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挥动如椽之笔撰写5篇评论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是第二篇，全文共3000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毛泽东为什么在评论文章中点名司徒雷登? 这文中的司徒雷登又是何许人也?
一语双关,揭开司徒雷登的“面纱”
司徒雷登,全译为约翰·雷登·司徒。美国人，但出生于中国杭州,父亲是传教士。青少年时期他回美国完成学业,此后,作为美国基督教南长会的传教士携妻子再次回到中国,1919年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经过不到10年的时间,他就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一流大学。从客观上讲,学校对提高中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修养都是有帮助的,也培养出一批人才。但在中国推行美国的政治制度,始终是司徒雷登的主要目的。
1946年6月24日,马歇尔就“国共两党和谈”调停失败。7月份,刚过完70岁生日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马歇尔当初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司徒雷登选定在中国实现他理想的人物是蒋介石。他始终认为“共产党问题”不是依靠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所以“调停”期间,他特别热衷于帮助蒋介石开成“国大”。国共谈判破裂之后,他积极建议,在马歇尔主持下改组国民党军队,给蒋以技术援助,派技术顾问,用援蒋来压共产党就范。
在这其中司徒雷登扮演的角色是美国在中国推行政治制度的代表。司徒雷登是一个美国人,后来更成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虽然他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美国的侵略政策,这就使他不能不成为美国侵华的象征性人物。
“别了,司徒雷登”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一语双关,题面明言司徒雷登离开中国,题底隐喻美帝主义对华侵略政策的失败。它尖锐地嘲讽了司徒雷登的滚出中国和美国对华侵略政策的彻底失败。
一针见血，直指美国侵华的本质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的白皮书。
《白皮书》叙述了美国和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其中着重说明了1944年到1949年间中国的形势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严厉地指责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透露了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许多证据,呈现了美国助蒋反共的政策。
与白皮书同时见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人们能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使华的原因时,艾奇逊指出:“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所以《白皮书》一经问世,立即遭到中共的抨击,并在全国掀起了斥责《白皮书》高潮。
1949年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8月14日至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5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毛泽东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方面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一石三鸟，表达中国人民的心声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毛泽东用这段生动的文字既直白而又形象地描绘出了司徒雷登离华时的尴尬与无奈,也影射和讽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同时还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个人的看法,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
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出任大使后,几乎所有的行动都是与抵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坚信蒋介石是中国唯一能抵抗共产主义的人,认为凡是反共者都是实现民主自由道路上的同路人,因而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政府走得更远。
中国的知识界曾对司徒雷登的印象很好。但司徒雷登当上美国驻华大使不久,他那“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形象就开始崩塌。1946年11月,司徒雷登与国民党政府经过谈判,签署了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受到国内各方面人士的强烈谴责。
更令中国人愤怒的是司徒雷登对美国的扶日反共政策的坚决支持。1948年6月,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国扶日政策的爱国运动时,司徒雷登公开发声,力挺美国扶日政策。司徒雷登在公开讲话中声称,扶日是为了“制止共产主义”。对此,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中学生纷纷表示极大的不满。燕大学生自治会决议联络各校罢课以示抗议,并要求司徒雷登辞职。
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司徒雷登意欲通过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继续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后来司徒雷登又准备访问北京,想与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面谈,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否决,司徒雷登只得离开中国。白皮书中曝光了许多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其中不乏他对中共的偏见,所以才有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的说法。
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人民大众已经看清了司徒雷登虽然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更为积极主动地执行着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
《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美国国务院在本月五日发表的名为“中美关系”的冗长的白皮书和其他有关的资料，其主要内容现在已经为中国人民所知。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中国人民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
应该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训，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美国政府公然厚颜的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根据这种希特勒主义的武断，美国政府尽管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群“与过去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因而他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继续倾全力援助”它，使它“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究竟是“为了什么显见的理由”呢？美国政府给予这个反动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较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数量为大”的援助，等于这个反动政府的“金钱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美国政府究竟是为着什么奥妙的“友谊的”目的，“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一个反动的而且本身已经“丧失了斗志”的军队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给了它的“军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战争的方法（记着：这在美国政府就叫做“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力求避免内战的发生”！）“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个头脑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结论：美国政府是坚决地一贯地抱着侵略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之所以看来毫无理由地援助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动政府及其反动军队，来进攻中国的拒绝支持反动统治的广大人民，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民族的权益，美国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专横地干涉中国内政，以便用军事方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季里诺式的卖国傀儡政府。难道除此以外，还有任何别的解释吗？
白皮书徒然地伪善地说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谊。这种友谊确是存在的，而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因为美国人民没有侵略中国的动机和必要，并且曾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人民作了令人永志不忘的互相援助。至于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甚至艾奇逊也不能不承认这是美国人民所“显然不会允许”的。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写道：美国今天如果采取进一步的干涉，则“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多奇怪！如果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确是抱着友好态度，为什么扩大这种友谊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如果美国政府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援助中国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恶政府），就会引起这种友谊的一方的愤慨和他方的谴责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美国政府所抱的并不是什么友谊，而只是令人愤慨和必须谴责的侵略野心吗？既然如此，难道规定了这种侵略野心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日本侵略者不占领延安和重庆而停止在黄河东岸和贵州南部），就会叫人们停止愤慨和谴责了吗？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们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结果表明，真正愚蠢的只是他们自己。
而事实上美国政府又是怎样规定自己的侵略的范围和广度的呢？帝国主义者按照独占资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扩张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么止境，决不是因为畏惧人们的愤慨和谴责，愤慨和谴责的纪录难道不是已经堆积得比白皮书还要厚吗？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关于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得到什么结果，艾奇逊写道：“我们的援助与鼓励，曾帮助他们抵抗。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结果也没有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亦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看吧！这就是美国的贪得无厌的但是终于失败了的干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状！只有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将帝国主义者彻底地打败和打倒，帝国主义者的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后，帝国主义这个厌物就被消灭了。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国是就此干休了吗？不，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野心仍然是没有止境的。“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句格言并不能一般地适用于帝国主义者。尽管美国政府对于利用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兵一卒或一个特务分子存在，美国政府就决不会中止加以利用。同一个艾奇逊在一个月以前，在七月六日还声明：“美国正向国民党中国输送它现在确能办到的一切经济援助。”但是即令对于国民党的心是死了，美国政府对于继续干涉和侵略中国，继续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心，却是不会死的。艾奇逊已经明目张胆地宣布：一切反对“中国内部势力”在今日所已经达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艾奇逊并在白皮书公布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发表专门的声明，提出他的所谓五项原则，如果把这些原则不用骗术而用科学加以解释，那就是：（一）美国政府愿以每一可行之途径，鼓励凡能促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之发展，俾能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之傀儡的任务。（二）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建立一种经济与政治之环境，可保障美国帝国主义代理人之人权与自由，并可逐步地发展美国的殖民地经济与买办阶级的福利。（三）美国政府反对中国脱离其干涉而独立，反对任何一个不服役于美国独占资本利益之政权。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外国以平等友好态度援助中国。（四）美国政府将继续与其他殖民于远东的帝国主义国家参照有关各国在整个远东之局势，咨商将有助于各该国在远东继续保持帝国主义特权之办法。（五）美国将强迫联合国达成上述目标，特别是有关维持帝国主义对远东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决定继续从内部破坏人民民主的中国，并从外部压迫人民民主的中国。由此可见，只要美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没有变为人民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决意敌视中国人民到底。
中国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从没有派一个兵或一个顾问，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干涉该国“内部势力”的发展，去支持该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然而美国帝国主义却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干涉中国，破坏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强迫中国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服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因此，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因此，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堕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的任何陷阱。凡是敌人所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凡是敌人所喜欢的，我们一定不要做。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逊的话，这些人叫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在中国人民的经济困难面前利用某种暂时的表面的物质“援助”来勾引中国人民饮鸩止渴，放弃独立，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美国白皮书在美国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面前散布了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荒谬的恶毒污蔑，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国内和平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与此同时，则竭力冲淡国民党的罪恶，并将美国侵略者在白日梦中所描绘的比国民党有用些的某种新工具称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这些奇谈简直是幼稚到不值一驳。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相，就已经被许多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包括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物，报告给美国人民了。艾奇逊断言，“在不久的过去，外国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艾奇逊在这里的头脑，似乎还有些清醒之处。但是他接着断言，世界忽然大变了，这些严肃的抵抗者们自己忽然“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了；过一会儿（大概是一分钟），中国人民又忽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而是“显然地认为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国家性”了；倒是美国政府所努力帮助其恢复“主权”的国民党，被公认为“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国人民老实不客气地指明这个外国帝国主义，首先就是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
美国帝国主义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国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这就是苏联并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艾奇逊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而中国内战双方的“军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供给的。那么，关于谁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问题，究竟是因失败而昏迷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看得清楚些呢，还是有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立场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些？毫无疑问，艾奇逊尽管自己欣赏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却决不能使世界信服，决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对于客观真理的坚定信念于万一。
美国白皮书也攻击了国民党，其目的之一是诱使人们以为美国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观态度。但是白皮书是为什么而攻击国民党的呢？这是侵略者对于他的走狗的攻击，犹如日本侵略者对于汪精卫的攻击。正如艾奇逊所说，攻击了国民党的魏德迈的报告，仍然是“对国民政府的各项问题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满，因为国民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国主义援助归于无效，致使帝国主义利益归于灭亡。严格地说，美国侵略者对于国民党的攻击是不公平的，因为第一，国民党的反动无一不因美国政府“援助与鼓励”而加深，没有美国政府的“援助与鼓励”，国民党是不敢惹出这样滔天大祸的；第二，国民党的腐败是随着它的反动而来的，并且这种腐败至少因美国的榜样而加深。广州的国民党报纸在本月十日说得对：“美政府指责中国（国民党）官员贪污舞弊，此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但美国派来中国之人员，其贪污程度比诸中国官僚亦无不及。如战后之‘善后救济’事宜及近年之‘经济合作’等工作过程中，美籍人员之贪污舞弊事实诚不可胜数。”螃蟹责备它的儿子横行，沙士比亚喜剧中的丑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镜子里的尊容难看，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意义。
总之，从根本上说来，美国白皮书确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艾奇逊说：国民党的“貌似强大的力量是弱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确，可是必须补充说，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以及任何国家的反动派的“貌似强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们的暂时的猖獗的基础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准确些说，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国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因此，美国政府仍然要在中国国内外继续征募各种色彩的破坏分子来捣乱中国人民的庄严美丽的祖国，来捣乱苏联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来捣乱东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国事变中真正得到了教训的首先是中国人民自己。我们相信我们的曾经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强的，因为我们的力量生根在中国人民中间，同时也生根在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中间。我们既然战胜了为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所见证的过去的困难，我们也必须战胜任何新的白皮书所将要恫吓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1949年8月13日】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他假冒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强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走资派邓小平培植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群体。
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昭示下，又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了一切便利、优惠条件，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许多有权势人的妻子、儿女、亲友都是企业的直接领导者或暗中操纵者）带领下，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已迅速崛起。
“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比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私营企业主16万人增长26.8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万人的18.8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比1956年前的24亿元增长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大变化》第三页）
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现在却不敢承认存在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许多国有资产正是通过‘内部人’和关系网而流入私人手中的，权力参与分配的直接后果是少数执掌权力和接近权力中心的人，通过按权分配‘为自己及其家族在短期内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224页）
“改革开放后，总的来说，在我国的西化学者和走资派的合作下，中国经济改革是按照美国人的旨意行事的。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DP中占比重为55%，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计，则2006年私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7%，2007年为69%，现在是2008年9月初比重可能在70%以上了。
这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了，已和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状况差不多了。再看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发布的2004年资料，计算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按照多年来国企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的趋势估计，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10%左右了。
数据表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10和203页）
这些新生资产阶级，每天在谋划着如何能赚更多的钱？如何偷漏国税？如何用金钱和美女以及更巧妙、更“保险”的办法收买当权者，为自己的意图服务？
如何让工人多做工作，少得报酬、减少福利待遇？如何占有更漂亮的女人？他们过着妻（妾）、情人遍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梦幻般的生活，哪管工人和广大人民的死活。
资产阶级除了千方百计多赚钱这一根本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漏税；二是收买权力，为己服务。
偷漏国税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本性特征之一，几乎所有的私营、外资、个体企业，最本能的常识都要对各种税收进行明争暗抗。
《新华文摘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分析，统计在过去十年私营企业主应缴税3058亿元人民币，实际只缴388亿元，欠缴2670亿元。”（《新华文摘报》2001年第16期第16页）
二是用金钱美女、吃喝玩乐，收买腐蚀各级、各部门的党政要员，他们的手段是先吃喝玩乐，待其上钩后，金银财宝、本币、外币一齐上，直到这些大员完全听指挥、成为其代言人为止，这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收买议员、部长、总统以及有关系统权力为其服务的手段如出一辙。
上层建筑的变化。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的基本规律；同样，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承认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如“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林彪一类骗子如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反之，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原理就一定会搞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道理，这又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的基本规律。
第一，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村的封建文化完全复兴，封建迷信在农村已经泛滥成灾，旧社会所有的神鬼庙寺，全部修饰一新，还加上了现代化的建筑技术，信男信女成群结队，烧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发财致富，到处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现了有钱盖新庙、无钱办学校的怪现象。除了敬神，就是恢复茔地，有些有钱有势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万元，建造豪华坟墓。再就是过年贴对联，内容庸俗，都是如何发财、聚宝吉庆祥和、心想事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人们的思想境界已恢复到国民党时代的水平。唯心论、宿命论、轮回学说又成了多数众生的信条，许多共产党员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第二，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作用，迫使每一个人去为自己奋斗，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了自己“富起来”，运用非法的与“合法”的各种手段参与竞争，甚至掠夺。人们的私欲极度膨胀，从追逐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向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见利忘义、非法牟利猛进，追逐金钱、美女、升官发财已成为许多人的世界观。目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成为一切违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挡的威力改造着每个人，中国青年一代在呼吸着商品经济的空气长大。”这些思想意识是新老私有制经济基础和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产物，它对人们的世界观起着极大的塑造作用，这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各个领域都在与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抗着、斗争着。人人为己，全国又成了一片散沙，又回到了抗日前的状况。
在当今特色社会中看得见的，但化了妆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险恶，尤其令人担心的正是生长《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那块土壤。碰一下那些只会发横财而不懂国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来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权贵资本家老总官缭，也略有体会：不清不白的环境产生不伦不类的怪物，说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下，四十多年来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开放，不管黑道还是白道《先富起来》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几代人，在如今社会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顺，在各级学校中尤其是大学中特别是名牌大学中，四十多年来培养了几代中国人中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各行各业担任着走资派官员和各行业的领头人领路下，致使全体中国人高举着《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国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中国富了。中国强了。
人，其实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名著里对于人性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一个人有时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推他一把，他会直坠下深渊，拉他一把，他就能获得新生。那对年轻的恋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在他们即将绝望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他们是不会坠下深渊的，他们的灵魂也不会被罪恶严重侵蚀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丧失殆尽。那么，全民自私自利，谁来伸出这只手？
毛泽东时代的人见证了中华民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后的即毛泽东时代的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亲身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参加过《上山下乡》呼吸过广阔天地的新鲜空气。他们在毛泽东时期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将他们千锤百炼，终于铸造成坚实、管用、敢开拓、能创新并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一代娇子！
毛泽东时代的人历经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心中始终充满着正气、希望和进取。毛泽东时代的人是特殊的一代，史无前例的一代，也是难得的一代。他们是一直对社会、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一代人。他们正在追忆中看着社会，在以亲历者看着民族，在观察中寄予希望，希望毛泽东时代的人的种子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希望社会越来越和谐，希望民族越来越兴旺。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50年内无历史。历史，应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及演绎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实记载，离得愈远，看得愈清。太短的时间，很难让书写者摒弃个人的荣辱恩怨，真实地反映历史。
因此，真正的历史，是需要时间来铸造的，时间是历史的试金石。
在文革中毛泽东时代的人，参加文革必须要使用过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大鸣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辩论大字报是运作形态。“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开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似乎预示着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通知》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通知》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于是，个人崇拜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逐渐盛行。
从1963年起，毛主席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各级政府层一大部分权力。到了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腐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控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的一个饭堂的墙上，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是以聂元梓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校长、党委书记。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
6月1日，毛主席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八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连连刊登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北大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应倡议书。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现在，机会来了，可以革命了。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聚拢着一群一群的人，被围在当中的激情万分地在演讲，围观的人群热情高涨，高声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游行的队伍，边喊口号，边游行，演出一幕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精彩画面。
出身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同学，经常后悔自己出生太晚，没赶上父辈那样的年代，没能在万里长征中浴血奋战，没能在抗日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没能在三大战役中建功立业，没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现在，终于等来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之后，中国高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已不再闪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着，巨大的兴奋与喜悦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统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了全国各地。由于多年来，社会上、学校里一直在宣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理念，认为：阶级斗争永远没有结束，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子弟的父母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随时有变色的可能。一旦红色政权变色，千万人头将会落地，无数工人和贫下中农又将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动，配合党内的野心家准备卷土重来。这种理念在学校里的集中表现就是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必须划定阶级界线。在这场斗争中依靠的对象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在学校里，“红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对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它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称赞“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走上社会 破旧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会，大破“四旧”，大造舆论，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几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址上聚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红卫兵”，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红卫兵”三个字，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夺取了沙皇的政权，革命导师列宁称赞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红色的卫兵。红卫兵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就这样诞生了。
6月2日，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某学校红卫兵的身份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明确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利用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所写的这两份大字报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后来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文章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打开了《私》的阀门以致自私自利横行霸道，贪官污吏代代相传，贪污腐败无处不在，无官不贪，反了一批新官上任继续再腐再贪，四十多年来一直喊着要“反腐“却越反越多。为什么反腐越反越多？是因为人人都有《私》。不反对《私》，不批判《私》。不人人都斗《私》。不管谁上台当官有了权力就会利用权力为自己自家亲朋好友谋《私》利。就会腐就会贪。改革开放用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一条真理：就是反腐最有效方法是文革《斗私》。中国几千年的私有化社会实践证明腐败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类社会。只有人人进行《斗私》才能减少腐败，只有人人不断进行《斗私》台上的官员不敢腐败。只有人人彻底经常不停地进行《斗私》才能制止腐败。这就是大民主，人人进行《斗私》监督官员。
《私》是什么？对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私》。贪污就是《私》。浪费就是《私》。当权者官僚主义就是《私》。行贿受贿就是《私》。偷税漏税就是《私》。盗骗国家财产就是《私》。偷工减料就是《私》。盗窃国家情报就是《私》。多吃多占就是《私》。自私自利就是《私》。损人利己就是《私》。
三反”运动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运动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只是打击了的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而滋生在人们头脑中的《私》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有了《文革》。文革中的《斗私批修》是最有效的《反腐败》方法。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正如决议中所指出的，第一，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私自利》。第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私自利》。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自私自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第一就是官员层面的《斗私》, 这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指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就是意识形态内的《斗私》, 这里指的是全体人民尤其是教育文艺领域里的人；第三，改革, 这里的改革指的是去除旧的私有的一切丑恶的习俗, 兴起新的社会主义的风貌! 要完成这三项任务必须要放手发动群众, 让群众自己起来《斗私》而不是群众要听官员的旨意! 目的就是要扫除这堆《自私自利》的《垃圾堆》。只有清除了这个《垃圾堆》，然后就能消灭了大老虎和小苍蝇。
毛主席经常告诉共产党人应当无所畏惧。要“敢”字当头, 敢于《斗私批修》……有些同志直到现在仍是怕字当头，有人甚至怕得很厉害，很古怪，而且越发花样多。怕 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 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他们给革命 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头衔。于是怕群众、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方面说， 有的想做维持现状派，但有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创造条件。历史上从怕群众到反对群众，从怕革命到反对革命者不少。希望他们不要再蹈复辙。
有 些人口头上讲并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了真龙，六神无主。毛主席这故事已讲了四十年，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德国进步诗人海涅，自称是共 产主义者，但是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说：“未来是无产阶级的，我是以忧虑的心情说这些话的。”从海涅看来，一旦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到来，无产阶级掌权，他喜欢 的艺术品会毁坏，他的诗也会毁灭。列宁说：“海涅是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还将保留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创造出资产阶级望尘 莫及的极其辉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说：有些同志担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丢乌纱帽，怕失尊严等，于是就同群众，同无产阶级大革命抵触起来了。 他们挑动工农、干部斗学生，标榜自己是受到多数拥护，他们主持的机关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组织围攻，却说：“这不过是 辩论会。”围攻，辩论其界限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屁股坐到群众一边，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样对待群众上打主意，谁也不能代替回答 这个问题。对待革命串联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把全国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并可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在看了红卫兵后断论，两个多月的历史，已成为七亿五千万中 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组织，大概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和生活。还说：“如果西方世界的苏修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短暂热情，那不仅是愚蠢的，而 且是危险的。”敌人的观察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深刻得多，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本是我们祖国的事，为什么会使敌人感到危险呢？现在已经不是封锁国的时代，文化 大革命正在影响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进国内的革命化。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认真而不马虎地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大大促进生产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科 学技术新飞跃，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在 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 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不理会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 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一种“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谬论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学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迷惑 一些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唯心的， 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立的。毛主席和党是重视阶级成份出身的，同时反对唯成份论，人们都需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实自己的世界观属于哪一个阶级。思 想意识不是天生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反映那一个阶级。
马列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社会地 位来说是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那个工人阶级自发创造产生的，而是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 他们在那时按其社会地位曾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斯大林以至于 毛主席也是一样。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 前进。
有一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在苏联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现在学生接受“自来红”、 “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 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不重视阶级出身是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离开阶级分析去看多数和少数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党内，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却恰恰代表广大人民、马列主义，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都失败了，被群众抛弃了。不作阶级分析，处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数，也不支持少数，这是不行的，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无 产阶级在历史上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七月卅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指出：我们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按毛主席指出 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类，否则自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策略叫做孤 家寡人主义，单兵独马的策略。无产阶级相反，是要招收广大人马，好把敌人包围消灭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孤立一小撮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取得一个个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无产阶级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定取代资产阶级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历 史的阶级斗争的确如此，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站到敌人一边，先进的变为落后，落后的变为先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现出来。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 命自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批评的官、暮、娇、骄四气他们全有。
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能让群众触动他们的缺德（不是缺点，是 缺德），而是只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动员一批群众保他们自己。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话应当读一读，我引她一句话。她对两个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个 学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出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这位普通妇女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 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白，简直是毛 泽东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
事实是摆着的，两条路线还在斗争，还在继续，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八月 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 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 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刘少奇的儿子也是一位大官的刘源在谈论其父刘少奇错误问题的文章称：“我认为，他（刘少奇）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
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
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
“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以同情刘少奇的名义反对毛泽东的家伙。”
刘少奇的最后一位夫人王光美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中。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别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候，他能够看到、看清楚本质，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说，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完全公布，不是担心有损毛泽东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损某些人（走资派）的形象。如果说有利于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中的内容存在的话, 当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后第一时间就会公告出来了。
文革中一号走资派是刘少奇。二号走资派就是邓小平。然而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在被批判打倒免职后的生活待遇是住将军楼、喝茅胎酒、每天有人倍着打桥牌、天天看报纸。外加有夫人倍伴、配有厨师、司机、秘书、警卫及少量通风报信的官员倍着打桥牌等。二号走资派有此待遇而一号走资派却没有? 说明文革中没有对走资派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只是免职批判而一切生活上的待遇是按原的。就是下面的官员知识分子下农场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被后来称作为"住牛栅"的官员们都是带"俸禄"的。何况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大官们。对俘虏都优待, 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犯投诚的还重用, 抓到的也不杀关在一起接受改造,生活上享受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待遇。
再看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的官方文件中说的《重病在身的刘少奇》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含什么冤? 刘少奇夫人、儿子都没有说《"含冤"》?走资派邓小平说是《"含冤"》是为邓小平他自己篡权后执政"合法性"服务的。你及你们为刘喊冤为了什么意图?
就用百度注释中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话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被免除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重病在身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着，空运到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严密封锁的小院内。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刘少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添加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议。"
这里没有说到"刘少奇是被冤枉整治的。而是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被免除一切职务。"在走资派邓小平口中的所为"政治陷害"还成立妈? 走资派邓小平用实际行动证实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人身摧残和重病在身都可至死, 何以还要劳命伤财地《用担架抬着，空运》到另一个地方去进行"人身摧残"? "监禁在一个严密封锁的小院内"中的"监禁"何意? 即便在位时的这么大个官下到地方也不是要"监禁"的? 这个"小院"可没说成是牛棚? 这个"小院"和邓住的将军楼比如何? 可惜没详细说。
走资派官方文件中说的《重病在身的刘少奇》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含什么冤?刘少奇夫人、儿子都没有说《"含冤"》?走资派邓小平说是《"含冤"》是为邓小平他自己篡权后执政"合法性"服务的。走资派的吹鼓手们为刘少奇喊冤为了什么意图?
现在的网上, 中国官方网都是被走资派控制的, 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泽东的。国外的网上几乎也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泽东的。互联网刚开始普及时的网上还能看到一些不同看法。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开发设立禁止的软件。很快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网上开始大量关闭不喜欢的网站, 删除不喜欢的文章。如今官方媒体几乎一致了的是反共反社反毛泽东的。而走资派的帮凶们出书的演讲的百度的狗的猫的妓院的等网站上的注释都是反共反社反毛泽东的。只有少数的国外的华人网站上还可以看到有关共产党社会主义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的声音。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制度体系和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方式。当年毛泽东极力“推广”人民公社并将它设计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凝结着他对中同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这种诉求在于，通过全新的制度安排，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统筹农、林、牧、副、渔，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寻求一条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又能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自己的农村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农村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
1958年，当一些农村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中自发合并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寄予承载中国农村发展前景的厚望：几十年之后，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公社的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农场”只意味着一种纯农组织，而人民公社要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俱全。
农村人民公社凝结着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承载了毛泽东深远的期望，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它存续的二十余年当中，支援了工业化建设，促进了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了广大农村对医疗卫生保障和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战略设想与战术实现之间的配置等问题，毛泽东在推广农村人民公社时所赋予它的价值诉求没能充分显现出来，但却为今天的农村发展道路留下许多令人深思的空间。
人民公社解体、利益联结机制消失后的这些年来，农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块承包，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小生产单位，责任到户，形成了碎片状的“井田”或“西瓜田”，农户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面，由于生产单位小，每家每户独立核算，生产分配完全自主并各自为政，从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同一地区相互分立的农户在生产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质同构，因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常常相互竞争，这就加剧了利益的冲突。
并且，单个农户在购买生产资料时，交易成本高，还因势单力薄的弱谈判地位常常受中间商的欺诈和盘剥。这些既是农户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也加剧这种碎片化程度。
由于农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导致了当下一系列的“三农”问题。
其中最突出是农村公共设施失于维护和公共事业建设难的问题。以水利为例，贺雪峰对其家乡湖北荆门5个村的调查材料显示：自1958年开始，历时8年，调集4县10万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库，最高可以灌溉200万亩以上农田，5个村的几乎所有农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现在该水库灌溉能力不足百万亩，这5个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漳河水了。”另外还有一个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万亩农田的新贺泵站，曾经为其中4个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长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毁，可灌溉耕地不足千亩。
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在农民利益分立的情况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设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剧”而无人问津。每一块农田对水的渴望并不能自然带来建设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庞大水利工程设施，也因与利益碎片化的农户组织生产之方式有冲突而得不到维护，即水利的维护和兴建失去了组织支撑。
水利设施建设如此，其他公共事业（如村庄道路、供电、初级教育、初级医疗等）也类似。山林也同样存在因划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于保护甚至毁林开荒等问题。
农户利益碎片化已成为当下农民增收的制约瓶颈。无论是购买生产资料还是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个体农民并不具有市场的溢价能力与筹码，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劳动成果价值的实现。
同时，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更无力与资本抗衡。最为明显的是单个农户与投资者的信息极度不对称，无法判断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难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经营权流转情况更不容乐观。
例如广东某县山地使用权的流转期限为30年，第一个十年，每亩山地农民得到6元，第二个十年得8元，第三个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专业种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亩仅为1-2元。再者，农民进行集体劳动的体制性条件已不存在，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开发的产业几乎成为不可能。
当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的纯农劳作无法满足基本生计的时候，只能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寻找出路，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民抛地并恶性循环的起点。
由农户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种种问题，彰显了组织起来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体经济瓦解后，集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使得不少人“谈合色变”。
今日农村，虽然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工商业，但在农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不能组织起来，而致他们无法改善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成为当今不少农村破败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资派邓小平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可能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