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控诉文革资料几例火车都装不下
控诉文革资料几例火车都装不下，为什么？
毛泽东不杀人。优待俘虏、特赦战犯，不杀反革命、不杀右派、不杀走资派，不杀反共分子，不杀反毛泽东分子。这是第一个原因。
毛泽东：有一个捕人和杀人的问题讲一下：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曰《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中央决定将这个本件发给你们，供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毛泽东指出：“看来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们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 .......
史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
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
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
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象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
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毛泽东伟人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胸怀!那宁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蒋介石如何能比?)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
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会议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
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
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
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
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没有指明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
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
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
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 当然是主动好。
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 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
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以上是毛泽东讲话。
控诉文革资料几例火车都装不下，为什么？
毛泽东不杀走资派和反对文革的人。
走资派和反对文革的有几百万，他们中间都是当权派，有文化的砖家叫兽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中的一部分。他们能说会道。
控诉文革资料几例火车都装不下，为什么？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掌握着话语权。
控诉文革资料几例火车都装不下，为什么？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以来，己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控诉。
《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TMD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的。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走资派邓小平们盲目、极端化地推进农村私有化市场经济，其结果是三大要素大幅流出农村，土地被征占，资金被抽走，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任何领域，在这三大要素净流失的情况下能不衰败吗? 这是把市场经济当作市场主义的恶果。也是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公社的视角去看。但走资派们不是想为农民服务出发的，为什么一再强调文革是阶级斗争？走资派们是为资本家自私自利服务的。设想不这么做如今的房地产资本家的土地如何得来？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办工厂社办企业累积的资产经验人才怎么能被土豪资本家收入私人手中？更多的外资，港资，台资，中资等资本家工厂里需要大量的工人哪里来？走资派邓小平们解散了人民公社后不就解决了吗。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搞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让三要素回流，让农民稳定在农村。
走资派邓小平们的“庸俗的发展主义”就是不管黑白猫摸石头胡来。
走资派们不会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如有反思也不触及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这一敏感问题，所以，走资派们的砖家叫兽给出的出路也很值得商榷。农业剩余劳动力必然要转移，人口和经济必然要相对集中、集聚。这种转移都集中于大中城市，已经证明是发展的陷阱，正像有学者指出的农民工夹角现象一样。但是，靠在传统村落基础上搞新农村建设，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毛泽东主席的远见在于这两者之间，既不是都进入城市，也不是停留在传统村庄层面，而是通过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实现农村相对集中的小城镇化。只有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农村三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的净流出，又能实现本土的城镇化集聚。
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工业化的思想，在于有没有、要不要农村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经济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这实际上代表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还是走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郑州日报 》一篇报道巩义市竹林镇党委书记赵明恩同志的文章，有几点很有意思。从时间点上看，一个是1974年初，村党支部看他是块好料，让他带领副业队寻找挣钱门路。竹林村是个远近出了名的穷山村，赵明恩担任小耐火厂厂长，并带领副业队办起机械厂和矾土矿。到1978年年底，竹林村的社会总产值达到110万，人均收入89元。
再一个是1983年6月，围绕“今后走什么路才能脱贫致富?”的主题，竹林村党员干部扩大会开了七天七夜，大队全体党员、生产队以上干部和群众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硬是没有分散人民公社。
第三个是1994年11月，竹林村与周边三个村整合，设立竹林镇。12年后，竹林镇再次“扩张”，周边又有三个邻村并入，人口和区域面积均扩大一倍。1996年4月，竹林村在全省率先实现村改居，全镇近两万人口全部成为城镇居民。
最后是1997年，竹林镇集体企业全部进行股份制改造。1999年，竹林村众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太龙药业)实现成功上市，敲响了河南医药企业击水股海的第一锤，“竹林品牌”在全国越叫越响。现在的竹林镇是国家AAA级旅游区，全镇年产值达50亿元。
如果研究一下全国还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典型，几乎每一个都具有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
走资派邓小平的联产承包为什么成为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首先，真正的联产承包与人民公社体制并不矛盾。联产承包制的本来含义是什么?最初的联产承包是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经济劳动管理和分配方式改革的概念，是由集中劳动和统一分配改为承包制，可以将农业生产活动承包到作业组，也可以承包到每个劳动力，后来发展到承包到家庭，然后按照每个作业组或劳动力或家庭的产量多少，由生产队统一计算劳动报酬进行分配。所以，当时的联产承包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是一个集体经济的概念，是生产队劳动管理和分配方式上的一种改革。主体是谁?是农村集体。没有主体，也就无所谓承包。如果真是坚持当时这个初衷，也许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这并不是发明这个概念的人的本来目的，只是一个障眼法的过渡而已。因为毛泽东主席曾几次反对包产到户，人们印象很深刻。发明个新名词，可以绕开很多麻烦。后来的发展演变也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集体统一分配的特征很快就消失了，联产承包变成了按人均分土地的分田到户的“大包干”，既不联产，也不承包了。
所以，联产承包的概念很快就被偷换了，变成了分田单干的小农家庭经济。
于是，农户的承包期被延长了、长久不变了，土地承包被固化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承包关系的调整权就这样被剥夺了，双层经营变成了家庭一层经营。接下来的是土地的自由化流转、兼并和集中。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重复过无数次的由均田制到土地兼并集中的历史再循环，只是现实需要面对的却是资本对小农的剥夺和改造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农村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本来是毛主席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战略的自然延续，因为社队企业已经在公社解散前发展起来了。
但是，走资派们的决策者没有这个战略眼光，走资派们没有想到这个异军突起，说是“意外地抱了一个金娃娃”。但是，这种意外的收获不但没有使走资派们重新认识到毛主席的战略远见，相反，却助长了走资派们加快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自信。因为走资派们认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农村体制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毛主席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战略的必然趋势。
于是，90年代的颠覆开始了，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了、私有化了，结果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进程中断，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断。
本来8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城乡差别已成缩小之势，但是，在90年代以后却迅速地拉大了。
“三农”逐渐问题成为老大难，现在又要靠资本下乡来救命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联产承包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是一块敲门砖，是为了敲掉集体经济，这个使命完成了，它也就被丢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联产承包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把钥匙。
云南省玉溪市有个大营街村，党总支前任书记代保周和现任书记任新明都曾感叹过，“如果在‘大包干’的时候把集体的东西都分了的话，大营街就不会有今天。”
大营街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间是很短的。1983年6月，大营街大队9个生产队基本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工作。土地分了，但集体企业没有分。回首往事，大营街人十分庆幸，当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瓜分集体企业的时候，他们没有分。因为正是这些集体企业为大营街后来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单干之后不到三年，大营街开始逐步把土地重新收归集体来办工厂。这说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集体企业，只要集体企业发展起来，农业的家庭承包就完全可以调整过来。大营街人将土地收归集体使用经历了一个从收回山地、收回旱地再到收回水田的过程。随着转变土地使用方式所获得的利益逐步加大，更多的土地被收回就是顺理成章的。2000年，大营街收回了所有的土地。通过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使相对廉价的土地大为增值，是大营街等许多地方在乡镇企业发展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
80年代后期，大营街基建队是为玉溪卷烟厂建盖住房、厂房的众多建筑队之一，他们的诚实守信体现在了承包的工程质量上。当卷烟厂要合作建一些配套工厂的时候，大营街人因诚信而得到了机会。贷款400万元建起的云南玉溪水松纸厂和云南玉溪卷烟厂滤嘴棒分厂两个卷烟配套企业成为这一时期的两个龙头企业。很快，铝型材厂、铝箔纸厂、油墨厂、铜材厂、太阳能厂等三十余家企业相继建成。
农民组织起来的两种基本组织形态和组织体系！
社区型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两级)和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是农民组织化的两个基本组织体系;合作经济组织和公司企业组织是两种基本组织形式。
按照毛主席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人民公社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后，农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是集体经济体制下的农业产业化。
90年代初期，作者曾将农村现代化进程概括为四大基本趋势，即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农村工业化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公社工业化，而农业产业化又是什么概念?在人民公社体制的初期阶段，农村基本上是“以粮为纲”，产业结构单一。
随着农村工业化即社队企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趋势是由“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向多种产业转变。
多种经营发展成为多种产业，是大农业概念下农业内部的产业分化，这就是毛主席讲的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这种趋势使农业内部的各产业逐渐成为独立的、完整的产业体系，使粮食以外的肉、蛋、菜、奶、果、茶、油等等过去作为副业的多种经营变成独立的产业。
农业私有化又使农民成一盘散沙：
一是农业在产业分化的基础上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形成一定的区域规模。如粮食主产区、大豆主产区、蔬菜主产区、各类果品主产区等等，这是区域化趋势，每个乡村不再是小而全的发展模式，而是逐渐形成自己的主导产品和产业。农民一家一户私有化，复辟一盘散沙。
另一个是在区域主导产业形成的基础上，建设产前、产中、产后和科技、加工、贸易、信用金融等服务环节在内的完整的产业链条，使农业成为不同区域各具风格的产业体系。这一过程，就是农业的产业化形成过程。每家每户个体化，一盘散沙办不成大事。
当然，这一农业的产业化过程，本来应该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下有组织地实现。因为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以外的各个环节，在社一级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如供销社、信用社、收购站、粮站、农机站、技术推广站、兽医站以及水利、电力、植保、种子等一系列服务部门都已齐备，只要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适当的改革，按产业化要求整合这些环节，很快就能成为农业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人民公社中现代农业的组织体系。
但是，走资派邓小平们解散了人民公社，不但使农业在生产环节上退到小农经济，更重要的是使农业产业化的这些环节退化了、私有化了、市场化了，使这些环节基本上都已经被资本家所主导。
分散的小农面对资本家掌控的各个产业环节，农业产业化就必然是“公司加农户”甚至连农户也不要的公司直接雇工经营，走上资本改造小农的产业化道路。
所以，在反思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失败的教训中，不但要看到解散人民公社是对社区集体经济的瓦解，同时也是对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的瓦解。当然，这种反思只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愿带领中国的农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时才会真正的反思有效。走资派们是不会反思的。走资派们从一开始就要的今天的结果。
共产党人要重建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既有重新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问题，也有按产业化发展的要求重建农业的产业化组织体系的问题。
所以，即使不叫人民公社。但要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必须以乡、村为单位健全社区型集体经济组织;同时，要按照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趋势，构建跨区域的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包括合作社、公司企业和半官方的社团事业单位等，形成完整的产业化组织体系。
习政府在面对今日中国农村现实的局面，集体经济发展的形势并不乐观，原因在于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在基本制度层面，国家要坚持双层经营的承包制，这是最后的底线。本来意义上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的概念，土地承包关系的调整，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应有权利。土地私有化自由化流转的目的是突破这一底线，要坚决反对和阻止。要告诉农民抵制资本圈地。但走资派的初心就是彻底私有化。
在政策法律层面，国家必须为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明确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权利和责任，尊重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在土地、金融、财政、产业布局等政策领域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在走资派和资本家掌权的特色政府管控下是不可能立法成的。
在宣传舆论层面，要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大力宣传集体经济典型，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把握政策界限，弄清理论上的大是大非，揭露、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私有化的阴谋，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这更是不可能，宣传机器掌握在走资派和资本家手中。
在具体措施层面，希望尝试组建集体经济联合会或促进会之类的社团组织，搞类似工商业者联合会那样的组织，并发展服务于集体经济的金融机构。全国一下子搞不成，先搞地方的;联合会搞不成，先搞学会、协会之类的组织，总之要形成联合舰队。恐怕生存困难。
热心集体经济的个人，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做工作。基层可以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可以促进合作组织的联合，为集体经济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各自为私争先富发财为自家。
争取更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同情集体经济的官员，利用自己的条件帮助、支持地方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成功的典型村，有条件的应该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整合资源，搞联合或合并，发挥带动作用。在位的官员哪个敢为之？四十多年走资派的资本教育下的官员们有几个官员想为人民服务？
1965年，毛主席在阅读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上报的华西村大队书记吴仁宝创办集体企业的报告上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而同样是这个报告，其他的领导人只是划了圈，没有任何批示意见。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再次明确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关于人民公社工业化的论述有很多。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毛主席的许多讲话、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笔记等文献，都有很多关于公社工业化问题的记载，大家可以自己查。可以说，毛泽东主席从公社化运动最初形成的公社工业化思想，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75年10月，还在批示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办工业材料。
早在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一文。
十个月以后，即1975年10月11日，为了配合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人民日报》又转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文中用“公社要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 公社办工业的道路”、“社队工业作用巨大”为标题，报道了巩县回郭镇公社办工业的事迹。
据河南参加写作的同志介绍，这篇文章之所以十个月以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是因为毛主席做了批示。而毛主席之所以批示，是因为当时浙江金华地区的部分银行干部在看了《河南日报》报道后，认为农村发展工业企业是农村经济建设的主旨，说到了他们的心窝里。于是，他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推举该地区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执笔，在1975年9月5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党和政府切实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帮助和支持农民兴办各类企业，增加经济收入。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接到来信后，于1975年9月25日以“来信摘要”的形式，摘录了周长庚来信的主要内容，并附上原件(注：指浙江给毛主席的信、华国锋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报》的报道)送呈毛泽东主席批阅。毛主席于27日审阅，并写下：“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这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说明毛泽东主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还关怀着人民公社工业化的问题，还在支持公社工业化的发展。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发展的阶段性！
关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理论认识的一个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发展的阶段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时说：“事物发展的长过程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在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认识上，人们恰恰忽视了这一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这里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是为了实现农村的工业化，那么，在农村实现公社化之后，能不能马上大规模发展农村社队企业呢?历史告诉我们，不行。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1958年确实出现了“左”的倾向，急躁冒进，打破平衡。还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原因大家都知道。结果，造成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过关，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产生的新的需求，特别是粮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国家再不敢放松粮食生产。这和斯大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工业化时期遇到的问题类似。这个曲折的过程，恰恰说明国家的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不可能同时起步，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太低，我们整体上还处于短缺经济时期，需要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彻底改造农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保证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顺利实现。
所以，人民公社在一定时期内必须首先解决农业问题，必然是坚持以粮为纲，必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是政社合一，必然是城乡二元体制，必然是高积累、低消费等等。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农业是基础，没有农业的健康发展，国家的工业化也难以实现，这是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最近在整理历史资料室，发现在1960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的一个讲话。他提出郊区要以粮为主，近郊要把菜搞好，强调劳动力要首先用到农业上去。他批评把劳动力都调去搞别的，弄得大田草比苗高的现象，说这不是个小错误，是方针上的错误。在谈到社办工业时，他说：公社工业化要搞，但首先要吃饭吃菜，这就要考虑什么能搞，什么不能搞。工业占用的劳动力是5%还是10%，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真正发展社办工业，只能在机械化以后节省出劳动力才能搞。不能不管农业搞得好不好而去搞其他的。这说明，在公社化初期，在公社内部的工业和农业确实还是一个矛盾，处理不好要出问题。
这说明，毛主席所规划的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是必须分阶段、分步走的。这个工业化战略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将其称为三部曲：
第一阶段：国家建设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农村则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
第二阶段：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后，农村开始由以粮为纲向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拓展，起步公社工业化，进入国家和公社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公社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公社逐渐成为经济中心，具备集聚经济和人口的能力，带动农村城镇化，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备注：农村现代化发展阶段图)
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要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国家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建成。
一是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基本解决。
而这两个条件在毛主席逝世前后的70年代中后期已经基本具备。
新中国农村社队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现实中按照这个三部曲进行实践的最完美的代表是江苏的华西村，是河南刘庄和南街村，是黑龙江的兴十四村，是河北的周家庄公社等一大批坚持集体经济的典型。他们的成功，验证了毛泽东主席工业化战略的远见卓识。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这句话是对毛泽东主席工业化战略三部曲最精辟的概括，比我国任何学者、官员都看的明白，看的深刻。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在第一阶段，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新中国要真正站的住，必须解决两大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一是通过工业化解决国防和国家安全问题，一是解决吃饭温饱问题。
这就决定了国家工业化必须首先起步，同时把农民组织起来，一方面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另一方面进行农业自身的基本建设。
所以，在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公社的工业化还不能马上起步，公社的主要任务还是解决农业问题。
农业，特别是粮食，是农村这一阶段的主题。国家以计划调节为手段，以国家重大项目为主，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从50年代“一五计划”时期开始，一直到70年代中后期，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国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了。
50年代初期，中国工业规模还不如比台湾还小人口只有几百万的比利时，到毛主席去世时，已经进入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行列，工业的比重已经占国民经济总量的72%！经过毛泽东时代短短的不足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这是一种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主席去世时，我们有了自己的重工业，轻工业，纺织业，微电子工业，冶金业等....还有了自己的汽车产业、有了自己的飞机、坦克等...军工业！更有了我们自己的包括拖拉机在内的农用机械化设备，同时还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核潜艇，还有了自己的卫星等很多........。
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利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展开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靠农民的劳动积累，改造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既保障国家工业化发展中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使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基本过关。这既是农业支持国家工业的阶段，又是农业自身发展的阶段。
到70年代中后期，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从全国整体上讲已经基本解决，绝对不是什么“崩溃的边缘”。这是一个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国农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为国家奉献一切的正能量充分发扬光大的时代。
这一代组织起来的农民，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为共和国的长子----大型国有企业作出了自己的牺牲和贡献。
所以，有些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用吃了二十多年返销粮的小岗村的十几个手印，来颠覆这个伟大的时代，却是极不光彩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1978年中国的粮食总产达到3.048亿吨，即6096亿斤，人均达到317.5公斤,635斤。说明农村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第一个发展阶段有几个主要特征，常常被当作否定人民公社和毛主席正确道路的主要根据。
主要是：
(1)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
(2)“以粮为纲”的产业导向和对社队企业发展的一定程度的限制。
(3)农业为国家提供积累和农业内部靠农民的活劳动积累。
(4)高积累、低消费等等。
这些都是具有阶段性的特征，而不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特征，不能将这些特征固化，当成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后，通过改革和调整，这些特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政社合一可以向职能分开转变，以粮为纲也必然向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大发展转变，工业化的发展也要进到以工补农的阶段，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也要调整，靠分配和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等。在理论认识上，绝不能混淆这种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既不能用后一个阶段的标准否定前一阶段的合理性，如把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经济说成是官办集体经济，也不能把前一阶段的特征当作普遍性，拒接改革调整。
毛泽东时代工业化战略的第二个阶段，是由一条腿走路向两条腿走路转变，即公社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阶段。在时间上是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初期。对农村来说，就是从以粮为纲逐渐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发达一点的地区快一点，条件差的地区会晚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农村已经进入产业革命阶段，即农村公社工业化大规模起步和发展阶段，这已被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所证明。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即70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在当时所谓解放思想的背景下，主流舆论逐渐形成人民公社的体制有问题，集体劳动，大拨轰，平均主义，农民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所以要改革，要搞承包制，总之是在体制上做文章。另一种看法是把重点放在加快农村调整产业结构上，也就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集体经济的凝聚力，这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做文章。可惜后一种看法在当时没有能够成为主流。
因为70年代后期，正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型时期，国家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成，而农业的粮食即吃饭温饱问题也已经初步解决。从整体上讲，人民公社工业化的起步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如何顺利实现这一发展阶段的转变，即从“以粮为纲”向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转变，增加农民收入，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而不是什么走资派邓小平们忽悠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制度本身有什么问题。
从当时的全国情况看，大体上好、中、差三个三分之一。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好的，一般已经开始这种阶段转变，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已经发展起来，集体分配水平逐步提高。农村人民公社中等水平的，农业问题也基本解决，正处于这种阶段转变的前期。至于部分贫困地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地区，由于多种原因，在当时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这些地区在体制上做些改革和调整，例如实行家庭承包制，只要有利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并从正面加以引导，也是可以理解的和必要的。问题在于走资派邓小平们对整个农村人民公社形势整体判断上的错误，在于把贫困地区带有权宜之计的政策上升为全局性的并加以一刀切的强制推行，还要把最落后的典型当做旗帜，非要用小农经济取而代之，这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
明明是农村产业结构问题，非要夸大成体制问题。明明是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改革，偏偏要引导到所有制形式的复辟蜕变成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当时的一个严重的教训，也成为解散人民公社的理由。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对公社体制提出改革要求。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一个问题，即农村人民公社应不应该改革，怎样改革?农村人民公社即使不被解散，是否就不需要改革呢? 显然，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如果说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阶段是基本适应的，那么在进入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为主的发展阶段以后，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必然对公社制度提出新的改革要求。
因为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使原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发生变化，造成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和管理体制的改变。
这种改变的基本趋势是：在每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范围内，按产业分工的要求形成各类专业化、企业组织，在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种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之外出现公司企业形式。公社有社办的直属企业，生产大队也有自己的村办企业，甚至有的生产队也有自己的副业工厂企业。
这些社办企业虽然是独立经营的，但却是农村人民公社中社区集体经济这个母体产生的“孩子”，产权是属于公社、大队这些社区集体母体的，分别受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调控和管理，纳入集体的统一分配。
这就出现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和公司企业组织的区别和分离，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组织结构发生变革。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是随着社、队企业和社、队两级集体经济势力的壮大，生产队的经济实力被反超，其管理职能也逐渐被农业专业公司所取代，或成为农业公司下属的一个生产单位。公社的老三级体制会变成两级所有、双层经营的复合型叠加体制和结构。
所谓两级所有，即公社和村级合作社两级社区集体经济主体。所谓双层经营，是这两级都是集体经济与公司企业之间的双层经营。当然，保留生产队一级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也可以称为三级所有、双层经营的叠加结构体制。
《改革开放》造《文革》的谣言之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谣言盛世。甚至可以说中国几千年以来，乃至古今中外之少见。只因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新中国人民政府《不杀人》所至。这些《不杀人》中大多数是懂得感谢《不杀》之恩的。但也有少数是忘恩无义之蛇鼠之徒。因为《不杀人》太多之因，就是少数也有许多忘恩无义之蛇鼠之徒。所以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造《文革》的谣言之多。
四十多年过去了《文革》也随时光付诸史册或只一页一章。当然毛泽东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岛上并建立新中国，作为毛泽东一生中干的第一件大事，从开始历经近三十年的上山下乡爬雪山过草地有了一个结果。
而作为毛泽东一生中干的第二件大事，《文革》为新中国现代史上新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及其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农村人民公社的实现作了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新中国革命因《文革》被毛泽东推上了理想崖顶。
因自然生老病死之因，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之后，造了《文革》许许多多的谣言，继而将《文革》轰然跌落为《改革开放》的万丈深沟，真可谓俗语说活见鬼：“是条汉子跳起来就死了”。《永不翻案》还在城头上挂着，翻脸不认账，就用《文革》的人头挂在了城头示众了。
新中国革命、终结它的文革、手造它们的毛泽东，当这一切呼啸而过，进入历史后，历史学仿佛忽然继承了大笔遗产的走资派时代，可以想见到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要干番事业？走资派大人们走到了前台坐在各级官位上一边控诉《文革》，一边欢天洒地吃喝嫖赌。他们的高干子女们眼珠乱转，动了邪念也是很寻常。老子英雄儿好汉，红二代三代升官发财先富起来做人上人。
中华民族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由上古迄于清民，治乱因循，周而复始，基本格局未曾变化，鉴古往往可以知今。于是左言右事，石室金匮，累代积年便形成了丰厚的史学传统。历史将明镜高悬，当世的人物、典章、事件举头依稀见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忠贞之士》效法往圣先贤，把取义成仁当成家常便饭。《奸佞之辈》见势不妙，纷纷跑去烧香拜佛，虽然没几个立地成佛。历史对现实的反馈和纠正作用，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突出特征。经走资派改开四十多年来，砖家叫兽马户又鸟牛鬼蛇神齐出洞。
历史既然是镜子，就应该为现实提供清晰准确的成像，《真》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也是它的主流。但《真》的原则每因现实中走资派右派马户又鸟疤癞眼斜眼等的敌视而贯彻不畅。现实中走资派右派马户又鸟疤癞眼斜眼们对《实用主义》情有独钟，他们先把“实事求是”从“古为今用”上割下来扔在一边，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尽情剪裁历史拼接事实，有时好好的一件宽袍大袖就这样改成瘪三穿的鸡腿裤。只是“实用”不“真实”的史学虽称逆流，但流量有时比主流还大。但牵强附会、拉皮条似地把优秀党员往红灯区拉，也不能说不好。
譬如一些海外激进民运人物，有一阵就痛感当年奔窜海隅的孙中山、黄兴就是当下的自己—怀揣这样的感觉四处蹭饭是种难得的乐趣也说不定。而国内不少越混越四通八达的保守主义精英，则怎么看孙中山怎么像网络愤青或失意绿卡族，比边缘知识分子洪秀全出息不到哪儿去。
这些年更有种贼头贼脑的阴谋史学出没无时。影射史学还仅仅指鹿为马，到阴谋史学就黄土抟人了—当然不是每个细节而是关键部位。阴谋史学出现在与现实利益斗争关系最紧密的中国革命史和文革史，尤其集中在毛泽东身上。
几十年前《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耸动一时，其写作翻译过程疑窦丛生。但究竟是否阴谋史学，还要俟之将来，看台湾和美国情报部门有关档案解密的情况。
后又有张戎女贼和其夫君合著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西方反共知识界是期望它跟《私人医生》一样，在撕画皮砸牌坊方面再立新功的。
也难得有些走南闯北风尘仆仆访人访书，网罗到成堆的大路新闻、小道消息。只可惜这些不知用多少机票和钞票票换来的“知识”，经由比家庭妇女还浅薄的见识深加工后，就像一颗颗被没牙老头嘬过的花生米，让人扔也不是吃也不是。此书一惊一乍的不少“发见”，在知人阅世方面似乎缺少后青春期起码的成熟。平心而论，张氏此书并不在阴谋史学之列，但确实属于同一文化战争，只不过是地上部分。
典型的文化地道战，当推前一向网上传了又传的《沉重的揭秘：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一文。这篇东西，也许算不上阴谋史学的力作或杰作，但起码是成功之作。标准很简单，不少朋友读了都信以为真。
田家英曾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能独立思考，有出众的才华，后因观点上的分歧渐不为毛泽东所用，1966年更被停职并勒令搬出中南海。田不堪巨大的心理－政治压力，于5月23日在办公室自缢身亡，成为文革中继邓拓之后最先倒下的中共高干，1980年3月终获平反并召开追悼会。以上是根据官方或准官方信息复原的史实。
《揭秘》一文则发掘出“新史料”，即“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０－四－００九０－四）号档案” （“附有备注：待查证”以及“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的汪东兴关于“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以及被列为“中办（一九八０－五－００七九－七）号档案”的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的谈话。
根据新史料复原的新史实梗概如下：1980年4月中共中央应田家英家属要求重新调查田死亡真相；汪东兴向中央交待，田实为汪手下的卫士所击毙；华国锋主政时亦曾向汪过问此事，汪说田“知道事太多”，毛泽东“一直不放心”。
这样的史实如果成立，毛泽东作为“共产黑帮老大“的形象就更丰满了？他不仅（据《私人医生》）生活上是淫棍，政治上还是恶棍。对以上史料史实，作者将信将疑，遂托友人苏铁山向中央文献研究室查询究竟。据铁山转述文献室友人的答复，前述档案纯系捏造。
《前述档案纯系捏造》。造的谣言。
另外通过友人介绍，笔者还走访了田家英女儿曾自，向她核实《揭秘》一文所述“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一事的真伪。
曾女士爽人快语：“我父亲就是自杀的，我们家属根本没写那信，全是那帮人为了非毛瞎编出来的。”
事情至此，田家英的死法（自杀）连同死因（心理－政治压力）重又回到阳光之下。当时颇慨叹作伪者心地的黑暗，竟至伸手不见五指。
因又想起十五六年前张爱培女士《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即出，海内哗然：中国革命的道德楷模周恩来奔走国事之余，还走进作者母亲的卧室，并生下一位旷世活宝。此事后来证明亦属胡编乱造，笔者亦尝感叹世界之奇/诡，全然不能度之以常人常理：张女士为自己想富贵，为姆妈想浪漫，这都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她怎么就不为自己爹爹中国农民张老汉的名誉想一想呢？此书属阴/谋文学的典范之作，在解构中国革命这一点上，文史的确相通。
按西方出版商为张戎《故事》所做广告，此类作品的使命是“改变历史”。但中国革命经几十年沧海桑田、陵谷易处，大体已归入秦砖汉瓦一流。也就是说，历史基本上改完了。如今做意识形态大买卖的，都眉清目秀地向维权、宪政方面想点子，只有不爱洗澡的小包工头总惦记着毛泽东故居改化粪池的工程。
毛泽东一身承载几个时代，双脚走过无数情境，毛泽东错综斑斓的人生浓缩或折射了中国革命萦回崎岖的历程。
这的确为观望毛泽东的各种角度都提供了一定正当性，但同时也提出了整体把握的高标准严要求。
那种认为毛泽东学历不高于是对知识分子长恨不已的小市民视角，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偏差显而易见。
至于拉开裤链看毛泽东的“下半身”视角，如果只是对那个时代过度禁欲主义的一种变形批评，也可以理解，但真实的毛泽东不可能是西门庆，当然也不会是高僧。无论哪个角度，都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带领中华民族经九曲九折，一雪百年屈辱，崛起于世界的东方。毛泽东后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探讨，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毛泽东这样一位开天辟地又掀翻天地的人物，无论功过，都属于不世出的巨人。
只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泽东并没有大过他的时代，也无须笼罩不属于他的历史。
丑化毛泽东可鄙。无论是用毛泽东时代的失败掩饰今天的失败，还是用今天的苦难抵消毛泽东时代的苦难，两种异曲同工的态度都不能持之久远。
毛泽东的全部遗产包括成败得失，都应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强身免疫的营养，成为中国面对现实问题、探讨未来道路的参照。随着时代的推移，真理原则越来越成为人类衡量是非的一个基本尺度。
蓄意篡改乃至编造谣言已为常人所不为，贤人所不齿。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为作史立一道德标准，即“史德”，说的是“著书者之心术”。阴谋史学爱好者的心术，无非为逞一时之快而不择手段。
对这种旦暮人生及时行乐之辈，告诉他“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的道理，无异于给猫咪讲《离骚》。不过替资产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着想，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历史，实在应该胸怀再博大些，手脚再干净点。
走资派篡改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历史该变的已大体变完，如果走资派作为胜利者来到凯旋门下还是如同地下过街道卖黄碟时的贼眉鼠眼，只怕不是富贵满堂、长宜子孙的好兆势。
霸主在军事上有原子弹导弹轰炸机等大杀伤性武器之外，在意识形态上还有几块砖头。《恐怖主义之砖》《民族主义之砖》《人权之砖》《民主之砖》《专制独裁之砖》。
有一类人心术不正，总是喜欢往人家院子里扔砖头。
西方国家历来都喜欢把其他国家里正常的爱国主义行为，戴上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予以诋毁，尤其是当爱国主义行动和思想严重威胁他们的战略利益的时候。所以，现代国家里有觉悟的公民应该独立思考这类问题，不要为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友邦”所谓的“惊诧”所左右。坚持自己的立场，自觉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坚持内部问题内部解决，反对干涉内政和所谓的颜色革命。
其实，这方面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给其他国家做了个很好的表率。小布什总统派兵入侵中东国家的政策时，美国却绝对不允许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批评美国政府，及其相关政策，更不用说借此来左右美国政策了，即便这些批评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看来是对的。美国人就是爱自己的国家或说自己的民族。这就是“唯一标准”，或“西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因此，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害怕别人的帽子。最终，将由实力说话。而民族主义只是一块打别人别国的一块砖头。别人别国的人爱国了影响到了西方人进入别国抢钱的生意时，《民族主义之砖》又或是《恐怖主义之砖》就要扔过来了。
西方有一类人心术不正，总是喜欢往人家院子里扔砖头，人权民主是一块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又是一块块。他们总是指责人家犯了民族主义的错误，却没有人解释清楚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究竟是什么。对人对己又是双标。
民族，实际上不等同于国家。但可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可以促使分散在多个国家的民族联合组成了现在的一些所谓民族国家。他们所说的民族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就是各自国家各自提倡的爱国主义，他们不愿意将这个美好的名字给别人，却被人给它贴上了民族主义这个标签，变为他们打人的一块砖头。比如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捍卫俄罗斯利益，西方一些人就说他们是民族主义。又比如每当西方一些人集中地、无端地攻击中国的时候，海内外炎黄子孙都不约而同地通过互联网进行抗争，西方一些媒体也都将其说成是民族主义情绪。
既然是一块打人的砖头，当然不是什么好的东西了，可又没有人加以具体阐述。从西方一些媒体的只言片语中，可以领会他们所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私的、仇外的、非理性的情感。而人家是民族主义，他们自己是什么呢？他们也没有说。倒是有论者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相对应。那么，他们可能就是世界主义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那无疑是高尚的、理性的、以大局为重的、大公无私的、悲天悯人的、舍己为人的了？
有意无意之中，他们就凭空制造了一个概念，并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将其推广，使之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这样，只要给别人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自己立刻化为道德楷模，站在高高的云端里了。人们很有必要对民族主义作一番分析。
当今世界，虽说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但毕竟还没有大同，一个国家搞得好，其人民的生活就好，反之就坏。这样，各国政府和人民关心和维护本国利益就是天经地义的了。正因为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摩擦也更多更频繁。国家不仅没有消亡，反而空前地强化了；竞争也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了。
经济领域的争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其他国家生产还不发达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等国为了打开这些国家的市场，提出了自由贸易的口号，而当一部分原来欠发达的国家发展起来后，开始向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的时候，他们又采取了名目和形式各异的贸易保护主义。他们何曾考虑到他国的利益？何曾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大公无私？
有些行动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号，什么推行民主啊，推翻独裁者啊，一付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主姿态。例如攻打伊拉克，明眼人从一开始就指出，那是看上了那里丰富的石油资源，而石油资源又是一种一天一天在减少的、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这哪里是大公无私啊？美国死了4000来人，举国哗然，伊拉克死了几十万，有多少人为此痛心？难道这就不是民族主义了？
可以毫不隐讳自己提倡爱国主义，而别国人民维护本国利益，就变成了民族主义又或是恐怖主义了，这是什么道理？自己为了本国利益，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他国内政，可以明里暗里支持别国的分裂主义，受害国一起来抗争，就是民族主义，这又是哪家的道理？这是另一种强权政治，是种族主义的改良版，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这些东西都不是通过讲道理可以解决的。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人要发展，就不能不抗争。抗争包括话语权的争夺。为了剥夺西方反华势力的话语资本，中国人要做理性的爱国主义者。最要紧的是把中国人的国家建设好，让中国快快成长。世上心术不正的人往往都是前倨后恭的小人，要想让他们老老实实地闭上鸟嘴，只有到中国真正强大的时候。那时候，闭嘴就符合他们的利益了。
《文革》是什么？《文革》是一把刺向"私心"的利剑! 《文革》是一把点燃”私字"的火炬! 《文革》是人类"自私自利"世界里的烛光! 《文革》是能使人类得到重生的典范!
如果任凭"私"字泛滥, 人类必将走向灭亡!
《文革》中"斗私批修", 就是首先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身内部做起, 斗争那些"自私自利”的不利于服务于大多数人的事, 批判那些修正主义分子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搞私有化的当权者, 始终坚持走人人平等, 共同富裕的路.
《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说人人心中都有私心杂念, 人人都要求斗私, 人人都相互监督, 因此社会上沒有那些不良现象! 为什么那个时代沒有吸毒贩毒的, 沒有妓女红灯区, 沒有流浪汉, 沒有讨饭的, 沒有贩卖儿童妇女, 沒有无人照顾的留守老人和儿童, 沒有剝削, 沒有压迫, 沒有地主资本家, 沒有黑社会黑帮组织黑帮头子, 沒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如此多的贪官, 沒有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沒有毒食品, 沒有污染水源污染环境, 沒有混浊空气, 沒有包小三小四, 沒有这么多人离婚, 沒有这么多人得癌症得传染病, 没有性病, 没有爱滋病, 没有看不起病, 沒有无良医生和无良医院, 沒有假药, 沒有传销组织, 沒有上不起学, 没有一切造假的学术论文, 沒有蒙拐骗抢偷盗, .............
有些人总在控诉《文革》, 细心留意一下都是在为"私"招魂辨护, "我被......." " 我父母被........" "某个大官被......." "某个专家教授被....... " "某个人被........." 他们难道没有一丁点儿的错和私吗? 被什么什么的几乎都是在庙堂上坐着的! 鲜有听到某某工人, 某某农民被什么什么的! 而在人群中占大多数的人应该是那些工人农民吧! 邓小人否定抹黑《文革》是为私心, 篡权后的所作所为不证明了《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对的吗! 只可惜"心太软"、"要文斗不要武斗"养虎为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