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宋王朝，冗官冗员，积贫积弱，外族侵凌，国力衰颓；乃至靖康被难，二帝北囚，国都南迁，偏安一隅，等等这一切，无不表明有宋一代，弱贫之至也。然而，盛世衰世，很多时候却无关乎民生幸福；汉武之时，国力何等强大，可皇帝好大喜功，穷兵赎武，百姓苦于兵役徭赋，生活凋敝。而宋代虽然积贫积弱，可统治者修文重士，轻徭薄赋，且发展商业，繁荣经济，百姓安居乐业，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以至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无限感慨：“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说宋王朝民生幸福，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来，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诸书可以读出来。尽管用我们今天的批评家的话说，这些艺术作品有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之嫌，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有许多还是可信的。
看一个社会是否民生幸福，其观察点一定是“民”而决非其他阶层，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而观“民”之幸福与否，则一定要察其平常日子而非特殊时刻，这也同样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因此，我们看一看宋王朝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民生幸福，关键是物价，两宋物价非常便宜，一斗优质米只需五十文钱。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在瓦舍内的熟食猪肉店里，一个壮汉只须花三十八文钱，便可吃饱吃好。一只熟鹌鹑市场上才卖两文钱，一些时鲜的水果也不过十文钱一斤。更有甚者，冬天从黄河上游远道运来的新鲜鱼，每斤也到不了一百文钱。而当时普通的老百姓进城打工，最低的也有一百五十文钱一天的收入，稍有点技术活的有二到三百文不等，而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收入更高，所以，在宋代，就是一个贫民，也有能力在都市过上惬意的生活。
因为收入好，物价低，所以百姓一天的生活很是舒适，当时一般人家里从不起火做饭，一日三餐全部在市面上买著吃。而且要注意，这一日三餐是在宋代才普遍起来(当然也还有部分人家沿旧例只吃二餐)。《梦梁录》记，“那里的百姓，寻常家里都不开灶的。”连洗脸水也不烧，每日会去早市摊档上去买水洗脸、漱口。宋朝早市甚是热闹，供应一些一二十文钱就可买到的“灌肺”、“炒肺”、粥饭之类的早点。上午干完该干的事，中午仍去下馆子，据《东京梦华录》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可知酒楼甚多。按南宋笔记《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粱录》诸书所记，当时临安的美食甚多：“更有专卖血脏面、斋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之粗饱，往而市之矣”。且价格便宜，即便是城市下层人，也能消费得起。且酒店服务很好，还有专门帮着热酒倒酒的人，称之为“焌糟”。《东京梦梁录》载：“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更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焌糟’。”不仅帮你把酒热好，只要你的酒杯一空立马还给你满上。当时有名的酒不少，浙西产的皇华堂、浙东产的爰咨堂、扬州产的琼花露、苏州产的齐云清露、越州产的蓬莱春、南京产的秦淮春，应有尽有。吃罢午饭，下午事情很少，如果下午工作做完了，就约上三朋四友去“瓦子”、“瓦舍”、“勾栏”等处休闲娱乐，装饰典雅的酒阁茶楼，是官吏文人浅斟低唱的去处。而围棋、象棋、蹴鞠、关扑，以及钓鱼、斗茶、斗蟋蟀等等，则是百姓们日常参与的休闲娱乐。《梦粱录》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足见当时夜市之热闹。此外，也可以去香水行泡个澡，当时城里有许多营利性的洗澡堂子，被称作“香水行”，也同样服务周到，价格便宜。
民生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一切的获得，应该是宋王朝关乎民生的政策所致，综观宋代政纪，一些官场的规矩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首先，有宋一代，重视文化，尊重文人。太祖立国之初立下的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王朝前后三百余年，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人大开杀戒，当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而按罪当诛时，宋神宗想到祖训，最后只好说服御史，把苏东坡贬官降级了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宋朝的教育业非常发达，东京汴梁设有国子学、太学，此外还有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等学校。仁宗时，鼓励各州县兴校办学，到徽宗时，各州县的学生达到了十五、六万之多，食宿全部由官府负责。当时人们的读书意识很强，即使是贫家子弟，也要求孩子读书，整个社会风尚是无论功名有望无望，都要读书，子弟不读书，父母感到羞愧。南宋诗人晁冲之在《夜行》一诗中写道：“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足见当时读书风气之普遍。
其次，宋代皇帝尤其是宋初诸帝多能洁身自好，不事奢糜。《宋会要辑稿》记，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宋太宗决心“欲广宫城”，便下诏提出了建设，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结果图纸画了出来后，要拆迁许多民居，太宗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另据《宋史•地理志》，太宗还曾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份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强拆，只好作罢。《宋史•仁宗本纪》又记：“有司请以玉清旧地（玉清宫失火烧掉了）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又据《北窗炙輠录》记载，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仁宗之语，直可书之殿堂，让后来当政者奉为座右之铭。
再次，宋王朝严禁官员出入酒楼。尽管京师大小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是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据《归田录》记载，真宗时太子的老师鲁宗道因老家来了客人，而家里酒具不齐备，只好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仁和楼酒店招待，恰好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急忙赶到宫里时，真宗立即责其“何故私入酒家？”“卿为官臣，恐为御史所弹。”倘不是鲁宗道据实呈报，请罪态度至诚，则免不了罢官。与之同时，宋朝还规定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方”，其旨在防止横征暴敛。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宗一次生病，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特产糟白鱼给补补身子，但寻遍京城都没有买到。恰巧宰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家里也许有，便对吕夫人说：“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吕夫人回去后，赶紧把糟白鱼送至宫中，了却了皇后的这桩心愿。可见，当时官场一些规矩，在宋代还是执行很不错的，皇上能以身作则，臣下们也自然收敛些。
最后，宋代还有一个好规矩，就是社会救助周全而细密，让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有着可靠的保障。宋神宗熙宁十年，朝廷颁发了惠养乞丐法，规定每年十月入冬之后，各州政府必须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包括流浪乞丐)，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每三天发放一次，从十一月初一开始至来年三月最后一天停止。宋哲宗元符元年，朝廷又颁行居养法，诏令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到宋徽宗大观元年又下诏：遇冬寒雨雪，有无衣服赤露人，即便不是鳏寡孤独者，也并收入居养院，并依居养院法。惠养乞丐法与居养法构成了宋代政府在寒冬时救济流浪乞丐的两套体系，一是由政府给流浪乞丐发放米钱，一是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流浪乞丐。两种救济都是季节性、制度化的，通常从农历十一月初开始赈济或收养，至明年二月底遣散，或三月底结束赈济。不过，如果出现天气严寒，或新粮未熟，或生病未愈等情况，政府也会延长救济的时间。向国民提供最基本的福利救济，以免国民在无法自存时陷入绝境；而这正是国家存在的最大理由。用宋儒程颐的话来说，“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宁；君不能独立，故保民以为安。”民因不能自保，于是让出权利，拥戴君王；但君则必须履行保民之责任，如果不履责，则君与民的契约取消，于是危亡至矣。
而且，宋代对流浪乞丐的救助，除了有惠养乞丐法与居养法构成的国家救济，还有由士绅与富民群体、佛家寺院自发组织、主持的民间救济，比如南宋著名士绅刘宰，曾三度纠合同道，开办粥局，为无家可归、无粮糊口的饥民施粥，并以寺院收留流浪饥民。据《梦粱录》记载，时在临安府，“或遇大雪，路无行径，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户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绵被絮袄与贫丐者，使暖其体。”这样官方与民间互为补充，真正使“饥者得其食，寒者得其衣”，这样的社会，诚庶几和谐哉。
有宋一代，朝廷对那些因受灾、土地被兼并、破产等暂时失去生活来源的百姓及流浪者，既能及时救助，又能妥善安置或遣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就记载，熙宁七年，河北东路失业流民甚多。三月，神宗诏示：“比来流民往京西者，经过京师，恐无资粮，或致饿殍，可相度赈济。”朝廷遂“赐五万石下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司，赈济流民”，其救济标准是“给流民米，人日二升，幼者半之。”皇佑初，范仲淹在杭州任郡守期间，由于浙东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因此逃荒流徙失业者比比皆是。为了救济百姓生活，范采取了高价购粮平粜的办法，“每斗一百八十钱”，比市价高了五成。此举一出，效果立显，各地粮商见有利可图，纷纷“日夕争进”。逃荒的百姓遂得以回流安居乐业。大饥之年，杭州竟看不出一点饥荒迹象。尤其值得赞道的是政府还解决流民住处和工作等问题，给失业者安置住所，如富弼知青州时，就“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使得数十万失业者有了安身之处。绍圣元年，有诏曰：“近者大河东堤防未及增缮，以故濒河被害者众。南来者多留京师，流离暴露，隆冬日迫，陷于死亡坐视不恤，其谓朝廷何？既诏有司悉意赈赡，其令开封府即京城门外行视寺院官舍以居之，至春，谕使复业。”为了救济饥民，朝廷往往能想法让其就业，宋神宗年间，中书省就曾上言：“民既失业流移，道过京师，苟给以粮食，远近相传，来者不已，则难以周给，而近畿又未有兴工用众之役以募之。臣等以为莫若诏流民所往州县，募其少壮者充役，疾病老幼者则计口给食。”遂诏京西路监司官分定州军速检计，随处当兴大小工役，募流民给钱粮兴修。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神宗又诏示青、齐、淄州，对当地失业者兴役安置：“青、齐、淄三州被水流民，所至州县，募少壮兴役。其老幼疾病无依者，自十一月朔，依乞人例给口食，候归本土，及能自营，或渐至春暖停给。”沈括《梦溪笔谈》还提到一个故事，说范仲淹为了救助饥荒，根据“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的风俗，“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以工代赈，饥民不饥。以至于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感慨“来世愿做中国人”。
总之，任何社会，要让普通百姓的生话幸福才是好的社会，否则，任再有多大的丰功伟绩，再有多大的日月辉煌，也是一个悲剧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