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

“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

——书林采慧之二

    第一次读到毛泽东主席提及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在1964年的秋冬季节，当时笔者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二年级的本科学生。1964年秋季开学不久，西安交大校方向全校学生传达了“毛主席同毛远新的谈话纪要”，其中谈到大学要把阶级斗争当作教育青年学生的一门主课。也在这时，西安交大要求每个学生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为学生们配购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在当时，成套的《毛泽东选集》1~4卷，在书店里根本买不到，这套上下集的《选读*甲》也是陕西省优先配备给“社会骄子”的大学生。包括笔者在内的莘莘学子，当时确实是怀着万分虔诚和尊崇的心情去攻读老人家的圣贤书，要把自己修炼到雷锋说的“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那种自觉学习的上乘境界。

    在《选读·甲》里，有一篇《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其题注表明，摘自毛泽东《学习和时局》的演讲。）给笔者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告诫世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会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三十多年过去了，但这些语录仍然清晰地刻在笔者的记忆里。三十多年来，笔者觉得在对人处世诸方面，努力避免陷入盲目性，努力增加自觉性，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尽管有时也会凭着感情意气用事，但仍然时常提醒自己努力培养自觉性而不要盲目。这就象遵从孔夫子孟夫子的教导：“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之类的教导，去修身养性、处理世事，是一个样。毛主席在讲述了一些因为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而背上包袱的事件之后，特别提到了骄傲这一种包袱。并且讲：“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注解得知，“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指的是1944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是一篇分析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取得中央政权不久，又迅速失败，导致满清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的史论。从学术角度来说，分析和评论李自成、清王朝的史论不计其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仅是其中的一家之言。为什么这篇《祭》会引起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的特别注意，并采用来作为规范中国共产党党风的教材呢？当时，一个工科大学的学生对历史并无多大兴趣；但由于郭沫若论李自成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却使笔者想去借阅《甲申三百年祭》，看个究竟。可惜，当时西安交大这个理工科大学的图书馆学生借书处根本没有这本书的目录卡片。文化革命的1967年秋天，西安交大复课了，图书馆里仅只能借到教学参考书，文史类书籍一律封存。之后，1968年毕业工作了。那时候，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象征之一的公共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却还陷在“革命”的旋涡里，身不由己地闭门谢读已经好几年，笔者仍然无处寻找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

    忽然，在1972年3~4月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里，听到了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消息。与这篇“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同时出版的，还有郭沫若的诗论《李白与杜甫》，是一部以前未出版过的新著。郭沫若的书又开始出版了，这是不是对新闻、文艺和图书出版的种种横加限制的紧箍咒有所松动了？（后面几年的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文化专制想得太良善了。）《甲申三百年祭》出版了，西安的书店里还没有卖的。

    1972-05，笔者与厂里十个同志一起出差安阳机床厂、德州机床厂。在途经石家庄转车德州时，笔者负责火车票的中转签字。当火车驶离石家庄后，笔者发现一同出差的一位同伴在看《甲申三百年祭》。原来石家庄的书店有这本书卖，但笔者因办理中转签字，没机会去光顾书店。这个后悔呀，把肠子都悔青了！尽管有强烈的先睹为快的欲望，但书主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笔者只得遵从“不夺人之所爱”的君子行为规范准则，正襟危坐地耐心等候。一些同伴兴致勃勃地观赏着车窗外面华北平原的春天景色，笔者的心思却完全在对面旅伴的书上。时间过得似乎特别缓慢，好不容易，仁兄把书合上了。感谢上苍，终于给了我一睹神往了七八年之久的书的机会。阿门！

    就在石家庄开往德州的火车上，笔者一口气读完了《甲申三百年祭》。看到其正文的最后部分，使笔者看到了，喔，原来还可能是这么一回事！对正在进行中的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有了要从另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的认识。同时，笔者更暗自佩服决定出版和实施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人们巧妙的善于抓住时机的出书手段。车快到德州，同伴们纷纷收拾行装，笔者才依依不舍地把书还给了书主。书主问起笔者对这本书的看法。笔者当时只能说：第一，幸好这本书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写的；第二，幸好这本书是郭沫若在二十八年前写的，不是解放后写的，更不是文化革命中写的。在当时所谓“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在处处在”，搞得人人自危神经兮兮的社会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的交谈都非常小心翼翼，浅尝辄止。对于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不论读懂了还是未读懂抑或是似懂非懂，笔者只能如此回答。书主听后，也意味深长地“喔”了一声。火车进德州站了，对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初次拜读和交流讨论，也暂时到此为止了。但笔者对郭老的文章还有两点当时不能随便说出来的感想和认识：第三，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明文肯定了，并用作了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在1972年出版这样一本“钦定”的用以“告诫全党”的书，即使当时自诩为最革命的那些左先生，从鸡蛋里挑到了骨头，也把骨头从鸡蛋里剔除不出去，想压制《甲申三百年祭》重新出版的理由拿不到桌面上来和毛主席的话唱对台戏。第四，就象1944年延安和各个解放区印行《甲申三百年祭》不一定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动行为一样，1972年再版《甲申三百年祭》肯定不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动行为。

        1970年，郭沫若曾作为中国的特使前往德黑兰参加伊朗的一项盛大庆典。此后，不论极左派的江青等人对郭沫若有何非议，郭沫若先后以中国特使的身份出访了好几个国家，成为文化革命时期对中国的外交起着特殊作用的特殊人物——名副其实的特别使节。在林彪叛逃折戟沉沙之后不久的1972年春天，重新出版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乃是借着当时每个人都必须要表态的流行说法：“林彪叛党集团的自我毁灭，是文化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那么，在这类伟大胜利的面前，记取毛泽东主席早在1945年就用了的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来“告诫全党避免胜利时重犯骄傲的错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一条谁想阻拦也阻拦不了，谁想整人也无由下手的理由，被引用来作为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重新出版的通行证。特殊人物的特殊文章，要在特殊的环境里把它借用过来说有着特殊作用的话——如何看待文化革命；甚而至于，进一步推敲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文化革命。

    终于，笔者在西安买到了心仪已久的《甲申三百年祭》！

        1972年秋天，笔者探亲回到了家乡四川宜宾，拜会了高中时的高班学长。在“要关心国家大事”（毛主席语录——笔者注）的谈论之中，从1972夏中共中央文件“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里1966年就对林彪《政变经》的担心，谈到林彪的折戟沉沙，再谈到了林彪死后（政治）紧箍咒的松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得以出版发行。由于该书1972年的出版发行量小，宜宾市未见到这本书。但是，另一个同学却发出了疑问：“《甲申三百年祭》倒数第二段的‘大凡’是什么意思？”看来，接触过这本书的读者，多半都读懂了郭沫若在1944年所说的话。只不过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大环境里，每个知识分子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熟人间的谈话都要小心翼翼，只能点到为止。毕竟，这本书在1972年的发行量和读者群实在太小了，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只是在万马齐喑的闷罐里放了一只很小的鞭炮。然而，这在1972年的形势下已经很不容易了！至今，笔者仍然由衷地佩服郭沫若在1944年的远见卓识，所写出的振聋发聩的精辟文辞；也由衷地敬佩和感谢在1972年甚至是冒着可能招来文字狱有杀头的危险而决定出版和实施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不知名的人们。

    由于1972年《甲申三百年祭》的重新出版，到1974年搞的“批林批孔”、1975年的“评水浒批宋江”，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一系列的“在文化大革命”里的“不断革命”的阶段，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但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调子越唱越高，老百姓的担心也越来越厉害，人人自危的状况也更加厉害，无可奈何。百姓的愤怒，聚集成了1976丙辰清明对周总理的哀悼，对杨开慧烈士的追念，对白骨精的声讨。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1976年10月，金秋的十月！终于结束了对中国危害最烈的江青极左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时十年的表演。被姚文元一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打倒在地又被加上了若干只脚的全国知识分子，感到了又一次的解放。笔者把《甲申三百年祭》的精辟论断告诉了关系密切的亲友。但是，社会上对于文化革命的评价，虽然不再象前两年上海造反派词曲的一首歌那样，就如输了理的骂街泼妇般只会狂嚷“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却还是“余威震于殊俗”（汉·贾谊《过秦论》语），由官方规定要作“三七开”，要肯定文化革命的主流。整个国家还照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抓纲治国。到1979年国庆三十周年前夕，由于文化革命中取消了国家主席职务，人大委员长成为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宪法所指定的国家元首，叶剑英元帅以委员长的身份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建国三十周年纪念文章，率先公开提出“文化革命哪里是一场革命，分明是一场浩劫！”由此才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地、彻底地否定文化革命。（*注）

    在1979年夏天报纸上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前后时间，笔者又买到了一本小三十二开本的《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本。在笔者手里，曾有过两种不同开本、不同字号大小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后两年阅读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的热潮中，笔者把《甲申三百年祭》介绍给了同事和同学们看。并且，终于可以把郭沫若的精辟论断明确地指给朋友们阅读：“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戳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便是成功了（如果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的——郭书原注），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戳也未免太早了。”云云。朋友们的传阅，两本《祭》最后不知传到了谁的手里，一去不复返。而郭沫若的这段文辞和毛泽东主席关于盲目性/自觉性/包袱的论述，却终身地铭刻在了笔者的记忆里。毛泽东主席用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告诫全党避免胜利时重犯骄傲的错误，对于今天的反腐败不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吗。

    “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是一本经历非常奇特的小册子。如果今天还能再版，或者能在旧书店里淘到这本书的话，笔者一定会不吝代价地把它搞倒手。这的的确确是书海里的一只珍贝！

    注：笔者的一位亲戚在部队里当兵，讲到了1979国庆三十周年时部队里的政治教育。在九月中旬例行的节日时政宣讲会上，连指导员对士兵们反复强调，文化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只有作三七开，才是一个革命军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立场的具体表现。几天后，叶帅的文章发表了，指导员又立即要组织和辅导士兵学习叶帅的文章，“浩劫嘛，就是很大很大的灾难。我不好多说了，你们自己去体会吧。”

    金岷彬

   2000-11-08，海南岛·桂林洋，初稿

2003-07-21，西安，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