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甲申祭》，反思“文化大革命”

再谈《甲申祭》，反思“文化大革命”

 

笔者为了寻找和追索“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曾两度在西安交大图书馆作力所能及的搜寻。

第一次，是1964年当学生的时候，从阅读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里，了解到毛主席对“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高度赞扬和高度评价，把它作为共产党树立党风正气的教材。但是，作为理工科大学西安交大的图书馆，即使藏书里有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一版的《甲申三百年祭》，也不大可能放在1960年代的学生借书处；而且理工科的学生们也不一定对这类历史论述有多大兴趣。所以，笔者在1960年代不可能在交大图书馆里见到《甲申三百年祭》。写作本文时，笔者倒觉得，有兴趣和有条件的学人、网友，可以去寻找1954年单行本第一版的版本，看看在开国的初期，出版《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的时代情况。

第二次，是2003年作为交大的校友，回母校查找资料，为了寻找《甲申三百年祭》1972年单行本小册子，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材料。但是，交大图书馆凡是对外开放的书库和阅览室，计算机里的图书目录，都没有这本1972年的单行本小册子。

搜寻图书的作业，也让笔者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西安交大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宣队进驻了全国所有的大学和中专院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由工农兵来管理学校，终于“老五届”的大学生全都被扫地出门了。全国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教部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后来，高教部撤销了，原来由高教部直接管辖的西安交大改由陕西省来管辖。聪明的陕西省知道，西安交大这块肉贴不到陕西身上，迟早要被“叼走”的。陕西省拨给西安交大的经费，削减了很大的比例。笔者记得，1971年时，西安交大金相热处理教研室的老师来到笔者所在的工厂，为了在新隶属体制下的“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 联系“面向生产实践的办学方式”的前期准备——这是教师对教育的执着。因为笔者所打工的工厂，是当时西安市地方国营企业里细长杆件热处理的工艺协作基地。母校的老师们慨叹，尽管毛主席提出了“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但是最后一批毕业生离校之后，又不知道怎么招收新生；教育经费也不落实，1971年金相教研室全室全年的办公费只有900元——啊呀，这就是母校，这就是笔者当初曾经求学受教的金相专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是这般的辉煌灿烂！

比照金相教研室1971全年的办公费只有900元，那么交大图书馆的费用也是会大幅度削减。对于西安交大这样的理工科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经费削减到了无以为继的状态，面对1972年版的《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小册子，恐怕只能是望书兴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基于这样的事后分析，笔者觉得，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很可能就没有入藏《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单行本。或许有采编老师出于对图书业务的执着，可能也会订购这本小册子（因为，其实小32开本当时每本仅一角一分钱）作基藏，但是不大可能会为了配备学生阅览室而多订购一些。

“文化大革命”当时要彻底清算“17年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全国的教育事业整体凋零败落，西安交通大学的窘迫境况只是其中一斑。当年的西安公路学院甚至还曾被取消了大学的名号，一度要叫作“陕西省公路学校”，这哪里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北京农业大学一度奉命要搬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结果北农大的学校物资散落在了京广、陇海铁路和从西安到延安的公路沿线。这样的折腾，与受到战争的威胁而搬迁，而流离失所，没有什么两样，可中国当时并没有受到战争威胁，而是内乱。甚至，在战争威胁之下的迁校，全校的师生员工会同仇敌忾，同心同力搬迁，社会也会鼎力相助；而在“文化大革命”里全国的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被当作准专政对象和改造对象的政治高压下面，拆校、迁校的举动只是离心离德的应付，并且不敢怒也不敢言。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促进了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具体。

笔者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正在大学里的“运动参与者”，现在从“‘文化大革命’与人”的角度，回过头来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省悟，觉得择其紧要而说有三点：

① “文化大革命”伤害了三代人

整治了一代人——老干部和笔者的父辈、师辈老知识分子。

哄骗了一代人——当时的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被捧为“革命小将”，充当“红卫兵”冲锋陷阵，在完成了打倒了刘少奇的“历史使命”之后（“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共产党”），全国的大学生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臭知识分子（笔者记得非常清楚，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在晚上八点的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首先粉墨登场的），成了17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的人。逃脱不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命运。

荒废了一代人——全国的学校都奉命把“阶级斗争当作一门最主要的课程”，十余年没有正规教学，十余年没有正规招生，所有中学阶段学龄的人不得不被强迫接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命运安排。直到1977年还有上山下乡的知青，因为要继续执行革命路线。

② 政治棋盘上黑红棋子们的命运

围棋，是黑白棋子对阵；中国象棋是黑红棋子对阵。

棋下完之后，这些棋子们的命运如何？

不管胜利方的棋子立下了多大的丰功伟绩，作用如何经天纬地；也不管负败方的棋子是否负隅顽抗、如何垂死挣扎；他们统统都被弈棋者收拾了起来——没见过永远留在棋盘上不收拾起来的棋子，甚至连棋盘都收拾了起来。

白居易《放言》所吟“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在局终头”，还把自己看作下棋对弈的“棋手”。“文化大革命”这盘棋，究竟是谁与谁下——毛泽东与历史对弈！！——中国毕竟要走向民主，走向共和。

③ 国家和民族经历了一场大悲剧，造成了无数家庭的不小悲剧

甚至于，林彪、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的家庭；更遑论，彭德怀、贺龙、陈毅、郭沫若的家庭；以及数不清的无辜老百姓家庭。

 

应该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鉴，树立“文化大革命浩劫警世碑”（，并且“文化大革命受害者悼念碑”）。

 

 

                               金岷彬  2007-11-17   SECAUCUS   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