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梦如是（10）
中国也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黑社会国家，整个制度建立在帮会式效忠之上：首先效忠领袖个人，然后直线向下。如果你忠诚于领袖，你就忠诚于整个体制，这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不管你曾经是否有过犯罪。整个社会沦为道德洼地，丧失人性底线，自然所过之处，无不令世人侧目。
美国学者柯立安·斯考森在其著作《赤裸裸的共产党》中认为：不能把共产党当做一个普通的正常政府看待。把它们视为一个犯罪组织，才能更好理解其内在本质。它们与普通的正常政府的区别在于：正常政府所有的运作对人民都是公开透明的，而共产党的所有运作都是黑箱操作，从政府决策（如中共例行的北戴河会议）对外签订国际条约（如中俄相关领土条约甚至与世贸组织的协议）甚至领导人的健康状况，都被当做国家机密，密不外宣。
中共的帮会体制套上现代的外衣，掩饰了所有的祸心和卑劣的手段，一个人类从未认识的不正常政治生态系统，几十年来被误读为是一个虔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这种误读导致了在至今为止的岁月里，对于中共行为评价和价值判断的整体偏离，在西藏问题上更是如此。
这种认知的偏差，导致思维走入误区。所以，达赖喇嘛才会在很长的时期，坚持按照那位《西藏的地位》的作者荷兰人范普拉赫先生的设计，即首先一国两制，接下来高度自治，最终达到独立建国。以此路线图为基础与中共谈判，最终是与虎谋皮，无疾而终。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香港的一国两制，其演进过程刚好与达赖喇嘛的三步曲的方向完全相反。由此证明达赖喇嘛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切实际，中共的流氓本性也由此暴露无遗。
中共的本质决定了它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只要它存在，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一切因它而起的问题都必定无解。中共在任何问题上均不示弱妥协，是因为在他们的语境中，道歉即等于失去权力，要求别人道歉等于获得权力，在一个极不正常的社会，权力是流氓生存的唯一动力和保障。
所以，任何将中共视为正常并认为能以正常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想象，结局都是灰头土脸。不过，即便如此，国际社会和达赖喇嘛仍然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即只有中共的灭亡，才能给西藏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
人们不愿意承认中共的消亡与问题的解决有必然因果联系这一事实，首先是把中共视为一个正常的统治者，以为它拥有调动全社会智慧资源的能力，因此所有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老谋深算结果。殊不知中共体制内长期的逆淘汰，使其整体智商已经不足以支撑理性和了解常识，只能构建偏颇的逻辑体系，以至于目空一切，狂妄而无所敬畏。所以才会有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和《港版国安法》这样的倒行逆施。这类非正常行为特征，米塞斯在其著作《人的行动》中就提到：“神权政体的不二法门是一种‘洞察力’，它不接受理性的检讨，也不能用逻辑的方法来证实。它的终极标准是直觉，因为对于某些无法用理性和推理而得知的事物，直觉可以提供给心灵一种主观确定性。如果这种直觉涉及的是与神秘造物主和宇宙统治者的存在有关的传统学说体系，则我们称之为宗教信仰。如果它涉及另一种体系，我们就称之为一种形而上学之信仰。”中国摇滚歌手崔健也曾说：“我很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某些大人物发起的各种运动背后有深层的逻辑和理性的考虑，后来才发现根本没有，其实就是精神病。”
其次是他们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想当然以为中共的灭亡会导致中国的坍塌。但稍读懂中国历史，便明白自古以来中国只是一个戏台，无数开幕落幕上台下台，尽管曾经的或本土或外来的演员和戏码已然灰飞烟灭，但戏台并未坍塌，永远存在。一如香港媒体人张洁平所说：中国是个过程。从来没有什么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这回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时间真的很短，一百多年而已。中国本身是个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间。（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