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梦如是（13）
历史进程经常出乎人们的意料，西藏问题也不例外。2020年11月，在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行政长官访问白宫之后，美国政府发布一份名为《中国挑战的要素》的报告，将西藏称为“被军事占领的地区”。同年12月，美国囯会通过《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包括正式承认藏人行政中央是反映全世界西??藏人民愿望的合法机构，并承认司政为藏人行政中央的合法领导人。强烈要求提升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以及禁止中国政府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干预，如果他们以任何形式进行干预，美国政府将对相关官员进行制裁等内容。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看了我访问白宫之后《环球时报》的报道，以及我访问国务院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就可以看到他们非常明确的称“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分裂组织，坚决反对任何个人和国家同其领导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这就是他们的立场，目前的这一法案反驳了这一点，并说：不，中国政府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美国承认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的自由运动。从而美国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也就是华盛顿承认西藏自由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表态，特别对西藏境内的藏人来说更加如此。
美国政府将西藏定义为“被军事占领的地区”，否定了中共对西藏宣称的“自古以来”，也明显表示了不承认中共对西藏拥有主权，因为无论从现代国际法原则和人类社会普世价值而言，军事占领从来都不是获取主权的合法来源。这种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定性，将过去官方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从道义层面提升到了政治和法律层面。这也是迄今为止，达赖喇嘛和流亡者获得的最大政治进展。
这样一来，似乎西藏问题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一线光亮，但从历史大势看，这其实是美国和全球民主国家与中共的对抗的结果，目的是为了促使中共的灭亡，这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西藏问题不可能抛开中共的消亡问题单独得到解决。取决于中共的灭亡。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来说，这是千年难逢的历史机遇。未来的发展，取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共在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南海甚至全球的倒行逆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咎由自取。
中共的消亡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必要前提条件，但这个条件的具备，也只是给西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而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更重要的条件是西藏民众的参与。
今天的国际社会，把西藏问题的解决仅仅局限于中共和达赖喇嘛这两方身上。他们认为中共就是中国，达赖喇嘛就是佛教和西藏。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出的问题是：由这两方做出对西藏的安排，真正的受益方是谁呢？会是西藏普通民众吗？
这是中西皆有的一种上智下愚精英政治传统，中国自不必说，西方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社会精英”们就习惯了去教人民怎样生活，并为他们安排好所有的一切，而普通民众只要在民主的架构下说是或否。而更多时候，为了吸引更多的普通民众追随或者至少是赞同，他们的政治安排更像是一面激动人心的旗帜，而非切实可行的制度，民生的安排有时只是某种有限的妥协。
这种精英政治的结果，在后来制造出太多从殖民地独立后变成垃圾场的国家，他们的民众至今都弄不清独立是为了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民众真正需要的是一面旗帜，还是一种能使他们幸福的制度？大多数时候，那些独立运动的鼓吹者都把旗帜和制度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混为一谈，让普通人以为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于是这样一来，所谓独立，变成了一小部分人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为了自己能成为新的统治者，而牺牲了多数同族人利益，换来了一个历史大倒退。
毕竟，一国发展之路，真不像当年项羽发一声“彼可取而代之”就能做到。“独立”按照英文字面意思直译应该是“不再依赖”。但能否做到“不再依赖”，是有客观条件限制。没有基本的族群共识，没有在族群内建立普遍广泛的民主宪政和法治理念，缺少契约精神，一味盲目追求独立，其结果必然是揠苗助长。二战后相继独立的一大批国家，数十年来大多没能取得好的发展，就是这个原因。
无论东方或者西方的精英政治，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源都在于：前现代社会，由于教育的不普及，知识只被少数人拥有。所以道德的解释权归于财富和知识的垄断者，普通民众在思想和行为上，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并依附于少数人所作的道德解释，因此人民想要选择其他统治者和制度的行动，被这种道德解释围困而基本没有可能。而在现代文明社会，由于教育的普及，道德的解释变成了一种常识（底层知识）。由拥有财富和知识的中产阶级为中坚形成的强大而多元化的市民社会把握，因而普通民众可以依据常识选择政治制度和执政者。（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