拍，该案因抢劫而引发凶杀的作案特征明显，赃物赃金收缴顺利，就认为此案可以画句号了。”

“但今天老符、小梁查摸到的情况表明，马犯背后是有指使人的。因此，这个案子可能是雇凶杀人，所谓先将苦主殴伤倒地、案犯中有人出于泄愤目的对苦主补刀导致死亡的结论，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这个情况，我将在会后起草的书面材料上向上级领导报告，返工是少不了的，处分也难保不挨，眼下就先不说了。毕竟，我们目前要调查的是老郭的失踪案，那我们就先集中精力对付这桩案子。”

“我个人的观点是，老符和小梁调查到的情况，应该和老郭的失踪有关。请大家注意，马犯跟柳存仁谈话时表示‘这事有鬼’，让柳存仁给‘大将军’捎个口信，说‘大将军’知道该怎么做。马犯的这些话，是否可以和老郭的失踪联系起来？下面，就请大伙儿对这个观点进行评估。”一干刑警纷纷发言，汇总起来，基本上都赞同高勇生的观点，不过，究竟有关还是无关，最终需要找到“大将军”其人才能确定。

待发言告一段落，衣今昌看看手表：“这一讨论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大家抽支烟休息一下吧”

在座的都是常参加案情分析会的，明白这是让大伙儿暂且回避，专案组领导要交换意见，确定下一步调查路数了。

一会儿、众人返回会议室，衣今昌果然宣布了次日的分工：“原调查郭永昶失踪前行踪的三拨刑警，抽出陈宝德和小王两个搭伴的一拨，与老符、梁晨生这一拨分头查找‘大将军’的下落。不过，要作一个微调，老陈今天白天调查时扭伤了脚，走路有影响，我来顶上，老陈和高组长留守专案组驻地。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赶紧休息吧。散会！”

上述人员分工是高勇生、衣今昌两人商量后定下的。可是，次日即6月26日上午，众刑警在短暂的班前会后刚要出发各奔东西投入工作高勇生却说人员分工还要调整，他和衣今昌对调一下，衣今昌留守驻地，他和小王搭伴出动。

衣今昌听着有不同意见：“这不妥吧，高组长您是一号，您出去了，一旦总局领导有事找您咋办？”

高勇生打个哈哈：“就一个小小专案组，哪有一号二号三号那么多讲究？我有正经活儿干着，总局领导还找我干吗？”说着，冲人高马大的小王点点头，“咱俩出发！”

这个换岗的念头是昨晚冒出来的。昨晚高勇生一夜难眠，脑子里老是闪现着“大将军”三个字，思维自然也就围着这三个字运转.......

要说高勇生的革命经历，堪称资深。他是抗战前两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他还在北平上大学，入党后担任学生圈内地下党组织的特别支部领导。次年参与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策划和组织，12月9日那天还直接上街指挥如此，想不暴露也难，当天他就接到组织上的紧急撤离通知。遂离开北平去了延安，被安排在西北政治保卫局工作，曾给局长王首道做过秘书。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共中央将原西北政治保卫局与边区保安司令部合并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他在保安处下辖的侦香科工作。1942 年，边区保安处创办了旨在培养边区警察及地方锄奸保安人员的警政学校，高勇生被调往该校担任教员。1943 年7月，警政学校并入行政学院，改称警政班，他继续留校任教。

抗战胜利后，高勇生被调往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1948年5月改称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先后在第二室、第四室任职。这两个室的职能，前者是负责对来自华北各城市的革命青年进行短期秘密工作培训，后者是情报研判。1949年初，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在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解散，高勇生跟随原城工部长刘仁奔赴北平参加接管工作，不久积劳成疾，先是肝病，后是肺病，不得不停止工作住院治疗。

1950年春病愈后，正好中南公安部要求调派资深政保干部充实队伍，已是正处级的高勇生向组织上请命，获准。中南公安部闻知来了这么一位堪称专家的干部，决定顺势开办一个培养特殊人才的学校。领导担心大病初愈的高勇生再次感染，对他的工作安排是，不必参加学校的筹备工作，先做些调研，一边工作一边休息。高勇生寻思，若是待在部机关里，那肯定无所事事，不如去下面走走。这一走，就去了武汉市公安总局。

其时总局领导正为“胭脂路命案”侦查月余未能突破而烦恼，听说有这么一位资深政保干部下来调研，朱、侯二位首长亲自和他谈话，打算聘其担任专案组顾问。高勇生说：“我对顾问没兴趣，要么就当组长吧。

于是，“胭脂路命案”专案组就有了走马换将这一幕。

从高勇生的革命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长期“以用脑为主”的革命工作者，不曾上过战场，更没有什么长途行军的经历，总之就是缺乏体育锻炼，因而睡眠总是不大好，失眠是家常便饭，这才导致他的健康状况出问题。现在，专案组的工作遇到瓶颈，他的失眠乃是顺理成章的，他也习惯了。

躺在床上睡不着，那就琢磨案子吧。首先，这个“大将军”不可能真的曾是旧军队的一个什么将军，也许这人经历过行伍生活、甚至担任过底层的兵头诸如班长、排长之类；也可能其外形有别于一般士兵，看上去有点儿威风，就得了这么一个绰号。当然，获得这个绰号的时间肯定是在其退出行伍之后，

其次，马彪说“大将军”曾救过他的性命之语是否真实呢？那倒是可能属实。不过，据看守员柳存仁说，他跟马彪相识相交十余年喝茶饮酒侃大山不知多少次了，却从未听马彪提起过这个“大将军”。由此推断，马当时陷于几近丧命的危险境地的原因怕是很不光彩，他也就不自曝其丑了。

再则，汉阳汉南路杨公庙被部队征用，原先寄居于此的流浪汉、乞写作鸟兽散，但汉南路上还是有一些地痞混混儿之流，符、梁两侦查员曾向他们试着打听过“大将军”其人，却无人知晓。这样看来，“大将军”在黑道上的名气应该不算响。这倒是也说得过去----相应的，马彪在道上名气也一般。

高勇生又想起之前研读过的武汉地区的社情材料，其中也没有一星半点儿有关“大将军”的记载。因此，可以断定此人不过是武汉黑道上的一个小角色。但问题又来了，既然是一个小角色，他怎么又具备为马彪介绍杀人抢劫这种“大买卖”的能力呢？这个，高勇生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想不通就先搁在一旁。下一个疑问是，马彪请柳存仁帮他给“大将军”捎话，说“上当了”，让“大将军”帮他出这口恶气。此语又该如何理解？

“胭脂路命案”破获后，专案组搜查马彪的住处，除了该案两名受害人的随身钱物，还发现了不少无法确认来路的赃物赃金。当时专案组没有往“雇凶”上去考虑，但因数额不符，曾追问过一应案犯。那七个家伙的说法差不多，杀害两名受害人后，老大马彪自己只拿了一块从男性被害人手腕上撸下来的手表，其余的都让他们分了。最后问到马彪，他承认拿了那块手表，至于家里的那根五两金条以及其他钱物，是“长江兄弟”生涯中打劫所得，苦主是谁根本不知道，同伙的下落也不清楚----早就各奔东西了嘛。

那时高勇生还不知道马彪家曾失过火，也就信了。直到昨天从柳存仁那里得知这个情况后，才产生了怀疑，再结合其让老柳捎话这个情节，寻思那金条应是受雇所获。

然后，就要剖析所谓的“上当”是什么意思了。按说佣金已经拿到，这算不上是上当吧？那他指的就应该是突然落网之事了。看来，马彪是怀疑那个雇主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自己履行协议把活儿干完之后，故意向公安机关透露消息，借警方之手行灭口之实。

想到这里，高勇生难免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特情”郭永昶产生想法，难道老郭也是这桩案件中的一环？那个幕后雇主请“大将军”雇凶作案，然后，又故意向老郭提供马彪一伙的线索。待马彪落网，那个幕后雇主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又把老郭给弄“失踪”了。如果真是这样，“大将军”恐怕也岌岌可危了·.....

高勇生越想越心惊：如果专案组遇到的真是这么一宗连环杀人案，那麻烦可就大了！凭我的能力、能否对付下来还是个未知数。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找到“大将军”的下落··....

窗外传来阵阵蚌鸣，高勇生打了个哈欠，似有倦意袭来，眼皮也渐渐沉重。不知不觉迷糊了两三个小时，高勇生突然惊醒，自然而然要把睡着之前大脑中的那些信息作一个复盘，最后定格在此起彼伏的阵阵蛙鸣声上，忽地就是一个激灵：哎！费了那么多时间，怎么没往这上面去考虑呢？这个调查方向可以试一试呀！

于是，就冒出了跟副组长衣今昌换岗的念头，请老衣留守驻地，他和小王外出调查。

第二天上午，高勇生和小王各踩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离开了驻地。

小王问：“高组长，咱这是去哪里？”高勇生说：“你是武汉当地人，说说武汉三镇的花鸟市场有几个，具体位置在哪里。”

“就我所知，武汉一共有七个花鸟市场，武昌最多，四个，汉阳两个，汉口一个。”稍停小王又补充，“其实以前汉阳有三个，杨公庙这边就有一个花鸟市场，后来不知何故给拆了。”

高勇生沉吟片刻：“那个大将军’以前是在杨公庙一带活动的，我们先去汉阳的两个市场碰碰运气。”

之前高勇生研读的武汉三镇的社情资料上有对本地几个著名花鸟市场的简单介绍，其中也提到了小王刚刚说的这个情况。昨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马彪和“大将军”为什么偏偏选择在杨公庙见面？选择这个地点，应该是“大将军”的意思，说明“大将军”经常在杨公庙一带活动。他为什么要在这一带活动呢？高勇生就联想到了花鸟市场。

应该说他们的运气还真不赖，汉阳的那两个花鸟市场都在车站街上，相距不远，两人在第个市场就打听到了“大将军”的线索。

两人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小王还没想明白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场所来寻访“大将军”的下落。如果他是跟着寻常老刑警出来调查，肯定要开口请教“此为何故”了，可眼下跟他搭伴的是中南公安部下来搞调研的高处长、抗战前就参加革命的老政保，他哪敢造次，只好闷声不响。

随老高在市场里转了一会儿，两人在一个专售鸟笼、螺蜂罐、虫料罐等一应鸟类草虫玩家必备用品的店铺前驻步。这是整个市场里门面最大品种最全的一家，不像那些无名的地摊小铺，是有自己名号的，而且还挺气派，唤作“雅乐斋”。高勇生面皮白皙、举止斯文，白色衬衫的左上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配上那副近视眼镜，人皆将其视为一介书生。那时有养虫玩鸟嗜好的，都是手头有些钱钞、平时空闲较多不愁吃穿的主儿，店主一看就认为生意来了，迎出店门表示欢迎。高勇生从容不迫进了店堂，在靠墙专门为顾客准备的一副古色古香的座头上落座，店主沏茶奉上。人高马大的小王则被人家认为是这位眼镜先生的保镖，伙计送来一个漆色闪亮的圆凳请他坐在一旁。

这时已是6月下旬，武汉已经进入夏季，店堂里没有电风扇，高勇生便把折扇展开，一边缓缓扇动着，一边跟店主攀谈。先谈鸟，再聊虫，不知不觉就把话题转到了不久即将成为市场主角的蟋蟀上。店主对虫鸟器皿相当精通，但对于虫鸟本身也就不过一知半解，谈着谈着，知道遇到了行家，语气神情愈发恭敬。

高勇生知道人家是生意人，宗旨就是赚钱得利，就说自己打算购买一件用正宗宜兴紫砂制作的蟋蟀罐，年代不讲究长短，只要求品质精良货真价实。店主便让伙计拿来七八件货品，请高勇生挑选。

高勇生出身当铺家庭，祖父早年做过清廷五品文官，是凭真才实学进入仕途的，家里文化气氛浓郁，经济条件也宽裕。他在祖父、父亲营造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对于花鸟鱼虫、文玩字画之类也略有心得。当下再三挑选，看中了一件估计是光绪年间的紫砂罐，店主开价一百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 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使店主惊奇的是，这个文弱书生竟然熟悉讨价还价的路数，几个回合下来，最终以三十三万元成交。

这是店主当天的第一笔交易，没法儿找零。高勇生就让小王去外面随便什么店铺买点儿零碎商品，换些零钱以便照价支付。一会儿，小王返回，高勇生付钱后拿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陶罐和小王一起离开市场。

小王问：“高组长，咱们接下来去哪里？”“摆渡过江回武昌。”

“回驻地？”

“不，去丁字桥派出所。

小王更是不解：“丁字桥？”

高勇生语气淡定：“没错，去丁字桥，已经打听到目标的家址了。”

这下，小王惊得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也不管老高是从中南公安部下来搞调研的什么处长了，开腔便问：“难道是“大将军’有下落了？”高勇生微微一笑：“差不多就在你我的口袋里了。

当天下午1点，“大将军”在武昌丁字桥的一家小酒肆里落网。专案组一干刑警想象力再丰富也没有料到，这个绰号“大将军”的家伙竟十六岁的少年！

八、“神童”怪趣

武昌丁字桥有家祖传三代的老茶馆，名唤“一壶乐”。传到第三代老板印如玉，截至抗战胜利前，生意与其上两代一样，做得不温不火，所获收入可供全家过上一份勉强称为小康的中等市民生活。

抗战胜利后，据说在扩建后面院子里的茶廊时，掘到一罐金器，估计是“闹长毛”(太平天国)时什么人埋下的。于是，“一壶乐”的印老板真的乐起来了，把原先的茶馆扩建为三部分一-茶馆、酒肆和咖啡馆，兼带出售高级礼品酒，打的仍是“一壶乐”的招牌。

那时国共内战还没正式开打，武汉这个全国最大的水陆码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给各路生意人提供了难得的赚钱商机。印老板的茶馆扩建后生意兴隆，原本在业界默默无闻的状况被打破。1947 年当选为行业公会理事，又在帮会挂了个名，虽然不直接参加帮会的任何活动，但在武昌地面上也一跃成为地方新名流。

然后，就要说到印老板唯一的儿子印天乐了。这小子天生一颗硕大的脑袋，一出生就被人称为“大头娃娃”。百日时，算命先生认定他日后必定“聪慧机灵，学啥像啥”。这话还真给说准了，印天乐从三岁开始就展现出了不同凡响的天赋，学前教育中的唐诗只是小菜一碟，宋词元曲都能张口就来几首；至于算术，乘法口诀滚瓜烂熟，四岁时已能把算盘划拉得跟“一壶乐”的账房先生张老爷子一个水平；五岁时跟教堂洋神甫学英语口语，到了六岁生日，已经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宾客中的大学生作大段的英文日常对话了。

这么一块堪称“神童”的料，亲朋好友街坊邻里都说赶紧找家好学堂送去培养。印老板深以为然，四处托人想要玉成此事，最后定下去汉口一所由外国人办的小学。那时印老板还没掘到宝藏，经济状况算不上优裕，而这种学堂费用肯定不菲，可他一心想让儿子出人头地，即便借高利贷也无怨无悔。

谁知，一切准备就绪要把“大头娃娃”送去上学时，这小子却不肯前往。好说歹说，只是摇头。印老板火了，把他对下一代从未使用过的祖传“家法”----一根上等红木戒尺拿出来威吓儿子。印天乐的反应更是令人咋舌，这小子天生有一股倔强劲儿，二话不说就奔后院。干啥？一头扎进水井！

天下“神童”自古以来不在少数，既然是“神童”，脾气秉性特殊一些也不足为怪，但为了抗拒上学不作任何铺垫毅然投井的，恐怕印家少爷是独一份。到了这一步，印老板无咒可念了，只好一摆手：“此乃命也，随他去吧！”

如此，印天乐从七岁起，就开始自由发展了。从七岁到十二岁的五年里，他的兴趣有些杂，学了武术、杂技、捕鱼、捉鸟，还跟花匠侍弄过花草。凭着学啥像啥的天分和超常的悟性其学习效果比常人有余，但杂而不精，难成大器。

到了十三岁上，他开始对这种生活厌烦了，觉得难以放飞自我——---老爸算得上有钱有势，他无论学什么，都不是为了学份本领日后谋生，而是纯粹追求有趣，可兴趣又只能维持一时，难以长久。找个什么方向，才能有趣一辈子呢？印天乐经常自问。

马彪就是他在寻找这个方向的过程中结识的。

1947 年初秋的一天，印天乐去长江边上一处废弃码头溜达，这里经常被热衷于体育、玩鸟、钓鱼之类的人们作为活动场所。虽是十三岁的少年，但他个头儿长得高大，乍一看，说是十六七岁别人也不疑。无意中，印天乐挤进一个正在练拳的圈子，茶叶店主马彪正在指点几个编外弟子或者说是闲人习武。

印天乐从小就拜过武术名家，打眼一看，就知道这个师傅的本领不咋的，如此教学必定误人子弟，弄不好还有可能导致暗疾。他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打自七岁起就在社会大学里修炼了小小年纪已经有些江湖经验，见状也不吭声，只是在一旁气定神闲地练了一套拳脚，与马彪教授那几个编外弟子的拳法一模一样。

马彪暗吃一惊，寻思这少年不是寻常角色。待散场后，马彪驱散弟子，跟印天乐搭讪。两人聊下来，倒是很投缘，一会儿到了中午时分，有流动摊贩来叫卖老酒卤菜，印天乐便唤住要了些，马彪要掏钱，他早已付了。

两人在一棵大树下喝酒聊天，不知不觉就把一瓶一斤装的白酒喝光了。马彪有了些醉意再看印乐天，早已是一副晕头转向的模样。两人干脆就地打了个盹儿。

睡了个把钟头，印乐天被渴醒了。睁眼一看，马彪还在酣睡。站起来正要去码头外面买些凉茶解酒，忽见一条毒蛇从旁边草从里悄无声息地游出来，直奔马彪而去！

这一惊非同小可，但印天乐的脑子却异常清醒，知道这当儿不能惊醒马彪一-马彪冷不丁儿醒来，看到一条毒蛇在眼前游走，多半会被吓得跳将起来，而面对毒蛇时乱动是大忌，势必被毒蛇作为攻击对象；可若是不惊动马彪也不妥，他穿着短袖衫和西装短裤，四肢裸露，如果毒蛇爬到他的腿上或手臂上，冰冰凉凉的，很容易把他惊醒，醒来看到毒蛇受到惊吓，那结果是一样的。

千钧一发之际，印天乐七至十二岁期间那段捕鱼捉鸟待弄花草的经历发挥了作用，因为干这三项都会接触到毒蛇，教他的师傅传授过对付毒蛇的诸般法子。眼看毒蛇距马彪越来越近，印天乐一个箭步窜上前去，双手扯住马的一条臂膊奋力一扯，将其扯离原位。几乎是同时，毒蛇展开了攻击，但只咬到了马彪的鞋底与鞋帮连接处。而印天乐那学啥像啥的天赋此刻得到了发挥，当下出手如电，一把掐住毒蛇的七寸，将其生擒活捉。

马彪被印天乐扯翻在地，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待到看清印天乐手里攥着一条毒蛇，瞬间醒过神来，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哎呀！兄弟你救了我一命！”

马彪落网后说“大将军”是他的救命恩人，就是这个缘故。

印天乐这年的运气实在不错，除了做了一桩“胜造七级浮屠”救人性命的事儿，继而又把兴趣转移到蟋蟀上。玩蟋蟀除了捕捉过程中的乐趣，更有捉对儿厮杀的紧张刺激，当然，赌钱是免不了的。

刚刚接触这项行话称为“玩虫”的活动，他就遇到了内行们几十年也无缘撞到的好运，竟然在汉阳龟山一个被盗掘过的古墓穴里捕捉到一只看似平常，一旦上场开打却战绩辉煌的蟋蟀。这个秋季，印天乐的蟋蟀逢战必胜，接连打败三镇十八个“玩虫”大佬远赴山东精心搜购的“虫中高手”，爆了当年“斗虫界”的一个大冷门。

圈内人将这只冠军蟋蟀誉为“大将军”，从此，这个名号也成了印天乐的江湖浑号。只不过“玩虫”并非黑道诸行中的一行，所以黑道上很少有人知道印天乐这么一号人物。

印天乐从此对“玩虫”乐此不疲，每年秋天以外的三个季节，都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拜访“斗虫界”的元老泰斗、前往山东蟋蟀产地打听相关情况、潜心研究蟋蟀的习性和训练方法，甚至包括怎样分辨对手的蟋蟀上场前是否被喂过兴奋剂之类的药物。但遗憾的是，往后两年多，他再也没获得过类似“大将军”那样超级神勇逢战必胜的蟋蟀。

那么，这个外号“大将军”的“玩虫”高手，是怎么和老郭失踪扯上关系的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